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写 《圣经》的文士多是非常敬虔、仔细、和竭尽心力的。但抄写过程处处是陷井，稍不注意，就会出现抄写错误。抄写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视觉错误。有些字母形状相似，容易抄误，如希腊字母 ς 和с ，0 和 θ 。抄写时，如果第一行和第三行的同一位置的两个字的字头或字尾 (或音节) 相同，抄写者就可能从第一行径自跳到第三行而漏掉两行中间的一整段话。这叫做边侧视线 (Parablepsis) 。梵谛岗抄本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的古怪异文，就是因为漏掉了括号中的话而产生的：“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 [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 那恶者。”[85] 这种错误不禁使笔者回想起“文化革命”时，有同学写好大字报后，要在阶级敌人的名字上打上红 X ，但由于阶级敌人的名字和伟大领袖的名字在上下行的同一位置上，一不留神就出错了。大字报贴出去以后被人发现，追悔莫及，当场被打成“反革命”。其实，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是笔误，可谁敢为他开脱呢！短短几页大字报就会出现这种严重失误，何况抄写长长的经卷呢。还有一种视觉错误是遗漏或重复抄写。有时仅仅一个字母之差，就引起经文意思的改变。例如，《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三十七节的经文：“我们在船上的 (ẻν  τω   πλοίω) ，共有二百七十六 (соς ) 个人”，但梵谛岗抄本为“……约有七十六 (ως  ος ) ……”，原因就是后者在抄写时，多写了一个ω ，把  πλοιωςος 抄为πλοιωωςος  ，从而以不同的方式断开、产生了不同的字引起的。[86]

 

   另一种是听觉错误。有些字是同音异意的，如同英文中的 way 和 weigh ，to, too 和 tow 。希腊文中的母音 η 、ι 及υ ，双母音ει 、οι 、υι ，发音相似，很容易抄错。当一人念，多人抄时，更是如此。比如，《启示录》一章五节：“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中的“脱离”为 λύσαντι ，有的抄本把υ 抄成ου ，“脱离”就变成了“洗去”( λούσαντι) ；但较古的抄本都支持前者。[87] 在希伯来文中，字母d (daleth) 和r (resh) 的形状很相似，容易混淆。《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的经文是：“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 (daqaru)的 。”但《七十士译本》却译为：“他们将面向我，因为他们在 [我] 上面胜利地跳舞。”学者们认为，这是将 d 和 r 混淆了，把daqaru 误写为daqadu (跳舞) 之故。[88]

 

   再一种抄写错误是断句引起的错误。古时候，《圣经》的经文没有标点，是连着书写的，需要读者自己断字、断句。不同的断字、断句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意思。这与中文相似。“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客人的断句为：“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主人的断句则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例如，《利未及》十六章八节：“为那两支羊拈阄；一阄归与耶和华，一阄归与阿撒泻勒 (‘^αzα’zel )。”长久以来，“阿撒泻勒”充满神秘感，人们不知它为何物。中世纪的拉比认为，它是旷野一支多毛的魔鬼。如果是这样，亚伦就是为一个魔鬼拈阄了；但是，旧约律法是严禁以色列人拜魔鬼的。艾基新 (Gleanson L. Archer) 认为，一个简便的解决方法就是，把‘^αzā’zēl 分为‘ēz  ’ āzēl ；‘ēz  ’ āzēl 的意思是“一支分离或除去的羊”。《七十士译本》和《拉丁文武加大译本》都接纳了这个解决方法。[89]     

 

   还有一种抄写错误是判断错误。经卷旁边空白处常有眉批，写下有些注释或对经文中错误之处的改正。有时，眉批和正文很难区分，抄写者就把眉批抄入了经文中。

 

   以上的抄写错误都属于无意的错误。但有时侯，抄写的人也可能作有意的更改。这一类的更改包括拼音和文法上的修改、为求经文和谐而作的修改、附加的补充和文字修饰、为澄清史地方面的疑难而作的修改、和为了教义而作的更改，等等。这些更改都是出自抄写员的善意和责任心。因此，危险性较大的文士，往往是那些想保存正确经文的文士，他们认为经文中那些不当的地方是前人渗入《圣经》的，应予以纠正。仅举一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有的文士拒绝接受这话，认为这无法调和耶稣的无知和神性，解决的方法就是干脆把“子也不知道”从经文中去掉。[90] 不过，很多抄写的文士都是严格地照抄，一点也不敢变动的。

 

   为了保证抄写的准确性，从主前400 年到主后 200 年间，文士们已开始建立一套校对、审核的方法。比如，他们数算每一卷经卷的字数和字母的数目，编成一份资料，提供给抄写员，用以检定新的抄本的准确性。[91] 马索拉学者 (Masorah) (字面的意思是“传递者”) 承继古时的文士，成为《圣经》经文的守护人。他们审定经文的时间约从主后 500 年至 1000 年。[92] 他们把元音符号、标点和重音符号引进原来只用辅音写成的经文，发展出三套标示元音的系统。他们的任务不是自创一套发音的方法，而是设法把已经承袭下来的或已被接纳的发音传下去，并且在一些有争议的发音上作一个选择。为了准确地传递经文，他们运用可以想到的各种保障方法。例如，找出每卷书的字母的总数；标明每卷书正中的那一个字母和那一个字词；搜集在字母的形状、位置上的任何异常之处；记录某个字或片语出现的次数；列出旧约中只出现两次的字词；列出经文中所有异常的拼写法；等等。真可谓不厌其烦，不惮艰苦。[93] 出于对《圣经》的尊重，他们不在经文上作任何改动。为此，马索拉学者独创了一套编辑附注系统。当发现前人的一些抄写错误时，他们会把错误留在经文中，而把他们认为正确的字词的写在该字词的上方，并在旁注中注明该字词的子音字母。[94] 这种注释或按语被称为“马索拉”(Massorah) 。写在页边、较短的注释叫“小马索拉”(Massorah parva) ，只注明那字词出现的次数；置于每页顶部或底部、较详细的注释则被称为“大马索拉”(Massorah Magna) ，能提供字词的某一种形态的经文出处索引。[95] 由于马索拉学者的坚韧的、辛勤的付出，马索拉经卷对旧约《圣经》的注释，尤其是在字词发音和文法方面的注释，在传统上被接纳为权威性的解经的指南。[96]

 

   马索拉学者主要生活在加利利海西岸的提比利亚。被今人知道名字的马索拉学者中，有亚设之子亚伦 (Aaron ben Asher) 和拿弗他利之子 (ben Naphtali) 。亚伦的家族似乎连续五代都致力于经文的校订工作。现今的希伯来《圣经》的版本就是基于亚设之子的抄本。[97]

 

   上面简短的叙述可让人了解，抄写《圣经》是一件多么艰苦、繁重和枯燥的工作，抄写员在生理上、心理上承受着多么巨大的压力和煎熬。麦子格 (Bruce M. Metzger) 搜集的一些卷尾语，[98] 可以窥测抄写员的内心世界：

 

 

 

    “不会写字的人以为这工作轻松；其实我们是牵三指而动全身。”

 

 

 

     “抄书使人驼背，使肋骨刺入肚子，叫全身虚弱。”

 

 

 

     “正如游子喜见家园，刻苦 [抄书] 的人，也乐于见到最后一页。”

 

 

 

     “抄完了，感谢主！”

 

 

 

   有些卷尾语包含了祝福和祷告：[99]

 

 

 

    “凡说‘神祝福文士灵魂’的人，愿神祝福他。”

 

 

 

     “主啊！怜悯归于抄写者，智慧归于阅读者，恩典归于倾听者，救恩归于 [这本书的] 主人。阿

 

   门。”

 

           

 

 “读者啊，请用属天的爱宽恕我，原谅誊写人的大胆，使他的错误变得有用……文士都会过去，可是他所写的将永存。除了在复活时还会看见的以外，什么都不要写。愿主耶稣基督使这圣抄本有益于拯救可怜抄写者的灵魂。”

 

 

 

   著名修辞家、哲学家、意大利东哥特皇族宰相加修多儒 (Cassiodorus) 成为僧侣后，创办了闻名的维菲尔修道院 (monastery of Viviers) 。他认为，神的赏赐是大于抄写的痛苦的：

 

 

 

 [文士] 念《圣经》，让心灵全然受教。抄神的律例，助其广布流传，这工作多么喜乐，这辛劳多么值得赞扬。用手向人传道，用手指使各族和好，把无声的福音带给世人，拿笔和墨水对抗魔鬼的阴谋诡计！因为文士所写的每一个神的字，都是在撒旦身上的重创。所以，文士虽然坐在一个角落，但藉着所抄写的《圣经》四播，他却能各处游行……人复制天上的话语，允许我用这个比方，三个手 指头是用以表达圣三一的彰显。潜心默想的人会发现，这是多么荣耀的景象！挥 [芦苇] 笔疾书《圣经》，报应那恶者的邪行，他曾在主受难时，叫人用芦苇打主的头。[100]

 

 

   由于抄写《圣经》的文士的一丝不苟和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校订、检测方法，《圣经》抄本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海瑞斯 (R. Laird Harris)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耶利米书》三十九章三节记载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班将领的名字：“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希金、拉撒力、尼甲沙利薛、墨拉”六个名称，两个相同；七十士译本及马索拉经卷都录有此六个名字。对于抄写《圣经》的人，这些人名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为了忠于职份，他们就正确地抄写下来。但从新近发现的一份抄本中，这些名字不是六个，而只是三个；三个名子之前有称号，就是三甲的尼甲沙利薛，拉撒力的尼波撒西金，以及拉墨的尼甲沙利薛。考古学家后来发掘到一张有关尼布甲尼撒将领的名单，其中就提及三甲的尼甲沙利薛上尉后来继承了他的王位。可见，抄写这些长而无意义的名字也是极其准确无误的。这为早期希伯来《圣经》抄写之士的细微、谨慎的工作态度，作了最有力的见证。[101]

 

 

 

   海瑞斯还指出，精于古代文字及文化的前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罗拔狄. 威尔逊 (Robert Dick Wilson) 曾说：“《圣经》所载四十多位著名君王的名称，与考古学所发现的文献极为相近和准确，一百八十个字母拼成的，没有一个是有差错的。这证明希伯来文《圣经》的作者及后来抄写《圣经》的人所作的，是异常出色的。”[102]

 

   旧约《圣经》抄本准确性的另一个证据来自《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 的文献。《死海文献》是从 1947 年开始发掘的、位于死海 (盐海) 岸边山洞里储藏的《圣经》文献。其中，在所有《圣经》类文献的古卷中，保存得最好、也最为有名的是《伟大以赛亚书卷》，编号为 1QI_sa^a。此卷长约 24 英尺半，宽约 10 英寸半，包括整卷《以赛亚书》，抄写年期为主前 125 年。对于1QI_sa^a ，海瑞斯写道：

 

 

 

  同时，最令人惊讶的，就是这份以赛亚古卷与我们已有的原文《圣经》，除了极细微的差别外，可以说完全相同。可见古代学者抄写《圣经》的悉心，和神保守他的话语的能力。基于上述《以赛亚书》极细微的差别，一九五二年出版的英文《圣经》标准修订本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已有十三处采用此古卷而加以修正。这对基督教信仰不但毫无影响，反使《圣经》的真理更加明白。[103]

 

 

 

此外，在《死海古卷》中，还有其他 20 份抄本记录了《以赛亚书》的内容。虽然《以赛亚书》的一个片断 (1QI_sa^b) 的抄写方法相当宽松，但这些见于《死海古卷》的《以赛亚书》，有不少均与今天所沿用的希伯来《圣经》(马索拉文本) 的《以赛亚书》呈现很大程度的一致性。黄锡木指出，“这一点对《圣经》学者 (特别是从事经文鉴别工作的学者) 来说，当然是一件振奋的事。事实上，这正代表着主流的希伯来文《圣经》文本的流传是相当可靠和准确的。”[104] 普莱斯 (Randall Price ) 指出，《死海古卷》的发现，不仅将旧约《圣经》抄本的年代往前推移了一千年，而且更证实了旧约《圣经》抄本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死海古卷》出土之前，最早的旧约经文只能推到中古世纪。旧约最早的完整希伯来文版本叫《本亚设抄本》(Ben Asher Codex) ，年代大约是公元1008 年。这个年代距旧约最后一本书的年代(大约公元前 325 年) 也有一千年之久……这使我们陷入了一个有关旧约版本 (马索拉版本 ，Masorah Codex) 的一致性和可靠性的幽灵问题。但等到第一份包含整卷《以赛亚书》的《死海古卷》(后来的碎片中又发现了二十一本) 发现后，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对比《以赛亚古卷》(Isaiah Scroll) 和马索拉版《以赛亚书》，除了少数文字拼法差别，不伤文意的差别之外，这两者简直没有两样。[105]

 

 

 

即便如此，在旧约《圣经》经文中，仍可发现极个别误抄的地方。比如，关于约雅斤王的年龄问题。《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八节记载：“约雅斤登基的时候，年十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但是，《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九节却记载：“约雅斤登基的时候年八岁 [ 列王下二十四章八节作十八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零十天。”究竟约雅斤是十八岁登基、还是八岁登基呢？学者们发现：七十士译本和叙利亚译本的《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九节都记载约雅斤十八岁登基；《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十五节还记载：巴比伦王“并将约亚斤王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即当时约雅斤已经结婚，不太可能是八岁；希伯来文的“十八”是“八和十”。因此，学者断定，约雅斤登基应是十八岁；记载他“八岁”登基是抄写人误将“八”与“十”分开、把“十”放到“三个月”之后所致。[106]

 

又如，《列王记下》八章二十六节记载：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可是，《历代志下》二十二章二节却记载：“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二岁 [列王记下八章二十六节作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学者们认为，亚哈谢登基应该是二十二岁而不是四十二岁，其根据有二：第一，七十士译本和叙利亚译本都记载亚哈谢是二十二岁登基。第二，《历代志下》二十一章二十节记载：“约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他去世无人思慕，众人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也就是说，约兰死在任期，年方四十岁。如果亚哈谢接续他约兰作王时已有四十二岁，那么，亚哈谢就比他父亲约兰还年长了！

 

可见，《圣经》中这样的极少的笔误，只要加以分析研究，就不难从同一抄本的不同书卷的记载的对比中，或从不同抄本的相同经节的对比中，得到纠正。笔者有一个感觉，好象《圣经》书卷本身有一个“免疫系统”，能自动将这些笔误清除掉。

 

由于经文鉴别学制订了许多有效的鉴别差异经文 (简称异文) 的原则，使经文鉴别工作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加之，人们拥有众多的新约《圣经》抄本，有些抄本的抄写时期离《圣经》经卷的原稿又很近；所以，新约抄本的准确性更是显而易见的。现仅以几位学者的评论为证。

 

西方著名《圣经》学者乔治. 密立根 (George Milliage) 在论述新约《圣经》的可靠性时，是这样说的：

 

 

 

论到教会原初之时所有异文的数目，今日无从确知。但是据约翰. 弥尔 (John Mill) 於一七0七年出版的《希腊文新约》中说，异文之数约有三万。但是，因为近代发现了更多的古卷，此数又增加了五倍。有些人一听见这个数目，必定觉得非常惊骇，以为《新约》的原文必定错到一个完全不可靠的地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所谓“异文”，其中只是一些细微的不同，对于章节段落的大意并无重大的出入。并且异文的数目虽然很多，现在却推究出一个可靠的方法来，非但可靠，也是确实的。两位英国的《圣经》校勘学者维斯特主教和候德教授 (Bishop Westcott and Professor Hort) 在《希腊文新约》中说：“假如我们不提那些比较不重要的小节，如名字颠倒 、字母增减 、冠词增加等等，据我们所查得的，那些使人生疑之字，在《新约全书》中仅占千分之一。”[107]

 

 

 

资深神学教育工作者黄锡木引用的统计更为详细：

 

 

 

韦斯科特和霍特 (B. F. Westcott & F. J. A. Hort) 曾尝引述一项令人大感安慰的统计：“那些被

 

一致公认为毫无疑问的经文，其实占全本新约《圣经》的比例极高，粗略计算最少占八分之七 ( 87. 5 %) ”，其 余的八分之一，除去串字和字序上的差异外 (约占 11 %) ，“我们认为尚有疑问的经文，只占全本新约《圣经》的六十分之一 (1.6 %) ，而其中“可以称得上对经文意义有重大影响的异文，也许是千分之一 (0.1 %) ”。我想这番话该可以叫很多信徒感到安心了。[108]

 

 

 

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新约四十六年的荣誉退休教授麦子格 (Bruce M. Metzger) 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有被称为安色尔字体的抄本，全部用希腊文大写字母写成。今天我们有 306本这样的抄本，有几本可以推朔到 [主后] 三世纪。最重要的是《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 ，这是唯一一部用安色尔字体写的完整的新约；以及《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 ，这个抄本并不十分完全。两个抄本都推朔到大约公元 350 年。

 

一种在本质上比较接近草书的新字体大约在公元 800 年出现。这种字体叫小书写体，我们有 2, 856 本这样的抄本。此外还有圣言集，其中包括早期教会一年之中依次在适当时候诵读的新约经文。我们共有 2, 403 本这样的抄本编入书目。这就把希腊文抄本的总数提升至 5, 664 种。

 

 除了希腊文抄本，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文字的古代新约抄本。我们有 8, 000 – 10, 000 本拉丁普通文本，再加上 8, 000 本埃塞俄比亚文、斯拉夫文和阿美尼亚文抄本，加起来现存抄本总共有 24, 000 种。

 

最早拥有的新约抄本是抄写于主后 100 年到 150时年的《约翰福音》残片。

 

 

 

   麦子格的结论是：

 

 

 

就算我们今天没有希腊文原稿，把较早期译本的材料贯串起来，我们也能复制出新约的内容。退一步说，即便我们失去了所有希腊文原稿和早期翻译，我们仍能从早期教父的注释、讲道词、书信等的大量引文中复制新约的内容。[109]

 

 

 

古代语文专家、《圣经》学者艾基新 (Gleanson L. Archer) 对旧约、新约《圣经》抄本的总体评价是：

 

 

 

事实上，在经文校勘学领域里居领导地位的学者长久以来都承认，若将出现误差的经文放置在边注中，而将标准经文中已被学者接受的读法加入正文内，那么，抄本所出现在子句上的误差，没有一项足以影响教义或《圣经》的信息。上述情况只能理解为神的保守，他默示了原稿，又为人类设想而将《圣经》抄本妥为保存。[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