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格诺派兴旺
公元1598年的南特诏谕使胡格诺派(法国的加尔文派)获得许多自由，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1685年南特诏谕被废除时止，法国大约有一百万胡格诺信徒、八百间教会及八百多位牧师。胡格诺信徒包括社会的各阶层，有贵族。士绅、工匠、专业人员与农夫，但大多数人属于中产阶级，他们都是商业界、银行界、工厂及专业的领袖人物，在各社区中，胡格诺信徒往往是少数人，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像胡格诺那么有钱」成为当日流行的一句话。
胡格诺派聚会的地方大部份是简单的木造房屋，有的很大，可以容纳七、八千人聚会，而且总是挤满渴慕的听众。在主日，往往一天有四场讲道。他们总是慷慨奉献，支持当地工作及外地受逼迫的圣徒。教会里实行严格的惩治，举凡触犯安息日及轻浮行为都被严厉禁止。
这时期的胡格诺派共有四个学校，分布在西丹(Sedan)、蒙陶本(Montauban)，奈姆(Nimes)，及扫墨尔(Saumur)。这些学校规模庞大，不但设备完善，而且有当时最好的师资。
2．路易十四逼迫胡格诺派
到公元1648年时，西班牙已经失去欧洲强权的地位；荷兰共和国虽处于黄金时代，却与英国在互争商业及海上的霸权；德国因受三十年战争的影响而处于疲惫状态；因此在这时候，欧洲最强的势力要算是法国了。
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法王路易十四雄心勃勃，他要在有生之年扩张法国的疆土，他所觊觎的地方包括西班牙、荷兰及德国的莱茵河谷地区，他也计划降服英国。
身为一位专制暴君，路易十四最恨复原教主义，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因他知道加尔文主义强烈主张宗教及政治自由。
路易十四于公元1685年废除南特诏谕；因此，大逼迫又起。法国改革宗教会有上千信徒为主殉道，有几百人放弃信仰，约有五十万到八十万胡格诺信徒逃到德国、荷兰、英国及美国，他们的离开使法国工商业遭受重大打击。
这次逼迫使法国改革宗教会几乎失去所有信徒，只剩几千「余民」，他们重新把自己组织起来；接着发生的，是教会历史中最伟大的英雄史迹之一。
这批「余民」退到深山荒野，所谓「荒漠」的地区中。政府下令屠杀所有胡格诺派，连妇女也不例外；留在国内的几位牧师，几乎全被杀尽。逃到国外的牧者，有时偷偷越境，回国探望这批分散的羊群。每次相聚都带来莫大的鼓舞与喜乐。即使没有牧师，他们仍然冒着生命危险，继续聚会。其中有一位最勇敢的牧师，名叫布若孙(Brousson)，他来回边界好几次，经历数次惊险的逃亡，最后终于被捕，并在一万人面前处死，群众痛哭，被他的英勇坚毅所感动，甚至有许多天主教徒因他的感召而归信了复原教。
这次残忍的逼迫，将胡格诺派逼到不顾一切、盲目狂热的地步。公元1702年到1710年间，他们与逼迫者展开恐怖的游击战，造成巨大的损失。
3．库尔（Antoine Court）与拉波（Paul Rabaut）
公元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逼迫暂时中止，却又于公元1724年再度以新的气势爆发。参加复原派崇拜的男人被抓去当军舰厨房里的奴隶，女人终生监禁；不把儿女送进天主教学校就读的父母，课以重罚；凡让复原派举行聚会的市镇，全体需缴罚款。
虽在逼迫的压力下，「荒漠」教会仍继续成长，但是他们的教会生活完全没有组织。后来将教会重新组织起来的功臣是库尔，他被誉为「法国改革宗教会的恢复者」。库尔生于公元1695年，五岁时父亲去世，坚毅的母亲禀承先夫的信仰，勤慎地给儿子造就训练；在幼小的年龄，母亲已经将他带去参加胡格诺派的秘密聚会，因此库尔很小就有了敬畏神的心；青年时期，他决定奉献自己，作个传福音的人。
库尔常到分散在各处的胡格诺信徒中作探访工作，发现他们没有组织、紊乱无纪的情形，便于公元1715年八月召集了一次会议，当时他才二十岁。他虽然未曾进过大学，但藉着自修得到相当高的教育，对于改革宗教义有充实完善的装备。虽然年轻，却有丰富的才干及说服力，因此库尔立刻成为胡格诺派的领袖，他在这次会议中的演讲，给他们带来新的热诚和勇气。
逼迫夺走了法国改革宗教会所有的牧师，而按照加尔文的传统，改革宗教会是不让平信徒讲道的；在缺乏讲员的情况下，只有暂时让读完神学的学生讲道，但教会仍持守只许按立牧师讲道的条例。「荒漠」改革宗教会会友们一致通过在他们中间有两位有资格作讲员，即库尔和科尔德兹(Corteiz)。科尔德兹比库尔年长，因此他被送到瑞士去接受按立；回来后，他再接立库尔为正式牧师。
为了当时的需要，库尔于公元1730年在瑞士洛桑(Lausanne)创办了一间神学院，训练传道人，因为洛桑是法国政府的逼迫鞭长莫及之地。神学院极其简陋，只有一间二楼的房间作为课室，却有许多极具恩赐、完全献身的年轻人，在那狭小简单的房间中受造就。这间洛桑神学院又被称为「死亡学校」，因为大部份受完训练回到法国改革宗教会事奉的传道人，迟早会成为逼迫下的牺牲品。
拉波比库尔小二十三岁，当他二十岁时，将自己献身于法国改革宗教会。库尔曾经描写「荒漠」教会的精神为：「一种苦修、内省、智能、殉道的精神，它教导信徒天天向自己死，治死私欲，预备自己，在神呼召的时候，勇往直前，面对折磨与绞架，将自己的生命献上。」而拉波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
拉波在库尔的洛桑神学院进修一段时期，他充满热诚，又是一位有恩赐的讲员，具有天赋的吸引力。他在法国改革宗教会工作五十六年，经历说不尽的艰困，时常冒着生命的危险，然而「蛇的灵巧」使他可以躲避政府的追捕，他确实不愧为「荒漠教会的使徒」。
4．教会渡过法国革命
哲学家与法国领袖们开始推动一股容忍的精神；当时有名的思想家特尔革(Turgot)说服了公元1774年登基的年轻国王路易十六，决定停止对复原教徒的逼迫。于是胡格诺派在整整九十年逼迫时代后，总算获得政府的认可。
拉法叶(Lafayette)将军在美国帮助了独立战争后，带着满腔宗教与政治自由的精神回到法国；藉着他的影响力，废除了所有反复原教的法律，而订立了公元1787年的容忍诏论。
两年后，法国革命爆发，为法国带来一个新政府；新成立的国会准许改革宗教会自由敬拜及恢复教产。然而，到公元1793年时，这个政府被无神论者所操纵，他们恨恶所有宗教，无论是天主教或复原教均遭逼迫。由于这次逼迫极其恐怖且彻底，以至公元1793年至1794年间，被称为「恐怖时代」(Reign of Terror)。许多胡格诺信徒虽逃过了天主教的逼迫，却牺牲在无神论者的手下；年老体弱的拉波被丢进监狱；不计其数的复原教徒与天主教徒，在逼迫中放弃了信仰。
法国革命过后，改革宗教会将分散的信徒及废坏的教堂重新组织及整修；法国的新元首拿破仑颁布法令，使改革宗、路德宗及天主教一律平等，而且政府为所有教会提供经济支持，只是教会与教会学校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
今天在法国的七十万复原教徒中，约有六十三万属于改革宗，其它则为路德宗。「现代主义」也渗入法国改革宗教会，以致法国只有几间教会真正持守传统的改革宗信仰。
5．德国的改革宗教会
公元1648年订立的韦斯发里亚和约，使德国的改革宗教会和路德宗教会享有同等权利。改革宗信徒大部份分布在莱茵河区各省及布兰登堡省，也就是今天的普鲁士。公元1685年，当南特诏谕废止时，成千上万的法国胡格诺信徒逃到布兰登堡避难。
莱茵河区的巴列丁奈省(Palatinate)是德国改革宗信徒最多的地方，在这省内有海得堡市和著名的海得堡大学。十六世纪时，两位教授：郎新奴(Ursinus)和俄勒维安奴(Olevianus)在这儿写成海得堡信仰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是改革宗信徒最清楚、最完善的表白之一。该信仰问答于公元1563年出版。
海得堡大学是德国改革宗的大本营及教育中心；韦斯发里亚和约订立后，这间大学完全属于改革宗，但是耶稣会却狡黯地逐步破坏改革宗教授的立场。公元1719年发行了「新版海得堡信仰问题」，这一版多加了一句话：「天主教的弥撒是可咒诅的偶像崇拜。」因此，耶稣会尽全力要除灭这本书，却没有成功，只是从改革宗手中夺走了海得堡两间最大的教堂。
随着时代的推进，「现代主义」的热力逐渐蔓延，对德国改革宗的影响不小。海得堡大学本来是加尔文主义的褓姆，但到十九世纪初，竟变成德国「唯理主义」(Rationalism)的中心之一。
公元1817年，普鲁士国王下令，强迫路德宗与改革宗联合；当时软弱的改革宗教会只能提出微弱的抗辩。联合以后，除了在靠近荷兰边界的两个小地区外，改革宗教会在德国几乎完全消灭。
6．苏格兰的长老教会
威廉和玛利当政时，长老教会是苏格兰的国家教会，在继任的皇后安妮(Anne)的统治之下，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这法案引起无止境的难处，因为它恢复了「平信徒委派权」(lay-patronage)；也就是说，国王和郡主有权委派他所拣选的人，在苏格兰讲道；但他们所指派的牧师，往往是会众所不喜欢的人。因此，这个法案造成许多问题，到一个地步，甚至改写了苏格兰长老教会的历史。
公元1740年，尔斯金(Ebenezer Erskine)和几位牧师大胆反对平信徒委派权而遭革职，引起了教会第一次分裂。后来，由于基勒斯比(Thomas Gilespie)拒绝参加一位由平信徒委派之牧师的就职典礼，又引起另一次分裂。
每次分裂都得到许多热心信徒的支持。这几批脱离国家教会的信徒们，于公元1847年另组了协和长老教会(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由于这些热心信徒的离开，国家教会的灵性随之低落；再加上自由主义的渗透，便兴起了所谓的「温和主义」(Moderatism)。在平信徒委派制度下，他们委派一些温和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担任牧师。但信徒们所期望的是忠于传统信仰的牧师，在这种情形下，于公元1843年，有四百七十四位牧师在查麦士(Thomas Chalmers)的领导下，退出国家教会，另外组织了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
查麦士不但是苏格兰一位忠于传统信仰的真理斗士，也是一位杰出的讲员、社会改革家、神学教授和宗教领袖。
到此时，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信徒脱离了国家教会，使信仰和热诚也消失殆尽。但，国家教会并未从此一蹶不振，因为脱离者的热诚有时也在国家教会中产生感应，挑起新的复兴之火；而且，到公元1874年时，这项「平信徒委派权」终于被废。
公元1900年，苏格兰自由教会和协和长老教会合并，成立了苏格兰长老教会(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7．瑞士的改革宗教会
现代主义与不信的思潮侵入各地改革宗教会，包括瑞士、法国、德国、荷兰和苏格兰等地。
十九世纪前期，瑞士有三位伟大的布道家：马兰(Malan)、微内(Vinet)和哥得(Godet)；在他们的影响下，有一次大规模的复兴，加尔文信仰再度在讲台上被传讲。但是，过不久，马兰就被禁止讲道；于是他带领一批信徒脱离国家教会，另组自由教会(Free Church)。然而，现代主义也逐渐垄断这个新教会；到今天，瑞士自由教会只剩大约一万名信徒。
8．匈牙利的改革宗教会
在加尔文时代，匈牙利己经热诚地接受了加尔文主义；匈牙利改革宗教会又于公元1567年采纳了瑞士信条(The Confession Helvetique)。
当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决定要镇压该运动时，匈牙利人在波士开(Etienne Bocskay)的领导下，为争自由举兵起义。他们的胜利，迫使鲁道夫签署维也纳和约(Peace of Vienna)，匈牙利终于获得宗教自由。因此，波士开的像被刻在日内瓦改教运动纪念碑上，作为永久纪念。
历世历代以来，改革宗信徒最多的国家就是匈牙利。虽然今日匈牙利的主要宗教是天主教，而且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但改革宗信徒仍有约二百万。
匈牙利加尔文派信徒，移居美国的不多；因此只有一个拥有四十个教会的小宗派，原来名叫「马扎儿改革宗教会」(Magyar Reformed Church)，公元1958年时，改名为「匈牙利改革宗教会」(Hungarian Reformed Church)。
9．荷兰的改革宗教会
公元1618年至1619年举行的多特会议，将亚米纽斯主义定罪，并订立了改革宗信仰规程，称为多特法规(Canons of Dort)。这个法规加上海得堡信仰问答及比利时信条，合成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准则。然而多特会议无法将亚米纽斯主义完全自荷兰铲除，也无法阻止脱离传统复原教主义的行动。十九世纪一开始，改革宗教会便陷在极度的低潮中，改革宗教义被讥为过时的论调。
几年以后，一些新的生机出现，将低潮的光景扭转过来，有不少因素影响当时的教会：
首先是马兰和微内的影响传到了荷兰，引起高阶层社会人士灵性的大复兴。
然后是数千位中、下层热心的信徒，在几位牧师领导下，使国家教会再度根据信经与教会法规复兴起来。但他们遇到政府和教会当局的反对，便于公元1834年造成一次大分裂；许多信徒不顾当局及暴民的逼迫，毅然脱离国家教会，成立基督徒改革宗教会(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又于公元1854年，在甘本(Kampen)设立神学院，训练他们的传道人。其中两位最出名的领袖人物是舒德(Scholte)和范饶特(Van Raalte)，他们在公元1847到1848年间，带领会众前往美国爱阿华州及密西根州。这样，便使公元1834年大分裂的影响，由荷兰带到了美国。
然而，荷兰加尔文主义历史中更大的复兴，是藉着一位神重用的伟人凯波尔(Abraham Kuyper)所带出来的。
10．凯波尔的归正宗
凯波尔生于公元1837年十月廿九日；在莱登大学读书期间，他就以一本拉丁文写的书，赢得全国竞赛的首奖；在大学时代，他也吸收了现代主义思想。
毕业后，他成为比士得(Beesd)乡村教会的牧师，教会中许多信徒持守传统的改革宗信仰；他们大胆地向这位年轻、学问渊博、受过训练的牧师表示反对他的主日讲道：尤其是一位老太太，她的谈话经常给凯波尔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开始转向加尔文，严肃地研读他的拉丁文原著，这样的学习研究，终于把凯波尔完全改变过来，使他从现代主义转到加尔文主义。从那时起，一直到一生的结束，他都成为加尔文主义伟大的战士。
11．凯波尔的领导
带着强烈的宗教热诚及一心要恢复荷兰改革宗教会的情怀，凯波尔开始了一项活动，这活动延续半世纪之久，使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极其讶异。奥古斯丁的名著「上帝之城」，不但启发了查理曼、教皇贵格利七世及加尔文，也启发了凯波尔。他所进行的这项伟大事工，不但要恢复教会，而且要将基督教原则应用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政治、社会、工业、文化及教会圣职等。
他从乡下的比士得教会，进入大城乌特列赫(Utrecht)的教会，再继续进入阿姆斯特丹更大的教会；他组织了基督徒政党，进入荷兰国会公元1880年，他在阿姆斯特丹根据改革宗原则，创立「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因为该大学不受政府和教会的控制而定名为「自由大学」；凯波尔成为大学中最出名的教授。
公元1886年，他带领许多信徒脱离国家教会，这是第二大规模的一次。而他又于公元1892年，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中，促成基督徒改革派教会与新脱离团体的联合，而组成「荷兰改革宗教会」(Reformed Churches in the Netherlands)，这个新宗派拥有七百间教会及三十万信徒。
公元1901到1905年间，凯波尔成为荷兰总理；他在讲道、演讲、教学之外，还要在国会中参与辩论及写作。他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更是一位伟大的著作家；他写的小册，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他还担任周刊及日报的编辑，同时，还写了许多书。
成千上万的人听过他的演讲；他于公元1898年做了一次全美国旅行演讲；荷兰、德国、法国、瑞士、英国、苏格兰及美国，都有千千万万人读过他的书；他的许多书被译成英文；也有许多美国人为了读他的原著，特地去学荷兰文。
凯波尔有惊人的恩赐，他能将深邃的思想以清楚、简单、有趣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不愧为一位博学的学者、精深的思想家、高水准的文学家。
12．凯波尔的改革
自从改教运动以来，许多团体脱离了原初的复原教教义；这些离开的团体在三方面是一样的：第一方面是，他们都对当时冷淡没有生命的复原教会不满。例如浸礼派、贵格派、敬虔派、莫拉维弟兄会及循道派运动。第二方面是，他们都坚持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第三方面是，他们都想医好复原教会里的弊端。
凯波尔的工作也是针对当时腐败的情形而兴起的，但为了工作有效起见，他采用完全不同的改革方法。第一，他回到原先的复原教主义；他不但攻击旧的异端，更向新异端挑战，当时其它团体都未采取行动制止现代主义的发展，他却勇敢地出面反对。
第二，他坚毅地面对教会本身的败坏情况，藉着进入教会里面工作来改革教会本身。他不轻视教会，也不越过教会，乃是在教会里面做工；当教会不能容忍时，他就被排挤出去。
第三，他不眠不休地投入复兴教会的事工；他鼓励信徒参与活动，远超过循道派的热诚。他不但激励他们去做本地和外地的宣传工作，也鼓励他们将十字架的旗帜带进教育界、政治界、劳工界，及社会改造之中。他不像有些团体看轻教义，相反的，他极重视教义，因为他知道，教会的生命与成长端赖健全而有系统的圣经教导，而且应当是不折不扣地将真理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教导信徒。
为了将十架旗帜带进生活的各层面，他尽量避免其它人所犯的错误，而采用一套全新的方法。他接受浸礼派把政府和教会分开的看法，但他不认为应当将政治和信仰分开。他组织了一个基督徒政党，让这个政党在政治上带出基督徒的原则，而不是让教会干涉或控制政治。
凯波尔有好些同工，如若革士(Rutgers)和巴文克(Bavinck)都是非常能干的人。但凯波尔是唯一鹤立鸡群的天才创业者。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处像荷兰一样，带出了原初复原教主义的大复兴。
在这个稳健的、活跃的基督教大复兴中，凯波尔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他祖国的疆界。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南非、东印度、南美一部份、加拿大、美国等地，感受到他强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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