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默示和人的文化

 

      有人问道:《圣经》中充满了犹太文化,而文化是局限和多变的;有限和相对的犹太文化能够充分、无误地传递神的无限和绝对的启示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回答可以从几个方面来阐述。

 

      首先,神的话语和人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兰姆 (Bemard Ramm) 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所谓‘文化’,我们是指一个家族、民族、国家藉以存在的一切方法、风俗、习惯、工具、建筑、制度等等。”人类学者把文化分成物质文明和社会文明两类。物质文明泛指一切东西,工具、物品、住处、武器、服饰等等,是人们赖以维持其生命的;社会文明则泛指一切风俗、习惯、礼仪等等,是人们在社交活动中所遵循的规条。[26] 神的特殊启示和话语是藉着人类的某些语言 (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 传递、以某种事件、场景和人物为脉络的。 [27] 显然,神的启示不能脱离文化形式而独立;否则,神的话语无法使人理解。杨克勤指出,神与人的关系是普世性的,但神对人的启示却受处境和文化的限制;神救赎的意念是是宇宙性的、是在宇宙的基督 (cosmic Christ) 里的;但基督是在独特的文化中显明的处境基督 (contextual Christ)[28]

 

      第二,关于神的话语和文化的关系。亨利 (Carl F. H. Henry) 指出,早期教会的特土良 (Tertullian) 和近代的托尔斯泰 (Tolstoy) 主张,基督与文化为敌;更正教的现代派则相反,认为文化是神的表现,历史和文化内蕴了神的国,而且随着进化彰显出来;亚洲合一派甚至说佛教、儒教、印度教中有“隐藏的基督”。[29] 符合《圣经》教导的观点是:一方面,所有世代、各个地方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 (1: 26, 5: 1 - 2) ,即便人堕落以后,并没有完全失去所得到的神的形象。例如,人乃按神的形象被造,是设立死刑的依据 (9: 6) ;雅各告诫大家不能用舌头咒诅人,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3: 9),等等。另一方面,人堕落以后,人所被赋予的神的形象虽没有失去,但已被罪所玷污、损坏。[30] 因此,人类的文化中一定会有一些神启示的闪光,同时也一定含有神不喜悦的糟粕。

 

      杨克勤认为,宗教是神、人的形上而实存的关系,也是人类追求生命意义、信心、真理、完美和终极的实体;文化是人类生活回归的方式和心态,会反映人们对生命意义、公义、慈爱、永恒的追求;因此,宗教与文化有相辅相依的关系。同时,基督的福音又明显地批判了人类文化的残缺处和相对点。“驱使耶稣上十架的就是犹太文化最精要的部分 -- 律法。”耶稣不是要废除律法;十架福音批判的是人类把文化“偶像”化。[31] 所以,“纯粹的文化不能化质成为启示,启示也不能脱离文化而独立。”[32] 传扬福音既非不经批判地接受种族文化,也不是要彻底推翻民族文化,而是“宣扬自我启示的神、基督和《圣经》,并且藉着生命的改变带来文化观点和应用的改变”。[33] 基督的福音是要提升人类的文化。

 

      第三,神的启示和话语是在文化形式之内、并且藉文化形式传给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神的启示和话语一定会受到文化的制约和限制。兰姆指出:“数学所使用的记号和象征,是全世界学者所共同接受的。这些记号和象征完全超越了文化,它所代表的真理,无论放在什么样的文化中都不改变。”数学尚能如此,何况神的启示和话语呢!“《圣经》是神所赐的启示,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从一开始即拥有超文化的特征。”[34] 其实,释经过程和宣教事工都是超文化的工作,福音必须用当地的语言和形式来表达,并以此喂养教会。虽然神所启示的原则的表现形式可能因文化而异,但原则本身是不变的。文化、历史的处境变幻无定,但《圣经》启示的普世真理是永恒不变的。[35] 比如,神的永恒、无限、圣洁、慈爱、公义,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受难、复活、升天和将要再来,神的救赎和“因信称义”,等等,都是《圣经》所启示的超越文化的普世和永恒的真理。《圣经》藉以色列人的历史所启示的神、人关系也是如此。“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30: 19 -20)。在进入迦南之前,摩西对以色列民的肺腑之言,对历世、历代、各方、各族的人,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圣经》对人的罪性的揭露同样具有普世意义。读旧约《出埃及记》时,许多弟兄、姊妹 (笔者也在其中) 对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非常不理解。由于埃及法老的阻绕,神在埃及降了十灾,以色列人才被允准离开埃及;在出埃及、进迦南的过程中,神为他们白天降云柱、夜里降火柱保护、引领他们;神为他们分红海、分约旦河;神每天从天上降下吗哪给他们吃、让磐石出水给他们喝;…… 神几乎是手牵手地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的。他们亲眼看见神彰显了那么多神迹,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以色列人还要去拜金牛犊?神如此悉心地照料他们,为什么以色列人稍不如意就埋怨神?“以色列人也太忘恩负义了!如果我们能经历到他们所经历的那么多神迹,一定早就铁了心、跟定神了!”说到以色列人的不可理喻和见异思迁,弟兄、姊妹不仅大惑不解,简直是义愤填膺了!可是,冷静地想一想,我们今天的光景又如何呢?神从灰尘里、粪堆中提拔、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出死入生,经历了奇妙的重生;在信仰、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得到了神一次又一次的保守、安慰、管教和带领。可是,虽然神为我们成就了九十九件事,只要有一件事,神没有按我们的要求、按我们的时间成就,我们马上开始埋怨、怀疑神;我们也许没有拜有形的金牛犊,但当我们把自己的能力、智慧、金钱、时间、名声看得和神一样重要、甚至比神更重要时,这些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金牛犊”!我们就是今天的悖逆的以色列人。一切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的基督徒,都是悖逆的“以色列人”!

 

      亨利指出,《圣经》中有些劝勉是针对一时一地的现象的,但不能因此对永恒的真理打任何折扣。[36]  这里,学者们提出了“文化易位”(Cultural transposition) 的观念:

 

 

 

  《圣经》包括许多文化习俗、社会习惯,那些现在都没有了。像用水洗脚、亲嘴问安、男人要举手祷告、女人要蒙头、结发 、在教会里安静不说话,关于这些,我们要学习“文化易位”(Cultural transposition) ,把精义保留下来,应用到现在的文化里;我们当彼此相爱,在最小的事上互相服事,而不是互相洗脚 (但可以洗鞋子或盘子) ;我们寒暄问好可以握手,不用再亲吻,诸如此类。要从事文化易位的工作,一定要注意两点:一点是那个教训的永不改变的是什么东西;另一点是,在多变的现代文化里,可以怎样应用。[37]

 

 

 

      第四,兰姆认为,《圣经》印上了犹太文化的特别印记,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帮助解经者分辨哪些是超文化的,哪些不是。但他相信,“靠着神的恩典、他的智慧、他的奥秘,今天他能在《圣经》文化印记的里面、中间、下面,把他的话语传给我们。”[38] 虽然人们对神如何藉着犹太文化无误地传递他的永恒的真理的某些细节并不很清楚,但神已经这样作了,就像上文谈到的神藉着人类有限的语言无误地传递他永恒的旨意一样。对此,华菲德 (Benjamin B. Warfield, 1887 - 1921 AD) 曾形象地谈到这一点。有人说,当光照进教堂的窗户时,被它所透过的彩色玻璃染上了颜色;同样,任何神的话经过人的脑子后,也会被人性所污染,使之不再是神的纯净的话。但是,华菲德反问道:如果教堂的彩色玻璃是建筑师设计的、就是为了使光透过时准确地得到他要的色泽和强度,你该如何想呢?如果神给他的子民的话是被神所规范的,是准确地藉着他所造成的、合格的人传递出来的,你又如何想呢?“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藉他的灵把权威的《圣经》赐给他的子民时,我们必须记住他是远见的神、恩典的神、及启示和默示的神。”[39] 刘易斯 (Gordon R. Lewis) 也诙谐地写道:

 

 

 

   人们不时说道:“如果你想训练一个人,你应该从他的爷爷、奶奶开始!”当一个大学生来到神学院,对教授们来说,雕塑他的遗传性和早期的训练已为时过晚。然而,在神永恒的计划中,能规范所有这些因素。《圣经》的写作不是神使用他在最后一分钟找到的人来操作的紧急工作。从一开始就知道一切的神,恩慈地计划了通过先知与使徒的口传和写作来与人对话。耶利米在出生以前就被差派了 (1: 4 - 5) ,保罗也是如此 (1: 15 - 17) [40]

 

 

 

      兰姆、华菲德和刘易斯的这些话,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不重证据、不重研究,是在说教。其实,他们并非在说教,而是对全能的神的信心。神的启示是给全人类的;神的启示又只有藉着特定的文化形式才能被人所理解和被人所传扬;神当然有能力使在犹太文化形式中的《圣经》具有超越人类文化的特征,否则神的启示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有资料显示,自古腾堡发明印刷术以来,在过去五百年里,《圣经》已被翻译成2, 123种语言和方言;在1994 - 1995年度,仅圣经公会就售出一千七百七十万本全本《圣经》,两千七百万本部分《圣经》,以及四亿五千两百万《圣经》选录本,遍及世界两百个国家;这不包括其他出版公司出版的。这只是一个机构一年的销售量,何况《圣经》已发行了近一、两千年了呢。没有任何书可以望其项背![41] 在《圣经》的启示下,现在全世界六十亿人口中,已有二十亿人相信了耶稣基督。[42] 这些都是《圣经》超越人类文化的确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