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的第一个圣像是米勒 -- 尤里的实验。达尔文曾猜想，生命的起源可能在“某个温暖的小池”开始。1920年代，前苏联科学家奥帕林（A. I. Oparin）和英国科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提出假设：生命出现以前，原始大气主要由甲烷、氨、水气和氢组成，有极强的还原性；闪电可以从还原大气中产生制造生命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溶解到原始的海洋中，形成了“清淡的热汤”，第一个活细胞就在这个热汤中诞生了。奥帕林和霍尔丹的假说被许多科学家所接受，认为这是生命的起源的第一步。当时的科学家大都相信地球是由星际的灰尘和气体凝聚而成的；因此，相信地球的大气层与星际的气体相似 -- 以氢气为主，是颇为合理的。

1952年，获诺贝尔奖的化学家尤里（Harold Urey）支持奥帕林和霍尔丹的假说，认为地球的原始大气是由氢、甲烷、氨和水气组成的。1953年，尤里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米勒（Stanley Miller）开始用试验测试奥帕林和霍尔丹的假说。米勒在尤里的实验室，组合了一套封闭的玻璃器皿，将空气抽出来，充进甲烷、氨、氢和水。然后，他加热气体并使之循环地经过模拟闪电的高压电火化。一周以后，器皿内的水变浑并呈深红色。取样作化学分析后，确认其中含有甘氨酸和丙氨酸等简单氨基酸，似乎证实了奥帕林和霍尔丹对生命的起源的第一步的假设。这个试验在科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氨基酸是蛋白质的组成成分，而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恩格斯语）。不久，米勒 -- 尤里试验载入了几乎每一本中学和大学的生物学教科书，并宣称：科学家已演示了生命起源的第一步。

但是，科学家们对米勒 -- 尤里试验的质疑与日俱增。[4] 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原始大气真是还原性的吗？早在1952年，芝加哥大学的地球化学家布朗（Harrison Brown）就注意到，地球大气层中的氖、氩、氪等稀有气体至少比星际的平均值的百万分之一还低。所以他推论道，在地球形成不久，它就失去了它原来的大气层（如果它曾经有过原始的大气层的话）。196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地球化学家荷兰德（Heinrich Holland）和卡内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的地球物理学家阿贝逊（Philip Abelson）认为，地球早期的大气并非来自星际的气云，而是来自地球火山爆发中释放的气体，如水蒸气、二氧化碳、氮气、和少量的氢气；因为氢气太轻，地球的引力不能吸住它，于是氢气会和其他稀有气体一起，很快向太空散逸。如果地球早期的大气的主要成分是水汽，那么大气中必然含有一些氧气。因为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分解地球大气最外层的水汽，形成氧气和氢气，这叫“光水解作用”（photo-dissociation）。氢气散向太空，氧气则留在地球的大气层中。1975年，英国生物学家卢丹（J. Lumsden）和何尔（D. O. Hall）报告说，有一种被活细胞用来保护自己免受氧气伤害的酶 -- 超氧物岐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存在于一些生物体中，这些生物的的祖先被认为在光合作用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他们推论说，超氧物岐化酶的演化，可能是为了防止生物受到水光解作用所产生的原始氧气的伤害。

地球原始大气中是否有氧气、有多少氧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曾有过激烈争论。地球早期的大气层可能有氧气的推论得到了地质学证据的支持。含氧化铁的红色岩层，即所谓“红色石床”或“红床”，在比二十亿年更早的岩层 (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法的的测定 -- 笔者注）中被发现。加拿大地质学家丁诺（Erich Dimroth）和金波利（Michael Kimberly）在1975年写道，“从铁质沉淀的分布来看，在整个地质历史保存良好的石层中找不到证据，证实大气缺氧。”[5]  1982年，英国地质学家克里米（Harry Clemmey）和拜罕(Nick Badham)写道，有证据显示，“从所测的37亿年前的最古老的石层 (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法的的测定 -- 笔者注）至今，地球一直都有产生氧的大气。”[6] 支持原始大气有氧的证据不断增多。阿贝逊写道，“到底有什么证据支持原始地球有含甲烷和氨的大气呢？答案是没有！但反对的证据却很多。”[7] 在考证了各种证据之后，斯密生博物馆（Smithsonian Istitution）的古生物学家托尔（Kenneth Towe，现已荣修）说，“地球早期的大气很可能含有自由氧。”[8]

如果原始大气有氧，二氧化碳就不会被还原为甲烷，氮气也不会被还原为氨。傅克斯和杜西（Fox & Dose）於1977年报道说，电火花在水汽、二氧化碳、氮的混合气体中，不能产生氨基酸。米勒在1983年报告说，他和他的同事用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代替甲烷做试验，只要同时有氢气存在，电火花就能产生最简单的氨基酸，甘氨酸。1984年和1991年，何兰和侯根（John Horgan）也分别有类似的报道：电火花作用于二氧化碳、氮、和水汽的混合气体，完全不能产生氨基酸。威尔斯写道：

根据福克斯和杜西，不但米勒 -- 尤里试验从一开始就用错了气体，并且也“没有正确地代表早期地质学上的真实情况，因为没有考虑到从体系中排出氢气的问题”。在米勒 -- 尤里的实验中，氢气的浓度不断地累积到76%之高，但在早期的地球，它会向太空散去。福克斯和杜西结论说，“人们已经普遍了解，米勒的合成并没有地质学上的真实意义。”

自1977年以来，以上的观念在地质学家中已渐渐地达成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共识。正如1995年科汉（Jon Cohen）在《科学》期刊上写的：很多研究生命起源的工作者，如今摒弃了1953年的实验，因为“早期的大气完全不像米勒 -- 尤里所模拟的那样。” [9]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以后，许多教科书、刊物不顾事实，仍在继续鼓吹米勒 -- 尤里的实验：

1998年3月，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刊登了一幅米勒站在他实验仪器旁边的照片，解说词是：“现在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米勒，在1953年的实验模拟了地球初期的情况，产生了氨基酸。他说：‘只要将仪器装好，其他的就很容易了。’”在照片的数页之后的文章里才有一句话：“现在很多科学家怀疑早期大气跟米勒首次猜想的不同。”[10] 但是， 一图胜千字。照片的解说词是明显的误导，却将真情深深地埋在文章的一句话里！即使很小心的读者，也会留下一个印象，以为米勒 -- 尤里试验显示生命在地球的起源是很容易的事情。

波云斯（William Purves）等人合编的大学课本《生命：生物的科学》（Life: The Science of Biology）告诉学生，米勒“用如地球初期所拥有的还原性大气”造出了“生命的原材料”，并且说，“早期的大气中没有自由的氧气。”[11] 课本没有给学生提供任何线索，让他们知道现在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米勒 -- 尤里试验并没有真正模拟地球初期大气的状况。

大学高年级的课本也是如此。菲秋马（Dougles Futuyma）的《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 1998年版）转载了一幅图，并说，“是米勒用来模拟地球初期的情况并合成了有机化学分子的仪器。”还说，“最早的生命出现时，大气中几乎完全缺氧。”[12]

米勒和利弯（Kenneth R. Miller & Joseph Levine）合编的《生物学》（Biology）是高中常用的课本之一。在2000年版中，它引用了一幅米勒 -- 尤里试验的仪器图，标题是：“再造早期大气（氨、水、氢和甲烷），加上电火花（闪电），米勒 -- 尤里证明有机分子如氨基酸可能自动产生。”然而，他们在课文中也加了一句推卸责任的话：“米勒原来对地球早期大气的猜想可能错误。”这句本来就很含糊的话，进一步被后面附加的话软化了：用其他混合气体“也产生了有机化合物”。[13]

由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爱伯斯（Bruce Alberts）和同事编写的《细胞的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是研究生的课本。在最近一版里，还选用了米勒的仪器图，并称之为“一个典型的实验，模拟初期地球的情况”。在课本的文字中，还声言，有机化学分子“很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下合成。最佳的证据就是从实验室的工作来的。”[14]

美国国家科学院是全国最高的科学组织，1863年受国会委任，作为政府在科学方面的顾问。其成员囊括了美国最出色的科学家。但是，使人费解的是，199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竟继续误导读者：“刻意模仿地球原始条件的实验已经产生了一些组成蛋白质的原材料。”颇为讽刺的是，这本小册子由科学院主席爱伯斯作序；他在序中说：“科学与谎言不能共存。”[15]

整本《物种起源》，只有一个图表。这图表是显示后代渐变的分支模式。达尔文将生命演化的历史比喻为一棵树，根部代表共同的祖先，其上的枝叶代表各种渐变的后代。达尔文称它为“伟大的生命树”。 这是最常见的进化论圣像。但是，生物学的证据已使这个圣像面目全非了。

前文提到的“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因1980年代发现的另外两处的寒武纪化石群而更加令人瞩目。一处是格林兰北部的西里斯帕斯特（Sirius Passet）化石群，另一处是中国云南的澄江化石群。“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特点是突发性和广泛性；更重要的是，在寒武纪，多数现存的动物的纲和门已经出现了 ，同时还有一些现已灭绝的动物们。虽然，在寒武纪以前的地层中，也发现过生物化石，如单细胞生物的化石，叠层石（Stromatolites，行光合作用的细菌和它们的沉积物在浅海留下的痕迹），痕生化石（trace fossils，多细胞动物在海地留下的爬痕），甚至还发现了小壳动物化石群（small shelly fauna），和澳州南部的埃迪卡拉生物群（Ediacaran）。但是，古生物学家认为，在这些化石和寒武纪的化石群之间，没有任何长期的、渐进演化的连接。也就是说，多数的动物门和纲，从一开始就有了，没有显示任何进化的过程。这对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是极严峻的挑战。形象的说法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把达尔文的生命树颠倒过来了。

面对这一挑战，进化论者仍坚称寒武纪的动物有共同祖先，只是因为地层的记录保存不完全，或因为寒武纪动物群的祖先是个体小的软体生物，没有化石保留下来。但是，这种辩称显然是无力的，并不为多数古生物学家所赞同。

现在已经找到了许多保存良好的前寒武纪晚期和寒武纪的地层。这些资料说服了古生物学家：如果寒武纪动物群有祖先、它们又被保存下来了的话，现在应该找到它们的化石了。华伦泰和埃文（James Valentine & Douglas Erwin）说：“我们现有的寒武纪地层的剖面（我们已有很多）与其他在相等的时段、相似的的沉积环境中形成的较近代的地层剖面相比，，基本是同样完整了。”“大爆炸是真有其事，而且大到一个程度，是不可能被化石记录的瑕疵所掩盖的。”[16] 化石质量的普查表明，虽然较老的地层的化石没有年轻的地层保存得那么好，但已经够好了。2000年，英国地质学家班腾（M. J. Benton）等人说，“早期的化石记录显然并不完全，但它已足够显示生命历史的痕迹了。”[17]

至于说寒武纪动物的祖先可能因为是体小的软体生物、不易形成化石的说法，最多只是一个猜测，并无事实依据。事实是，寒武纪以前的单细胞生物的微型化石都能保存下来；而且，埃迪卡拉动物群几乎全是软体动物，但它们的化石保存十分精细、完好，有时连内脏、肠道和肌肉都保存下来了。面对这些事实，人们有什么理由说寒武纪动物群有祖先、仅仅是没有保存下来而已呢？

上述两个理由站不住脚以后，进化论者又把化解“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希望寄托在“分子系统发育”（molecular phylogeny）上。系统发育（phylogeny）是指物种进化的历史过程。这种进化过程，过去主要从解剖学、生理学的特征的相似性推理而得。分子生物学兴起后，系统发育就开始从DNA和蛋白质的比较来研究，并称之为“分子系统发育”。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基因突变是随时间积累的，生物之间的 DNA差异的量可以作一个“分子钟”（molecular clock），推想在许多年前，它们的DNA或蛋白质是完全相同的。早期的分子系统发育主要靠分析蛋白质，但测定蛋白质的氨基酸顺序要花很长的时间。当DNA的核苷酸顺序的快速测定方法成功后，一般就用DNA序列的比较来研究系统发育。自1980年核糖体（ribosomes）的RNA (rRNA) 的DNA的密码被解开以后，rRNA为分子系统发育提供了很多资料。

要分析寒武纪化石的DNA已不可能，分子生物学家用比较现存的动物的DNA序列、确立分子钟的方法来推测系统发育，绘制系统发育树（phylogenic trees）。然而，分子系统发育的工作并没得到预期的结果。首先，威尔斯指出：“比较DNA的顺序在理论上很简单，但在操作上却很复杂。因为事实上一小段DNA就可能有千万个单元，要将它们排列起来作对比，需要很高的技巧，不同的排列方法可能得到迥然不同的结论。”[18]

古生物学家华伦泰等指出，“分子钟的准确性至少在动物门的分化水平上，还是一个大疑问”，因为“基于所选用的技术和所分析的分子”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相差亿万年。[19] 其次，分析的分子越多，得到的结果越混乱。加州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雷克（James Lake）等人在1999年写道：“科学家开始分析各种生物的各种基因，他们所发现的生物进化的关系与单用rRNA分析所得到的生命树互相冲突。”[20] 法国科学家腓力比和傅特瑞（Herve Philippe & Patrick Forterre）说：“越来越多的分子序列被解码以后发现，除了大多数蛋白质系统发育彼此冲突以外，又与rRNA树冲突。”[21]

也就是说，不同的分子推导出不同的系统发育树。早年建立rRNA系统发育树的元老、伊利诺大学的生物学家伍西（Carl Woese）说：“如今有了这么多不同的蛋白质系统发育树，但还没有任何一个不自相矛盾的生物系统发育树产生出来。系统发育分析的矛盾在整个系统发育树中随处可见，从它的根到主要的枝干，在各组之间和之内，一直到各大基本组的成员内，都有矛盾。”[22] 生物学家林区（Michael Lynch）指出，“分析不同基因的结果，甚至用不同方法分析同样的基因，所得到的系统发育树都有很大的差异。要澄清各主要动物门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是一个棘手的难题。”[23]

威尔斯写道：

即使各个分子的资料能综合分析，所得到的常常是一棵很古怪的树。1996年一项研究归纳了八十八个蛋白质的序列，结果将兔子并入了灵长类动物，而不是啮齿类。1998年一项分析了十三个属十九种动物的结论，将海胆归入了脊索动物；而同年另一项根据十二个蛋白质的分析结果认定，牛的近亲为鲸鱼而非马。分析不同分子所得到的彼此矛盾的系统发育树，以及有些分子分析所画出的古怪的树，为分子系统发育学带来了危机。[24]

对于这些互相矛盾的结果，有人认为是方法问题。比如，傅特瑞和腓力比认为，有些分子的序列进化特别快，以至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后，不再能保存系统发育的信息；如果只分析进化比较缓慢的序列，就可以提供一棵广泛通用的进化树。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不单是方法问题。比如，建立rRNA系统进化树的元老伍西就坚持认为，这些矛盾“经常出现，而且又有统计学的支持，显明它不容忽视，也不能用方法尚未完善的借口来推挡。”他认为，“现在是检查基本假设的时候了。”伍西建议放弃“最早的共同祖先是一个生物个体”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最早的共同祖先“只是一个过程”，是在很复杂的浓汤中交换的遗传材料而已。他的结论是：“所以，最终的系统发育树的基部并不像一个活的树。”[25] 但是，威尔斯认为伍西的观点显然不合逻辑：“如果最终的共同祖先并不是一个生物，那称它为‘祖先’还有甚么意义呢？如果那浓汤才是我们的祖先，那么元素周期表和地球也可算为祖先了。”[26]

另外，生物学家杜力投（W. Ford Doolettle）在1999年则写道，“生命的历史并不能用一棵树来代表。”他认为，分子系统发育树的矛盾是由“基因横向传递”（lateral gene transfer）引起的。微生物学家都知道，细菌之间可以交换基因。因此，杜力投认为，细菌和早期的有核细胞之间的基因交换可以解释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分子系统发育树的差异。但是，威尔斯评论道，如果杜力投的猜测是对的，那么，“早期生命的历史不再像一棵分支的树，而像一丛纠缠不清的灌木。”[27]

杜力投主张，不要再“鼓励生物学家把收集的资料硬塞进达尔文的模子里，这样可能更容易，而且从长远看更有贡献。”[28] 在2000年2月号《科学的美国人》的题为《连根拔生命树》（Uprooting the Tree of Life）的文章中，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猜想那最终的形式像甚么，但新的假设已不可或缺了。”[29]

然而，199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了另一本小册子，竟然不顾事实，继续鼓吹说：“当分析DNA…顺序的技术进步后，可以用基因来重新整理生物的进化史”；“分子生物学的证据大力支持了进化论，并且它还在不断发展中”。[30] 也许，小册子的作者没有注意到1999年前几年所发表的有关分子系统发育的文章；但是，在这小册子中，作者也绝口不提米勒 -- 尤里试验的问题，绝口不提寒武纪大爆炸（虽然它早在1995年就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了）。这些都很难用“疏忽”来解释。有国家科学院的小册子的榜样，不少大学生物学的教科书也紧随其后，继续讲授进化的生命树。这给读者造成一个强烈的错觉，以为生命树有压倒性的证据，而且没有任何科学家对它表示怀疑。

对于达尔文的生命树的现状，威尔斯是这样总结的：

由此可见，像分支的树一样的进化模式与化石或分子的证据都不吻合。寒武纪大爆炸显明动物高层次的门类首先出现，将达尔文的生命树上下倒置。分子的证据非但没有挽救它，反而将它连根拔起了。然而，时至今日，生命树仍然高踞进化论圣像之首，只因为达尔文主义者宣布它已是事实。[31]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写道：“对我来说，在胚胎学中最重要的事实似乎是，它解释了从一个古代的祖先在许多后代中产生变异的原则。”[32] 他认为，从结构上说，在同一个纲中的、差异很大的动物在胚胎时期是彼此相像的；[33] 而这些相似很可能向人们显示了这个类群的动物的祖先在成年时期的状况。[34] 换言之，在达尔文看来，早期胚胎的相似性不但显示他们有共同的祖先，而且也显示了祖先的相貌；这是支持他理论的最强而有力的一类事实。[35]       

达尔文不是胚胎学家，所以他要依赖其他科学家的工作，其中一位是德国的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42 - 1919 AD）。达尔文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

当我在撰写《物种起源》时，使我感到极其满意的事，莫过于阐明很多纲内动物的胚胎和成年体之间有重大差异，以及同一纲内的各种动物的胚胎都极其相似。据我所能回忆到的，在对《物种起源》的早期书评中，却没有人注意到这方面；我记得，当时在我写给爱沙. 葛雷的一封信中，曾经为这种情形感到惊奇。近年来，有几位评论家又把这观点完全归功于弗利兹. 弥勒和海克尔；确是无疑地，这两位把它研究得比我更加充分，而且在某方面也更加正确。我收集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足够写成整个一章，而且我还应该对它作更加详细的讨论，因为显而易见，我还不能引起读者重视；我以为，谁能成功地做到这一步，他就应当获得全部发现的荣誉。[36]

海克尔画过很多图，其中最著名的是脊椎动物的胚胎图。在这幅图中，脊椎动物门内各个纲的胚胎（如鱼、蝾螈、龟、鸡、猪、牛、兔，及人）在发育的早期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到了发育的后期，才成为不同的胚胎。海克尔的胚胎图似乎为达尔文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显示所有的陆生脊椎动物都是从鱼进化来的。因此，现今所有论及进化论的课本都用不同的方法重述这些胚胎的故事。在生物学上还用了一个专门的术语“重演律”来形容它：在个体发育（ontogeny）中重演系统发育（phylogeny）。海克尔的胚胎图变成了进化论的又一个圣像。

但是，英国生物学家西韦克（Adam Sedgwick）早在1909年就指出，“重演的理论是从进化思想推论出来的，直到如今，它仍然只是一项推论而已。”[37]

 威尔斯写道：

所以从最早开始，海克尔的重演律就是理论的延伸，而不是经验的总结。这个律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叶的影响相当大，但到1920年代它开始失势。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说：“生物重演律之失势，只因为它不再时髦而已。”科学历史学家拉斯缪森（Nicholas Rasmussen）也同意这种说法。至少，它的式微不是因为有甚么新的发现推翻它。拉斯缪森这样说：“从生物重演律被接受的第一天，所有否定它的主要理由就已存在了。”[38]

也许，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生物重演律被彻底否定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它所依靠的海克尔的胚胎图在很大程度上是伪造的。英国胚胎学家李查森（Michael Richardson）和一组国际性的专家比较了海克尔所画的胚胎和所有七个纲的脊椎动物的胚胎，清楚地显示海克尔的图歪曲了真理。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报告发表在1997年8月的《解剖学和胚胎学报》（Anatomy & Embryology ）上，[39] 引起极大的震撼。

海克尔的胚胎图的不实之处有几个方面。[40]

首先，海克尔的胚胎图中的“第一期”，实际不是第一期，而是中期。动物胚胎的早期（受精卵分化和原肠胚）在形态上有很大差别，到了中期才出现一些相似，后期又大不相同。海克尔隐瞒胚胎早期的差异，说动物的胚胎越早期越相像，乃不实之言。

第二，即便在动物胚胎发育的中期（即海克尔所谓的“第一期”），不同纲的脊椎动物的胚胎也有相当的差异。但是，为什么在海克尔的胚胎图中，它们那么相似呢？原来，脊椎动物共有七个纲，但在他的胚胎图中，海克尔选择性地只显示了比较相似的其中五个纲（硬骨鱼、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而把不相似的另外两个纲（无颚鱼和软骨鱼）排除在外。而且，它用蝾螈而不用蛙代表两栖类，因为蛙的胚胎不像他所要的形状。

第三，在所选择的动物胚胎中，海克尔进一步人为地抹煞差异。本来，这些胚胎的大小相差很大，从一厘米到近十厘米不等，但海克尔将它们画得一样大。他还将人胚胎中的鼻子、心脏、肝脏等大部分内脏，及手、脚的胚芽统统挖掉，再延长脊椎使之成为尾巴，这样，人的胚胎的“第一期”就和鱼一样了。

1997年，彭尼斯（Elizabeth Pennisi）以《海克尔的胚胎：再度发现的欺骗》（Haeckel’s Embryos: Fraud Rediscovered）为题，在《科学》周刊上发表短文，披露了此事。[41] 钱锟写道：

《科学》周刊的标题指出，这个大骗局不是首次发现，而是再度发现（rediscovered）。原来，当年海克尔在德国Jena 大学任教期间，他伪造的这些图就已经被人揭发。李查森为了证实这是遮掩一百多年的骗局，亲自到Jena大学去查史料。不出所料，海克尔当年被同事指控，他不但承认伪造，而且被判有罪。所以，至今在德国的课本中找不到海克尔的图画。[42]

威尔斯也指出：

海克尔画了很多脊椎动物的胚胎来示范他的重演律。… 历史学家奥本海默（Jane Oppenheimer）说，海克尔“艺术的手歪曲了他的眼光，所以他所见的并不是准确观察者当见的。他多次被希斯（Wilhelm His）等人控诉伪造科学证据，他是罪有应得的。”

有时海克尔使用同一块木刻来印制不同纲动物的胚胎。另外他还篡改他自己的图画，使其中的胚胎彼此更相像。与海克儿同时代的学者不断地控告他歪曲事实，在他一生中，被控欺许的罪为数不鲜。[43]

对于海克尔的胚胎图，李查森直言不讳地结论是：“看来，它原来是生物学上最著名的赝品之一。”（“It looks like it’s turning out to b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fakes in biology” ）[44]

彭尼斯指出，“1901年，当海克尔的图被用在一本名为《达尔文和达尔文以后》（Darwin and After Darwin）的书中后，海克尔的认罪就被遗忘了，他的（胚胎）图在英文生物学课本中被广泛地采用。”[45] 海克尔於1874年伪造的这幅胚胎图，风靡世界一百多年，直到近年才被再度揭穿，令人吁嘘。钱锟还写道：

笔者1999年暑期在中国接受北京某出版社副编的专访，其中问及人和鱼胚胎的比较。我建议在中学课本中删除海克尔的图画。据说这项更正在两年内可能完成。若果真如此，中国在教材上的改进要跑在英、美的前面。[46]

此外，生物重演律还说，人和其他脊椎动物的早期胚胎中都有“鳃囊”（gill pouches）或“鳃裂”（gill slits），是“鱼的遗传”，“是达尔文1895年出版《物种起源》以来，进化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47] 但是，解剖学的研究已经证实，人和陆生脊椎动物在胚胎时期并没有“鳃”的结构。威尔斯论述道：

在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发育的中程，在颈部或咽喉部，都有一系列的褶痕。突出的部分叫咽“弓”或“脊”，而凹进的部分称为“裂”或“囊”。但咽褶并非鳃。它们更不是鱼胚胎在咽喉胚时期的鳃。

鱼的咽褶往后发展成鳃，但爬行类、哺乳类和鸟类的咽褶却发育成完全不同的结构（如内耳或副甲状腺）。爬行类、和鸟类的咽褶完全不能算为残余的鳃；也从不“像鳃”，不过是表面看来在颈部附近形成的一系列平行的条纹而已。英国胚胎学家沃坡特（Lewis Wolpert）认为：“高等动物（如哺乳类）在胚胎时期，有些结构看来像鱼的鳃裂。但这种相似是错觉，哺乳动物胚胎中的这些结构只是在外形上有点像鱼胚胎中那些将来发育成鳃的组织而已。

换句话说，胚胎学没有理由说咽囊“像鳃”。支持这种说法的唯一理由是从理论上认定哺乳动物是从鱼一样的祖先进化来的。瑞士胚胎学家瑞杰（Gunter Rager）说，“‘鳃弓’的概念纯粹是描述性的，在思想形态上是中性的。它是指（在颈部）出现的褶纹…… 但是，在人类，鳃从来没有存在过。”[48]

如果说海克尔的赝品在欺骗人们一百多年后才被彻底揭露，使人震惊的话，那么，在海克尔德的欺骗大白于天下之后，美国的许多生物学教科书仍换汤不换药地继续宣讲生物重演律，就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1998年，菲秋马（Douglas Futuyma）在大学高级课本《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中，将海克尔的胚胎图原盘托出，但图中没有提及海克尔的名字，却说，“这些图显示的是汪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 1792 - 1876 AD，欧洲著名的胚胎学家 -- 笔者注）的定律。”[49]

1999年，古特曼（Burton Guttman）的《生物学》课本重新画了海克尔的胚胎图，并说：“一个动物的胚胎，具有它祖先的线索。”[50]

有些课本不再复制或重画海克尔的胚胎图，而用真实的照片。例如，1998年，迈德（Sylvia Mader）的《生物学》课本用了鸡和猪的胚胎照片，这是迈向正途的一步；但却仍附加了歪曲的说明：“在相应的发育的早期阶段，两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它们后来成为完全不同的动物。这就是它们是从同一祖先而来的证据。”1999年，坎贝尔（Compbell）等人的《生物学》也使用了胚胎的照片，比较鸡和哺乳动物。但他们所用的鸡的胚胎的发育时期，正好比其他纲的脊椎动物的胚胎更像哺乳类。该书虽然警告说：“重演的理论太夸大其词”，但同时又告诉学生：“个体发育可以提供系统发育的线索。”[51]

如何理解这些生物学教科书的作者的行为呢？

2000年2月，菲秋马在堪萨斯州的一个互联网站上登了一篇回应文章，因为有人指责他在1998年著的课本《进化生物学》中，继续使用海克尔的胚胎图，犯了说谎罪。菲秋马分辩说，在阅读投诉者的控告之前，他并不知道海克尔的胚胎图有问题；在求教了一位胚胎学家以后，他才知道李查森和同事的近作。作为一位专业的进化生物学家和研究生课本的作者，菲秋马竟然不知道海克尔的胚胎图是假冒！况且，即便他真不知情，也不能增加人们对生物学课本的素质的信任度。[52]

与菲秋马不同，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说他早就知情；他还指责媒体用耸人听闻的手法报导海克尔的故事，使人以为是“李查森首次发现了海克尔的恶行。”他义愤地表示：“科学骗局的故事当然会引发人的幻想。但干了这在学术上相当于谋杀行为之后又能逃罪，到一个世纪之后才被揭发，那是更好的剧本了。”同时，他也把责任推到撰写课本的作者身上：“我认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不用脑筋地重复使用这些图画，使它们仍保留在很多（若非大多数的话）现代课本中。我们有权力感到既惊讶又惭愧。”[53] 但是，既然古尔德已知情二十多年，他为什么一直闭口不言？他为什么容让他的同事们成为他自己称为“在学术界相当于谋杀”的欺骗行为的帮凶？[54]

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两年后，1861年汪迈尔（Hermann von Meyer）在德国的苏郝芬（Solnhofen）石灰石矿场发现了一块似乎介于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化石。它有翅膀和羽毛，也有牙齿；有一条蜥蜴般的长尾巴，它的翅膀（指尖）还有爪子。汪迈尔给它取名为“始祖鸟”（Archaeopteryx），由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叫作“伦敦标本”。1877年，有人又在这个石灰场发现了一块保存更完整的始祖鸟的化石，存于柏林的洪堡博物院，故称“柏林标本”，也是后来为亿万人所熟悉的标本。此后，在同一地方又出土了六块始祖鸟的化石；一共是八块。不过，其中一块只有羽毛，另一块后来不知所终。

苏郝芬石灰石属地质学上的晚（上）侏罗纪（Jurassic）。该场出产的石灰石的质地非常细腻，以至它被开采来作平版印刷。所以，始祖鸟化石也保存精美，羽毛结构都很清晰。1986年，英国有人宣称，“伦敦标本”是假造的：有人在一只小恐龙的化石上涂了泥浆，然后把现代鸟的羽毛印在上面。但经英国的古生物学家们鉴定，认为这种指控是缺乏依据的。

始祖鸟化石的发现，被认为是找到了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缺失环节，是对达尔文的理论的强有力的支持。进化论者都为之雀跃。古生物学家丁格斯和罗尔（Lowell Dingus & Timothy Rowe）写道：“对博物馆长来说，始祖鸟的名声像林布兰（Rambrandt）、史塔第发利（Stradivarius，译注：十七、八世纪之交的意大利弦乐器制造家），或米开兰基罗（Michelangelo）一样响亮。”[55] 古生物学家雪曼（Pat Shipman）说，始祖鸟的化石“何止是世上最美的化石……它是一个圣像（icon），古代留下的一件神圣遗物，如今已成为进化过程有力的象征。”[56] 1982年，哈佛大学的新达尔文主义者迈尔（Ernst Mayr）称始祖鸟为“爬行类与鸟类之间最理想的环节。”[57]

但是，经过一百多年，当人们有了更多的数据后，始祖鸟当初的地位也不复存在了。笔者曾写道：

始祖鸟的某些爬行动物的特征（如前肢有爪），已在现今的活鸟中发现。其次，原以为始祖鸟是半爬半飞的；现据其爪的形状，已被确认为是一种已能栖息在树上的鸟。第三，中国科学家近年在中国辽宁省发现了与始祖鸟同期的现代鸟类的化石，说明始祖鸟并非鸟类的祖先。[58]

威尔斯指出，始祖鸟与现代鸟类之间在结构上的差异太大，它不可能是现代鸟类的祖先；这一点已取得普遍的共识。[59] 现在争论的问题是，始祖鸟的祖先又是什么动物呢？

生物分类学的创始人林奈（Linnaeus）认为，生物分类中的不同层次，反映了神创造的计划。但在达尔文进化理论的重新解释下，一种叫做“分支系统学”（cladistics）的新的化石分类法开始流行起来。这个新分类法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汉宁（Willi Henning）於1950年代倡导的，分类的依据完全依赖同源（homology）的理论。在分支系统学中，生物的特征是最重要的，特征的相似性成为推测动物亲缘关系的唯一条件，化石记录出现时间顺序都是次要或无关紧要的。在这个分类系统中，首先假设所有生物都有共同祖先，然后根据它们的特征推论它们族谱的分叉点（这是“分支”一名的来由）。所以，在分支系统学中，所有的化石都组成“祖先 -- 后裔”的不同系列。按照分支系统学，始祖鸟的祖先是一只像鸟的恐龙。专家们都急于要找到这样一支像鸟的恐龙的化石。

1999年，一位业余恐龙爱好者塞克斯（Stephen Czerkas）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宣布，他们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矿物展览会上，花八万美元买到一块“在陆生恐龙和真正能飞行的鸟类之间的遗失环节”的化石：它有低等鸟类的前肢和恐龙的尾巴。塞克斯给它取名为“原始鸟龙”（Archaeoraptor）。这化石很可能是从中国走私出来的。同年11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文图并茂地报道了这一发现，并声称，原始鸟龙具有的“高等和低等的特征正是科学家预期的恐龙试飞时应有的情况。”[60] 不料，这块化石被中国古生物学家徐星（Xing Xu）验证是假冒：伪造者将一条恐龙的尾巴嫁接在一支早期的鸟的身上！这使《国家地理》杂志非常丢脸。  

威尔斯评论说：“那原始鸟龙拥有的特征正是科学家预期的。因为聪明的伪造者知道科学家想要甚么，他就照样造出来，好在国际市场上收取高价。”“即使原始鸟龙是真货，它还是比始祖鸟年轻了数千万年，也不可能填补分支系统学方法所留下的化石空缺。”[61] 

后来，一项新的发现取代原始鸟龙，吸引了人们的视线。那就是化石斑比龙（Bambiraptor）。此化石首先被蒙塔纳州的一家人於1993年发现，1995年被转交给专业的古生物学家研究。这个化石动物有鸡一般大小，又尖锐的牙和爪子，加上一条长尾巴，整个身体约三呎长，很像电影《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里的那种凶残的肉食动物Velociraptor，只是个体较小而已。被复原的斑比龙於2000年4月在佛罗里达州召开的恐龙鸟类进化讨论会上展出。虽然这块化石是在白垩纪的地层中发现的，比始祖鸟年轻七千五百万年，但分支系统学的分析认为，它具有始祖鸟的祖先应有的骨骼特征。而且，检验过它的古生物学家宣称它是“所有标本中最像鸟的恐龙”，是“鸟与恐龙之间最出色的遗失环节”。[62]

但是，斑比龙的复制过程却是一般人难以知晓的：

顾立（Brian Cooley）是重组恐龙化石骨骼的专家，他组装了这支斑比龙供会议展出。他向与会者解释说，他尽量使斑比龙像只鸟，以还它在恐龙和鸟之间的应有的地位。他重组肌肉时，用鸟的解剖作蓝图。将它的眼睛照鸟的视线按上，所用的眼球是为老鹰造的假眼球。顾立猜想斑比龙全身一定长满了不整齐的羽毛，他就给它贴上羽毛。[63]

《进化论的圣像》一书的作者威尔斯（Jonathan Wells）也出席了这次讨论会，亲眼目睹了斑比龙这尊圣像，阅读了会议分发给与会者的相关的科学报告，令他深为震惊：

每一位与会者都收到一分三周前才出版的、正式描述斑比龙的科学文章。第一次发表一种新化石的报告必须依据严谨的科学准则，非常仔细地描述“模式”标本。这正式的报告中附有几张斑比龙的复原图，其中两幅显示斑比龙全身长着毛状的突出物，前肢则有羽毛。

但是，在化石标本上没有任何类似羽毛的痕迹。那些毛状的突起和羽毛都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分支系统学说它应该有这些东西，它们就被写入化石的报告中。唯一指出这些毛状突起和羽毛并不是实际存在的，是一幅图画的标题中这样的一句话：“复原标本显示理念中的皮毛结构。”我大吃一惊。一般说，我们可以预期一些浅白的说明，如：“化石上并没有毛状突起和羽毛，但因理论上的考虑，特此加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份科学报告更像有意隐瞒真相，而非如实报告它。[64]

此外，在同一次会议上，加斯卡（William Garstka）报告他和阿拉巴马州的一队分子生物学家从六千五百万年的一恐龙骨化石中提取出了DNA，并用扩展复制技术读出了它的序列；这序列显示与鸟类的DNA序列最相似。他们认为找到了“第一个直接的遗传证据，鸟类是现存动物中最接近恐龙的”。[65] 候尔顿（Constance Holden）在随后一周的《科学》杂志上也作了报导。但加斯卡的报告有不少疑点。首先，他们提取DNA的化石是一只三角龙。而三角龙在恐龙中是代表与鸟类的距离较远的那一个分支。其次，加斯卡从三角龙化石得到的DNA与火鸡的DNA百分之百地相同。但研究表明，即使与火鸡最相近的鸟的DNA与火鸡的DNA的相同率也不过是94.5%而已。因此，有人怀疑是否有人在开加斯卡和他的同仁的玩笑。加斯卡和同事也在考虑一种可能性：是否有人在附近吃过火鸡三明治……

威尔斯是这样叙述始祖鸟这帧进化论的圣像的现状的：

现在争论鸟类来源的双方都同意，始祖鸟不是现代鸟的祖先。这个早年比任何化石都更有力地说服人相信达尔文学说的始祖鸟，如今竟被这些比其他生物学家更极端地追随达尔文的分支系统学者罢黜了。这岂不是很大的讽刺吗？世上最美的化石，被迈尔称之为“在爬行类和鸟类之间最理想的环节”，现在被静静地束之高阁。寻找失环的努力至今不断，就像始祖鸟从未出现过一样。[66]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指出，进化的最重要机制是自然选择：具备最适条件的生物能生存下去，并将其特征遗传给后代。但当时还没有在自然界发现实际的例证。一直到1898年，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生物学家班波斯（Hermon Bumpus）才提供了一些指向自然选择的直接证据。一场严重的暴风雪之后，他在罗得岛的天佑市（Providence, Rhode Island）附近发现了大量濒于死亡的英国麻雀。他收集了一百多只带回实验室后，其中近半数已经死亡。他发现，幸存的麻雀以个体较小、体重较轻的雄性为多；暴风雪似乎选择性的击打了雌性和个体较大的雄性麻雀。虽然原因并不清楚，但数十年间，班波斯仍然是最接近观察到自然选择的直接证据的生物学家。

与此同时，英国科学家开始注意到另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后来成为课本中一个自然选择的经典例证。这就是胡椒蛾的“工业黑化”（industrial melanism）现象。胡椒蛾（Biston betularia）身呈灰白色，其上散布一些黑点，就像撒了“胡椒粉”一般，故名胡椒蛾（peppered moth）。一百五十年前，大多数胡椒蛾都是这种“标准”型。不过，早在1811年，体色变黑的胡椒蛾已开始出现。工业革命期间，黑化型胡椒蛾的比例提高了；到二十世纪初叶，在工业城市曼彻斯特（Manchester），黑化型胡椒蛾的比率超过了90%。在伯明翰（Birmingham）、利物浦（Liverpool）等工业城市，也有类似的报导。此外，工业黑化现象在其他种的蛾、瓢虫（Ladybird、beetles）、甚至一些鸟类中也有发生。

对胡椒蛾工业黑化的机制，科学家有不同猜想。1896年，英国生物学家吐特（J. W. Tutt）提出，胡椒蛾工业黑化可能与保护色有关。在工业污染以前，树林中的树干被地衣所覆盖，树干呈浅色，标准型的胡椒蛾在树干上易于隐蔽，不易被鸟吃掉；树林被污染以后，地衣死去，露出乌黑的树干，故黑化的胡椒蛾在树干上更易被保护。1920年，另一位英国生物学家哈里逊（J. W. Heslop Harrison）拒绝土特的推论。哈里逊认为，胡椒蛾黑化现象是由空气污染直接诱发的。他的依据是，一些蛾子（不是胡椒蛾）的幼虫吃了被金属盐污染的树叶后，也会出现黑化。

1950年代，英国医生、生物学家凯特维（Bernard Kettlewell）作了一系列实验，来了解黑化的机制，使他名扬四海。首先，他将一些蛾子放入养鸟的大网屋中，用望远镜观察到鸟捕食静伏的蛾子。其次，他放了一些蛾子在伯明翰、英格兰附近被污染的树林的树干上后，用望远镜看到鸟捕食树干上较明显的白蛾多于黑蛾。然后，他白天把用油漆标记的几百只标准蛾和黑蛾放到伯明翰被污染的树林的树干上；晚上用网尽量将它们捕回。结果是：他放出447只黑蛾，收回123只，回收率为27.5%；放出137只标准蛾，收回18支，回收率只有13.0%。他的结论是，在被污染的黑色树干上，较多的黑蛾逃脱了被鸟捕食的厄运，“鸟是选择的媒介，正像进化论所预期的。”[67] 两年以后，凯特维在多赛（Dorset）一个没有被污染的树林里做对照实验，同样在白天把蛾子放在树干上，晚上用网收回。结果是：放出396支标准蛾，收回62支，回收率为12.5%；放出473只黑蛾，收回30只，回收率仅为6.3%。这和在伯明翰被污染的树林中的实验结果正好相反。凯特维认为，他的实验证实了吐特的假设，胡椒蛾的黑化现象是以鸟为媒介的自然选择的结果。他称胡椒蛾工业黑化现象是“在任何生物中所能实际证实的最显著的进化改变”。[68]

应该说，凯特维的试验是比较严谨的。而且，在1960 - 70年代，当污染减轻时，标准型的胡椒蛾的数量的确相对地增加了。1975年，英国遗传学家雪柏德（P. M. Sheppard）也称胡椒蛾的工业黑化现象是“有史以来人类所观察和报导过的最壮观的进化改变”。[69] 但是，威尔斯指出，这些观察只不过是在同一个生物种内生物体色的改变，并不比千百年来野生动物家驯后的改变可观，离真正解释进化的原理还差得太远。[70]

当胡椒蛾的黑化现象逐渐被提升到进化论的圣像的地位时，更多的科学家参与了类似的试验，矛盾也随之显现，最终使人对凯特维试验的合法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首先，在更广阔的地域，黑化胡椒蛾的分布与凯特维的试验结果并不相符。比如，在英格兰的东部，污染程度很轻微，但黑化蛾的比例竟高达80%。史杜瓦（R. C. Steward）收集、分析了英国一百六十五处的资料后发现，在北纬52度以北，工业黑化现象与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的浓度有关，但在北纬52度以南则没有关系，而且黑化现象在污染受控后反而严重了。另外，在英国的反污染的法律通过后，在伦敦以北，黑化蛾的数量如预期地减少了，但在伦敦以南却反而增加了。这些现象无法用保护色和鸟的捕食来解释。

其次，黑化现象与地衣的死亡不一定有关。在北纬52度以北的东英格兰，虽然树皮上长满了地衣，胡椒蛾的黑化程度却非常高。凯特维本人在1970年代也注意到，怀若半岛（the Wirral Peninsula）的黑化程度降低了，但当时地衣并没有出现。李士（David Lees）和他的同事在全英国的一百零四个地点，作了胡椒蛾的工业黑化现象的普查后发现，黑化现象与地衣的覆盖无关。因此，凯特维所论述的黑化现象与保护色的关系就难以成立了。

更重要的是，自1980年以来，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胡椒蛾在正常情况下是栖息在枝叶浓密的树梢高处，而不是在树干上。胡椒蛾是夜间飞行觅食的生物，一般在天亮以前就在树上找好了藏身之处。芬兰的动物学家米高拉（Kauri Mikkola）和他的同事在二十五年的野外工作中，只发现过一只伏在树干上的胡椒蛾。鉴于操作的实际困难，凯特维都是在白天释放和观察胡椒蛾。他将它们放在明显之处。由于胡椒蛾在白昼处于休眠状态，会伏在被放置的地方不动，所以才成为被鸟吃掉的牺牲品。

总之，凯特维关于胡椒蛾的黑化现象是“以保护色和鸟为媒介的自然选择”的结论已经从根本上被推翻了。虽然胡椒蛾的黑化现象很可能与环境的变化有关，但这二者的相关性的细节至今仍是一个谜。

然而，近年出版的生物学教科书，仍在继续宣传凯特维的试验。

约翰森（George Johnson）在1998年的课本《生物学：活现生命》（Biology: Visualizing Life）仍然说：“近年来英国严厉地执行控制污染的措施。位于伯明翰等工业中心的树林再一次长满了地衣。请学生们预测，凯特维今天会发现什么情况。”[71]

几乎所有提及进化论的生物学课本，不但继续使用人造的（把胡椒蛾粘在树干上或用针固定在树干上）的图片重述古典的胡椒蛾的故事，而且对此故事的问题只字不提。比如，2000年出版的弥勒和利湾（Kenneth R. Miller & Joseph Levine）的课本《生物学》，不但印了人造的胡椒蛾伏在树干上的图片，并继续声称凯特维的研究是“一个典型的、显示自然选择在进行中的例证”。[72]

 一位加拿大的教科书的作者明知胡椒蛾的照片是人造的，他仍沿用不误。他说：“你必须考虑读者。对初学的人，你能搞得多复杂？”瑞特（Bob Ritter）在1999年5月4日的《爱尔伯塔新闻杂志》（Alberta Report Newsmagazine）引用了这句话。瑞特还说，高中学生的“学习方法要很具体化”。“这个自然选择的例子有个特点，就是非常具体。”“我们希望传递自然选择的观念。以后，他们可以批判性地去查看这工作。”[73]

对此，威尔斯这样写道：

显然，那个“以后”可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寇伊恩（Jerry Coyne）发现古典故事的错谬时，已是1998年，他早已成为资深的进化生物学家了。他的经历说明，进化的圣像多么诡诈，专家都被它误导。当寇伊恩终于发现，他教授多年的胡椒蛾的故事，原来是一个神话时，我们可以想象他会多么难为情。

寇伊恩发现真情后的反应，揭示了一种觉醒。当生物学家发现进化的圣像在谬解真理时，这种觉醒会更加普遍。寇伊恩写道：“我自己的反应，是那样惊愕，就像在我六岁那年，我发现在圣诞节的除夕送来礼物的，是我的父亲，而不是圣诞老人一样。”[74]

 在《物种起源》问世前二十几年，达尔文于1831年以自然学家的身份登上英国猎犬号（H. M. S. Beagle）测量船，参与了在南美洲海岸的为期五年的测量工作。1835年，猎犬号抵达距厄瓜多尔西岸约600哩的太平洋群岛，加拉巴戈斯群岛（the Galápagos Islands）。达尔文收集了当地的一些动植物，包括一些地雀（finches）。有十三种地雀分布在二十多个岛屿上。他们的主要区别是喙的大小和形状。很多生物学教科书都说，加拉巴戈斯群岛的地雀对达尔文构思他的理论有很大帮助。但是，威尔斯指出，“其实，加拉巴戈斯群岛的地雀与达尔文理论的构思，几乎没有关系。达尔文在猎犬号上写的笔记中，对地雀只轻轻提及，并没有谈论对它们有什么想法。而且，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根本没有提到地雀。”[75] 威尔斯还写道：

到1930年代新达尔文主义抬头以后，加拉巴戈斯群岛的地雀才被提升到如今这样显赫的地位。虽然娄尔（Percy Lowe）在1936年已开始称它们为“达尔文的地雀”，但是十年之后，鸟类学家赖克（David Lack）才叫响了这个名字。赖克在1947年的《达尔文的地雀》（Darwin’s Finches）一书中，总结了地雀的喙的变化和它们的食性的关系的证据，认为喙的适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赋予加拉巴戈斯的地雀在进化上的重要性的，主要是赖克，而不是达尔文。[76]

但是，真正在野外实地观察、得到直接证据的，当推格兰特夫妇（Peter and Rosemary Grant）。他们从1973年开始，长驻加拉巴戈斯群岛。在同事们的帮助下，他们在七个岛上捕捉并用金属环标记地雀，仔细地测量它们的体重，翅膀、脚、趾的长度，和喙的长、宽、深度。他们发现，这些器官（特别是喙）的量度变化很大。1975年以后，他们把观察集中在达夫尼梅爵（Daphne Major）这个较小的岛屿上，测量地雀的一个种（中型地雀，medium ground finch）的每一只地雀，同时记录雨量，和岛上各种植物产生种子的数量。1977年干旱，该岛的中型地雀的数量跌至原来数目的15%，幸存者的体型和喙都较大。同时，他们发现，当年植物的小型种子的产量大幅度下降。他们推论说，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喙比较大、能啄开较大、较硬的种子的地雀的存活。这些存活下来的地雀的喙的深度（喙的基部从上到下的距离）增加了0.5%。这个增加似乎微不足道，但对1977年达夫尼梅爵岛上的地雀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

如果中型地雀的喙不断地增大，也许真正有意义的事就会发生了。在1991年的《科学的美国人》杂志上，彼得. 格兰特（Peter Grant）说，至少在理论上，地雀的新种出现的可能性是有的。如果在旱灾中，地雀的喙深的变化算一次“选择事件”，那么，也许只需要二十次“选择事件”，中型地雀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种。如果平均十年有一次旱灾，在旱灾与旱灾之间没有别的自然选择发生，二百年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种；把时间增加十倍，两千年出现一个新种，时间也也不算太长。

中型地雀的喙深变化，可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自然选择真能产生地雀的新种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1977年的干旱导致达夫尼梅爵岛上的地雀的喙深的增加，却被1983年的大雨逆转过来了。1983年，中型地雀的喙深又回复到平均值。彼得. 格兰特1991年说，“这群体受自然选择的影响，不断地前后徘徊。”[77] 无论时间再长，这种完全依赖于气候的、既进又退的自然选择，不可能使中型地雀变成新种。第二，在1982 - 1983年的厄尔尼诺现象（El Niño）后几年中，彼得. 格兰特和他的同事在一个岛上观察到几种地雀在杂交，他们的后代既能存活又能生育，而且后代的适应力更强。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在加拉巴戈斯群岛上，至少有超过半数的地雀的种可以杂交。按照“种间不能杂交”的生物种的定义，这些地雀是否真的属于不同的种都很难确定。格兰特夫妇在1992年的《科学》杂志上说，“这些地雀被定为不同的种是否合适，已成为疑问”。[78] 即便这些地雀属于不同的种，按照所观察到的杂交频率，格兰特估计，一、二百年后，这些彼此杂交的种就可能合并。看来，在加拉巴戈斯群岛的地雀，合并的趋势大于分化的趋势。

地雀的喙深的变化，是在野外观察到的一个自然选择的例证。但若说这种自然选择是产生新种的进化机制，就是夸大其词，超越了证据所能够提供的结论。威尔斯评论说：

格兰特夫妇卓越的野外工作让我们看到自然选择在野外进行的好例证，远比凯特威的胡椒蛾好。格兰特夫妇如果到此为止，他们的研究可算是科学史上的绝佳例子。可惜，他们试图得出超越证据所容许的结论。格兰特夫妇在他们1996年和1998年的文章中宣称，达尔文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进化理论“与加拉巴戈斯群岛的地雀的进化的事实相符。”“这推动力”就是自然选择。[79]

其他进化论学者也纷纷回应格兰特夫妇的宣告。

莱利（Mark Ridley）在他著的大学课本《进化》中说，1977年的旱灾造成地雀喙的增大，可以推论产生一个新种所需要的时间。这“显示我们能够从运行在一个物种的自然选择，来推断和揭示地雀如何从一个共同的祖先分化成多个种了。”“这种推论的方法在进化的理论中是常用的。”[80]

美国国家科学院1999年出版的小册子也如是。它描述达尔文的地雀是物种起源“特别有说服力的例证”，显明“在群岛上仅一年的旱灾就能驱使地雀发生进化改变”；“如果群岛上每十年发生一次旱灾，地雀的一个新种就可能在二百年左右出现”。[81]

威尔斯指出，科学院的小册子故意隐瞒关键性的数据，误导民众。这不是追求真理的行为，只能使人怀疑进化论究竟有多少真实的证据。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法律系教授詹腓力（Phillip E. Johnson）在1999年《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写道，当我们的居领导地位的科学家们不得不歪曲事实时，你就知道他们是在困境中了。[82]

达尔文认为，人种的起源在本质上和其他生物物种的起源是相似的。他在《人的来由》（The Descent of  Man）说：“人是按其他哺乳动物的相同的通行模式被建造的。”“人的身体结构有清楚的、从比较低等的形式遗传而来的痕迹。”[83] 以达尔文的理论为基础，现在，一幅从四肢爬行的猿到直立行走的人、劳动创造了人的人类起源图画，出现在无数的教科书中，博物馆的陈列中，报刊杂志中，甚至卡通片中，象征着达尔文学说对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的解释，俨然变成了进化论的最高圣像。然而，这个圣像缺乏依据，是假想的。

人类是如何起源的，学术界从未达成过共识。原因之一，是有关人类起源的化石既稀少又破碎；化石是猿还是人，不同化石之间的祖先和后代的关系，等等，都很难确认。可依靠的客观证据不多，研究者的主观意识自然就成为主导的因素，故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1981年，侯尔顿（Constance Holden）在《科学》杂志上写道，“赖以建立人类进化史的主要科学证据是可怜的一小组骨头。一位人类学家的任务，就好比要从《战争与和平》一书中随机抽取的十三页重建整个小说的情节一样。”[84]

《自然》杂志科学专栏的主笔纪亨利（Henry Gee）在1999年写道，“没有化石是和它的出生证明埋葬在一起的。”所有关于人类进化的证据，“在五百万至一千万年以前，经历几千代，却能被装进一个小盒子里”。他称人们常见的、像祖先和后代的系列的人类进化图“是仿照事实造作的、以人的先见塑造的、纯粹的人的发明”。他还指出，“声称一个系列的化石代表了血统关系，并不是一个能被检验的科学假说，而是一项主张，其合法性和睡前讲的故事一样：有趣，甚至可能有教育意义，但不是科学”。[85] 

比如，1972年在肯尼亚北部发现了一个有名的化石颅骨，但复原这颅骨的可塑性极大。古人类学家渥克（Alan Walker）说，“你可以把上颚骨前移给它一个长脸形，或者把上颚骨缩进去给它一个短脸型。……你如何放置它，实际在于你预设的概念。看人们怎样处置它，是很有趣的。”古人类学家李琦（Richard Leakey）在回忆这颅骨的复原时也说，“是的，如果你这样放，看起来是一个样，如果你那样放，看起来会是另一个样。”[86] 几年前，《国家地理》杂志请来四位艺术家，要他们用可能与这颅骨化石属同一个种的的七片化石的复制品，重建一个女性的画像。结果，四个人画了四个样：一个是没有前额、隐约像有下颚的有喙恐龙，另一个是有异乎寻常长臂的好看的现代美国黑人妇女，第三个是具长臂、面目像好莱坞“狼人”的骨瘦如柴的女性，最后一位则是爬在树上、全身长毛、用小珠般的眼睛从猩猩一样的双重眉毛下往外凝视的活物。[87]

1996年，加州柏克莱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郝威尔（F. Clark Howell）写道，“（人类）进化从来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论……可叹，真的从来没有一个。”这个领域是以基于少量证据的“叙述处理”为特征的。所以，人类进化“这个全面理论可能现在已超出了人所能掌握的，如果不是永远这样的话。”[88]

1997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克拉克（Geoffrey Clark）也颇有同感：“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在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什么他们没有成功？”克拉克认为，这是因为古人类学家有如此不同的“偏见、先存概念和假设”。因此，人类进化的模式“犹如纸牌搭成的房子，移动一张牌，整个推论的结构就面临坍塌的威胁。”[89]

1996年，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塔特首（Ian Tattersall）承认，“在古人类学中，我们所看到的模式好像既来自下意识的想法也来自证据本身。”[90] 1997年，克拉克（Geoffrey Clark）回应道：“我们从不同的研究结论中挑选，使之符合我们的偏见和先存概念，这既是政治性的，也是主观的。”克拉克以为，“古人类学有科学的形式，却没有科学的实质。”[91]

威尔斯指出，公众很少被告知，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的根基的不稳定性；公众极少被告知，这些化石是被放到“先存的故事结构中”的，或是被告知他们所听到的有关故事是基于“偏见、先存概念和假设”之上的。[92]

上文简要地讨论了一些进化论的圣像的现状。它们不是被夸大了，就是被歪曲了。进化论好像建在沙滩上的房子，没有稳固的根基。但是，直到2000年6月，迈尔（Ernst Mayer）仍在《科学的美国人》杂志上宣称：“没有人再质疑所谓进化论的合理性，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同样，大多数达尔文的具体议题已经被充分地证实了，例如，共同的后代，进化的渐进性，和它对自然选择的解释理论。”[93] 为什么？

威尔斯指出：

绝大多数生物学家是诚实、努力工作的科学家。他们坚持正确地描述证据，但他们绝少超越自己的本行。面对进化论圣像的真实情况，他们吃惊的程度也会和普罗大众一样。因为许多生物学家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从他们的教科书来的。换言之，他们同样被愚弄群众的错误描述所误导。

这些生物学家患了“专家效应”（specialist effect）的病症。他们的专业性往往把他们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具体领域中。几年前，柏克莱大学法律教授和达尔文的批评者詹腓力（Phillip E. Johnson） 曾和一位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讨论进化论。这位生物学家坚持，达尔文的进化论大体是正确的，但他承认，它不能解释细胞的起源。詹腓力问：“这是否刚好发生在你所熟悉的细胞学上？”言下之意是，如果他对其他领域知道更多的话，他将会发现，达尔文进化论也同样不能回答问题。所以，对多数生物学家来说，他们领悟到，达尔文进化论不能充分解释他们在自己领域所知道的，但却假设它能解释其他领域中他们所不知道的。[94]

生物学家们尚且被误导、被蒙在鼓里，何况其他人呢？现在，是在公众面前讲明进化论圣像的真相的时候了。

达 尔文在蕴酿、出版《物种起源》时，已遇到很多难题，如，寒武纪生命大爆炸，中间类型的化石的缺乏，和比比皆是的创造的证据（眼睛等精妙器官的形成等）。达 尔文深知，这些难题是他无法逾越的，对它的理论是致命性的。但是，他坚信，如果他的进化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些难题在将来都会被化解。可见，达尔文提出 他的理论，主要并不是依靠客观证据，更多的是凭藉主观的信念。笔者曾指出：

笔 者十分欣赏达尔文这种坦诚的态度，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困惑、烦恼和惊骇。正是从他本人的内心表白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达尔文进化论产生的过程：凭着无 神的、要用纯自然的方法阐明生物起源的信心和决心，基于有限的观察，提出进化假说，然后选择性地寻找支持其假说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全然不顾。也就是说， 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是源于信仰而非来自充分的科学依据。

池迪克（Donald E. Chittick） 指出：“科学的新发现并不会叫人改投进化论，反而是人对哲理和神学的取向，能叫人否定‘创造’，由一个世界观跳进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观。”“今日，许多 人仍未察觉进化论的本质，不认识它属于哲学过于科学范畴。人们先是思想变了，才接受达尔文主义。人们需要一种自然主义的律，解释生命之源，才能逃避超自然 的创造论。达尔文主义恰巧能填补这个空缺。”所以，《物种起源》问世时，解放神学家们表现出比科学家更大的热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清楚地指出进化论与信 仰的关系：“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96]

对此，进化论学者也是直言不讳的。腓秋马（Douglas Futuyma）在他著的教科书《进化生物学》中说：“正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的唯物的（即便不足或有错）历史观和社会观、和弗洛伊德的人类的行为不受人自身控制的属性，为机械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纲领提供了关键的支持。”[97]

所 以，达尔文的支持者和达尔文一样，对他们认为符合进化理论的证据大肆宣扬；即便这些证据后来已经被证明有错误，他们却可以三缄其口，不改初衷地继续宣扬他 们已失去依据的理论。对他们来说，有支持的证据固然好，没有支持的证据也无妨。因为他们的理论不是从证据中总结出来的，而是从他们的脑子里推演出来的。进 化论的另外两个论点也颇能说明这一点。

其一是关于进化的方式。达尔文主张进化是缓慢的、连续的变化过程。但是，因为找不到中间类型的化石，有人劝他放弃“连续进化”的观点，而代之以“跳跃进化”，这样就可以摆脱缺少中间类型化石的尴尬局面。但达尔文坚拒之：

基于这种理论上的困难和中间物种的缺乏，全力支持达尔文的赫胥黎（Thomas H. Hexley） 曾私下多次劝告达尔文接受跳跃式的进化观点，并警告说：“你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受自然界绝无大跃进的观点，使你陷入不必要的困难之中。”但按达尔文的看法， 大跃进（或大突变）进化，如眼睛的突然形成，就等于是一个神迹。而达尔文深知，他的学说最具吸引力、最独到的地方乃是比较科学化、拒绝一切科学无法解释的 超然主义，用纯自然的观点解释生物的起源；他只有用渐进、微小的变化来解释复杂的大变化，才能持守他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他明确地说：“如果有人能证 明，任何现有的复杂器官，不可能是从无数连续的、微小的变化而来，我的学说就得完全瓦解了。”他给他的朋友、著名的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 Lyell）的信中，对跳跃式进化的观点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如果我的自然选择理论必须借重这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得通，我将弃之为粪土。……如果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那自然选择就不值分文了。”[98]

虽然连续、微小进化的观点缺乏客观证据的支持，达尔文却坚守到底，至死不渝。原因只有一个，微小、连续的进化是达尔文持守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所必需的。

另一个论点是关于进化的方向问题。与达尔文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生物学家都相信进化是有方向的，即所谓“定向演化”（orthogenesis）。这个观念在古生物学家中也颇为普遍，因为化石记录似乎是有某些趋向的。[99] 但 定向进化必须要有一个引导的机制。这机制是一种超然的力量，还是生物内部的先存机制呢？学者们没有共识。但是，达尔文认为进化是无定向的。威尔斯指出，达 尔文的无定向进化的观点，基本上是一个哲学教义，而非从实际中推演出来的。因为，在当时，自然选择还没有直接被观察到，变异的本质和来源还无人知晓。达尔 文主张无定向进化，无非是为了除排除一切设计，排除一切神秘的力量的介入，把进化论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哲学上。[100]

在当今的进化论学者中，许多人步达尔文的后尘，嘲笑定向进化是一个神话。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於1986年出版了《盲目的钟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一书，自称是敢言的“盲目钟表匠”的使徒。这书名源自十九世纪早期佩里（William Paley）的有名争论。佩里在1802年写道：路过荒 场，如果我的脚绊在一块石头上，我会问，石头为什么会在这里？答案是，这块石头可能一直就是在那里。但是，如果我在地上找到一只表，我会像其他有理性的人 一样，说，这只表是钟表匠造的。佩里认为，生物的复杂性和适应性都像钟表，生物是应该有设计的。但道金斯争辩道，生物的设计只是表面的。因为自然选择是盲 目的、自动的和无意识的，是无意地把生物造出来的“盲目的钟表匠”。新达尔文主义者更是认为，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料，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力；基因突变和自 然选择都是不定向、无目的的，故生物的进化也是不定向的。这一推理的逻辑似乎很严谨，但只是哲理，而无实据。原因很简单：“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料”和“自 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力”并没有被证实，更何况，从一个物种变成另一个物种、从这一类型的生物变成另类型的生物的所谓“进化过程”本身，也只能是一个至今不能 被证实的假说呢！

有哲学观点或信仰前设并不是错事，事实上，每一个学者都有。但是，在教育系统或媒体中，人们有理由希望，是哲学就应该明说，而不能用科学来伪装。[101]

科学理论的重要特征是可以反复求证，而且，它不但可以解释事物，还能作出有关的预测，可以被证其真伪。但进化论更像哲学。笔者曾写道：

钱 锟指出：“詹氏引用朴柏分析科学与伪科学的方法比较爱因斯坦与达尔文治学的方法。爱因斯坦不顾一切，大胆预测普遍相对论应有的结果。如果预测与实验的结果 不符，他的学说就有被推翻的危险。达尔文从起头就没有提出任何冒险性的实际试验。他首先以雄辩解除化石记录并不支持进化论的困难。他又依靠人工繁殖及微进 化作为广进化最终极的证据。所以，这门科学从一开始就走错了。”

很早就有学者指出，“适者生存”是哲学上的一种“赘述”，一种重复。“适者”与“生存”互为因果，因此“适者生存”是合逻辑、打不倒的“真理”。当代达尔文的代言人儒斯（Michael Russ）1993年在世界最大的科学组织AAAS 会议上宣布，经过十年法庭论战，最终承认进化论有不可论证的哲学基础。当时全场一片死寂。

尽 管有人不愿意承认进化论有不可论证的前设，但事实的确如此。进化论的推理是：有相似性状就有亲缘关系。但此推理不一定正确。有亲缘关系的生物定有相似的性 状；但有相似性状的不一定必有亲缘关系。正如，亲哥儿俩长得很像；但长得很像的未必是亲哥儿俩。李志航博士说：“在目前物理学中，所有电子都是一样的。然 而有些电子来自早年的宇宙，有些电子在加速器里产生，有些则出自中子蜕变。所以不能说它们有同样一个源头。”不同生物有相似的器官、组织、结构、甚至相似 的大分子或基因，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他们有亲缘关系；二，并无亲缘关系，只因要适应相似的生态环境。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但都无法用科学求证。且不说现 在找不到中间型的生物，即使将来找到了大量中间型生物，进化论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解释方法或一种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其必然性。[102]

进化论者的霸道行为

一项好的科学理论，必定能经历实践的考验。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必能勇敢面对批评，在事实面前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但是，威尔斯在《进化论的圣像》一书中，却揭露了美国一些进化论者压制批评、排斥不同观点的人的不正当行径，令人惊骇。

现 在，进化论者仍把持着美国的科研机构的领导权。进化论被宣称为唯一正确的科研方法。进化论的批评者被贴上“不科学”的标签，其文章自然被排斥在主流期刊之 外。负责研究经费的政府机构也由进化论者执牛耳。他们把申请研究经费的报告交给进化论者作同行审核。结果，进化论的批评者的报告很难被批准，他们也就被一 股脑儿地逐出科学界。这些都是在“合法”的外衣下达成的。有些时候，有人连“合法”的外衣也顾不上穿了。

            德克萨斯州的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校方为推动基础科学的研究於几年前成立了波兰尼中心（The Michael  Polanyi Center）。当时，该中心支助了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与会者中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不料这引起了风波，因为教员们了解到，这个中心的主任甸布斯基（William Dembski）是个公开批评达尔文进化论的人。于是，该校的教授议会（Faculty Senete）立即投票决定关闭波兰尼中心，并埋怨该校校长史龙（Robert Sloan）没有通过他们就开设了这个中心。史龙争辩说，他是按惯例办事的；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达尔文主义是否可以被质疑。教授议会的主席果然说，“如果你排除或蔑视进化论，你就会怀疑现代科学的所有努力。”贝勒大学的发言人布朗门里（Larry Brumley）说，“很讽刺的是，这些声称要维护学术自由的教授们，正在这件事上抹煞自由。”史龙认为，这件事已经接近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但是，在2000年底，校方仍不得不解除了甸布斯基的主任职务。[103]

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不但控制了大多数美国的大学，也控制了大多数的公立中学。国家科学教育中心（Natioan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给各校区施加压力，禁止在教室中质疑进化论。1999年，底特律附近的一个校区想在图书馆内放几本批评达尔文的书籍，国家科学教育中心强烈建议他们不要这样做。

国家科学教育中心告诉各学校的董事会，进化论在科学上没有冲突；反对进化论不过是要把非科学的、宗教的观点塞进科学中，这是违背宪法的。如果这个警告不生效，他们就请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作后盾。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给各校董事会写信，以昂贵的诉讼相威胁。“全国每个校区在经济上都拮据，因此这种国家科学教育中心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欺压手段，就很有效地制止了在公立学的教室中对达尔文主义的公开批评。”[104]

美国华盛顿州布灵顿市（Burlington）一位高中生物学教师迪哈特（Robert DeHart）多年教授进化论。他用了一些从“智慧设计论”的角度批评进化论的文章作为支持进化论的教科书的补充材料。1997年，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写信给校方，说智慧设计论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迪哈特收回了有关材料，但要求学校允许他向学生提供一些讨论进化论在科 学方面的问题的材料。经反复协商，校方批准使用两篇登载在主流科学刊物上、质疑海克尔的胚胎图的科学准确性和胡椒蛾的故事的文章。这些也都出现在他被要求 使用的教科书中。但是，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压力下，2000年5月，校方禁止迪哈特使用这些材料。该联盟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虽然他们的宗旨是要维护公民的自由，但实际上，他们关心维护达尔文主义的正统性免受批评胜于关心维护公民的自由。[105]

1999年，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在考虑新的全州课程标准时，起草小组中的达尔文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比1995年 增加九倍的讲授进化论的方案，并要求使生物进化成为科学的“统一的概念和过程”，将它放到诸如“组织”、“解释”、“量度”和“功能”等基础概念的同等水 平上。但州教育委员会只同意把进化论的份量增加五倍；加上其他一些分歧，起草小组的方案没有被采纳。达尔文主义者很不满意，就透过主要新闻媒体，说该委员 会完全取消了进化论。有些新闻记者甚至不实地报导说，堪萨斯州禁止教授进化论，或规定要教授圣经创造论。

全美掀起一片反对声浪。美国国家科学院下属的国家研究议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林赫伯（Herbert Lin）写信给《科学》杂志，建议美国各大学宣布：拒绝承认在堪萨斯州的任何高中所教授的生物学课程为学术性项目。接着，《科学的美国人》的编辑阮尼（John Rennie）建议，各大学的招生小组应通知堪萨斯州的学校负责人：将来该州的学生申请大学时，会非常仔细考量他 们是否合格。这是给堪萨斯州的父母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州教育委员会的决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孩子。威尔斯评论说，在林赫伯和阮尼看来，用把学生当人质的手 段强行推行达尔文主义是应当的。

虽然上述的事件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但它提醒每个人，风险是实际存在的。也不是每一位进化论者都如此专横跋扈。加拿大生物哲学家儒斯（Michael Ruse），被称为温和的或自我批评的达尔文主义者，自称是“热心的进化者”。但他说：“如果有人想把进化论变成 宗教，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人们越过严格的科学进入对道德和社会发表意见，并以为他们的理论包罗万象时，他们常常会从科学滑到别的地方去。” 他还说，当“进化论被他的工作者推到超乎纯粹科学时，进化论就被传播为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世俗的宗教。”[106]

  一项科学理论，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一个真心追求真理的科学家，应该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一项真正的科学理论，必能经受实践的检验。一位对自己的理论有信心的科学家，应该不怕他人的质疑。1973年，新达尔文主义者度布山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i）声称，“除了进化论的亮光外，没有其他东西能使你明白生物学。”这被誉为度布山斯基的铭言（Dobzhanski’ motto）。[107] 但是，如果进化论本身都尚未被证实，它的“亮光”何在？它的“亮光”会把生物学带到何处？威尔斯套用了度氏的铭言，只是把“进化”改成了“证据”：对真正的科学家来说，“除了证据的亮光外，没有其他东西能使你明白生物学。”[108]

如果一个科学理论需要用科学以外的强制手段来封杀批评，这个理论恐怕快走到自己的尽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