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本学说 (documentary hypothesis) 是一种假设，认为五经不是由摩西所写，而是由不知名的作者们写成的各种底本的汇编。在这假设提出之前，被称为“高等批判之父”的泛神论学者、西班牙籍犹太人斯宾诺莎 (Benedict Spinoza, 1632 - 1677 AD) 首先于1670年在他的著作《 Tractatus Theology – Politicus》中断言，五经绝不可能为摩西所写，因为他以第三人称“他”而不是用第一人称“我”自称；同时，摩西不可能记载自己死亡的事件 (申34: 1 - 8) ；他主张五经的编著者是文士以斯拉。他的臆测遭到同时代人的嗤鼻，但当自然神论的热潮汹涌后，它竟在十九世纪后期成为一项公式化的学说。[11]   但底本学说是正式开始于法国医生阿斯徒录 (Jean Astruc)。阿氏对《创世记》的文学分析很有兴趣，但对神在第一章称被为伊罗兴 (Elohim) 、而在第二章却被称作耶和华 (Jehovah, 或 Yahweh) 深感困惑。在1753年的著作中，他假设，摩西参考了两份不同的资料，一份资料的作者只知道神的名字是伊罗兴，第二份资料的作者则称神为耶和华，这是底本说的第一个基本假设。

 

底本说经过很多神学家的努力，逐渐成形。1883年，德国旧约及东方文学家威尔浩生 (Julius Wellhausen, 1844 -1914) 出版了他的名著《以色列史导论》(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Israels) ，提倡从原始精灵教演变为复杂的一神论的进化理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达尔文的进化论配合得天衣无缝，以精湛的技巧、高度的说服力重申底本说，成为底本说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强烈地震撼了德国，而且逐渐在英国和美国被普遍接纳。但是，即使在底本说横扫神学界之时，保守派，无论是犹太圈内还是基督教圈内，一向对五经的批判法采取抗拒的态度。在这些对抗“五经批判”的神学家，十九世纪最著名的是德国神学家亨斯登伯 (Ernst Wilhelm Hengstenburg, 1802 - 1869 AD) ；美国普林斯顿的神学家格林 (William Henry Green of Princeton) 所撰写的著作(1895, 1896)以渊博的学识和高度的技巧，最彻底地批驳了威尔浩生的假说；二十世纪则有艾利斯 (O. T. Allis) 、卡苏特 (U. Cassuto) 、济钦 (K. Kitchen) 、和万南 (G. J. Wenham) 等。[12]

 

 

      底本说到十九世纪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艾利克森 (Christian J. Erickson) 将底本说归纳为四点：1) 五经由J 、E 、D 、P等不同底本组成，其根据是对神的不同称谓、重复的记载 (如，亚伯拉罕把妻子当妹子的故事，创12, 20, 26 章) 、用词和风格的变化 (包括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同一个人、支派或地方，如流珥 / 叶忒罗；何烈山 / 西乃山；雅各 / 以色列；以实玛利人 / 米甸人) ，等等；2) 五经是摩西以后相当久才被编篆成书的；3) 五经中许多历史记载是谬误的、有些甚至是虚构和传说；4) 此假说的某些派别认为，以色列历史上发生过宗教进化，可以把五经的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区别开来。[13] 

 

      四个底本的假说是这样的：

 

J (耶和华来源) 于主前约850年出自南方犹大国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此人对人物传记有特别兴趣，也常以拟人法描写神，对伦理和神学思想有先知式的兴趣，但对献祭或礼仪乏味。

 

E (伊罗兴来源) 于主前约750年出自北方以色列国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叙事风格较J客观，倾向于描述风俗习惯、名字来源等的具体特点；对礼仪和敬拜饶有兴趣；约在主前650年，一位不知名的编辑把J和E合编成一份文献：J - E。

 

D (申命记来源) 可能在主前621年大复兴时，作为约西亚王赞助的官方改革计划，在大祭司希勒家的指导下写成，其目的是强迫犹大王国的百姓废弃地方祭坛，将祭牲和节日的献礼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P (祭司来源) 分几个阶段完成，包括从写于主前约570年的以西结的圣洁法典 (利17 - 26章) ，到在文士以斯拉领导下完成的年代最晚的祭司法典，其主要内容是对以色列神权政体的渊源和制度作系统化的论述，对家谱、祭礼、礼仪的细则尤有兴趣。[14]     

 

      若底本说属实，五经的记载就只是人的著作，而且鱼龙混杂，需要人们用理性去伪存真，其权威性将荡然无存。然而，底本说并不属实。

 

 

      狄拉德和郎文 (R. B. Dillard & T. Longman III) 指出：

 

 

 

   对于五经作品的问题，过去两百年来，批判法中的底本假说 (从 Eichhorn 开始) 大行其道。其中有一个世纪以上 (自 Wellhausen 的书开始) ，学术界对这方法信心十足，认为是“批判法明确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到了今天，它只能苟延残喘，因为问题百出，又有其他解决方案提出，同时学术界的努力已经转向。可以预期的是，下个十年中将会有人为此方法提出辩护，不过这些将是不再生效的研究法垂死的挣扎。[15] 

 

 

 

      貌似严谨的底本说之所以难于维持下去，主要是它的许多依据都很勉强、甚至彼此矛盾。这样，不仅遭到保守派的抗拒，而且在支持底本说的学者之间，也常发生冲突。比如，如何把经文区分为不同的来源，一直无法取得共识；对于这些来源的日期，谁先谁后，也长期争论不休；这显然暴露出底本说的方法论中所包含的人的主观因素，使人们对其科学基础产生怀疑。尤有进者，许多学者怀疑E 是否是独立的来源，这显示传统的底本说已经崩溃。[16]

 

      底本说从一开始就面对著许多无法驳倒、无法逾越的反证。篇幅所限，本书不能详述，只能举例说明。

 

      以对神的不同称谓作为划分不同的资料来源的基础，是不切实际和危险的。首先，有学者指出，在七十士译本中，不一致的译名 (“雅巍”译为“神”，“伊罗兴”译为“主”) ，不下一百八十处；可见马索拉抄本 (Masoretic Text) 在流传名字时，并非十分准确，实不足以成为底本说精细地区分资料来源的依据。[17]

 

其次，从比较宗教学的观点看，以色列以外的异教国家 (如巴比伦、乌加列、埃及等) 的宗教文学中，都以多个名字称呼同一位神；人们比较熟悉的希腊神祗中，神王宙斯 (Zeus) 又称为科尼安 (Kronion) 和奥林匹奥士 (Olympios) ；雅典娜 (Athena) 又称为柏腊士 (Pallas) ；亚波罗 (Apollo) 又称为霍布斯 (Phoebus) 和琵提乌士 (Pythius) 。这些名字都一一出现在荷马史诗的平行句中，但从来没有人说荷马史诗有不同的资料来源。[18]  为什么五经中对神有不同的称谓就被断言有不同的资料来源呢？

 

第三，五经中用不同的名字称呼神，是有不同的神学意义的。艾基新 (Gleason L. Archer, Jr.) 认为，从字源角度看，“伊罗兴”是从“有力量的、强壮的、最前端的”字根演化而来，描绘神是创造宇宙的全能者；故此，“伊罗兴”适用于《创世记》第一章，因为该章的主题是创造。另一方面，雅巍是神立约之名，在神参与某种立约行动的时刻才使用；所以，在《创世记》第二章，这个名字频频出现，因为它的主题是描写神在工作之约下，如何恩待亚当和夏娃。[19]  也有学者认为，“谈到史前史、切合智慧文学类的地方，会用伊罗兴；谈到强调特殊启示的地方，常用雅巍。”[20]  姑且不论哪一种看法更合宜，用神的不同名字作为不同资料来源的根据是没有说服力的。

 

      近期对闪族文学形式的研究表明，重复记载是文学中刻意使用的，平行故事是故意采用的文学常规，为要达到某种特定的效果。[21]  底本说却把它们分割成不同的来源。现以创造和洪水的记载为例。

 

底本说把《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划入P 来源(写于被虏或被虏后期) 和J 来源(写于主前第九世纪) ，认为这两章关于创造的平行记载是彼此冲突的：第一章说人最后被造，而第二章的创造次序则是人 (2: 7) 、植物 (2: 9) 、动物 (2: 19) 和女人 (2: 21 - 25) 。然而，这种观点是很肤浅的。其实，这两章的记载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第一章是创造的梗概，第二章则详述人的受造和人生活的环境伊甸园；第一章是年编式的，第二章是论题式的。第二章介绍了亚当与夏娃、伊甸园、分别善恶的树、和神在恩典中与亚当所立的“工作之约”(Covenant of works) ，乃是为第三章的人的堕落作铺垫。古代近东的碑文也展示类似的文学风格：首先简扼地称扬统治者的英勇行为，继而详细记述特别的胜利。[22]所以，《创世记》第二章并不是创造过程的记录，因为神不可能在创造人的居所之前就先造人；同时，一个真正的创造记录也不可能遗漏记述太阳、月亮、星宿、地球和海洋被造过程。[23]  柯钦 (K. A. Kitchen) 尖刻地指出：

 

 

 

 经常有学者宣称，《创世记》第一和第二章记载两个不同的创造故事，但事实上，那“两”个记载严谨的互补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创世记》第一章将人的被造，列在一连串创造的最末了，而且缺少任何详细资料；但在《创世记》第二章，人是兴趣的焦点，关于他和他的背景资料，更具体详尽。二者完全没有互不相容的重复。不能够领悟不同题材 -- 一方面是所有创造的提纲，另一方面是集中人和他当前的环境 -- 的互补性质，实在近乎文盲。[24]

 

 

 

      《创世记》第六到第八章关于洪水的记载也颇为类似。底本说把这三章的记载切割为J 和P 两个来源，认为它们彼此矛盾：P 吩咐每类动物各有一对进入方舟，洪水泛滥一百五十天；J 却说“洁净”的动物各有七对进方舟，洪水泛滥仅四十天，等等。其实，不带偏见的读者，很容易辨明这三章记载的和谐、统一性。它的主题是人的堕落、神的惩罚和神的拯救。底本说指出的“矛盾”根本不矛盾。各类动物有一对进入方舟是一般吩咐，而洁净的动物各有七对入方舟则是特别吩咐。这也表明，远在摩西时代之前，动物已有洁净与不洁净的区分了。洪水泛滥四十天是指倾盆大雨四十天：“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7：12)，“洪水汜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漂起”(7：17)；洪水泛滥一百五十天，则指洪水淹没地面的最高点，共持续了一百五十天：“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7：24)。[25]

 

      底本说的一些学者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想，或者把近东非以色列国家宗教发展的过程，硬套在在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上。他们认为，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不是独一真神的特殊启示的结果，而纯粹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是一种文化现象。按他们的观点，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始自拜物教 (fetishism) ，渐次演变为泛鬼灵崇拜 (polydemonism) 、多神崇拜 (polytheism) ，最后达至一神崇拜 (monotheism) 。但是，这种观点与《圣经》的记载完全不符。按照《圣经》，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就是、而且至今一直坚持独一真神的信仰。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能站得住，他们竟无端地说，《圣经》中的这些记载是被掳后期祭司学派的人重编古代遗传、加以粉饰的结果！[26]   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治学态度：漠视《圣经》经文提供的客观证据，主观地在自己的臆测之上再加臆测。难怪，“饱受威尔浩生理论熏陶”的美国当代考古学泰斗奥伯莱 (W. F. Albright) 在1941年写道：“在我们的心目中，威尔浩生仍然是十九世纪首屈一指的《圣经》学者。但是他的见解已经过时了，他所描绘的以色列早期进化图，实在大大歪曲了史实，”[27]  狄拉德和郎文也说：“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接受威尔浩生的主张，即，在旧约中可以侦测出宗教的进化，从精灵主义，到一神主义，再到独一真神论。当代的批判家很快就可以看出，他采用黑格尔式的假设，因此不值得接纳。”[28] 

 

      底本说的有些学者认为，《创世记》中关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记载都不可靠，常常与史实不符，甚至彻底否定亚伯拉罕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有学者说亚伦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出埃及及原始的传说中，毫无地位，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圣经》考古学的丰硕成果使底本说学者的这些论断不攻自破。学者爱尔达 (John Elder) 说：

 

 

 

  若说考古科学的兴起，解开了历史学家和正统基督教之间的死结，实在不是一种夸张。一点一滴地，一座接着一座的城市，一个接着一个的文明，一种接着一种的文化出土，这些本来只是秘藏于《圣经》中的回忆，透过考古学者的研究，都被置放在古代历史轨迹的正确位置上。[29]     

 

 

     虽然严格地说，五经是隐名的，因为它并没有标题或导论明确地指明作者是谁；但是大量的内证和外证都表明，摩西是五经的作者。[30]  这也是从早期教会到现在，基督教会的传统立场。

 

      五经多处经文确切地记载了摩西的写作。比如，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出17: 14)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出24: 4 - 7)。联系上下文，摩西所写下的，起码包括“约书”(Book of the Covenant, 出21: 2 - 23: 33)。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出34: 27)。“这些话”是指神的约 (出34: 10 - 26)。

 

      “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民33: 1 - 2) 。摩西记载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摩押的路程表，无疑也会记下旷野漂流生活的其他故事。这有力地证明摩西是全部五经叙事的作者。[31]

 

      “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申31: 9, 24 - 26) 。这些律法可能仅指《申命记》的一些部分，也可能指五经前几卷书的“律例、典章”(申4: 5, 14)。[32]

 

      “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申31: 22)。这篇歌的内容记在《申命记》三十二章一至四十四节。

 

      另外，艾基新指出，五经的记载，显明作者非常熟悉埃及地，写作中所使用的埃及文字汇也比其他旧约经卷频繁。杜肯 (Garrow Ducan) 说，“我们无法推诿，这两个故事 (即约瑟和出埃及的故事) 的作者……透彻了解埃及的语文、风俗、信仰、宫廷生活、礼节，及官僚阶层；不仅如此，读者也同样熟悉埃及的事物。”《出埃及记》的叙述，流露出目击的详情，暗示了作者的实际参与，完全超越了一位生活于出埃及后几个世纪的作者的视野。这些都指向一个结论：五经写成于摩西时代，作者是摩西。[33]

 

      其他的旧约经卷也见证摩西是五经的作者。例如，

 

      “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作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书8: 30 - 31)。

 

      “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书8: 32)。

 

      “却没有治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王下14: 6) 。

 

      “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事奉神，是照摩西书上所写的”(拉6: 18) 。

 

      “当日，人念摩西的书给百姓听”(尼13: 1) 。

 

      “以色列众人都犯了祢 的律法，偏行、不听从祢 的话；因此，在祢 仆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但9: 11; 参9: 13) 。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玛4: 4)。

 

      旧约这些经卷都见证，一本律法书已经存在，是耶和华神赐给摩西、由摩西写下的。同时，新约《圣经》也非常清楚地见证，五经的作者是摩西。这方面的经文很多，只略举一二。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24: 44)。

 

      主耶稣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写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约5: 46 - 47) ?

 

       “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罗10: 5) 使徒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是《利未记》十八章五节的经文，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 (利18: 1) ；但保罗明确见证摩西把它“写”下来了。

 

      以上的证据显示，五经的很多部分是摩西写的；但却不能证实五经全部都是摩西写的。相反，五经中某些经文似乎不可能出自摩西的手。例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民12: 3) 这样的经文，不像出自摩西，否则就有自夸之嫌了。又如，摩西的死及安葬的经文 (申34: 6 - 8) ，摩西怎能写下自己身后的事呢？多数保守派学者也认为，这些经文是摩西之后由他的亲密同事 (如约书亚) 写的。从人的角度看，这种推论是颇为合理的。但是，也有学者从神的启示的角度分析，力排众议。《圣经》在描写以色列人的祖先时，对他们的过失、污点直言不讳、毫不掩饰，与一般的传记、历史文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圣经》指出，即使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王等这样的先贤，都不过是极待神拯救的罪人。正如查非 (Lewis Chafer) 所说：“《圣经》不是人想写便写得出来的，也不是人愿意写便能写得成的。”[34]  既然《圣经》的写作是出于神的旨意，神让作者写以色列人的罪孽和污点，也可能要作者写自己的优点。所以，美国海外神学院院长曾霖芳说：“如果神要摩西写‘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也不能不写！”

 

摩西的死和埋葬的记载也相仿。《申命记》三十四章六节说：“耶和华将他 (指摩西 -- 笔者注) 埋葬在摩押地，伯毗珥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据此，科勒特 (Sidney Collett) 指出，是神亲自埋葬了摩西，葬礼中，没有任何人在场；如果摩西的葬礼的记载不是摩西所写，必是后人的手笔。但后人任何能知晓此事呢？必是受到了神的默示。神既能默示他人，为什么不能默示摩西写下这段预言他去世的经文呢？[35] 

 

      当然，五经中有些关于地名、时间等的说明，像是后人的编撰。例如，《创世记》十四章十四节和《申命记》三十四章一节都提及一个叫“但”的地方；但是，在《士师记》十八章二十九节说，那个地方原叫“拉亿”，士师时代才改称“但”。因此，五经中提及“但”，不像是摩西的手笔。又如，《创世记》三十六章三十一节说，“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似有可能是摩西之后加入经文的。再如，五经中多处出现“直到今日”的短语 (创32: 33; 申3: 14, 34: 6, 等)，给人一种“最新资料”(“up to date”) 的感觉。

 

      总之，《圣经》并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说五经全部都是摩西写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摩西本人的情况，问题就变得比较明朗了。摩西出生于以色列人的利未支派，但在埃及的皇宫中生活了四十年，受过非常高深的埃及教育，具有丰富的学识和熟练的写作技巧。他是神亲自呼召的伟大先知，受命担当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重任。神藉着他行神迹奇事、战胜了埃及的术士，使以色列人得以离开埃及；是他向海伸杖，耶和华将红海分开；是他把树枝丢在水里，使苦水变甜；是他杖击磐石，使磐石出水；是他在山上举杖，使约书亚率军打败了出埃及后遇到的第一个敌人亚玛力人；是他上西乃山从耶和华神那里领回了十条诫命；是他颁布耶和华神的命令，会幕是完全照着他的吩咐建造的；是他举起铜蛇，止息了在以色列人中蔓延的瘟疫；是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三十八年；是他登上尼波山眺望迦南美地；是他被耶和华神亲自安葬…… 摩西不仅是出埃及的亲身参与者，更是这一伟大壮举的领导者，没有人比他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比他更了解神的心意、慈爱、公义、圣洁和大能，没有人比他更能掌握出埃及的细节和全局，也没有人比他更深刻地体察以色列人的软弱和悖逆。作为“以色列共和国的创始人”(艾基新语) 和历史的见证人，经过漂流旷野近四十年漫长岁月的炼沥和反思，摩西一定会有强烈的冲动和充裕的时间，详细地写下出埃及的全过程，以见证真神和警示后人。他呼天唤地地向世人作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世人面前，要世人选择生命：“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祂的话，专靠祂，因为祂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祂”(申30: 20)。如果摩西不写下五经的后四卷书，即《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那才令人不可思议呢！[36]

 

      至于说五经的第一卷书《创世记》，《圣经》没有指明它的作者。不过，《创世记》与五经的其余四全书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神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拣选，没有约瑟在埃及作宰相、雅各举家下埃及，就没有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但是，《创世记》的前一部分关于神创造天地等史前史，必须得到神的特别的启示，才可能被记录成书。先知是被神拣选、传递神的话语的人。摩西是伟大的先知之一，又有别于其他先知。“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民12: 6 - 8) 可见，摩西与神的亲密关系超乎任何别的先知。使徒安得烈只在主耶稣的住处呆了一夜，就辨认出主耶稣是以色列人引颈长盼的弥赛亚 (参见约1: 35 - 42) 。使徒保罗曾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神怕他因得的启示甚大而过于自高，所以就加根刺在他肉体上 (参见林后12: 1 - 9)。安得烈和保罗的经历，非常令人羡慕，但与摩西相比，仍稍逊一筹。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祂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出24: 16 - 18)。四十昼夜与神同住，摩西得到的启示将如何大啊！如果不带任何偏见，人们不难得出结论：摩西是书写《创世记》的最佳人选。

 

      综合上述各种证据，犹太人、初期基督教会至今，人们都相信摩西是五经的的真正作者。正如威尔逊 (R. D. Wilson) 所说：“今日的五经是历史性的，是从摩西时代来的；摩西乃是五经的真正作者，虽然它可能曾为后代的编辑们编纂与修订，但所增添之部分也像其他部分一样，是灵感的，是真实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