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的理学家，都以承继道统、恢宏圣道为己任。他们都异曲同工的藉着「天」和「太极」等概念，来阐发宇宙的奥秘、人生的大道。例如：
1．董仲舒说：「天者，群物之祖也。」
2．张横渠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氏以天地比父母，世人为天地之子女；人之体质理性，均由天赋，故均为同胞；只以气质不同，有清浊之分。
3．周敦颐著《太极图》及《通书》，以太极为宇宙创造者。氏说：「一动生阳，一静生阴」，「阴阳变合，生水火金土」，而生万物。万物之性之理，均本「太极」。
4．程明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姻媪，万物化生。」氏以「气」为「乾元」，为宇宙本体。体气分阴阳，阴阳交感，化生万物。又以交感有偏正；正为人类，偏成万物。
5．程伊川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万物各具一例，万理同出一源。」氏以宇宙成因，不外「理」、「气」。理，行而上，为内在的；气，行而下，乃外在的。惟氏又以为「心即性，性即理，理即道，道即心」，实出一源。故只须尽心，即能达「人天合一」之境。
6．陆象山：则以太极为万化之根本，就宇宙言，乃「天下之大本」；就人言，则为人类之「本心」。
7．朱熹：亦谓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为形而上之「道」，生物之「体」；「气」为行而下之「器」，乃生物之「用」。理为发动万物之原始动力；气则仅为太极造物之工具。氏谓：「太极只是一个理学，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朱复说：「风起见雨，震雷闪电，花生花结，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
8．邵康节说：「万物生于天地，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即是吾心。」
查儒家以万物始于大一，即太一，即元气。《广雅》云：「太初，气之始也，」《易系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五经通义》说：「天神之大者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亦即太一。」是则所谓「大一」、「太一」、「元气」、「太极」，实即「昊天上帝」之别名。儒家这种天道观和上帝观，显然是一种玄学的空想——把一位全善全爱、全知全能、至尊至圣、永有永生的真神，变成学者「昏暗」「无知」（罗一21）的幻想，把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变成受造的天地万物，乃至一堆主观虚构的名词。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失诸毫厘，谬以千里，儒家学者，虽存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崇高胸怀；但是他们那种「太一」、「太极」等虚幻的观念，非但不能使他们达到所谓「天人合一」、与「真神契合」的境界，而且即是他们所阐论的「观念」的本身，也因过于虚幻，从而发生了极大的矛盾。
谈宋明理学者，大都以程、朱和睦、王对立，视为宋明理学之两大中心。但他们的中心思想——太极观念，陆象山和朱晦庵，便因认识不同，各异其趣。
陆象山对「太极」的认识，认为是万化之根本，形而上的道，而且认为体用一源，体即是用；故太极之上，便不应再有「无极」。因为他既认为体用不可分，自不能再有加「无极」之理，如加「无极」，便为重叠。其次，氏谓「极」应训「中」；义同《书经洪范》「皇极」之极，又同《诗经》「立我蒸民」，莫非尔「极」之「极」，均为「中」的意思。「中」乃中庸未发之中，乃天下之大本！「极」与「中」，就宇宙言，乃为本体；就人说，乃为本心。体用本为一源，不应加以分割。
朱熹的见解，则认为「太极」「无极」，乃相互为用，不可偏废。他说：「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为空寂，不能为万化根本」。至于「极」应训「中」一节，朱又认为大谬不然。朱氏于其致友人张南轩书中，论及此事有言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识，事物交来，应接不暇，念念迁革，以至于死。其间初无顷刻停息，举世皆然也。」「然圣贤之言，则有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者，以日用流行者为已发，而指夫暂而休息，不与事接之际，为未发耶？尝试以此求之，则混然无觉之中，邪暗郁塞，似非灵明应接之体，而几微之际，有一觉焉，则又便为已发，而非寂然之谓。盖愈求而愈不可见，于是退而求之于日用之间，则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失岂别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处，而可以谓之中哉！」
准斯以观，儒家的天道观念，不但虚妄空幻：而其所谓「太极」、「无极」等等的理论，尤复莫衷一是，自相矛盾。夫「本立而道生」，「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国先民了悟到的「天道」，我国民族固有的敬畏「上帝」的宗教信仰，乃被那些以承继发扬中国道统为己任的学者，建立在一个虚妄空幻互相矛盾的基础之上，则又何怪真道的种子，在我们中国的本上，不能生根发芽。
当然，中国民族宗教信仰之堕落，不能完全归咎于儒教和理学，而尚别有其因由。其一，为自汉以后道教的变质，术士巫女，出入宫廷，肆其邪术，惑上欺世。魏晋六朝以后，民族衰微，人心陷溺；因果相乘，尤使低级宗教观念，迷信风习，乘时横决。上焉者，修仙炼丹；下焉者，交鬼降魔，益使纯正宗教，基督圣道，无从发展。其二，则为无神论的佛教之输入，其于民族精神影响之惨烈，即韩愈亦已有先见之明，曾为文痛辟，且谓「乱亡相继，事佛求福乃反得祸」！惟关于释道两教的得失，不属本文的范围，须待专书，另加论列，兹不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