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 (The Enlightenment) 是一个松散的词汇，难以作出明晰的定义；一般是指十七世纪初到十八世纪末 (有人则特指1720 -1780) 在欧洲和美国的思想界发生的革命性运动， 主张破除迷信、自由发挥理性等。虽称“启蒙运动”，但启蒙的方式和内容各国不同，有的温和，有的激烈，有的可称高度启蒙，有的则算低度启蒙；无论哪种形式也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发展之中。[13] 然而，正是由于这个时代，人类历史完成了从古代迈入现代的转型，极深刻地改变了基督徒对神、对人和对世界的看法。有学者甚至称这种改变是“永远的、不可逆转的”。[14]
启蒙运动产生的根源是上文谈到的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宗教改革运动对权威的挑战和对个人信仰的重视，也是将启蒙运动领出中古世纪的一大助力。从政治社会层面说，启蒙运动可能始于三十年战争结束 (1648) 之后。[15] 三十年战争从1618年德国的天主教徒和复原教徒的流血冲突开始，后蔓延到整个欧洲，最后以签订和约、重新划定势力范围结束。这场战争给欧洲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德国的人口从战前的一千五百万锐减至五百万。[16] 这种因教义引起的血腥战争使人们对基督教教义的争论产生厌倦，并开始攻击基督教教义本身。
麦葛福认为，把“理性的时代”当着启蒙运动的同义词并不恰当，因为在启蒙运动之前的中世纪也堪称“理性的世界”。两个时代的区别在于运用理性的方法及对理性的限度的看法。理性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理性主义则是一种主张，认为唯独理性能认识客观世界，而强调人类的理性足能参透客观世界的奥秘是启蒙运动的特色。[17] 因此，称启蒙运动是“理性主义的时代”也许是合宜的。面对“何谓启蒙运动”的问题时，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 -1814 AD) 的回答准确、简练而生动：“启蒙运动就是说，人已经成年了。”即，人已经从《圣经》、教会及政府等外在权威的束缚下脱颍而出，再不受过去的教条和习俗的捆绑。启蒙运动的“箴言”是：“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解力。”不过，康德承认十八世纪还没有开明，但已经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了。[18]
葛伦斯和奥尔森深刻地指出，启蒙时期呈现出的最根本、最核心的改变，是对人类产生了一种吊诡的、自相矛盾的认知。一方面，人的地位被高举、人的能力被高估，人的理性取代了神的启示，成为真理的最后判断标准。中世纪安瑟伦的名言“先相信，才能理解”被改变为“先理解，才能相信”。这样，人取代神成为历史舞台的中心：过去是从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来看人的重要性，现在是以神在人类生命中的价值来决定神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人却被贬低了。人类本来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在宇宙中占有特殊地位，现在却沦为宇宙这部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人类从创造的中心的崇高地位被拉下来，从而失去了作为神的独特受造物所拥有的、超越一切其他受造物的位置。
葛伦斯和奥尔森还指出，除了“理性”这个最重要的原则外，从“理性”原则衍生出来的主要的启蒙运动的原则是“自然”、“自治”和“和谐”。“自然”原则的含义是：宇宙是一个内含自然法则、有秩序的范畴；万物的秩序出自大自然伟大的设计者之手；要从大自然中去寻找神的法则。“自治”并非放纵或放弃道德，而是强调认识自然法则不是靠外在的权威，乃是依靠运用个人的理性和良知。“和谐”不仅是自然界的一个特质，也是掌管人类行为的一种道德原则，人类必须遵从整个实体中的那种圆满、和谐。人类的知性犹如一张白纸，好好发挥理性，能够使人类生命与宇宙和谐互动，最后融入宇宙的自然律中。[19] 同时，启蒙运动也对人类社会持乐观态度，认为只要人类能够学会按自然法则生活，乌托邦就会出现。用伯林 (Isaiah Berlin) 的话说，启蒙时代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次人类以为能够达到全知境界的时期。”[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