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理斯多德尝说：无论吾人爱好哲学与否，事实上都不能不讲哲学。广义的说，哲学乃是人类在考察宇宙人生问题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思想形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乃在其对人生的目的和命运，有一种感觉，一种想法；一个人如浑浑噩噩，仅求温饱，毫无思想，便与禽兽无异。所以，最广义的说，凡属人类，都是哲学家。
但是，哲学有真伪。哲学和科学不同。照史宾塞（H. Spencer）的说法，科学为部分的系统知识，而哲学则为整全的系统知识。宇宙万象，绝不是独立的，不是单独为其本身而存在，而乃超越其本身，和整个宇宙及其他事物有息息相通、不可分离的关系，并且须照创造宇宙万物之造物主的旨意而存在。于是哲学家的任务和科学家不同，当追溯宇宙万物之根源和目的——那便是创造万有的上帝。故真正的哲学，又必是基督教哲学，乃是以上帝为起点；而宇宙万事，乃是以上帝为依归的整体。因为万物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一一36）。
于此，可知哲学真伪之判别，乃是决定于其起点与立场。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 C. 250 B.C.）尝说：「只要给我一个立场，我便能移转乾坤。」（"Give me a fixed point, and I will move the earth."）语云：「一失足成千古恨」。人类最大的悲剧，乃在始祖一念之差，随从了魔鬼的哲学，以为摘取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便能「如上帝」「有智慧」（创三4－6）。这乃是非基督教「内在哲学」（Immanent Philosophy）的根源。而基督教哲学的起点，乃在我们敬畏上帝的心灵深处。经云：「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九10）「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四23）我们和神的关系——敬爱他，还是悖逆他，乃是决于一心。始祖的犯罪，人类的堕落，乃在违犯上帝的诫命，相信魔鬼的宣传；而我们得救重生，亦端赖圣灵使人心意更新，使人心转离悖逆上帝的道路，皈向基督，与神和好，与神性有份。人心不能中立，它若悖逆不信，便不能重生更新。我们若不决心皈依救主，作新的被拣选的族类，属上帝的子民，必沉沦于旧的灭亡的世界。故基督教哲学的起点，乃在一个悔改皈依而重生更新的心。唯有这个心，才能接受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反之，非基督教的「内在哲学」的起点，乃是在一个背道不信的心，它乃无份于神性、无份于基督，对于上帝的启示，福音的真道，蔑视厌弃，深闭固拒；而唯「神化自我」，在被造物中找寻安息，自我陶醉。「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一21－22）非基督教哲学虽有各种不同的学派，但它们都是建立在歪曲的宇宙观上，神化被造的现象，甚至否认宇宙和上帝的关系；于是根本不能认识造化的本源、窥测真理的整全。他们的起点，既不在上帝和基督；他们的目标，乃在求人的荣耀和主权。特别自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以后，他们迷信理性，谓人乃有其「无限之完全性」（Infinite Perfectibility）；又复崇拜科学，以为人定胜天，可以主宰世界。此种离神背道的思想，遂使人类文化成为无根之木、「瓶中之花」，降及今日，遂呈没落解体、分崩离折之险象，复使人类面临空前未有之危机。此非吾人之苛论，即非基督教的学者，如十八世纪的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早已有先见之明，为文痛诋。甚至一生反对宗教、迷信科学的箫伯纳（Bernard Shaw），亦承认科学破产，正在导演人类自杀的悲剧。
夫本立而道生；失诸毫厘，谬以千里。非基督教的「内在哲学」之起点与立场，既在人而不在神；不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哲学）的开端」；自不能超越凡俗的境界。它要自立「人极」，以「人为万事的尺度」；它所从人找到的亮光，不是真光，乃是假光，自不能对宇宙人生问题作正确究极的解答；它妄想「神化被造物」，却不能认识造物主。由是可见「内在哲学」和基督教哲学，起点既各不同，本质亦复异趣，两者根本没有妥协合流的余地。征诸史实，自来所有这种妥协合流的企图，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例如，在初期教会，便有游斯丁（Justin Martyr）想和斯多噶派（Stoics）妥协；后来俄利根（Origen）、居伯良（Cyprian）又想和新柏拉图派调和。到了中世纪时代，这种合流的企图益趋强化，经院学派想谋天启和人智的调和，要用哲学的理论，证明教会的信仰和人间的悟性并不冲突，这乃助长了后来人文主义的气焰。到了改教运动，始把基督教哲学和「内在哲学」的界线，加以划分。前者乃本诸神的启示，以圣道为圭臬；后者乃出自人的经验，以理性为权威；二者不能有妥协的可能。马丁路德，乃袭渥肯（William Occam）之说，仅就「自然」（Nature）与「恩典」（Grace），理性与信仰，加以判别，尚未彻底。加尔文则强调主耶稣有统驭万事的权能，他的旨意乃掌管人类全面的生活与思想；复以圣经为神的道，人类科学思想当完全以圣经为基准，这才奠定了基督教哲学的根基。不幸，到了笛卡儿——所谓近代哲学之父，他乃崇尚理性，菲薄神学；力排传统的旧说，谓一切学问，起自怀疑；真正知识，须从自我理性中求之；人乃主权者，须摆脱神学思想的束缚。以后号称新神学鼻祖的施莱马赫（Friedrich 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又想证明真正科学哲学的道理，可与基督教神学和真正宗教，互相协调，并行不悖。但结果他那一套牵强附会的理论，却遭到当时德国学者一致的攻击。一方面，正统派神学家攻击施氏妄以哲学取代基督教的真理。一方面，哲学家也讥讽他既不忠于哲学，也不忠于他的宗教。甚至敬仰他的史脱劳司氏（D. F. Strauss），也攻击施氏，说他初则把哲学出卖给神学，继则把神学出卖给哲学。可惜今之新派学者，不知引为鉴戒，仍蹈施氏覆辙，且复变本加厉，自丧信守，自毁立场，不惜使基督圣道和凡俗宗教哲学乃至异端邪说相妥协，美其名曰适应时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