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认为，人种的起源在本质上和其他生物物种的起源是相似的。他在《人的来由》（The Descent of Man）说：“人是按其他哺乳动物的相同的通行模式被建造的。”“人的身体结构有清楚的、从比较低等的形式遗传而来的痕迹。”[83] 以达尔文的理论为基础，现在，一幅从四肢爬行的猿到直立行走的人、劳动创造了人的人类起源图画，出现在无数的教科书中，博物馆的陈列中，报刊杂志中，甚至卡通片中，象征着达尔文学说对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的解释，俨然变成了进化论的最高圣像。然而，这个圣像缺乏依据，是假想的。
人类是如何起源的，学术界从未达成过共识。原因之一，是有关人类起源的化石既稀少又破碎；化石是猿还是人，不同化石之间的祖先和后代的关系，等等，都很难确认。可依靠的客观证据不多，研究者的主观意识自然就成为主导的因素，故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1981年，侯尔顿（Constance Holden）在《科学》杂志上写道，“赖以建立人类进化史的主要科学证据是可怜的一小组骨头。一位人类学家的任务，就好比要从《战争与和平》一书中随机抽取的十三页重建整个小说的情节一样。”[84]
《自然》杂志科学专栏的主笔纪亨利（Henry Gee）在1999年写道，“没有化石是和它的出生证明埋葬在一起的。”所有关于人类进化的证据，“在五百万至一千万年以前，经历几千代，却能被装进一个小盒子里”。他称人们常见的、像祖先和后代的系列的人类进化图“是仿照事实造作的、以人的先见塑造的、纯粹的人的发明”。他还指出，“声称一个系列的化石代表了血统关系，并不是一个能被检验的科学假说，而是一项主张，其合法性和睡前讲的故事一样：有趣，甚至可能有教育意义，但不是科学”。[85]
比如，1972年在肯尼亚北部发现了一个有名的化石颅骨，但复原这颅骨的可塑性极大。古人类学家渥克（Alan Walker）说，“你可以把上颚骨前移给它一个长脸形，或者把上颚骨缩进去给它一个短脸型。……你如何放置它，实际在于你预设的概念。看人们怎样处置它，是很有趣的。”古人类学家李琦（Richard Leakey）在回忆这颅骨的复原时也说，“是的，如果你这样放，看起来是一个样，如果你那样放，看起来会是另一个样。”[86] 几年前，《国家地理》杂志请来四位艺术家，要他们用可能与这颅骨化石属同一个种的的七片化石的复制品，重建一个女性的画像。结果，四个人画了四个样：一个是没有前额、隐约像有下颚的有喙恐龙，另一个是有异乎寻常长臂的好看的现代美国黑人妇女，第三个是具长臂、面目像好莱坞“狼人”的骨瘦如柴的女性，最后一位则是爬在树上、全身长毛、用小珠般的眼睛从猩猩一样的双重眉毛下往外凝视的活物。[87]
1996年，加州柏克莱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郝威尔（F. Clark Howell）写道，“（人类）进化从来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论……可叹，真的从来没有一个。”这个领域是以基于少量证据的“叙述处理”为特征的。所以，人类进化“这个全面理论可能现在已超出了人所能掌握的，如果不是永远这样的话。”[88]
1997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克拉克（Geoffrey Clark）也颇有同感：“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在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什么他们没有成功？”克拉克认为，这是因为古人类学家有如此不同的“偏见、先存概念和假设”。因此，人类进化的模式“犹如纸牌搭成的房子，移动一张牌，整个推论的结构就面临坍塌的威胁。”[89]
1996年，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塔特首（Ian Tattersall）承认，“在古人类学中，我们所看到的模式好像既来自下意识的想法也来自证据本身。”[90] 1997年，克拉克（Geoffrey Clark）回应道：“我们从不同的研究结论中挑选，使之符合我们的偏见和先存概念，这既是政治性的，也是主观的。”克拉克以为，“古人类学有科学的形式，却没有科学的实质。”[91]
威尔斯指出，公众很少被告知，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的根基的不稳定性；公众极少被告知，这些化石是被放到“先存的故事结构中”的，或是被告知他们所听到的有关故事是基于“偏见、先存概念和假设”之上的。[92]
上文简要地讨论了一些进化论的圣像的现状。它们不是被夸大了，就是被歪曲了。进化论好像建在沙滩上的房子，没有稳固的根基。但是，直到2000年6月，迈尔（Ernst Mayer）仍在《科学的美国人》杂志上宣称：“没有人再质疑所谓进化论的合理性，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同样，大多数达尔文的具体议题已经被充分地证实了，例如，共同的后代，进化的渐进性，和它对自然选择的解释理论。”[93] 为什么？
威尔斯指出：
绝大多数生物学家是诚实、努力工作的科学家。他们坚持正确地描述证据，但他们绝少超越自己的本行。面对进化论圣像的真实情况，他们吃惊的程度也会和普罗大众一样。因为许多生物学家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从他们的教科书来的。换言之，他们同样被愚弄群众的错误描述所误导。
这些生物学家患了“专家效应”（specialist effect）的病症。他们的专业性往往把他们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具体领域中。几年前，柏克莱大学法律教授和达尔文的批评者詹腓力（Phillip E. Johnson） 曾和一位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讨论进化论。这位生物学家坚持，达尔文的进化论大体是正确的，但他承认，它不能解释细胞的起源。詹腓力问：“这是否刚好发生在你所熟悉的细胞学上？”言下之意是，如果他对其他领域知道更多的话，他将会发现，达尔文进化论也同样不能回答问题。所以，对多数生物学家来说，他们领悟到，达尔文进化论不能充分解释他们在自己领域所知道的，但却假设它能解释其他领域中他们所不知道的。[94]
生物学家们尚且被误导、被蒙在鼓里，何况其他人呢？现在，是在公众面前讲明进化论圣像的真相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