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经 批 判

 

      大约在主后200年,教父特土良 (Tertullian) 把旧约《圣经》前五卷书 (《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 归为一组,总称为“五经” (Pentateuch)[6] ,也叫“摩西五经”或“律法书”。犹太人的传统则称它为“妥拉”(Torah),此字的希伯来文的词根是‘发射’、‘投掷’,可引申为‘告知’、‘指导’; 当然,旧约对这个字的使用有更广的含义,可指所有从神来的命令。[7]   五经“是救恩的根基,真理的渊源,也是犹太经典最重要的部分。”[8]  “在十八世纪自然神论哲学兴起以前,基督教会一直逐字不易地接纳五经的宣称,相信它是主前十五世纪的历史人物摩西的作品。”[9]  但是,许多高等批判学的学者则主张,五经由不同来源的资料组成,出自不知名的作者;摩西根本没有参与五经的写作;五经的最后部分是在摩西离世后一千年才告完成![10] 

 

底本学说的提出

 

      底本学说 (documentary hypothesis) 是一种假设,认为五经不是由摩西所写,而是由不知名的作者们写成的各种底本的汇编。在这假设提出之前,被称为“高等批判之父”的泛神论学者、西班牙籍犹太人斯宾诺莎 (Benedict Spinoza, 1632 - 1677 AD) 首先于1670年在他的著作《 Tractatus Theology – Politicus》中断言,五经绝不可能为摩西所写,因为他以第三人称“他”而不是用第一人称“我”自称;同时,摩西不可能记载自己死亡的事件 (34: 1 - 8) ;他主张五经的编著者是文士以斯拉。他的臆测遭到同时代人的嗤鼻,但当自然神论的热潮汹涌后,它竟在十九世纪后期成为一项公式化的学说。[11]   但底本学说是正式开始于法国医生阿斯徒录 (Jean Astruc)。阿氏对《创世记》的文学分析很有兴趣,但对神在第一章称被为伊罗兴 (Elohim) 、而在第二章却被称作耶和华 (Jehovah, Yahweh) 深感困惑。在1753年的著作中,他假设,摩西参考了两份不同的资料,一份资料的作者只知道神的名字是伊罗兴,第二份资料的作者则称神为耶和华,这是底本说的第一个基本假设。

 

底本说经过很多神学家的努力,逐渐成形。1883年,德国旧约及东方文学家威尔浩生 (Julius Wellhausen, 1844 -1914) 出版了他的名著《以色列史导论》(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Israels) ,提倡从原始精灵教演变为复杂的一神论的进化理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达尔文的进化论配合得天衣无缝,以精湛的技巧、高度的说服力重申底本说,成为底本说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强烈地震撼了德国,而且逐渐在英国和美国被普遍接纳。但是,即使在底本说横扫神学界之时,保守派,无论是犹太圈内还是基督教圈内,一向对五经的批判法采取抗拒的态度。在这些对抗“五经批判”的神学家,十九世纪最著名的是德国神学家亨斯登伯 (Ernst Wilhelm Hengstenburg, 1802 - 1869 AD) ;美国普林斯顿的神学家格林 (William Henry Green of Princeton) 所撰写的著作(1895, 1896)以渊博的学识和高度的技巧,最彻底地批驳了威尔浩生的假说;二十世纪则有艾利斯 (O. T. Allis) 、卡苏特 (U. Cassuto) 、济钦 (K. Kitchen) 、和万南 (G. J. Wenham) 等。[12]

 

底本学说的依据和推论

 

      底本说到十九世纪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艾利克森 (Christian J. Erickson) 将底本说归纳为四点:1) 五经由J E D P等不同底本组成,其根据是对神的不同称谓、重复的记载 (如,亚伯拉罕把妻子当妹子的故事,创12, 20, 26 ) 、用词和风格的变化 (包括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同一个人、支派或地方,如流珥 / 叶忒罗;何烈山 / 西乃山;雅各 / 以色列;以实玛利人 / 米甸人) ,等等;2) 五经是摩西以后相当久才被编篆成书的;3) 五经中许多历史记载是谬误的、有些甚至是虚构和传说;4) 此假说的某些派别认为,以色列历史上发生过宗教进化,可以把五经的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区别开来。[13] 

 

      四个底本的假说是这样的:

 

J (耶和华来源) 于主前约850年出自南方犹大国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此人对人物传记有特别兴趣,也常以拟人法描写神,对伦理和神学思想有先知式的兴趣,但对献祭或礼仪乏味。

 

E (伊罗兴来源) 于主前约750年出自北方以色列国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叙事风格较J客观,倾向于描述风俗习惯、名字来源等的具体特点;对礼仪和敬拜饶有兴趣;约在主前650年,一位不知名的编辑把JE合编成一份文献:J - E

 

D (申命记来源) 可能在主前621年大复兴时,作为约西亚王赞助的官方改革计划,在大祭司希勒家的指导下写成,其目的是强迫犹大王国的百姓废弃地方祭坛,将祭牲和节日的献礼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P (祭司来源) 分几个阶段完成,包括从写于主前约570年的以西结的圣洁法典 (17 - 26) ,到在文士以斯拉领导下完成的年代最晚的祭司法典,其主要内容是对以色列神权政体的渊源和制度作系统化的论述,对家谱、祭礼、礼仪的细则尤有兴趣。[14]     

 

      若底本说属实,五经的记载就只是人的著作,而且鱼龙混杂,需要人们用理性去伪存真,其权威性将荡然无存。然而,底本说并不属实。

 

底本学说的困境和反证

 

      狄拉德和郎文 (R. B. Dillard & T. Longman III) 指出:

 

 

 

   对于五经作品的问题,过去两百年来,批判法中的底本假说 ( Eichhorn 开始) 大行其道。其中有一个世纪以上 ( Wellhausen 的书开始) ,学术界对这方法信心十足,认为是“批判法明确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到了今天,它只能苟延残喘,因为问题百出,又有其他解决方案提出,同时学术界的努力已经转向。可以预期的是,下个十年中将会有人为此方法提出辩护,不过这些将是不再生效的研究法垂死的挣扎。[15] 

 

 

 

      貌似严谨的底本说之所以难于维持下去,主要是它的许多依据都很勉强、甚至彼此矛盾。这样,不仅遭到保守派的抗拒,而且在支持底本说的学者之间,也常发生冲突。比如,如何把经文区分为不同的来源,一直无法取得共识;对于这些来源的日期,谁先谁后,也长期争论不休;这显然暴露出底本说的方法论中所包含的人的主观因素,使人们对其科学基础产生怀疑。尤有进者,许多学者怀疑E 是否是独立的来源,这显示传统的底本说已经崩溃。[16]

 

      底本说从一开始就面对著许多无法驳倒、无法逾越的反证。篇幅所限,本书不能详述,只能举例说明。

 

      以对神的不同称谓作为划分不同的资料来源的基础,是不切实际和危险的。首先,有学者指出,在七十士译本中,不一致的译名 (“雅巍”译为“神”,“伊罗兴”译为“主”) ,不下一百八十处;可见马索拉抄本 (Masoretic Text) 在流传名字时,并非十分准确,实不足以成为底本说精细地区分资料来源的依据。[17]

 

其次,从比较宗教学的观点看,以色列以外的异教国家 (如巴比伦、乌加列、埃及等) 的宗教文学中,都以多个名字称呼同一位神;人们比较熟悉的希腊神祗中,神王宙斯 (Zeus) 又称为科尼安 (Kronion) 和奥林匹奥士 (Olympios) ;雅典娜 (Athena) 又称为柏腊士 (Pallas) ;亚波罗 (Apollo) 又称为霍布斯 (Phoebus) 和琵提乌士 (Pythius) 。这些名字都一一出现在荷马史诗的平行句中,但从来没有人说荷马史诗有不同的资料来源。[18]  为什么五经中对神有不同的称谓就被断言有不同的资料来源呢?

 

第三,五经中用不同的名字称呼神,是有不同的神学意义的。艾基新 (Gleason L. Archer, Jr.) 认为,从字源角度看,“伊罗兴”是从“有力量的、强壮的、最前端的”字根演化而来,描绘神是创造宇宙的全能者;故此,“伊罗兴”适用于《创世记》第一章,因为该章的主题是创造。另一方面,雅巍是神立约之名,在神参与某种立约行动的时刻才使用;所以,在《创世记》第二章,这个名字频频出现,因为它的主题是描写神在工作之约下,如何恩待亚当和夏娃。[19]  也有学者认为,“谈到史前史、切合智慧文学类的地方,会用伊罗兴;谈到强调特殊启示的地方,常用雅巍。”[20]  姑且不论哪一种看法更合宜,用神的不同名字作为不同资料来源的根据是没有说服力的。

 

      近期对闪族文学形式的研究表明,重复记载是文学中刻意使用的,平行故事是故意采用的文学常规,为要达到某种特定的效果。[21]  底本说却把它们分割成不同的来源。现以创造和洪水的记载为例。

 

底本说把《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划入P 来源(写于被虏或被虏后期) J 来源(写于主前第九世纪) ,认为这两章关于创造的平行记载是彼此冲突的:第一章说人最后被造,而第二章的创造次序则是人 (2: 7) 、植物 (2: 9) 、动物 (2: 19) 和女人 (2: 21 - 25) 。然而,这种观点是很肤浅的。其实,这两章的记载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第一章是创造的梗概,第二章则详述人的受造和人生活的环境伊甸园;第一章是年编式的,第二章是论题式的。第二章介绍了亚当与夏娃、伊甸园、分别善恶的树、和神在恩典中与亚当所立的“工作之约”(Covenant of works) ,乃是为第三章的人的堕落作铺垫。古代近东的碑文也展示类似的文学风格:首先简扼地称扬统治者的英勇行为,继而详细记述特别的胜利。[22]所以,《创世记》第二章并不是创造过程的记录,因为神不可能在创造人的居所之前就先造人;同时,一个真正的创造记录也不可能遗漏记述太阳、月亮、星宿、地球和海洋被造过程。[23]  柯钦 (K. A. Kitchen) 尖刻地指出:

 

 

 

 经常有学者宣称,《创世记》第一和第二章记载两个不同的创造故事,但事实上,那“两”个记载严谨的互补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创世记》第一章将人的被造,列在一连串创造的最末了,而且缺少任何详细资料;但在《创世记》第二章,人是兴趣的焦点,关于他和他的背景资料,更具体详尽。二者完全没有互不相容的重复。不能够领悟不同题材 -- 一方面是所有创造的提纲,另一方面是集中人和他当前的环境 -- 的互补性质,实在近乎文盲。[24]

 

 

 

      《创世记》第六到第八章关于洪水的记载也颇为类似。底本说把这三章的记载切割为J P 两个来源,认为它们彼此矛盾:P 吩咐每类动物各有一对进入方舟,洪水泛滥一百五十天;J 却说“洁净”的动物各有七对进方舟,洪水泛滥仅四十天,等等。其实,不带偏见的读者,很容易辨明这三章记载的和谐、统一性。它的主题是人的堕落、神的惩罚和神的拯救。底本说指出的“矛盾”根本不矛盾。各类动物有一对进入方舟是一般吩咐,而洁净的动物各有七对入方舟则是特别吩咐。这也表明,远在摩西时代之前,动物已有洁净与不洁净的区分了。洪水泛滥四十天是指倾盆大雨四十天:“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712),“洪水汜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漂起”(717);洪水泛滥一百五十天,则指洪水淹没地面的最高点,共持续了一百五十天:“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724)[25]

 

      底本说的一些学者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想,或者把近东非以色列国家宗教发展的过程,硬套在在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上。他们认为,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不是独一真神的特殊启示的结果,而纯粹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是一种文化现象。按他们的观点,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始自拜物教 (fetishism) ,渐次演变为泛鬼灵崇拜 (polydemonism) 、多神崇拜 (polytheism) ,最后达至一神崇拜 (monotheism) 。但是,这种观点与《圣经》的记载完全不符。按照《圣经》,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就是、而且至今一直坚持独一真神的信仰。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能站得住,他们竟无端地说,《圣经》中的这些记载是被掳后期祭司学派的人重编古代遗传、加以粉饰的结果![26]   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治学态度:漠视《圣经》经文提供的客观证据,主观地在自己的臆测之上再加臆测。难怪,“饱受威尔浩生理论熏陶”的美国当代考古学泰斗奥伯莱 (W. F. Albright) 1941年写道:“在我们的心目中,威尔浩生仍然是十九世纪首屈一指的《圣经》学者。但是他的见解已经过时了,他所描绘的以色列早期进化图,实在大大歪曲了史实,”[27]  狄拉德和郎文也说:“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接受威尔浩生的主张,即,在旧约中可以侦测出宗教的进化,从精灵主义,到一神主义,再到独一真神论。当代的批判家很快就可以看出,他采用黑格尔式的假设,因此不值得接纳。”[28] 

 

      底本说的有些学者认为,《创世记》中关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记载都不可靠,常常与史实不符,甚至彻底否定亚伯拉罕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有学者说亚伦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出埃及及原始的传说中,毫无地位,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圣经》考古学的丰硕成果使底本说学者的这些论断不攻自破。学者爱尔达 (John Elder) 说:

 

 

 

  若说考古科学的兴起,解开了历史学家和正统基督教之间的死结,实在不是一种夸张。一点一滴地,一座接着一座的城市,一个接着一个的文明,一种接着一种的文化出土,这些本来只是秘藏于《圣经》中的回忆,透过考古学者的研究,都被置放在古代历史轨迹的正确位置上。[29]     

 

摩西是五经的作者

 

     虽然严格地说,五经是隐名的,因为它并没有标题或导论明确地指明作者是谁;但是大量的内证和外证都表明,摩西是五经的作者。[30]  这也是从早期教会到现在,基督教会的传统立场。

 

      五经多处经文确切地记载了摩西的写作。比如,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17: 14)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24: 4 - 7)。联系上下文,摩西所写下的,起码包括“约书”(Book of the Covenant, 21: 2 - 23: 33)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34: 27)。“这些话”是指神的约 (34: 10 - 26)

 

      “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33: 1 - 2) 。摩西记载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摩押的路程表,无疑也会记下旷野漂流生活的其他故事。这有力地证明摩西是全部五经叙事的作者。[31]

 

      “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31: 9, 24 - 26) 。这些律法可能仅指《申命记》的一些部分,也可能指五经前几卷书的“律例、典章”(4: 5, 14)[32]

 

      “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31: 22)。这篇歌的内容记在《申命记》三十二章一至四十四节。

 

      另外,艾基新指出,五经的记载,显明作者非常熟悉埃及地,写作中所使用的埃及文字汇也比其他旧约经卷频繁。杜肯 (Garrow Ducan) 说,“我们无法推诿,这两个故事 (即约瑟和出埃及的故事) 的作者……透彻了解埃及的语文、风俗、信仰、宫廷生活、礼节,及官僚阶层;不仅如此,读者也同样熟悉埃及的事物。”《出埃及记》的叙述,流露出目击的详情,暗示了作者的实际参与,完全超越了一位生活于出埃及后几个世纪的作者的视野。这些都指向一个结论:五经写成于摩西时代,作者是摩西。[33]

 

      其他的旧约经卷也见证摩西是五经的作者。例如,

 

      “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作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8: 30 - 31)

 

      “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8: 32)

 

      “却没有治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王下14: 6)

 

      “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事奉神,是照摩西书上所写的”(6: 18)

 

      “当日,人念摩西的书给百姓听”(13: 1)

 

      “以色列众人都犯了的律法,偏行、不听从的话;因此,在仆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9: 11; 9: 13)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4: 4)

 

      旧约这些经卷都见证,一本律法书已经存在,是耶和华神赐给摩西、由摩西写下的。同时,新约《圣经》也非常清楚地见证,五经的作者是摩西。这方面的经文很多,只略举一二。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24: 44)

 

      主耶稣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写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5: 46 - 47) ?

 

       “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10: 5) 使徒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是《利未记》十八章五节的经文,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 (18: 1) ;但保罗明确见证摩西把它“写”下来了。

 

      以上的证据显示,五经的很多部分是摩西写的;但却不能证实五经全部都是摩西写的。相反,五经中某些经文似乎不可能出自摩西的手。例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12: 3) 这样的经文,不像出自摩西,否则就有自夸之嫌了。又如,摩西的死及安葬的经文 (34: 6 - 8) ,摩西怎能写下自己身后的事呢?多数保守派学者也认为,这些经文是摩西之后由他的亲密同事 (如约书亚) 写的。从人的角度看,这种推论是颇为合理的。但是,也有学者从神的启示的角度分析,力排众议。《圣经》在描写以色列人的祖先时,对他们的过失、污点直言不讳、毫不掩饰,与一般的传记、历史文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圣经》指出,即使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王等这样的先贤,都不过是极待神拯救的罪人。正如查非 (Lewis Chafer) 所说:“《圣经》不是人想写便写得出来的,也不是人愿意写便能写得成的。”[34]  既然《圣经》的写作是出于神的旨意,神让作者写以色列人的罪孽和污点,也可能要作者写自己的优点。所以,美国海外神学院院长曾霖芳说:“如果神要摩西写‘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也不能不写!”

 

摩西的死和埋葬的记载也相仿。《申命记》三十四章六节说:“耶和华将他 (指摩西 -- 笔者注) 埋葬在摩押地,伯毗珥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据此,科勒特 (Sidney Collett) 指出,是神亲自埋葬了摩西,葬礼中,没有任何人在场;如果摩西的葬礼的记载不是摩西所写,必是后人的手笔。但后人任何能知晓此事呢?必是受到了神的默示。神既能默示他人,为什么不能默示摩西写下这段预言他去世的经文呢?[35] 

 

      当然,五经中有些关于地名、时间等的说明,像是后人的编撰。例如,《创世记》十四章十四节和《申命记》三十四章一节都提及一个叫“但”的地方;但是,在《士师记》十八章二十九节说,那个地方原叫“拉亿”,士师时代才改称“但”。因此,五经中提及“但”,不像是摩西的手笔。又如,《创世记》三十六章三十一节说,“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似有可能是摩西之后加入经文的。再如,五经中多处出现“直到今日”的短语 (32: 33; 3: 14, 34: 6, ),给人一种“最新资料”(up to date) 的感觉。

 

      总之,《圣经》并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说五经全部都是摩西写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摩西本人的情况,问题就变得比较明朗了。摩西出生于以色列人的利未支派,但在埃及的皇宫中生活了四十年,受过非常高深的埃及教育,具有丰富的学识和熟练的写作技巧。他是神亲自呼召的伟大先知,受命担当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重任。神藉着他行神迹奇事、战胜了埃及的术士,使以色列人得以离开埃及;是他向海伸杖,耶和华将红海分开;是他把树枝丢在水里,使苦水变甜;是他杖击磐石,使磐石出水;是他在山上举杖,使约书亚率军打败了出埃及后遇到的第一个敌人亚玛力人;是他上西乃山从耶和华神那里领回了十条诫命;是他颁布耶和华神的命令,会幕是完全照着他的吩咐建造的;是他举起铜蛇,止息了在以色列人中蔓延的瘟疫;是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三十八年;是他登上尼波山眺望迦南美地;是他被耶和华神亲自安葬…… 摩西不仅是出埃及的亲身参与者,更是这一伟大壮举的领导者,没有人比他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比他更了解神的心意、慈爱、公义、圣洁和大能,没有人比他更能掌握出埃及的细节和全局,也没有人比他更深刻地体察以色列人的软弱和悖逆。作为“以色列共和国的创始人”(艾基新语) 和历史的见证人,经过漂流旷野近四十年漫长岁月的炼沥和反思,摩西一定会有强烈的冲动和充裕的时间,详细地写下出埃及的全过程,以见证真神和警示后人。他呼天唤地地向世人作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世人面前,要世人选择生命:“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的话,专靠,因为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30: 20)。如果摩西不写下五经的后四卷书,即《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那才令人不可思议呢![36]

 

      至于说五经的第一卷书《创世记》,《圣经》没有指明它的作者。不过,《创世记》与五经的其余四全书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神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拣选,没有约瑟在埃及作宰相、雅各举家下埃及,就没有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但是,《创世记》的前一部分关于神创造天地等史前史,必须得到神的特别的启示,才可能被记录成书。先知是被神拣选、传递神的话语的人。摩西是伟大的先知之一,又有别于其他先知。“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12: 6 - 8) 可见,摩西与神的亲密关系超乎任何别的先知。使徒安得烈只在主耶稣的住处呆了一夜,就辨认出主耶稣是以色列人引颈长盼的弥赛亚 (参见约1: 35 - 42) 。使徒保罗曾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神怕他因得的启示甚大而过于自高,所以就加根刺在他肉体上 (参见林后12: 1 - 9)。安得烈和保罗的经历,非常令人羡慕,但与摩西相比,仍稍逊一筹。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24: 16 - 18)。四十昼夜与神同住,摩西得到的启示将如何大啊!如果不带任何偏见,人们不难得出结论:摩西是书写《创世记》的最佳人选。

 

      综合上述各种证据,犹太人、初期基督教会至今,人们都相信摩西是五经的的真正作者。正如威尔逊 (R. D. Wilson) 所说:“今日的五经是历史性的,是从摩西时代来的;摩西乃是五经的真正作者,虽然它可能曾为后代的编辑们编纂与修订,但所增添之部分也像其他部分一样,是灵感的,是真实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