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葛福 (Alister E. McGrath) 指出：“对加尔文而言，启示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对神的认识，必须以祂为中介者。因此，惟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完全认识神；而惟有透过《圣经》，才能认识基督。”[60] 这话很精辟。人们对神的认识 (祂的属性、祂的创造、祂的旨意、祂的救恩、祂的应许等) 和人们对自己的认识 (人的起源、人的本质、人受造的目的、人的罪性、人的困境、人的出路等)，只有透过《圣经》才能获得；基督教的信仰也植根在《圣经》中。如果《圣经》有错误，犹如釜底抽薪，基督教信仰就失去了根基。一旦“《圣经》无误”的教义被质疑，基督教的其他教义就会相继受波及。有人认为这样说是过分夸大了“《圣经》无误”教义的重要性，是杞人忧天。不幸的是，这种波及效应是事实。

 

艾瑞克森 (Millard J. Erickson) 指出，从历史上看，当一个神学家、学派或运动放弃“《圣经》无误”的教义后，往往会随之改变或放弃其他曾被教会视为非常重要的教义，如基督的神性和三一神的观念，等等。原因很简单。任何被教会持守为真的神学命题，其根基在于《圣经》是如此教导的；如果《圣经》教导的某些命题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教会就不能再以“《圣经》如此教导”作为其他命题的基础；这不是说其他命题已经被证实为有误，而是人们无法证明它们是否没有错误：

 

 

 

 这一点有时被视为 (甚至被嘲讽为) 一种骨牌理论，也就是“一步错，全盘皆错”(“false in one, false in all”)。但这是一个相当肤浅的分析。因为提出上述论点的人并非主张所有其他命题都是错的；而仅仅要找出支持这些命题的基础。代表他们立场的较为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一步错，全盘皆疑”(“false in one, uncertain in all”)。要知道，有可能《圣经》中所有能够通过经验评析的论述 (如历史和科学方面的 -- 笔者注) 都是真实的，但有些超越性的论述 (如神的本质和代赎的教义 -- 笔者注) 则不真实。然而，如果真是如此，起码人们会倾向预设后者是真实的。但是，如果前者的某些论述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人们还有什么可能的根基去坚持后者呢？[61]

 

 

 

      加尔文指出：“只要你对神的话语的确定性有任何疑虑，则它的权威性就会很脆弱、暧昧不明，或根本不再具有如何权威。”[62] 再早，奥古斯丁己发出警告：“对我来说，如果我们相信在《圣经》中发现了任何错误，将带来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如果你认为，出于责任感，承认在一个如此高度神圣的权威中有一个错误的陈述，那么在《圣经》中将没有任何一句话 -- 当它看起来在实践上有困难或难以相信时 -- 不遭到同样的命运而被认为是错误的。”[63]   卫斯理 (John Wesley) 说：“不，如果《圣经》中有一个错误，那便可能会有上千个错误。如果《圣经》有一处错误，那么该书便不是出自于真实的上帝。”[64] 假若《圣经》有一个错误，这一定是人的话而不可能是神的话，因为神不会错。这样，《圣经》就可能不是神的话，至多也只能是神无误的话语和人有误的话语的混合物。那么，在《圣经》中，怎样区分、由谁来区分神的话和人的话呢？当然只有人自己的聪明才智来担当此任了。《圣经》里凡不合读经人心意的地方，都可能被指责为“错误”。然而，人的文化背景、道德观念、神学构架各不相同，评判《圣经》对错的标准也不会相同。这样，《圣经》就将完全被置于人的主观之下，任人按自己的好恶随意切割、决定取舍。在这种状况下，千疮百孔、支离破碎、“谬误百出”的《圣经》还有甚么权威可言？！

 

      这并不是纯粹的逻辑推理，而是不幸的事实。雷厉 (Charles C. Ryrie) 指出，从现有的文献中，很难确定《圣经》的“绝对的错误”的名单，因为从来没有两个作者会有完全相同的错误名单！ [65] 对《圣经》怀疑的种子一旦被种下，它就会像面酵一样，越发越大。这正如任以撒指出的：

 

 

 

    当人一旦开始怀疑《圣经》的权威性，甚至是其中一小部分的权威性时，他们将无法阻止扩大对

 

《圣经》的权威的怀疑。而且事实正是如此。有些学者将整部旧约《圣经》视作犹太民族的历史书，其中充满主观的夸张和润饰，因此他们只承认新约《圣经》。又有人认为，保罗的神学不是原来的基督教教训，而是掺杂希腊思想的一种变质的宗教。他们将基督教的教义限制于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更有人认为，福音书中的记载带有高度的作者的主观成分，必须要多方研究分析，“选择”某些耶稣的言行，作为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这种一连串的退让，终于进入自由派推翻全部《圣经》的权威的地步。[66]

 

 

 

      笔者真诚地相信，一些认为《圣经》有错误的人，现在仍敬虔地持守着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是真正的基督徒。然而，若不及时调整自己的《圣经》观，重新确认“《圣经》无误”的教义，《圣经》的权威性在他们心目中销毁只是时间问题。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作甚么呢” (诗11: 3) ？

 

 

     一谈到事奉，大家常常会想到各种活动和服事。什么是事奉呢？使徒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罗12: 1)。事奉就是把自己交给神，任祂使用。按神的心意而活，就是事奉神。神的心意写在《圣经》里；有时，神的心意也体现在一些具体事情上对信徒的个别带领。神的最大心意就是使万国的人信服真道，重新与祂和好，这集中体现在耶稣基督颁布的大使命中 (太28: 18 - 20)。“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听见祂，怎能信祂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罗10: 14 - 17)。但是，传道不是传道人的专利，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如何才能有效地传道、实践大使命呢？

 

      在传道、牧会和神学教育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美国海外神学院院长曾霖芳指出：

 

     

 

  你看，有人在讲台上讲道，你感到有浩然正气，使人生敬畏之心。有人讲道时洋溢着爱主之情，感人至深。有人传讲真理如烧着的火把，火热的心隐约可见，听众有热的感受。有传道者讲向往更美家乡的信息，会众不觉神往。各种各样的场合，传道精神表露无遗，这是传道者应当追求进入的境界。

 

  初期教会的传道者是众使徒，他们所传的道不如今日复杂，但共同有一种传道精神，个个有 火热的心，以热诚宣讲，感力之深，效果之大，为教会历史所仅见。保罗是后起的使徒，虽然他学问渊博，不同于加利利渔夫，可是他也是一生以热烈精神去传道，他的贡献最大。简而言之，传道精神是热诚，这种热诚由内心发出，与所讲的道融合，如火山岩浆涌流，挟有极大威力。正如司布真一生热诚讲道，人称为“司布真热”。又如我国的宋尚节博士，讲道时如一团火，他对全国教会影响最深最大。对于这种精神，所有传道者都当景仰与追求。[67]

 

 

 

      笔者在海外神学院学习期间，有幸亲自聆听曾霖芳院长的讲道达两年之久。他将“传道精神”活化在学生眼前，令笔者终生受益。他强调说，传道要传“道”；若想善于传道，“非在《圣经》上痛下苦功不可，这才是最大的关键”；传道者的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传道精神源于对“道”、对神的话语的笃信不移；对《圣经》的无误性稍有怀疑，传道精神就会荡然无存。著名布道家葛培理 (Billy Graham) 的亲身经历也是如此。

 

      葛培理在成为知名的布道家之前，曾经历一场生死攸关的信心之战。对此，史特博 (Lee Strobel) 曾这样描述：

 

 

 

   那是1949年，葛培理三十岁，还不知道他的声望和影响将遍布全球。尤其可笑的是，正当葛培理准备洛杉矶首次大型布道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内心正和一件不能确定的事挣扎。不是关于上帝的存在或是耶稣的神性，而是在他能不能完全相信《圣经》这个基本问题上。

 

        葛培理在他的自传里说，他觉得好象躺在拷问台上，一面是才华横溢的基督教教育家亨丽伊塔· 米尔斯 (Henrietta Mears)，此人精通现代学术，对《圣经》的可靠性深信不疑，把他拉向上帝；而另一面拉扯他的是他的亲密伙伴和布道同事、三十三岁的查克· 坦布尔顿 (Chuck Templeton)。[68]

 

 

 

      坦布尔顿曾和葛培理一样，向广场的群众大声疾呼，要他们认罪归向基督。有人甚至预言，他有一天可能超过葛培理。但是，坦布尔顿后来开始怀疑《圣经》的无误性，而且竭力想劝说葛培理“迷途知返”。他对葛培理说：“比利 (葛培理的昵称)，你已经落后五十年了。人们已经不再像你这样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了。你的信心太简单了。你的语言已经过时了。如果你要在你的事工中成功，你必须学习新的术语。”坦布尔顿的劝说，虽没有使葛培理怀疑《圣经》，但确已使他心烦意乱。葛培理很清楚，如果他不能相信《圣经》，他就不能继续布道。在他的自传里，葛培理回忆起那个极不寻常的夜晚：

 

 

 

   我上山散步。月亮出来了，阴影满布在环绕退修中心的圣贝纳迪诺 (San Bernardino) 山上。当我在树林中跪下时，我随意翻开《圣经》，把它放在我面前的一个树墩上。在朦胧的月光下，我无法看清《圣经》，我不知道在我面前打开的经文是甚么。当初在佛罗里达《圣经》研究所，这样的木墩是我宣讲的自然讲台，现在它却是一个祭坛，我只能结结巴巴地开始祷告。

 

         我的祷告的原话已经记不住了，但它一定回荡着我的思想：“神啊！这本书中的很多东西我不明白。对其中的许多问题我没有答案。书中的某些部分似乎与现代科学不一致。我也不能回答查克和其他人提出的一些哲学和心理学的问题。”

 

    我试图诚实地面对神，但有些话却仍说不出口。最后圣灵释放了我，我对神说：“天父，我将凭信心接受《圣经》是你的话！我将用信心超越我理性的问题和疑问，相信《圣经》是你默示的话。”

 

       在那个八月的夜晚，当我在森林之家 (Forest Home) 从地上站起来时，两眼充满泪水。我感觉到数月来所没有经历到的的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答，但一座重要的桥梁己被跨越。在我的心灵和头脑里，我知道我已经打了一场属灵之战、并已获胜。[69]

 

 

 

      本来以为争夺葛培理可以稳操胜券的坦布尔顿大失所望，他对人说：“可怜的比利，我为他感到遗憾。他和我正在走向不同的道路。” [70] 坦布尔顿不幸言中。对“《圣经》无误”的不同态度，成为他们二人的分水岭。葛培理笃信《圣经》，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在全世界带领千万人归向耶酥基督；坦布尔顿则被自己的怀疑搞得焦头烂额，最后辞去圣职，当了时事评论员和小说作家。[71]

 

 

      基督徒所信奉的，不是一套哲学、思想体系，乃是“生命之道” (约壹1: 1)。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基督徒与三一神的生命连接。不仅要承认耶和华是神，而且他必须成为每一个基督徒自己的神。信徒与神的这种生命关系是藉着人悔改、归向基督、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弗1: 13) 达成的。基督徒灵命的成长就是使自己与神的关系日趋亲密。使徒保罗说：“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 (提前1: 14)。基督徒灵命的进深主要是操练信心和爱心。信心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况都信得过神、信得过神的应许，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 (来11: 1, 6)。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就容易被神的爱充满，就能爱神爱人。信徒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应许的了解无一不来自《圣经》；如果《圣经》有错误，信心岂不成了水上浮萍？

 

      有些信徒有“反神学”的倾向。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一些“新派”神学院的毕业生进入教会，给教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笔者认识一些神学生，入学前热心事主；但进入某些神学院后，在某些教师的引导下，对《圣经》的无误性产生怀疑，对神的信心从根本上被动摇，内心挣扎，异常痛苦。毕业后，有的离开了圣职；有的虽然仍在工场服事，但只把它当成一个“工作”，爱神爱人的心完全冷淡了。

 

      笔者还认识一位神学院的教师，学识广博，言之有物，谦和有礼，一派学者风度。但是他认为《圣经》有错误，并向学生力陈自己的观点。“《圣经》有误”的立场使他的信仰、生命呈分裂状态。在学院的崇拜仪式中讲道时，他很敬虔，对神信心十足：“平常，当我们出外旅行时，总要仔细研究地图，画好路线，以免途中走错路。但当我们跟随神时，不用看地图，不用带地图，放心跟神走就是，决不会走错！”可是，在讲授神学课程时，他完全变了样。他反复强调：“神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分辨能力’；神学研究不应该有信仰前设，否则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这话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一位基督教神学院的教师竟要抛开基本信仰、抛开《圣经》的启示去“客观地”研究神学！如果只有“分辨能力”而没有正确的信仰前设，“分辨”后如何决定对错、取舍呢？离开《圣经》去研究神学，岂不是要研究者的理性独立于神的启示之外么？事实上，他是拒绝《圣经》的权威的，他曾说：

 

 

 

   二十世纪的今天，已不再是“现代”，而是“后现代”，“后现代”的社会、文化、思想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其中一项变化，就是权威已不能从上而下的。这情况对《圣经》的权威当然有很重大的影响。Darrell Jodock曾说：“现代的文化提出了 [对《圣经》] 新而彻底的挑战，不是因为《圣经》的权威直接被否定，而是因为它 (这权威) 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以“无误说”来维护《圣经》的权威看来不大合适，因“无误说”正好是把《圣经》的权柄建立在“从上而下”这基础上。[72]

 

 

 

      笔者曾坦诚地对他说：“您的信仰是分裂的。讲道时，您劝勉大家凭单纯的信心跟随神，不用看自己的地图。讲学时，您鼓动人们不要接受‘从上而下’权威。您这里说的‘上’显然是指‘天上’、是指神。也就是说，您要大家拒绝神的地图，只定睛在自己的地图上。您的讲道和讲学完全是‘两张皮’。恳切希望您能尽快矫正自己的《圣经》观，否则，您的属灵生命将会被毁坏。”他听后，默然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