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圣道，所以被世人，特别是哲人学者，所蔑视厌恶，反对抛弃，深闭固拒，认为愚拙，其因虽非一端，就其最基本的而言，或可说是由于哲人的偏差。圣经早已警告世人，「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原文为Philosophy，可译作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西二8）所以本书开宗明义，特别要对千千万万被哲学所「掳去」的人，敬先致其诚恳的忠告。

世俗的哲学，乃是「内在哲学」（Immanent Philosophy），人本哲学，其本质乃在崇拜理智。神化自我，这乃是一种亵渎的叛道的宗教行为。此种哲学，根本昧于人类与真神的关系，或「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罗一21），从而造成了一种歪曲的宇宙人生观；失诸毫厘，谬以千里，实为人文主义的文化没落解体的症结，亦为教会和「自由神学」腐化堕落的厉阶！照柏拉图的说法，人类的知识乃是内在的。他以知性为真理的基准，以人心僭登上帝的宝座；从而使真正的「实在」（Reality），成为一种虚妄的幻想，使哲学成为己心之奴隶，永不能窥见宇宙的本相与真源。希腊哲学，自柏拉图、亚理斯多德以降，率都以知性为本，而不以上帝为主，才使人类与上帝失去了应有的宗教关系。计尔生氏（Elienne Gilson）尝有言曰：西洋文化的历史，虽以希腊为开端，但古希腊哲人却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上帝观。人类文化所以与神脱节，成为无根之木，发生没落解体的危机，其症结实源于此。盖本立道生，如果我们文化的建设没有「磐石」的「根基」，而「盖在沙土上」，其必「倒塌」（参阅太七24－27），实乃理有必然，势所必至的结果。

宗教改革以后，教会首领，除了加尔文以外，却又忽视这个基本问题，未能掌握文化哲学的领导权；没有道化世界，使神学作人类知识的基石；反而让世俗的哲学家喧宾夺主，以伪乱真，杜撰一种「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自所谓「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1596－1650）发表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ago Sum）以后，近代哲学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排斥传统的旧说，不受神学的束缚，谓学问之道，首贵怀疑，一切知识，唯有求诸自我之理性，这才使近代人类远离真神；他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自己」，而不在乎上帝（参看徒一七28）。他们崇拜自我，自立「人极」；以自我的理性，为判别是非真伪的基准。殊不知笛氏最大的错误，乃在以「我思」与「所思」，混为一谈。盖一为主观的「理念」，一为「理念之客体」；人尽可想入非非，但不能保证想像的「理念」与所想的「客体」之确实合一。启蒙运动以后，有所谓经验主义的科学的宇宙人生观勃兴。这种思想，先后经过了休谟、康德、达尔文等学说的影响，复日趋发展，从而形成一种自然主义的洪流。现代人对于上帝的统治、上帝的启示，种种观念，益复格格不入，难于信受；认为宇宙的实在，仅为「自然」的产物，而所谓人类，亦只是「动物之一种。」自笛卡儿到杜威，整个哲学思潮，可说乃是从「超自然主义」（Super Naturalism），沦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 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名著《西方之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中尝指出：「降及近世，哲学日趋世俗化，不仅脱离了宗教，而且还肆意讥评宗教。近代哲学的精神，乃是以人为至上，除了人以外，没有更高的评判知识的标准。他们高抬人知，自立『人极』；但其结果，只是降低了知识论的水准，对于宇宙人类的究竟，不但不能自圆其说，而且人云亦云，卑无高论，陷于窠臼，毫无创见。」

事实上，近代哲学实较科学更为敌视圣道。自本世纪以来，所有重要哲学家，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如葛罗奇（Benedetto Croce），如杜威（John Dewey）等等，都是强烈的无神论者。杜威认为「超自然主义」，乃为近代文明进步最大的障碍。德国实存主义哲学家海德格氏（Martin Heidegger），甚至歌颂尼采、马克思的无神论，认为足以涤除拜偶像的思想。殊不知尼马二氏的哲学，反而造成了希特勒、斯大林等新偶像！海氏的得意门生，法国实存主义者萨德尔氏（Jean Paul Sartre）更趋极端，竟说为求贯彻个人的自由，便要宣告上帝的死刑！一九五一年《纽约时报》（N. Y. Times）发表他们研究的报告，略微详细查考本世纪一百部重要哲学名著，其中基督徒不及八人，而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强烈反对基督圣道！

从另一面看，人类悖逆上帝，不信圣道的结果，卒令人文主义的文化没落解体，世界各国的情势，每况愈下，日趋恶化。近代哲学家，失望悲观之余，又在酝酿一种思想转变的运动。例如，在一九三○年前，寇克迦氏（Soren Aabye Kierkegaard l813－1855）乃被称为「丹麦疯子」（Mad Dane）；但是在这三十余年以来，寇氏几乎变成了一位时代的宠儿；他的思想在哲学界，甚至在神学界，都有感人的魔力。近代人因为对于天真的乐观主义以及浮浅的理性主义怀疑失望，于是趋向一种悲观主义。这乃是对于启蒙运动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反动；以及对于人类理性和技术进步的怀疑。他们开始憬悟，人类智慧，不是俱足；科学技术，亦非万能；而宇宙人生的真理，尤非人智所能穷其究极。这种废然而返的态度，本来可以因势利导，促其悔改，皈依救主，信奉真神；惟是属血气的自然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林前二14），尤以人类本性受原罪的侵蚀，已经败坏，不但「故意不认识上帝」（罗一28），而且还敌对上帝，不信上帝的启示，遂流为一种极端浪漫自由的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这乃是一种虚无的思想，敌视上帝的假宗教。诚如经云：「这些人是无水的井」（彼后二17），虽曰陈义高深，却无生命活水。「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彼后二19）！而且这种所谓转变，究其实际，乃是换汤不换药，仍是没有摆脱人文主义的桎梏。因为实存主义者，虽是极力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但是他们仍是极力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萨德尔氏甚且因此要宣告上帝的死刑，这显然乃以人为本位，人为至上，因此还是落入他们所反对的人文主义的陷阱！

于此，我们好像看到一幅有趣的图画，自古以来的哲学家，因为他们的根本偏差，好比狂欢节中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轮盘游戏，转来转去，终是那一套。他们既悖离真神，不信真道；崇拜自我，自立人极；整个哲学的历史，虽似千变万化，推陈出新；其实乃是不脱窠臼，循环往复，徘徊傍徨；且复过犹不及，「扶得东来西又倒」（朱晦庵语），充分表露其惶惑不安之感。然则，他们自己既悖乎圣道，陷于「惶惑」，无以自拔，复何望其能指示人类共由之达道。

亚理斯多德尝说：无论吾人爱好哲学与否，事实上都不能不讲哲学。广义的说，哲学乃是人类在考察宇宙人生问题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思想形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乃在其对人生的目的和命运，有一种感觉，一种想法；一个人如浑浑噩噩，仅求温饱，毫无思想，便与禽兽无异。所以，最广义的说，凡属人类，都是哲学家。

但是，哲学有真伪。哲学和科学不同。照史宾塞（H. Spencer）的说法，科学为部分的系统知识，而哲学则为整全的系统知识。宇宙万象，绝不是独立的，不是单独为其本身而存在，而乃超越其本身，和整个宇宙及其他事物有息息相通、不可分离的关系，并且须照创造宇宙万物之造物主的旨意而存在。于是哲学家的任务和科学家不同，当追溯宇宙万物之根源和目的——那便是创造万有的上帝。故真正的哲学，又必是基督教哲学，乃是以上帝为起点；而宇宙万事，乃是以上帝为依归的整体。因为万物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一一36）。

于此，可知哲学真伪之判别，乃是决定于其起点与立场。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 C. 250 B.C.）尝说：「只要给我一个立场，我便能移转乾坤。」（"Give me a fixed point, and I will move the earth."）语云：「一失足成千古恨」。人类最大的悲剧，乃在始祖一念之差，随从了魔鬼的哲学，以为摘取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便能「如上帝」「有智慧」（创三4－6）。这乃是非基督教「内在哲学」（Immanent Philosophy）的根源。而基督教哲学的起点，乃在我们敬畏上帝的心灵深处。经云：「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九10）「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四23）我们和神的关系——敬爱他，还是悖逆他，乃是决于一心。始祖的犯罪，人类的堕落，乃在违犯上帝的诫命，相信魔鬼的宣传；而我们得救重生，亦端赖圣灵使人心意更新，使人心转离悖逆上帝的道路，皈向基督，与神和好，与神性有份。人心不能中立，它若悖逆不信，便不能重生更新。我们若不决心皈依救主，作新的被拣选的族类，属上帝的子民，必沉沦于旧的灭亡的世界。故基督教哲学的起点，乃在一个悔改皈依而重生更新的心。唯有这个心，才能接受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反之，非基督教的「内在哲学」的起点，乃是在一个背道不信的心，它乃无份于神性、无份于基督，对于上帝的启示，福音的真道，蔑视厌弃，深闭固拒；而唯「神化自我」，在被造物中找寻安息，自我陶醉。「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一21－22）非基督教哲学虽有各种不同的学派，但它们都是建立在歪曲的宇宙观上，神化被造的现象，甚至否认宇宙和上帝的关系；于是根本不能认识造化的本源、窥测真理的整全。他们的起点，既不在上帝和基督；他们的目标，乃在求人的荣耀和主权。特别自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以后，他们迷信理性，谓人乃有其「无限之完全性」（Infinite Perfectibility）；又复崇拜科学，以为人定胜天，可以主宰世界。此种离神背道的思想，遂使人类文化成为无根之木、「瓶中之花」，降及今日，遂呈没落解体、分崩离折之险象，复使人类面临空前未有之危机。此非吾人之苛论，即非基督教的学者，如十八世纪的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早已有先见之明，为文痛诋。甚至一生反对宗教、迷信科学的箫伯纳（Bernard Shaw），亦承认科学破产，正在导演人类自杀的悲剧。

夫本立而道生；失诸毫厘，谬以千里。非基督教的「内在哲学」之起点与立场，既在人而不在神；不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哲学）的开端」；自不能超越凡俗的境界。它要自立「人极」，以「人为万事的尺度」；它所从人找到的亮光，不是真光，乃是假光，自不能对宇宙人生问题作正确究极的解答；它妄想「神化被造物」，却不能认识造物主。由是可见「内在哲学」和基督教哲学，起点既各不同，本质亦复异趣，两者根本没有妥协合流的余地。征诸史实，自来所有这种妥协合流的企图，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例如，在初期教会，便有游斯丁（Justin Martyr）想和斯多噶派（Stoics）妥协；后来俄利根（Origen）、居伯良（Cyprian）又想和新柏拉图派调和。到了中世纪时代，这种合流的企图益趋强化，经院学派想谋天启和人智的调和，要用哲学的理论，证明教会的信仰和人间的悟性并不冲突，这乃助长了后来人文主义的气焰。到了改教运动，始把基督教哲学和「内在哲学」的界线，加以划分。前者乃本诸神的启示，以圣道为圭臬；后者乃出自人的经验，以理性为权威；二者不能有妥协的可能。马丁路德，乃袭渥肯（William Occam）之说，仅就「自然」（Nature）与「恩典」（Grace），理性与信仰，加以判别，尚未彻底。加尔文则强调主耶稣有统驭万事的权能，他的旨意乃掌管人类全面的生活与思想；复以圣经为神的道，人类科学思想当完全以圣经为基准，这才奠定了基督教哲学的根基。不幸，到了笛卡儿——所谓近代哲学之父，他乃崇尚理性，菲薄神学；力排传统的旧说，谓一切学问，起自怀疑；真正知识，须从自我理性中求之；人乃主权者，须摆脱神学思想的束缚。以后号称新神学鼻祖的施莱马赫（Friedrich 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又想证明真正科学哲学的道理，可与基督教神学和真正宗教，互相协调，并行不悖。但结果他那一套牵强附会的理论，却遭到当时德国学者一致的攻击。一方面，正统派神学家攻击施氏妄以哲学取代基督教的真理。一方面，哲学家也讥讽他既不忠于哲学，也不忠于他的宗教。甚至敬仰他的史脱劳司氏（D. F. Strauss），也攻击施氏，说他初则把哲学出卖给神学，继则把神学出卖给哲学。可惜今之新派学者，不知引为鉴戒，仍蹈施氏覆辙，且复变本加厉，自丧信守，自毁立场，不惜使基督圣道和凡俗宗教哲学乃至异端邪说相妥协，美其名曰适应时代的需要。

语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民族的灾祸，世界的动乱，往往仅起因于少数人的哲学思想。盖思想之为物，虽视之无形，却有一种潜在的磅礴伟大的力量。惟世人之误，以为哲学即真理，不知「敬畏耶和华，是知慧的开端」；而信徒之病，却又「因噎废食」，仅知圣经非哲学，而不知运用圣经，作为上帝引导我们思维的指南针。圣经固非哲学的体系、玄学的空想，但我们却应把上帝启示的真理，加以系统的阐发，使世人得蒙光照，从光见光（诗三六9），真正认识宇宙人生的奥秘和创造万有的真主。

人类现正面临一个空前动乱的蜕变时代，不但政治社会的体制在起剧烈的革命，而哲学宗教等思想也发生重大的转变。我们当兹末世，深知一切「受造之物都要挪去」；而我们却「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来一二26－28），允宜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三15）。一面运用「圣灵的宝剑」，打击「陷害人的异端」；一面则以「天国的钥匙」，打开真理的宝库。质言之，我们当以改造哲学、唤醒那些被异端邪说所「陷害」、被世俗哲学所「掳去」的世人，为我们当仁不让、急不容缓的神圣使命。

世俗的「内在哲学」都以人为本位，在朝着毁灭的道路发展；无论其宗派如何分殊，却是五十步与百步，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诚如陶恕博士（Dr. A. W. Tozer）说：「一个走在错路上的人，虽能扶起那些跌倒在路旁的人，但却不能引他们走上正轨，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迷失了正路。必定要从另一个方向的人去提醒他们，指示他们的迷津，纠正他们的错误，引导他们走新的道路。」易言之，必须先把世俗的哲学加以根本的改造，才能复兴万事，使世界人类迷途知返，有更生的希望。耶利米先知在异象中听到上帝对他启示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一10）人类文化哲学的病症已经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必须先「破」，而后能「立」。愿我们都能蒙神光照，看到这个异象，听到神的呼召，重建新的属天的神本哲学，不再以人的理智经验为本位，而以上帝最高的终极目标为指归。

「穷则变，变则通」；可惜世人仅有变的呼求，而不求变的正道；以是变来变去，不但不得出路，而反「变本加厉」。现代人类，目击世变，痛感时弊，灵性饥荒，急不暇择，于是各种主义学说、异端邪说，最易投其所好，使其迷惑。诚如经云：属血气的自然人，既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参林前二14），于是「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弗四14），并被「人用他的理学（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西二8）！现在西方人追求东方的哲学，东方人盲从西方的学说；其实无论东方西方，根本毫无轩轾；都像盲人瞎马，一同面临悬崖绝壁，终必同归于尽！所以今日人类的救法，不是在人的哲学，而是需要另一种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罗一一36）、以神为本位的基督教哲学，这才能穷宇宙人生的真源，使人类问题得到根本的解答。主耶稣基督降世，「乃是从上帝那里，带给世人一种哲学，又要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和救赎」。教会学者，每每怕谈「哲学」；此种态度，实为投鼠忌器，因噎废食。圣经固非哲学，但圣经学者叨雷博士（Dr. A. A. Torrey）说：「仅仅死读圣经，未必通晓圣经；哲学的研究，对于圣道的阐扬，也有重大的帮助。」神学家柏可富博士（L. Berkhof）也说：「圣经本身，乃是历史的，并没有对教义，作系统的叙述，我们不可完全漠视哲学的理论，而须用科学的方式对上帝的启示与思想，加以阐释，俾世人易于了悟与领受。」所以我们不怕哲学，只要能分辨哲学的真伪——是人的哲学，抑为神的哲学。

人的哲学，未得上帝启示的亮光，无从认识宇宙的本真，故非真的哲学。爱因斯坦（Einstein）在他快要逝世之前，曾表示他的伤感说：「我觉得我乃是一个被捆锁的人。我每当快要把握宇宙的实在的时候，它便消逝不见。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我恨不得能从我偏狭的知识的桎梏中得到解放，好让我认识宇宙的奥秘。」世俗的学者都在这种桎梏之内，所以无由获得启示的亮光，仅能凭自己的理性，探索宇宙的奥秘。这乃仿佛被囚在暗室中的人，揣摩巨象，摸到象鼻的，便以象是一个大管；摸到象耳的，便以象是一把扇子；摸到象腿的，便以象是一根柱子；摸到象背的，便以象是一个宝座。哲学思想，宗派分殊，入主出奴，好同恶异；其实都是未见其全，各执一是，正似在暗室中摸象的人一样。尤有进者，退一万步言，藉曰能窥其整全，亦仍难窥其究竟。盖宇宙人生的奥秘，初不限于今世，而尤在无限的永恒。照人的看法，虽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但在神的眼中，则「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后三8）；一切都是「现在」。「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一一33－36）「内在哲学」，昧于此义，于是根本偏差，错误百出。其一为起点的错误，舍本逐末，张冠李戴；不知万有之源，乃在神而不在人。其二为境界的错误，或则井蛙窥天，未知其全；或则但顾目前，不知永恒。其三是方向的错误，失诸毫厘，谬以千里；背道而驰，莫知所归；卒呈分崩离析之象！目前有识学者，仅知以文明解体警告世人，殊不能彻悟文明所以解体的症结，乃在哲学的偏差。真正的哲学，不是以人为本位，不能崇尚理性与经验；而应从人的理性的桎梏中释放出来，超脱凡俗，以神为本，以上帝最高的目标为指归。

故哲学的改造，首乃决于观点的改变——从人本位至神本位。保罗也认为这个观点至关重要，所以他在致歌罗西人书首章为他们祷告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从上帝的观点，认识万有。」但是，这种观点的改变，不是出诸人的理论和幻想，而乃本乎神的恩典及其奇妙的作为。质言之，此必由上帝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把世人从失丧的地位救拔出来，使其进入一种新的人生的地位与境界，这才能使其得到一个新的中心、新的观点和新的认识，从而使万事更新。诚以失丧的人类，属于血气，未受圣灵更新，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林前二14）；又以受了罪恶权势的侵蚀，陷于老我的桎梏，仅知以「人为万事的尺度」，从而构成了一种错误的、歪曲的宇宙人生观，遂使这世界呈现矛盾冲突、文化解体的现象。世人必须在基督里，才能离此桎梏，成为新人（林后五17），获得新的哲学的观点；庶不致「再凭人的观点——用自然主义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人」；同时，不再以自我为万事的中心，徒然作茧自缚，从而彻悟「一切都是出于上帝」（林后五18），都以上帝最高的旨意为依归。以往旧的观点，人的哲学，弄瞎了人的心眼，使世人看不到神的道路。现在上帝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藉着他的救赎工作，不仅使我们能改造旧的观念、旧的哲学，而复使我们披戴基督，穿上新人，得到一个新的哲学、神的哲学，从而认识生命之道；而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又使我们与神性有份，和他发生新的关系；而我们的人生也有新的意义、新的方式、新的目标和新的使命。

这种哲学的改造，既非出诸人的思想与努力，而乃本乎神的恩典与救赎；故这种哲学改造的果效，绝不是我们仅仅得到一些新的概念和道理；而乃是藉着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整个生命有彻底的改变；乃是我们整个人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新的领域和新的世界。人类在伊甸园里，有两种树：一为生命树，一为分别善恶树。这乃代表两种哲学和两种道路。人类对此两种道路与哲学，不能中立，必须选择。人类本可随意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得到上帝的生命，承受上帝无限丰盛的恩典，达成上帝最高的心愿。但不幸人类的始祖却是中了魔鬼的计谋，随从魔鬼的哲学，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想使「眼睛明亮」，「能有智慧」，「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企图满足其自我的野心；因此人类便和神的生命分离，失去了上帝无限丰盛的恩典，而且对神死了。但神爱世人，为要挽救人类这种莫大的厄运，便差遣主耶稣基督降世，这便是道成肉身，上帝在肉身显现，好叫在老亚当里死了的人，可以因为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得着一种新的生命；不再是老亚当在里面活，而乃是基督在里面活（加二20）。这不是仅仅生命外表的「改变」（Change），而乃是「老亚当」和「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易位」（Exchange）。这一个「易位」，乃是两种道路、两种哲学的抉择。这种哲学「不是世上的哲学，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哲学」，而「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哲学，就是上帝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开悟归正的。这种哲学，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乃「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完全的哲学，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一同承受新的生命，进入新的世界，完成新的使命。

柏拉图曾设一个比喻，说：「有一群困在暗无天日的山洞里的囚犯，手足都被捆锁，颈上戴了桎梏，行动既无自由，所见亦殊模糊，只能凭其猜测，妄加指称。后来有一个囚犯，得蒙开释，重见天日，确实看到各种实物本体之真像，始知以往的猜测，都属错误，便去告诉那些在黑暗中的囚犯。但那些囚犯，非但不信，还和他争辩。」柏拉图这个比喻，正足说明那些不信基督，不见真光，没有重生得救的世人之景况。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既对真理模糊不清，且复执持偏见，以伪乱真，这正同那些在暗无天日中的囚犯，同样可悲。

哲学并不是真理，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580-500 B.C.），虽被其门徒奉若神明，但毕氏仅自称为「爱智者」，并谓「智慧乃属上帝，并非属人」。奥古斯丁复认为柏拉图和新柏拉图派之创始者柏落第（Plotinus），都想用自我神化的方法，寻求上帝，乃为绝不可能之事。「因为人乃被造之物，只能靠着神的恩典，始能和神性有份。人既非神，真理亦既属神，自不能从人求得真理。」人既非自有永有，一个本来「没有」、「终必归于无有」的人，想单靠人的理性去了解超越的「自有永有」的上帝，这乃是一种绝不可能的妄想，亦为「内在哲学家」所以心劳日拙、终归虚空的悲哀。有人以哲学家比诸一位想在一间根本没有猫在里面的暗室中捉猫的人，实属简明确当。又据卡夫卡（Kafka）寓言，谓有一人，独行旷野，偶见大厦，入内参观，发现一人在澡盆钓鱼。审视久之，因向进言：「盆既无鱼，终日垂钓，岂非徒劳！」其人慢声应曰：「余亦知之。」此人明知无鱼，但仍垂钓自若。此亦正足表明世俗学者，执迷不悟，自我陶醉之情态！法国天才科学家巴斯格氏（Pascal）初亦想从科学哲学探求人生奥秘，卒陷非常烦闷痛苦的境界，乃废然而返，研读圣经；果于某夕看到神的荣光，像摩西所见之火焰，充满其室，并得神启示，上闻主声，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

诚以宇宙本身，已是伟大奇妙，非人智所能窥测，则我们对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自更无法了悟。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约三12）「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一一33；并参阅伯一一7）「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了面对面看到「那完全的来到」的时候，「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一三8－12）。史宾塞（H. Spencer）亦尝说：「我们的心智和思想都是有限的，绝对不能对那位超乎一切限制者，来加以概念的说明。」可见科学哲学实不能解答宇宙人生的问题。所以基督教非科学非哲学，而乃为神的启示，而有其独特的宇宙观。主耶稣所讲关于上帝的道理，绝非文学的空谈，所以不用「无限者」（Infinite），「绝对者」（Absolute），「第一因」（First Cause），「超绝者」（Unconditioned）那些陈腐的玄学名词。这些玄学名词，乃是本节上文柏拉图比喻中那些在岩洞里的囚犯，在暗无天日中所揣摩的暗影，而非其所指的本体的真像。甚至谢林（Friedrich W. J. Schelling）也说，基督教并非空洞的学说，乃为客观的事实。基督教最主要的内容与实质，乃为基督，非在空洞的理论，乃在基督所完成的救恩。这乃是基督教所以异乎一般宗教和哲学的特点。基督教的宇宙观，其中心乃在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这一个观念非常重要，因为他乃是「上帝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来一3）他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一15－17）所以渥尔博士（James Orr）说，主耶稣基督乃是宇宙的中心，而且也是哲学的中心。又谓：如果承认他是宇宙的中心，便能引导人类向上（Upward Movement），有正确的上帝观，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和上帝（约二○28），从而真正明白上帝的启示。因为主耶稣也曾明言：「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约一四1）但是，如果不信主耶稣，或虽信却又不信他完全的神性，则其境界，必每况愈下，日趋沉沦（Downward  Movement）。从一种「凡人论」（Humanitarianism），或「不可知论」流为「怀疑主义」，甚至「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例如伏尔泰（Voltaire），他不信耶稣，所以他晚年非常悲观，对人生亦无兴趣，认为这个世界只是充满了尸体，并怨叹他生在世上。而当他临死之时，看到黑暗迎面压身，便战栗惊恐，凄惨哀呼：「可怕啊，可怕啊！上帝拯救我，怜悯我！主耶稣基督拯救我，怜悯我！」雷南（Renan）虽信基督，但却否认基督之神性，思想也流于悲观，尝谓「我的知识尽管增加，但是我对人类前途愈觉没有希望。」又如尼采（Nietzsche）迷信权力意志，斥基督教为奴才哲学，甚至以基督教的道德观，乃是一切虚伪之最恶劣的表现，乃是人间的妖魔，人类堕落的厉阶。尼氏不到三十岁，即神经失常，时患剧烈的头痛症；一八七九年（三十五岁）以后，便离群索居；其所著书，语多狂妄；神经变态，卒乃不治身死。凡此俱足为不信者之殷鉴！而今之哲人，尤当深思反省，知所悔悟。

第一，应当悔悟——「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林前一26-27）智慧人所以不蒙拣选，其一，乃是因为智慧人自作聪明，其实没有智慧；他们不能超脱窠臼，自拔庸俗，不能有超凡的境界，柏拉图没有智慧，因为他不能识透斯巴达制度的缺陷，乃反以之为其理想国之楷模。亚理斯多德没有智慧，因他不知奴隶制度之违反人性，而却为之辩护。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家，都没有智慧，因为他们都是以人为本，只是为人立言；不能打破自我的桎梏，脱离败坏的辖制，享受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罗八21）。其二，智慧人所以不被拣选，乃是因为他们既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救主。一方面，他们妄自尊大，予智自雄，自比神明；以为知识即权力，理知即真理。不知人虽能用其理知创造文化，却也能由其理知毁灭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妄自菲薄，以为在伟大的宇宙中，仅沧海之一栗。而不知基督教的精义，乃在主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奥秘的联合，及其与信徒之合而为一。人类一方面固是腐败堕落，为神所弃；一方面却又能因信称义，作神儿女。巴斯格（Pascal）说，这两个真理，乃是同样重要，不可顾此失彼。世上的智慧人、哲学家，往往知其一面不知其二，所以或则自以为神，妄想自建地上天国，不认识自己的败坏；或则不信有神，以为人类毫无盼望，而不知有救主。基督教的妙谛，乃在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林前一25）；他「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太一一25）此则非「虚怀若谷」、「大智若愚」的人，不能了悟。

第二，应当悔悟——「上帝也拣选了……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林前一28）每一派哲学家，都抱其天真的幻想，例如黑格尔、孔德、马克思……都以为他们自己的道理，乃是绝对高明，至真至善。他们不但「文人相轻」，否定其他各家之言；而且还想与神斗智，以自己有限的理性，限制上帝无限的智慧与权能；结果，井蛙窥天，他们的理性变成了他自己狂傲的奴隶。更可怜的，哲学家明明存着天真的幻想，而却陷于幻想而不自知，以为只有他自己的学说，高人一筹，绝非幻想，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不惑；殊不知道这才是最大的幻想。上文所述爱因斯坦之言，他虽自叹其不能摆脱他自己理性的桎梏；但却终未悔悟，只有神的真理，才能使我们得自由（约八32）。人类的知识乃是有限的，「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一三8－12）。到了那完全的来到的时候，「那有的」便要被「废掉」，归于虚幻。我们当大彻大悟，丢弃「那有的」，完全倒空自己，成为那「无有」的，才能蒙神拣选，承受圣道，无有而无不有，在他的「真理」内得到释放；始能超脱陷阱，不作井蛙，而能见其大而窥其全。这乃是「正等觉」、真智慧、真哲学。

第三，应当悔悟——世俗学者，「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上帝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上帝的义了。」（罗一21－22，一○2－3）平心而论，世俗的哲学家，对于宗教和上帝的事，未尝没有「热心」。但是他们却不是「按着真知识」；他们乃在「椽木求鱼」，依靠自我的理性，反对权威的信仰。这乃是一种「理性的人文主义」。结果他们所求得的所谓「上帝」，并不是创造宇宙万物、自有永有、全智全能的上帝，而乃是「理性的上帝」（God of Reason），或是一种被造的「自然」（Nature）。这种哲理最能投合属血气的自然人，因为他们「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林前二14）。例如孔德，认为人类乃有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精神力量，可使人类社会团结一致、相亲相爱，此即所谓人道的宗教。又如杜威，更以为超自然的宗教，乃是社会文化进步发展最大的障碍，而各教派的道理，更使人类分成彼此敌视的阵营。所以他反对权威的信仰，而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以期泯除畛域，造成「共信」（Common Faith）。这些天真的想法，诚如保罗所说，虽是大有「热心」，但非「按着真知识」。他们妄想以人的理性来代替上帝，殊不知人的理性乃是各是其是，不可能有统一的内容，绝难形成共同的信仰。他们更不知人类乃是被造物，总不免其缺陷，他们的知识乃是「有限的」，不是「那完全的」，「终必归于无有」；而他们的义，也「像污秽的衣服」（赛六四6），「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五20）；他们虽反对圣经权威的信仰，却造成自己的权威，反而变为一种自负自义、更趋偏激的狂热（Fanaticism）；妄想「神化自我」，建立「地上天国」；否认真神，自造偶像；这乃是一种假的宗教，偶像崇拜；这不是「真知识」，乃是「假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