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圣经》的多数经卷都是书信。书信可按写信人、受信人、信的形式、内容等，分成各种类别，如，保罗书信，普通书信，监狱书信，教牧书信，等等。
信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应实性。也就是说，新约书信的作者是针对收信人所面临的具体处境写的，是“因事而生”的。因此，在这些书信中，作者不是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神学观点，而是用神学来回应特殊的情景。[i] 有学者称书信中的神学为“特殊事工神学”（task theology），而不是神学论文。即使像《罗马书》这样详尽、系统地阐述保罗神学的书信也不例外。《罗马书》只是保罗神学的一部分而已。比如，据费依和史督华的统计，“称义”一词在《罗马书》中是非重要，出现过15次，在《加拉太书》8次，可在保罗的其他书信中一共只出现了2次（林前6：11；多3：7）。[ii]
新约书信的应时性质，给释经带来一定的困难。
首先，读者不了解收信人的具体状况，虽然书信本身能提供一些，但不详尽。费依和史督华形容为，读者好像在听一个人打电话：只听见打电话的人在说话，却不知与之对话的另一方是谁，也不知对方在说什么。[iii] 由于对当时的处境不尽明白，像“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顺服权柄的记号”（林前11：10）、“那些为死人受洗的”（林前15：29）、基督“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彼前3：19）、“那大罪人”（帖后2：3）这样的句子、短语，收信人一定明白是什么含义，但对当今的读者，却成了难题。因为这些书信是写给第一世纪的信徒的，而不是写给后世信徒的，所以，读者要安于自己的了解不足。同时也要相信，神须读者知道的，已传达给了读者；神没有告诉读者的，就应审慎，切忌武断。[iv] 又如，《希伯来书》的收信人是谁（是还未信主的犹太人还是已信主的外帮信徒），对信中那些警告的经文（6：4-6，10：26-27）的解释将产生重大影响。鉴此，在解读书信时，应尽可能地多使用工具书，多地掌握书信的背景知识。
其次，读者应如何妥善地处理书信的应时性、文化性与超越性的关系？ 一方面，书信的作者是针对第一世纪的一些特定的读者写的，必然与当时的历史处境与文化有关。因此，不能把书信中的教导不加分析地硬搬到今天，使之成为僵化的律法。另一方面，书信是神藉着特定的历史处境所赐下的永恒的话语，要对各个世代的人说话。否则，这些书信就不会在正典中了。
既要避免把与处境、文化有关联的教导普遍化、绝对化，又要防止将永恒的原则处境化、相对化。从特殊的历史处境中识别永恒的原则，是不容易的。加之，每位读者都带有自己的神学前设，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神学的好恶参杂其中，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例如，许多教会认为《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的经文，属于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文化，故禁止妇女在教会中讲道；但这些教会却认为，同样一章 --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 中关于先知讲道和说方言的教导，却只属于第一世纪的教会。费依和史督华还指出，对于持阿米念（Arminian）传统的人，《罗马书》八章三十节、九章十八至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和《以弗所书》一章四至五节等这一类的经文会使他们感到为难；同样，许多加尔文学派的人，则有自己的办法避开《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至十三节、《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至二十二节、和《希伯来书》六章四至六节等经文。[v]
为了能比较准确地读出书信的信息并恰当地应用到今日，首先要端正读经的态度，要敬畏神的话，祈求经文不断地对自己说话，以便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神学前设，使之更趋近于神的启示；而不要把自己的神学前设绝对化，以致用它去强解经文。此外，费依和史督华也提出一些有帮助的建议。
第一，当读者的处境与第一世纪的收信人的处境相似时，神对他们说的话和与读者说的话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书信中大部分的神学经文和给教会的伦理命令，使今天的信徒对第一世纪有直接感。
第二，要区分书信的中心信息（如人的堕落、神的救恩、基督的再来等）和次要信息（如妇女的蒙头、属灵的恩赐与事奉等）。
第三，与道德有关的事是绝对的，是每个文化都应遵循的；与道德无关的事，可能因文化而异。比如，保罗所列举的罪（包括淫乱、偶像崇拜、醉酒、同性恋活动、偷窃、贪婪等）从未包含任何与文化有关的项目，故永远是错的。而彼此洗脚、女人蒙头、或保罗个人对独身的爱好等，则与道德无关。
第四，新约《圣经》各经卷一致认同的事（如，爱是基督徒的基本伦理态度、对同性恋行为的指控等），是信徒应努力遵守的；而新约《圣经》的记载不尽相同的事（如妇女在教会的事奉），在引申应用时就须格外审慎。[vi]
《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写给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信，可归入书信一类；但其内容又充满预言和启示，是书信、预言和启示这三种文体的巧妙结合。[vii] 预言常是先知直接传达的“神谕”，而启示则多以天使为中介、以异梦和异象的形式呈现，其语言是神秘和象征性的；从内容看，预言大多是先知警告和指责以色列，启示则侧重安慰和肯定圣徒。[viii]
费依和史督华认为，《启示录》的主题是：教会与罗马帝国必然发生冲突，而且罗马帝国会获得最初的胜利；因此它警告教会：苦难与死亡就在面前。但是，神掌管万事，历史和教会都在基督的手中；教会能藉着苦难与死亡而最终得胜。[ix] 奥斯邦也持类似的观点：“从某个角度而言，整个《启示录》可以说是期盼圣徒做‘得胜者’（请注意七封书信每一封的结语），而不做‘胆怯的人’。”[x]
诠释《启示录》的困难主要来自对卷中的神秘象征的解释，以及经文很少按年代顺序陈述。因此，首先要留意经文已解明的象征，如，像人子的那一位是基督（1：13-20），金灯台是七间教会、七星是教会的七位使者（1：20），大龙就是撒旦（12：9），等等，并以此作为了解其他象征的起点。[xi] 对意义不确定的象征，如“十角七头的兽”（13：1），“六六六”（13：18）等，要谨慎，不可强解，不可牵强地与当今的的一些社会、政治的事件连在一起。
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承认，他不知道如何处理《启示录》。他为大部分新约经卷都写过注释书，却没有为《启示录》写过注释书。[xii] 加尔文的谨慎和诠释《启示录》的难度，可见一斑。费依和史督华甚至警告说：“凡没有真正谦卑的人，就不应该研究《启示录》！”[xiii]
奥斯邦猜测，启示文学使用神秘象征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避免读者过分看重未来的应验，超过全书的其他信息；作者希望帮助读者转向神，而不是转向未来的事件。“所以，所预言的真实事件被象征的云雾包围起来，使读者不得不转向神，唯有祂能成就这一切。”[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