1．布饶恩（Robert Browne）
在改教运动后，所有兴起的宗派中，公理派(Congregationalists)最接近历史的复原教主义(historic Protestantism)。在教义及崇拜方面，他们属于加尔文派；他们是为了教会行政制度的问题而脱离英国教会。
要了解这个团体，必须溯源到十六世纪。
第一个在英国传播公理派思想的人是布饶恩。公元1581年，当伊莉沙白在位时期，他在诺立赤(Norwich)组织了一个公理派教会，因而被送进监狱。从监狱释放后，他带着大部份会友逃到荷兰的密得尔堡(Midd1eburg)。当日荷兰是欧洲难民的避风港，许多英国分离派信徒，在这儿找到安全之所。
布饶恩在密得尔堡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一本教导真基督徒生活言行的书」：书中阐释了公理派原则。这套有关教会行政体系的原则，至今仍为公理派教会使用。
简而言之，公理派主义所强调的是：每个教会独立自主；各教会选择自己的一位牧师、一位教师、数位长老及数位执事；教会间，彼此没有管辖权，却以弟兄友爱之情互相帮助；在需要时，各教会可以派代表在一起开会，案件可以在会中提出思考，并加讨论；会议的决定，各教会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采纳。
2．公理派主义（Congregationalism）
的成长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监禁不但不能阻止运动，往往鼓励运动的发展。公元1587年，在伦敦一位名叫巴饶(Henry Barrow)的律师及一位名叫革林武得(JohnGreenwood)的牧师，因为举行分离派聚会而遭逮捕并监禁。在狱中，他们写了几篇文章，攻击安立甘派和清教徒派，并带出公理派原则。这些文章，被偷运到荷兰出版，将公理派思想更加广传，也赢得许多信徒。
由于巴饶和革林武得的文章而归入公理派的人中，有一位清教徒牧师、名叫强生(Francis Johnson)。当公元1592年，公理派教会在伦敦成立时，强生被选为教会牧师，革林武得担任教师。第二年春天，巴饶和革林武得因为不肯承认女王伊莉沙白在教会中有最高权柄，而上了断头台。国会通过一项法规，宣告所有不服女王最高治权、拒绝到主教制教会聚会，及参加非公祷书所定仪式聚会的人，一概放逐。因此，大部份伦敦公理派信徒都逃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强生也在那儿，继续做他们的牧师。
3．一本新译圣经
公元1603年，詹姆士一世(JamesI)接续伊莉沙白继承英国王位。清教徒在新王上任时，立刻联名上书请愿，提出各项要求。于是在国王面前举行了一次主教们与清教徒之间的会议。该会虽未通过清教徒的要求，却决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出版一本新译圣经。这项决议，带出了公元1611年所出版的英王御译圣经(King James Bib1e)。这本圣经，直到今天仍为说英语者所通用。
这次会议中，安立甘派大获全胜，并规定清教徒和分离派一致附从。
4．斯弥特（Smyth）、布鲁斯特（Brewster）、罗宾孙（Robinson）
公元1602年，当伊莉沙白在位的最后一年，兴起了一次分离派运动。这次运动开始得很小、很谨慎，结果却带出长远影响，深具意义。
期弥特原为英国教会的牧师，后来接受了分离派原则，在干期巴罗(Gainsborough)成立一间教会；不久，邻近乡村的人都来加入，于是，又在斯克洛比(Scrooby)的布鲁斯特家中，成立第二间教会。大约于公元1604年，一位学问渊博、和蔼可亲，名叫罗宾孙的人，成为这个教会的牧师。罗宾孙原来也是英国教会牧师，后来接受分离派原则。
由于大逼迫临到，干斯巴罗教会于公元1607年迁到阿姆斯特丹；斯克洛比教会也于公元1609年迁到荷兰的莱登(Leyden)。这间在莱登的公理派教会，后来在新大陆教会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5．浸礼派（The Baptists）
斯弥特和他的会友们在阿姆斯特丹接触到门诺派信徒，在门诺派的影响下，他们也采纳了浸礼派原则。有一部分会友于公元1611或1612年间，回到英国，在伦敦建立了第一间浸礼派教会。
同时，荷兰的浸礼派又受到亚米纽斯主义(Arminianism)的影响。亚米纽斯主义是不接受「预定论」的；那些接受亚米纽斯主义的浸礼派信徒，后来被称为「普通浸礼派」(General Baptists)。
罗宾孙在莱登的教会中，有一位名叫雅各(Henry Jacob)的人，他回到英国守特瓦(Southwark)成立了一间公理派教会。公元1633年，有些人退出这间教会，因为他们接受成入浸礼及加尔文主义。这一派后来被称为「特别浸礼派」(particular Baptists)。
6．克伦威尔倾向公理派
克伦威尔并不属于任何教会，但他非常倾向公理派主义。他得势后，给与公理派信徒许多好处；他使当日公理派中最能干的一位神学家欧文(John Owen)担任教会的高级职员及牛津大学的副校长；许多公理派信徒都被擢升到很高的职位。
7．威斯敏斯特信条被采用
在克伦威尔的影响下，公理派主义越来越趋重要，只是信徒们尚未组成一个宗派；因此必须将公理派长老们召集在一起开会，以制订一份信条。公元1658年九月廿九日，正当克伦威尔死后第廿六天，大会在伦敦的萨浮宫(Savoy Pa1ace)举行。会议中制订了「公理派信仰与制度宣言」。大部份与会的领袖人物都参加过威斯敏斯特会议；因此，他们几乎将加尔文派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全部放进他们的信条中。
萨浮宣言中，有一段是「那稣基督所规定的教会制度与组织」，该段肯定地宣告，他们只采纳公理派原则的教会制度与组织。
8．逼迫与奋斗
当克伦威尔在位时，公理派非常得势；但这短期的优势，立刻被查理二世复辟及詹姆士二世的逼迫所取代。公理派、长老派、浸礼派和贵格派都遭到逼迫。这一批不同意者联合起来，推翻了詹姆士二世，将威廉和玛利送上王座。藉着公元1689年的「信仰容忍法案」，他们都得到相当多的宗教自由。从此以后，英国的公理派、长老派、浸礼派和贵格派继续为获得宗教的完全自由与平等，并肩努力。经过漫长的奋斗，一直到十九世纪，他们的联合努力总算得到成就。公元1828年，英国终于取消了反对不同意者的特殊法令，同时准许不同意者在大学、政府及军中任职。现在公理派和其它不同意者得以往英国享受各种权利；而这个国家是以历史悠久的英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of England)为国家教会(State-Church)。在国家教会中，主教是当然的上议院议员，拥有庞大的捐赠，也有权向百姓抽税，同时可以管理大学及一般教育；这些特权加起来，给英国国家教会极多利益。
今天，英国的不同意者仍然在为宗教信仰谋求完全平等而努力。他们认为，达到平等的唯一途径是废除以圣公会为国家教会。
9．衰退与成长
十八世纪时，由于一些严重的错误，教会生活大受亏损。公理派教会人数减少，有些教会关闭，浸礼派教会也因错误教义的影响而衰退。
然而就在这时，循道派(Methodist)开始属灵大复兴。这次运动所带出来属灵的冲力，大大帮助了其它宗派；公理派、浸礼派都得到好处：信徒大量增加、衰残的教会复兴、新的教会成立；本地与海外宣道工作、主日学工作、基督教文字工作及慈善工作都因此兴起。
公元1832年，英国和威尔斯的公理派教会成立联合组织，这个组织包括许多有钱、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有许多学识高深、极具才干的牧师，并包括设备完善的教育机构，许多社团，及高水准刊物。
长老派与公理派聚会时，吟唱诗篇经文；浸礼派则最先开始唱圣诗。
公理派和浸礼派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接受各教会独立自主的看法；他们都不太关心信条，这一点浸礼派比公理派更甚，因他们拒绝被信条所捆绑。
十九世纪后半期，全世界找不到几个可以和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相比的传道人；他属于浸礼派，除了不信婴儿洗礼外，他是个道地的加尔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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