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人类历史，可得一个最严重而为一般史家所忽视的特征，便是人类之背离真神，和宗教信仰的堕落——从原始的一神信仰，退化堕落，变为多神乃至邪灵的迷信。这从埃及、亚述、伊朗、希伯来、巴比伦、腓尼基、希腊、罗马、印度、中国的古史中，都可得到充分的证据。

惜一般趋时骛新的学者，惑于「进化论」的谬说，以为人类的宗教信仰也是进化的。这种理论，不仅似是而非，而且会诱惑世人落入新奇的异端、灭亡的歧途。因为根据考古学家、人种学家、以及神学家深入研究的结果，都足证明宗教进化论实乃缺乏史实的根据，乃是一种浅薄皮相的臆说。

关于这点，维也纳大学原始人种学、语文学教授史密德博士（Dr. Wilhelm Schmidi）曾作极精深的研究。他曾在其巨著《上帝观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Gottesidee）中，证明原始民族已有上帝的信仰。他尝说：「博考世界各种原始民族的宗教信仰，如原始的非洲勃希曼人（Bushmen）、毕格米人（Pygmy）和澳洲东南部的古林族（Kulin）和游英族（Yuin）；北美洲的原始民族，以及北极的低级文化民族，他们的宗教信仰，都有崇拜独一至高神的特质。」史氏又说：「在三个北美洲最古的原始民族中，他们都是先有独一上帝的信仰，以后才有拜物主义、精灵崇拜、图腾主义以及鬼怪迷信。」

史氏之说，并非一己之偏见，乃是广征博引客观研究的结论；综计有十六位著名人种学家的研究报告，都和史氏有同样的意见。质言之，自古迄今，世界各处，客观的史实与事象，都是支持史氏学说的有力证据。

复次，德国神学家艾勃拉氏（J. H. A. Ebrard），在其所著两大卷的《辩道学》（Apologetics）中，曾对世界一切开化和半开化民族的历史，作极详密的考证，强调：人类的宗教信仰绝非上进的，乃是堕落的。还有许多宗教学家，如威廉马丁（Dr. William A. P. Martin），如开洛格（S. H. Kellogg），如乔尔奇（E. J. Jurji），以及专治东方文化宗教的权威学者慕勒（Max Muller）、李雅各（James Legge），和威廉爵士（Sir M. Monier-William），都是心同此理，不谋而合。

从印度的历史来看，我们追溯他们四千年悠久的史程，他们的宗教信仰，愈古愈是比较纯朴。他们最初也是信仰一神。麦克唐纳氏（A. A. MacDonell）在其所著《梵语文学》（Sanskrit Literature）中说：「最初印度的吠陀文学，有浓厚的一神信仰色彩。」按印度教乃自吠陀教脱胎而来。吠陀（Veda）一字，其语源乃为英文之Wit和Wisdom；德文之Wissen；意云「智慧」，我国译作「智论」。吠陀经文，共有四种，初为黎俱吠陀（Rig-Veda），为雅利安人之赞美诗词，信仰比较纯正；二为萨磨吠陀（Soma Veda），作歌咏之用；三为夜幽吠陀（Yaju Veda），专为祭祀之用，渐重仪文之末；四为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乃为一种消灾降福的符咒，初流行于下层社会，为愚夫愚妇所信，以后竟盛行于王室士大夫之间。据威廉爵士说：「印度民族的宗教信仰，乃是退化的，堕落的；事实上，所谓印度教，现已成为一种鬼魔学（Demonology），百分之九十的教徒，都是迷信鬼魔。」

从埃及的历史来证明，亦是最初有一神信仰，以后变为多神信仰。于此，著名学者，如Brugsch, Blum Ernest，Renouf和Rouge，均有同样见解。其中如雷诺夫（Renouf）氏说：「埃及宗教历史的过程，并非进化的，进步的；乃是退化的，堕落的；埃及纯仆的宗教信仰，乃在其远古的时代。」

再从底格里斯（Tigris）和幼发拉底（Euphrates）两大河流域一带的原始民族的历史来看，结论仍是相同。如翁斯德（A. T. Olmstead）在其所著《亚述史》（History of Assyria）说：在最古的苏美尔人（Sumerian）时代，他们崇拜阿晓神（Ashur，著者按：此乃亚述古都名，亦为神名），乃是一神信仰。牛津大学亚述史教授兰敦博士（Dr. Langddon）说：「无论苏美尔族和闪族的宗教，都是先有一神信仰，后才趋于堕落，有多神和邪灵的崇拜。」

一九二六年费尔特博物院和牛津大学（Field Museum and Oxford University）合组之探险队挖掘巴比伦东北二十五英哩之杰姆德那塞（Jamdef Nasr），知为一个洪水以前的古城，约在主前三五○○年毁于火，兰敦博士在此发现最古的象形文字的古碑，显示人类原始的一神信仰。

又据毕德里爵士（Sir Flinder Petrie）说：在希腊、中国，也有原始的一神信仰。最近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也宣告，许多原始民族都普遍地相信一位至高的神。例如，赛斯氏（Sayce）在一八九八年宣布，他已在大英博物院中的三片古代泥版上，发现了汉莫拉比（Hamurabi）时代的文字，写着「耶和华是神」。克莱氏（A. T. Clay）发现在主前一五○○年时尼浦耳的泥版上，写有「耶和华是造物主」的字样。拉珊拉（Ras Shamra）的泥版上，也记着腓尼基人有一位「爱尔」（El, 即耶和华）神，乃为他们所崇拜的最高之神。

基于以上所述，所谓宗教进化论，乃是不合科学、不合史实的幻想。据圣经记载，自塞特生了以挪士（亚当之孙），那时候的人已求告耶和华的名（创四26）。挪亚时代，人类败坏，曾遭洪水毁灭（创六至八章）。其后以色列人敬拜邪神，又叠遭灾祸（参看士师记、列王纪。另详拙著《旧约新论》）。据社会学权威学者苏鲁根氏（P. A. Sorokin）研究，人类最初是接近上帝的，后因自负自义，逐渐与神疏远；降及近世，每况愈下，沉迷物欲，心为形役；完全流为肉体的感觉，以致道德精神大为堕落。今日人类之危机，其根源乃在感官文化之解体。所以，真正的启示宗教，乃是敬拜独一至高的真神；一切外邦宗教，乃是人类背离真神和灵性退化堕落的表现。以是，使徒保罗曾痛加针砭，指陈人类背离真神、崇拜偶像、转向邪恶、堕落退化的趋势（参阅罗一20－32）。现代许多考古学家和人种学家的研究考证，对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至三十二节这一段圣经的真理，提供了许多事实的明证；而我们回顾我们中国民族的历史，也可得到同样的结论。

中国民族乃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民族，在世界文化史的地位上，我们便是三个文化中心之柱石；而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们本来就有一种比较纯朴的一神宗教思想。（所谓纯朴，乃和以后堕落的宗教思想比较而言。读者请阅下文及本章附录。）据考古学者研究，从一八九九年在河南安阳县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字来证明，中外学者均一致承认：中国民族最初便有「昭事上帝」的宗教信仰。例如，约翰罗斯氏（John  Ross）说：「中国民族的上帝观，渊源甚古；我们几乎可说，在最古的中国历史记载中，第一页即可见到上帝的名词。」中国先民，早就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主宰万物、赏善罚恶、聪明正直的「上帝」之存在，并敬畏而崇拜之。 

中国民族这种敬畏上帝的宗教思想，第一，可以证诸上文所述的几百万片甲骨的卜辞；其次可以证诸各种权威的古籍。兹谨略叙其要如后：

 1．《书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上帝不常，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
   「夏氏多罪，天命亟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敬事上帝，立民长伯。」
   「天叙有功，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

2．《诗经》——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皇矣上帝，临下有赫。」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
   「上帝临汝，无贰尔心，」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3．《诗大雅》——「上帝监察四方，求民之莫。」

4．《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5．《论语》——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6．《中庸》——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7．《左传》——
   「夫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
   「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者必有大咎！」
   「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

8．《吕氏春秋》——「昔者，殷汤克夏，王天下五年不雨，汤王以身祷于桑林，于是剪其发，割其瓜，自以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雨大至，人皆悦之。」

9. 《史记》——「天者，人之始也。」

此外，尚有道家的「顺天」，墨家之「尊天」思想，如谓「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篇幅所限，未克俱引。

但是，从严格的神学观点来说，先秦的天道观和上帝观，只是得之「普通启示」（General Revelation），而非真神的「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凭普通启示，仅能对上帝有若干模糊的知识，却不能对一位全善全爱、全知全能、至尊至圣、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有正确无误的认识。所以，这种原始的天道观和上帝观，以后便日趋变质。上焉者，成为一种空幻虚无的泛神论（Pantheism），或理神论（Deism或称超神论）。下焉者，便流为一种迷信邪灵、崇拜偶像的低级宗教观念和神秘思想。民德堕落，民族衰微，此实厉阶。

孔子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一生柄柄皇皇，致力「率性」、「修道」的工夫，学者牵强附会，竟把他和新约圣经里的施浸约翰来互相比拟。其实孔子未闻天道之奥秘，他和施浸约翰，究未可相提并论，施浸约翰在犹太旷野传道，高呼：「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三2－3）他的使命，乃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孔子高呼「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和施浸约翰「修直主道」的精神，却是完全异趣，未可相提并论。因为孔子行道，乃是「人道」，并非「天道」。孔教只是「世上的小学」（西二8）；而施浸约翰乃是「为光作见证」（约一8）。所以，施浸约翰在传道的时候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可一7－8）又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三27－36）但孔子因为没有认识基督，绝不能了悟此中的奥秘。

平心论之，孔子一生渴慕真道，而且对于生命的意义，确乎有深切的体认；所以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其一生栖栖皇皇，席不暇暖，「率性」、「修道」、崇道、弘道的精神，尤值敬仰。但孔子一生所传的道，究竟是什么呢？照他自己门徒的诠泽，只是「忠恕而已矣」。他一生周游列国，传道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呢？只是「吾道不行」，废然而返。主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太一一11）孔子虽被尊为「至圣先师」，甚至称为「万世师表」；但这乃是从人来的荣耀，他究竟「不是从天上来的」；「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约三31）所以，孔子的道理——所谓「孔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Humanism），仅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Anthropocentric），而非以神为中心的伦理系统；质言之，只是「人道」，不是「天道」。他一生追求渴慕、率性修道的结果，仅仅止于「属人的」、「属地的」境界；所谓「性与天道」，照其自己的门徒说，却是「不可得而闻」，完全茫然。这固是孔子终身的遗憾，也是我们中国民族莫大的不幸。

然则，「夫子之性与天道」，为什么「不可得而闻」呢？因为「性与天道」，「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林前二6－11）主耶稣曾对一位以色列有才有学、有德有望的尼哥底母说（按：这正就是主对我国乃至普天下一切自鸣有才有学、有德有望的千千万万的「尼哥底母」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约三12－13）施浸约翰说：「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约三31－32）

于此，我们认为老子的见解，较诸孔子，倒胜一筹，他颇有自知之明，老实承认：「道可道，非常道」；并斥孔子之道，过于庸俗，曾当面教训孔子说：「大道废，无仁义。」「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并作「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激论。（参《道德经》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按老子此语，乃为对今日一切自负自义的人文主义者的当头棒喝！）孔子亦自愧不如，仰佩老子，几把他捧到天上，曾对其门徒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是可证孔子对道领悟的境界，是如何的平凡庸俗。所以，孔子一生，虽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谋道决心，虽有「率性」、「修道」、弘道的大愿，但是他的时代，毕竟与施浸约翰不同，他却未遇见基督耶稣——即那位「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一17），「太初与上帝同在。……生命在他里头」（约一21），「承受万有……创造诸世界。……托住万有」（来一2－3），「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约三13），自不能听到生命之主从天上所见所闻的生命之道；即一切从前许多君王先知和义人想见而未见，想闻而未闻的（太一三17；路一○24）救世真道。因此，不仅孔子因未闻真道，而不得「永生」，我们中华民族也没有得着生命和复兴的力量。而儒家所追慕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如主耶稣举目望天，为属他的子民向天父祷告时所说的「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约一七23）的境界，却始终落得一个「水底捞月」似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

自汉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的理学家，都以承继道统、恢宏圣道为己任。他们都异曲同工的藉着「天」和「太极」等概念，来阐发宇宙的奥秘、人生的大道。例如：  

1．董仲舒说：「天者，群物之祖也。」

2．张横渠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氏以天地比父母，世人为天地之子女；人之体质理性，均由天赋，故均为同胞；只以气质不同，有清浊之分。

3．周敦颐著《太极图》及《通书》，以太极为宇宙创造者。氏说：「一动生阳，一静生阴」，「阴阳变合，生水火金土」，而生万物。万物之性之理，均本「太极」。

4．程明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姻媪，万物化生。」氏以「气」为「乾元」，为宇宙本体。体气分阴阳，阴阳交感，化生万物。又以交感有偏正；正为人类，偏成万物。

5．程伊川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万物各具一例，万理同出一源。」氏以宇宙成因，不外「理」、「气」。理，行而上，为内在的；气，行而下，乃外在的。惟氏又以为「心即性，性即理，理即道，道即心」，实出一源。故只须尽心，即能达「人天合一」之境。

6．陆象山：则以太极为万化之根本，就宇宙言，乃「天下之大本」；就人言，则为人类之「本心」。

7．朱熹：亦谓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为形而上之「道」，生物之「体」；「气」为行而下之「器」，乃生物之「用」。理为发动万物之原始动力；气则仅为太极造物之工具。氏谓：「太极只是一个理学，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朱复说：「风起见雨，震雷闪电，花生花结，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

8．邵康节说：「万物生于天地，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即是吾心。」

查儒家以万物始于大一，即太一，即元气。《广雅》云：「太初，气之始也，」《易系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五经通义》说：「天神之大者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亦即太一。」是则所谓「大一」、「太一」、「元气」、「太极」，实即「昊天上帝」之别名。儒家这种天道观和上帝观，显然是一种玄学的空想——把一位全善全爱、全知全能、至尊至圣、永有永生的真神，变成学者「昏暗」「无知」（罗一21）的幻想，把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变成受造的天地万物，乃至一堆主观虚构的名词。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失诸毫厘，谬以千里，儒家学者，虽存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崇高胸怀；但是他们那种「太一」、「太极」等虚幻的观念，非但不能使他们达到所谓「天人合一」、与「真神契合」的境界，而且即是他们所阐论的「观念」的本身，也因过于虚幻，从而发生了极大的矛盾。

谈宋明理学者，大都以程、朱和睦、王对立，视为宋明理学之两大中心。但他们的中心思想——太极观念，陆象山和朱晦庵，便因认识不同，各异其趣。

陆象山对「太极」的认识，认为是万化之根本，形而上的道，而且认为体用一源，体即是用；故太极之上，便不应再有「无极」。因为他既认为体用不可分，自不能再有加「无极」之理，如加「无极」，便为重叠。其次，氏谓「极」应训「中」；义同《书经洪范》「皇极」之极，又同《诗经》「立我蒸民」，莫非尔「极」之「极」，均为「中」的意思。「中」乃中庸未发之中，乃天下之大本！「极」与「中」，就宇宙言，乃为本体；就人说，乃为本心。体用本为一源，不应加以分割。

朱熹的见解，则认为「太极」「无极」，乃相互为用，不可偏废。他说：「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为空寂，不能为万化根本」。至于「极」应训「中」一节，朱又认为大谬不然。朱氏于其致友人张南轩书中，论及此事有言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识，事物交来，应接不暇，念念迁革，以至于死。其间初无顷刻停息，举世皆然也。」「然圣贤之言，则有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者，以日用流行者为已发，而指夫暂而休息，不与事接之际，为未发耶？尝试以此求之，则混然无觉之中，邪暗郁塞，似非灵明应接之体，而几微之际，有一觉焉，则又便为已发，而非寂然之谓。盖愈求而愈不可见，于是退而求之于日用之间，则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失岂别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处，而可以谓之中哉！」

准斯以观，儒家的天道观念，不但虚妄空幻：而其所谓「太极」、「无极」等等的理论，尤复莫衷一是，自相矛盾。夫「本立而道生」，「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国先民了悟到的「天道」，我国民族固有的敬畏「上帝」的宗教信仰，乃被那些以承继发扬中国道统为己任的学者，建立在一个虚妄空幻互相矛盾的基础之上，则又何怪真道的种子，在我们中国的本上，不能生根发芽。

当然，中国民族宗教信仰之堕落，不能完全归咎于儒教和理学，而尚别有其因由。其一，为自汉以后道教的变质，术士巫女，出入宫廷，肆其邪术，惑上欺世。魏晋六朝以后，民族衰微，人心陷溺；因果相乘，尤使低级宗教观念，迷信风习，乘时横决。上焉者，修仙炼丹；下焉者，交鬼降魔，益使纯正宗教，基督圣道，无从发展。其二，则为无神论的佛教之输入，其于民族精神影响之惨烈，即韩愈亦已有先见之明，曾为文痛辟，且谓「乱亡相继，事佛求福乃反得祸」！惟关于释道两教的得失，不属本文的范围，须待专书，另加论列，兹不涉及。

中西学者，凡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者，虽承认中国先民早已有敬畏上帝的一神宗教信仰；可惜，我国学者却都不肯虚心追求基督圣道的真谛。今日我国诚欲传扬圣道，复兴教会，其基要工作，一方面当清除流行民间的那些驳杂不净的迷信观念和神怪思想；一方面，尤应把我们民族固有的一神信仰——上帝观念，从虚玄空疏的「天道」、「太一」、「大一」、「元气」、「太极」、「无极」等幻觉上，重建在一个永不坏朽、万古长存的磐石（基督）基础上。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太七24－27）

现在我们的民族，好比主耶稣所比喻的那所「盖在沙土上」的房子，「雨淋、水冲、风吹」，要「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大。」我们要用什么做「中流的砥柱」，来挽「狂澜于既倒」呢？唯有使我们民族建立在「磐石」的基础之上，那便是要信奉圣道，接受基督；因为基督乃是活泼长存的神的道，乃是上帝本体的真像（来一3）。

中国民族固有的敬畏上帝的宗教信仰，是为中外学者所称颂的；中国儒家所怀抱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合一」、「敬天爱人」、「仁民爱物」的观念，也是相当崇高的。但这乃得诸普通启示；而普通启示只是一种暗淡的微光，乃是绝对不能认识真神的。所以这些信仰和观念，结果便如同「盖在沙土上的房子，被雨淋，水冲，风吹，而倒塌了。」

世人有一个根本的哲学上的错误，便是以「人为衡量万事的尺度」；（著者按：此古希腊哲人卜洛泰哥拉氏之所谓名言，诚不知误尽几多苍生！）甚至井蛙窥天，妄以人智和神智来等量齐观，相提并论；或则以「椽木求鱼」的方法，来研究基督圣道的奥秘，终以「知也有涯」，格格不入；望洋兴叹，废然而返。殊不知，基督圣道和一切世俗的宗教迫乎不同，乃是上帝直接的启示。这乃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上帝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基督）晓谕我们……」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来一1－2，二3－4）「这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这乃是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目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向我们显明」的「上帝深奥的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林前二6－14）而想「用智慧委蜿的言语」，和「高言大智」，「宣传上帝的奥秘」（林前二1－4），妄以「无极」、「太极」……等道理，来窥测上帝的真道，甚至代替上帝的真道，无怪虚玄空幻，而且矛盾百出，反把真道的种子「挤住了」、「枯干了」，甚至「吃尽」了（太一三3－9）。而万千生灵，亦正如迷失的羊群，被他们「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掳去」（西二8）！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约一1）「那万世以前历世历代所隐藏的上帝真道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林前二8）「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我们要「脱去……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要蒙得救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凭着基督的「羔羊之血」，乃「是藉着上帝活泼常存的道」。这就是「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彼前一18－25）我们中国民族，虽未像以色列人钉死基督——「生命之主」；但是我们却用各种虚幻的道理、迷信的观念，把那真道的种子「挤住了」、「枯干了」、「吃尽了」！我们今日唯有把一切虚妄的知识智慧、理论成见，同钉十架；接受基督，信奉圣道，使圣道的种子，在我们中华本土生根长芽，使基督的圣道，复兴起来，我们民族才能「出死入生」（约五24），离开黑暗，进入「奇妙光明」（彼前三9），得着真正的新生命。

壹  民族精神的遗产

中国民族固有的天道观念，或「原始的一神信仰」（Primitive Monotheism）乃是人类自然的禀赋。在神学上，称为「普通启示」（General Revelation）。加尔文（John Calvin）在其所著《基督教原理》中说：「人类由于自然的本能，都有若干对神的观念和认识，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容推诿的道理。」我所以在本章中说我国固有的敬畏上帝的观念，为「比较纯仆的宗教信仰」，乃是对我国流行的佛道各教和一切驳杂不净的迷信观念神怪思想，彼此比较而言。易言之，中国民族原始的敬畏上帝的宗教信仰，乃较现在国人堕落的宗教信仰为纯朴。我所以如此立说，第一，乃是要纠正那种似是而非的「宗教进化论」的谬论邪说。第二，要提出人类「离神背道」、「宗教堕落」的史证确据。此乃一般纯正的正统基督教学者所已共认的道理，拙著已有详论，无待赘述。第三，我的苦心孤诣，乃是要用来「攻破坚固的营垒」（林后一○4），破除国人对于儒释道各教的成见，从而「因势利导」，使中国民族从其原始的「一神信仰」，空洞的天道观念，进而追求，并虚心接受基督圣道。易言之，基督教并非「洋教」，实和我国固有的一神信仰，和天道观念，更为接近；我们信奉圣道，并非如一般学者所斥的所谓「忘本」。而我国固有的一神信仰，实比现在迷惑国人各种不纯正的宗教信仰，更为纯仆。我这样的「苦心孤诣」，「因势利导」，并不是「牵强附会」，而且正所以反对牵强附会，因为真理是绝不容妥协的。诚如保罗论传福音的方略说：「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林前九20－22）因此，向中国人，我就作中国人，为要得中国人；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并不「开门见山」，「针锋相对」，「单刀直入」，「咄咄逼人」；为要从国人珍视的「固有道统」，「民族精神遗产」，这种「软弱的」思想上，因势利导，使他们对于基督圣道，不致「深闭固拒」，从而接受信奉。

贰  固有道统之衰微

惟于此，我还要特别申明两点：第一，我并不是说，这种传道方法，一定能够使人起信得救。这乃是「辩道学」（Apologetics）本质上的弱点；亦是一切「口舌笔墨」无可否认的缺陷。因为「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上帝的大能。」（林前二5）「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林前四20）「……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路一六19－31）其次，我亦顾虑到读者对我的见解，也许会发生「误解」，「牵强附会」。所以我在拙著中曾一再剀切地指出：我国固有的「天道观念」，「一神信仰」，如何被学者用他们「虚空的妄言」，所曲解附会而发生的不幸结果。一则曰：「我国固有的比较纯仆的宗教信仰（乃指和现在流行民间的，那些驳杂不净的迷信观念和神怪思想，比较而言），乃被那些以承继发扬中国道统为己任的学者，建立在一个虚玄空幻，互相矛盾的基础之上，则又何怪圣道的种子，在我们中国本土，不能生根发芽，欣欣向荣呢？」二则曰：「我国今日复兴圣道的基要工作，一方面，当清除流行民间那些驳杂不净的迷信观念和神怪思想，一方面尤应把我们民族固有敬畏上帝的宗教信仰，从虚玄空幻的『太一』、『太极』等（沙土）观念上，『重建』（并非接枝）在一个永不坏朽，万古长存的磐石基础之上」。「现在我们的民族，好像耶稣所比喻的那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要『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太七24－27）；我们要用什么做『中流的砥柱』来『挽狂澜于既倒』呢？唯有信奉圣道，使我们民族建立在磐石（基督）的基础之上」。三则曰：「基督教和一切世俗的宗教，迥乎不同；乃是上帝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的真道。这乃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上帝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基督）晓谕我们；』『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来一1－2，二3－4）这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林前二6），所以和一切世俗的宗教，不可同日而语。『属乎地的，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既没有一个知道『上帝奥秘的智慧』，而想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和『高言大智』，『宣传上帝的奥秘』；妄以「太一』、『太极』的道理，来窥测上帝的真道，甚至代替上帝的真道，无怪虚玄空幻，而且矛盾百出；反把真道的种子，甚至我国固有比较纯朴的『原始一神信仰』，『挤住了』、『枯干了』、甚至『吃尽了』。（太一三3, 9）」

叁  中华神学之谬论

复有进者，基督圣道既是上帝的「特殊启示」，自不能和凡俗的宗教，同日而语；尤未可与文化哲学，等量齐观。因此现在有些相信「社会福音」的所谓「基督教」学者，本末倒置，谬以哲学为神学的基础；根本昧于基督圣道超越时间空间的绝对性；以及「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弗四5－6）的真理，妄想使神学民族化，建立什么「中华基督教的神学」；从而无视旧约新约一脉相承的整个体系，张冠李戴，曲解「成全律法」的经义；甚至更牵强附会，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一四6），解释为「真理即是科学的目的，道路即是民主的实践，而生命更是最高真理与最高道路相密织的契机。」无啻把那永生的神子，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比作一位凡俗的科学哲学的导师，和民主运动的领袖；如此代神立言，不仅是毁灭了圣经的真理，抑且否认了主耶稣的神性！更令人遗憾的，还有一位中国「基督教」作者竟把圣经当作一种「假设」，从而僭妄地主张「中国基督徒应该有第三伟大的假设。基督教未传入中国以前，我们有的是中国本的旧约。这个旧约，上帝也是觉得是很好的。……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我们也要与上帝订立中国本的新约。」「单靠历史上一个犹太的耶稣是不够的。」「这个新约，单靠耶稣的血来签字，是不够的，要我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血来签字」，「准备自己的血，以中国的旧约为根据，以耶稣的新约为参考，来与上帝订立一份关于中国及中国人与上帝的新关系的中国本的新约」。这种僭妄的谬论，不仅藐视圣经的权威，毫无神学的常识，实为古今未有之「异端」！不仅抹煞独一救主十架流血救赎的恩功，抑且目中无神，把上帝当作与人对等，可以「呼之即来」，「分庭抗礼」，签订合约的一造；何啻辱没圣道，亵渎真神！这只是「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之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他要受的刑罚……真是可怕的！」（来一○29－31）愿神怜悯，不「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不令「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不令他们「自取速速的灭亡」（彼后二1－2）！

肆  两种启示的判别

更有进者，作者追求国人所以执持「道平行而不悖」之俗见，对基督圣道，牵强附会，甚至有所谓「中国本的旧约新约」等的异端邪说，其症结所在，乃在昧于「普通启示」（General Revelation），和「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的分际。我们虽不能完全抹煞普通启示的价值，甚至其和特殊启示的关系，（参看罗一19、21，二14－15；徒一四17，一七27－28）但普通启示的对象，乃为一般世人。单凭普通启示，而舍弃特殊启示，是绝对不能得到充分的亮光，无法找到正确道路的。

第一，普通启示，只能给人对于上帝有若干模糊的知识，而不能绝对无误的认识「三一真神」，并明白属灵的事；且历史证明，任何大哲学家的思想见解，都难免错误。不能解脱其偏狭理性之桎梏。第二，普通启示，根本昧于上帝伟大奇妙的救恩，不能认识独一得救的道路。第三，普通启示，无法使人认识罪恶的真义，更不能除去世人的罪孽，不能作为救世真道凭藉的基础。因此，我国固有的文化哲学以及伦理宗教思想，绝非所谓「中国本的旧约」，藉曰有其若干纯朴可取之处，亦只由于上帝的普通恩典（Common Grace），有其普通启示的价值；而不能和特殊启示相提并论；未可和救世真道等量齐观。关于普通启示与特殊启示，乃是神学上的专门问题，容当于本书卷贰「上帝论」第陆章加以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