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语言的基本问题是它的充分性，即怎样用来自有限世界的语言谈论无限的神、而且谈得有意义呢？贾诗勒 (Norman L. Geisler) 认为：
有神论语言的充分性，是根据避免下面两个极端的能力来衡量的。因为，既然有神论的神是无限的，那么只有能避免将有限的概念应用于神的语言，才能充分地描述神。另一方面，任何神谈 (God-Talk) ，如果因为过度超越而没有紧扣人类的经验，便会缺乏对人类的意义。因此，要充分的话，有神论的神谈，一定要建基于有限的经验，同时又适用于神无限的性质。[12]
自古以来，对神学语言的充分性，学者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有学者主张，要用否定语言。这是从柏拉图开始的。柏氏认为，事物是靠否定来彼此分开的。比如，马不是椅子；这不表明马甚么都不是，而是说马并非其他东西，马就是马本身。又比如，一位雕刻家怎样决定把一块石头雕成什么像呢？用否定。也就是说，他是靠把石头的碎片否定 (凿去)，只留下石头不被否定 (凿去) 的部分。但是，否定语言的难处是，每一个否定首先要假设一个肯定。除非我们知道马是甚么，否则就不能说马不是甚么；除非雕刻家首先对他希望雕刻的形像已心里有数，他便不知道应该从石头上否定 (凿取) 哪些碎片了。同理，除非我们对神已有一些正面的认识，否则，我们便不能说神不是这个、不是那个。贾诗勒主张：没有任何肯定的完全否定，是对神的完全怀疑论；没有一定程度的否定，又无法保留神的超越性。“除非所有多元性、变易和限制都从神那里除去，否则，有神论者便会陷入纯拟神论，或者语义的偶像崇拜。”[13]
为发展肯定的神学语言，学者们主要有两方面的尝试，一是单义语言，二是类比语言，分别由苏格徒 (Duns Scotus, John, 1255 - 1308 AD) 和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5 or 1227 - 1274 AD) 所倡导。按照苏格徒，单义是指：本身拥有充分合一的意思，以致同时肯定和否定同一样东西的时候，是一个矛盾。苏氏主张，概念必须是以单义来同时了解神和人。如果在有关神的概念里没有单义性，我们对神的认识便没有肯定性；多义的神学语言，不能明晰地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情。他坚持说，对于神，我们要么有单义的概念，要么便一无所知；不是单义，必然是怀疑主义。但是，单义语言的最大难处是，神与人是那么不同，怎么可能用单义语言来同时了解神和人呢？单义语言实际是抹煞了神、人之间巨大的、本质的差异。
用类比语言谈论神，是在神与人之间找出相同和相异之处。造物主与被造之物的因果关系，是类比语言中相似点的基础。这种因果关系是由于神是世界的存在和完全的主要、内在、本质和有效的因。一件东西所拥有的特征，藉着因果关系，使另一东西也拥有这个特征，这是外在的因果关系。比如，有些食物被称为“健康食物”，因为这些食物能使身体健康。其实，健康是指机体组织而不是指食物；这些食物藉着与身体的关系而拥有的“健康”特征，就是外在的因果关系。
神与受造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却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有些特征是神和受造物同时正当拥有的。换言之，神被称为善，不是因为他能生出善，而是因为他就是善。神必定是善，因为他生出善；神必定是存在，因为他使事物存在，如此类推。只有存在才能生出存在，因和果之间必定可以找到某些相似的地方，这就是本质的因果关系的含义。笔是考试的工具的因，学生是考试的主要因。神是受造物的主要的因而不是工具的因。由于神与受造物之间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所以类比语言可以作为神学语言使用。例如，神存在，人也存在，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但神的存在是无限的、独立的、永恒的，而人的存在是有限的、依赖的、暂时的，这些是他们分别的地方。就存在这个事实而言，是单义的；就存在的不同方式而言，是多义的。纯粹用单义语言，有限的方式不能真实地描述无限存在；单单使用多义语言，用无限的方式来肯定无限的神，就根本没有描述他。将单义语言和多义语言结合在一起的类比语言，似乎避免了这些难处。贾诗勒的结论是：“因此，唯一可以用取自有限世界的单义概念来断言神的方法，就是类比。”[14]
但亨利 (Carl F. H. Henry) 指出，类比的理论有逻辑上的困难：除非我们对神有实际的真理，否则就不能找出神与人类似的地方；类比的双方必须被人真知，否则类比不能成立。他认为，类比只是游移在一致性与模棱两可之间的中间路线；不接受神知识的一致性，就会导致模棱两可及怀疑主义。[15]
神学语言的充分性的各种探讨是有益的，但一直众说纷纭，使人不太得要领。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探讨都是以人为本的，没有考虑神的主动的作为。对人类语言的起源、功能、和神学语言的充分性的探讨，必须回到万物的源头，从神的创造和启示中得到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