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旧约正典，人们对新约正典形成的因素和历史过程有较多的认识。鲍维均认为，耶酥基督的言行、使徒的见证和以色列的传统经典是新约正典形成的主要动力。[33]
耶稣的言行，并不限于福音书的记载。比如，在《使徒行传》中，保罗在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时，引用了主耶稣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话 (徒20: 35) ，并没有被别的经卷记载；而整本《启示录》被称为“耶稣基督的启示”(启1: 1) 。对初期教会来说，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正典”。新约《圣经》各书卷的权威仍源于对耶稣基督的见证。除了独立流传的耶稣基督的言行以外，不同地区的基督徒在主餐时所熟读的关于耶稣基督受难、复活的史实，就成为新约时代最早被公认的正典。不少学者相信，耶稣基督的言行很早就被收集，是基督教会的权威，也是福音书的原始资料。[34]
鲍维均指出，“耶稣基督在世上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却选拔了一群使徒继承他在地上的事工。”[35] 这群使徒是神的特殊器皿。“使徒”(Apostle) 一词有许多含义；如果它是译自希伯来文的šālîah ，是指一个有全权代表另一个人的人，与中文的“使者”同义。[36] 在新约《圣经》里，狭义地说，使徒是指主耶稣亲自呼召的十二个门徒 (太10: 1 - 4) 。后来，加略人犹大卖主后自杀了，需要补选一个使徒。“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徒1: 21 - 22) 。当选使徒的条件有二：亲眼见过耶稣基督从开始传道到升天的一生；与主耶稣和其余的使徒生活过。主耶稣的弟弟雅各没有参与过主耶稣和使徒们的宣道事工，故未能入选。[37] 广义地说，凡忠心跟随主耶稣、见过复活的主、并接受主的命令到各地传扬福音的门徒也可以称作使徒。学者们认为，《使徒行传》第一章提及的那一百二十名门徒(徒1: 15) 都可以称为使徒。大数人保罗虽然在主耶稣在世时不是主的门徒，但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见过复活的主，并特蒙主的拣选，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传扬主的名 (徒9: 3 - 15) 。所以，保罗是当之无愧的使徒。他在见证主耶稣复活后的显现时说：基督“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林前15: 4 - 8) 。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十二使徒”是狭义的使徒；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众使徒”和他自己，应该是广义的使徒。
使徒是主耶稣升天后的在地上的继承人。《圣经》特别突显主耶稣升天之前对使徒们的教导和装备：“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徒1: 3) ；最后又颁布大使命，亲自差遣他们到万国传福音 (太 28: 18 - 20) 。使徒们深知主耶稣，见过复活的主并与之交谈；他们是基督授权的教会的建立者。主复活后指示并委派他们，又在五旬节让圣灵浇灌他们。使徒从主耶稣得到的权威，也是新约正典形成的原则。因为，耶稣基督的言行需要一套可靠的见证和权威的解释，这正是新约正典的内涵。使徒是神在特定的时空预备的特殊的一群人，是任何人不能取代、无法承袭的。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无形地为新约正典确立了理论上的界限。[38]
在新约时代，教会继承了希伯来的传统，权威文献在思想架构上已有一定的地位，故新约正典的原则和意识，在早期教会就已存在。旧约正典从内容、文学形式到神学思想，都是新约作者的重要的参照资源。“我们甚至可以视新约《圣经》是一本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释经书。”[39]
从历史过程看，在新约正典中首先形成的组合是保罗书信。在新约《圣经》中，使徒彼得已将保罗书信与旧约《圣经》相提并论 (彼后 3: 16) ；到主后二世纪，四福音书结集成书，教父爱任纽 (St. Irenaeus, 130 - 202 AD) 形容四福音书是世界的四角；再后是大公书信。由于个别书卷拥有正典地位的过程和所需的时间与它所属的类别有一定关系，所以不能单单以卷书被群体公认的先后来断定该书卷的相对地位和价值。[40]
新约正典在主后二世纪的状况，一般以《穆拉多利断片》(Fragmentum Muratorianum) 为依据。这个断片是由意大利的天主教神甫和学者穆拉多利 (Muratori, 1672 - 1750 AD) 于1740 年发现的。它用希腊文写成，后被译成拉丁文，记载了许多新约经卷。虽然对它被写成的年代仍有争议，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主后二世纪的作品。它将经卷分成四类：(1) 被接纳、被誉为神圣的、可供教会诵读的：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十三封书信、犹大书、约翰I、II书和启示录；奇怪的是，旧约次经《所罗门智训》也在其中。(2) 有争议的书卷：《彼得启示录》。(3) 不被接纳、但可供私人阅读的：如，《黑马牧人书》( 因为黑马既不是使徒又不是先知 ) 、《致老底嘉书》和《致亚力山太人书》(两书皆托保罗的名而写)。(4) 完全不能接纳的书卷：所有属于异端邪说的文献，如马吉安等人的作品。这个经目反映出，在主后二世纪，新约正典的大多数书卷已获教会的尊崇。[41]
主后四世纪，该撒利亚主教、著名基督徒作家优西比乌 (Eusebius of Caesarea, 260 - 340 AD)，被称为“教会历史之父”。他在名著《教会历史》中，记载了当时的教会对新约时期各书卷的评价。他也把它们分成四个类别：(1) “公认的书卷”，被广泛接纳的权威书卷：四福音书、保罗书信 (希伯来书被包括在内) 、约翰I书、彼得前书和启示录；(2) “有争议的书卷”，被多数教会接纳、但仍有争议的书卷：雅各书、犹大书、彼得后书、约翰II、III书；(3) “不真确的书卷”，真实性备受质疑的书卷：《保罗行传》、《黑马牧人书》、《彼得启示录》、《巴拿巴书》和《十二使徒遗训》、《希伯来人福音》 和启示录；(4) 异端书籍：《彼得福音》、《多马福音》、《马提亚福音》、《安得烈行传》、《约翰行传》等。这个书目与上述的《穆拉多利断片》很相似。只是，他对《启示录》的的分类似无定见，所以把他同时放在(1) 和(3) 类别中。实际上，优西比乌的第一、二类别就是日后的新约正典。主后367年，亚历山大主教亚他那修 (Athanasius, 296 - 373 AD) 在《第三十九复活节文告》中所列举的新约书卷包括了二十七卷正典经卷。他列举的正典经目被西方教会广泛接纳，并在罗马会议 (382 AD) 、希普会议 (393 AD) 和迦太基会议 (397 A D) 被肯定。不过，东方希腊语教会对新约正典经目仍有不同意见。到主后六世纪，《启示录》才被他们普遍接纳。[42]
教父爱任纽列出三项正典的条件：第一，使徒性，书卷是由使徒或使徒的朋友写的；第二，正统性，书卷的内容不可违背已有的教义；第三，大公性，书卷必须为一、两个居领导地位的教会肯定。[43] 鲍维均则进一步指出，在探讨新约正典形成的准则时，需要用一个“动态”(dynamic) 的模式，以弥补“静态”(static) 模式的不足。
比如，在主后一世纪，耶稣基督的言行是教会信仰的中心，也是教会所传扬的“福音”的中心。福音书和保罗书信被认定是对耶稣基督的生平和言行的“权威注释”，所以很快在信仰群体中拥有权威的地位。
到主后二世纪，教会面对更具规模的异端的威胁，如马吉安主义 (Marcionism) 、孟他努主义 (Montanism) 和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 等。因此，“正统教义”(Orthodoxy) 成为正典书卷被确认的主要准则。当然，“正统教义”本身也不是一个静态和抽象的观念。它是早期口传福音与使徒著作相互影响的产物，并随教会的发展而日趋成形。事实上，这些正典书卷参与了对教会信仰生活的塑造和对“正统教义”催生。正典书卷与“正统教义”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单方面地、被动地被“正统教义”确认的。
从主后三世纪中叶到四世纪初，基督徒遭到罗马帝国的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教会无暇在新约正典上倾注太多的精力，正典形成的过程相对滞缓。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在信仰生活中开始强调对使徒传统的忠心，书卷的“历史远古性”逐渐成为重要的正典原则。也就是说，正典书卷不仅要与“正统教义”一致，而且它们的源头和成书时间也要在原始福音见证人的时代，即使徒时代。
如果“福音”是正典核心书卷的基础，那么，“正统教义”和“历史的远古性”则是第二、三代教会所关注的问题。康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基督徒皇帝 (324 AD) 后，教会有了比较宽松的环境讨论神学问题，正典的形成也到了一个新阶段。教会一致的信仰立场和合一的政治力量使 “大公性”(Catholicity) ，即书卷在普世教会中的地位，成为另一个正典原则。“大公性”可能是《启示录》逐渐被东方教会所接纳、《希伯来书》最终赢回它在初期教会中已有的正典地位的一个原因。[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