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刻 (James I. Packer) 指出，“基要主义”这个名称的使用，至少要追溯到一九0九年，那一年出版了《基本要道》(The Fundamentals) 小丛书的第一册。这套丛书共十二册，由许多知名人士执笔，其目的是解释并辩护福音主义的基督教的真理。藉着两位美国富翁的慷慨捐助，这套丛书得以免费赠送给“说英语地区的每一位牧师、布道家、海外传教士、神学生、主日学校长、男女青年会的干事，只要知道他们的通讯处，都免费寄送他们一部。”最后，竟送出三百多万本。一九一0年，获得美国北部长老会发行《演讲集》(The Deliverance) 的响应。这本《演讲集》罗列了五项内容作为“信心和福音主义的基督教的基本要道”：《圣经》的默示和无误性；基督的神性；基督由童女所生和他行的神迹；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基督肉身的复活和亲自的再来。这五项被采纳，遂成为日后“基要主义者”的组织的教义纲领。一九二0年，出席美国北部浸信会会议的福音主义的代表，重新申述、确定、强调了基本要道；在浸信会一份刊物的一篇社论中，提出了“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s) (指“那些为基本要道忠实作战的人”) 这个名称。[1] 真正的基要主义是抵抗自由派和现代主义神学的、二十世纪所特有的更正教神学。[2]
奥尔森写道，更正教的正统神学的特色是重新采用经院哲学手法，格外强调《圣经》是逐字默示的，其立论无谬无误；意裔瑞士神学家涂尔庭 (Francis Turretin, 1623 -1687 AD) 的三册《神学要义》(Instituiones theologiae elenchticae) 是其极佳的范例。后来涂氏的经院正统神学在十九世纪被移植到美国，其代表人物、长老派神学家查尔斯. 贺智 (Charles Hodge, 1797 - 1878 AD) 、亚历山大. 贺智 (Archibald Alexander Hodge, 1823 - 1886 AD) 父子和后继者华菲德 (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 1851 - 1921 AD) ，从一八一二年至一九二一年的一个多世纪中，为基要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神学和教义的基础。他们任教的普林斯顿神学院不仅执神学界之牛耳，而且成为基要主义的重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基要主义开始蓬勃发展，最受欢迎的神学家是梅钦 (John Gresham Machen, 1881 - 1937 AD)。[3]
作为抗击自由主义神学的一支主力军，基要主义功不可没。但为什么“基要主义”现今却给人一种负面的印象呢？奥尔森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一九二五年以后，极端基要主义浮出台面，又将前千禧年观、地球年轻的创造论等加添在前面提及的基本要道中，作为必须维护的基要信仰，将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这些较次要得议题，并主张分离主义。到了二十世纪五十 、六十年代，美国更正教保守派中，只有部分神学家领导的“心态狭隘、主张分离”的信徒才会自称“基要派”；以“温和手段维护正统信仰”和“敬虔主义派”的信徒则采用了“福音派”这个名称。多数福音派的信仰与早期基要主义的信仰是相同的。及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只有还在实施与其他基督徒‘分离’的保守更正教信徒，才会称自己是基要派”。真正承袭梅欣、《基本要道》的很多有影响力的人，很快成为美国主流基督教的一员，他们称自己为保守福音派。[4]
基要主义者在历史上发生的分离、分裂是令人痛心的。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是，基督徒应努力提高鉴别基要真理和非基要真理的能力；基要真理应该求同，非基要真理允许存异。比如，主耶稣一定会再来，这是基要真理；但主耶稣何时来，是在千禧年之前 (前千禧年观) 还是千禧年以后 (后千禧年观) ，就是非基要真理，因为两者都认为有《圣经》依据。薛福 (Francis Agust Schaffer, 1912 - 1984 AD) 曾说过，基督徒应该把基督教教义看作“圈”而非“点”：圈内与圈外有明确的界限；圈内又有一定的空间。[5] 这个比喻十分形象地说明了求同与存异的道理。 因为基要主义不是本章的主题，只能如此简略论述。
抗击自由主义神学的另一主力，是瑞士神学家巴特 (Karl Barth, 1886 - 1968 AD) 等人发起和推广的新正统神学。它既反对自由主义神学，也反对基要主义，企图以中庸的路径重寻纯正的改革宗神学。[6] 为了便于理解新正统神学和它的哲学基础，还得从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丹麦神学家祁克果 (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 - 1855 AD) 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