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宇宙万物，以及人类之由来，儒家否认上帝创造之说，认为乃是阴阳二气所和合化生。易言之，乃是本乎自然。例如《易系辞》下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书经》、《易经》，虽有「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大哉乾元，万物质始，乃统天」诸说；但天的观念，非常含混，究未可与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有位格的上帝，等量齐观。宋儒复将天地阴阳理气之说，加以推演，谓「太极」乃万物之始，又谓太极本于「无极」，无人能穷其源。他们复以「太极」为理，谓理与气混合，初无先后之分；气分阴阳，均有理连乎其中。由于阴阳二气的动静，而天地分。天为阳，主乎动；地为阴，主乎静；男女由此殊，明暗由此异，生死由此分，而尊卑智愚贤不肖，亦由此判。人得天理之全，物得天理之偏。

至于人类的本真，以及人性的善恶问题，孔子仅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和「有教无类」的说法，初未绝对主张性善。一般人都以为儒家主张性善之说，其实未必尽然。儒家的荀子，且曾力倡「性恶」之论。他认为刑政礼法之兴，乃所以防微杜渐，正足以证明人性之为恶。特孟子强调「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复由于孟子在儒家地位之重要，及其辩才之无碍，以是都奉孟子为正宗，而视荀子为异端。

儒家人生的大道，乃「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明明德，止至善的层次，则在「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当尽其在我，以生为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子虽亦言「天命」，他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但是他对于最根本的「性与天道」，却存而不论，不可得闻，堪称舍本逐末。所以儒家学者，大部认为「天道远，人道迩」；「未知生，焉知死」。他们的人生态度，只是乐天知命，注重现实。他们的工夫，乃在存心养性，明德修身。他们虽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顶天立地」的宏愿；却终不知天国的奥秘、永生的大道。他们虽也有一套「浩气长存」、「精神不死」的道理，用以自慰；却终不能解决人类生死的大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儒教的缺陷。

释迦根本是一位无神论者；他以为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佛家以人生乃是三界流转，六道轮回的产品，尤为因缘和合的幻相。所谓「法我俱无，五蕴皆空」。譬如一张椅子，乃是各种质料和合的形相，一俟破旧解体，便根本没有「椅子」的存在；而人生亦复如此。这岂非是一种否认灵魂存在的强烈的唯物论！

关于人类的本性，佛家有两种说法。他们一方面说：「众生皆有佛性」（《涅梁经》）；「众生心性本净」（《大集经》）；「心性之净，如水中月」（《宝积经》）；「心性本净」（《文殊大师利品经》）。但另一方面，又说「心是恶缘」（《八大觉经》）；「心为五根之主，较毒蛇猛兽，更为可怕」（《遗教经》）；而小乘诸经，也指无明惑业，乃为万恶之根。由此可知佛家主张，心有二门，一真一妄；前者虚净，后者邪恶。

佛教的基要信仰，有所谓三大「法印」：（一）诸行无常；（二）诸法无我；（三）涅梁静寂。他们以宇宙万象，乃是虚幻无常，人生又为宇宙幻相之一种；我之为我，无非幻觉。人类虽曰人人都具佛性，人人俱足光明；却由于先天的孽缘，又复由于后天六尘的障蔽，有情众生，由于无明不灭，终是不离生死烦恼的痛苦。故佛教认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务在转迷开悟，解脱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之迷情，转开大悟之心眼；得大菩提，证大涅梁。

佛教既属无神，根本不信他力，乃是重在自觉；故严格言之，佛法非宗教，乃哲理。天台智者大师解「六即」，开宗明义，便说：「理即是佛」；太虚法师尝谓「人成即佛成」。即释迦在菩提树下所大彻大悟者，亦只「窥见人生之隐，生死轮回之秘」；质言之，乃是一种人生哲学。佛教的人生哲学，认为「迷界之果报皆苦！如吾人之身，苦多乐少；生老病死，时时刻刻，无不为无常所变迁，是为苦谛。迷之因，由于烦恼，此烦恼恶业，能集起未来之苦果，是为集谛。灭此苦果，归于涅梁，是为灭谛。入此灭谛，必先修佛道，是为道谛。」所谓涅梁之道，共有三十七品，不外是一种行者制御内心之法；其中如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尤为富于伦理色彩的修行法。

佛教认为宇宙本性是一个真如法界；只以有情众生，无明不灭；业力发动，便生出「情器世间」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六大（地、水、风、火、空、识）。宇宙万象，不外便是这些「情器世间」种种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交织相感的因果作用。他们认为人天福乘，不离因果，三界流转，六道轮回，人类有八万四千烦恼，生老病死，俱不离苦。佛教这种看破人生的空苦哲学，固足唤醒世人的迷梦；但是他们所向往的，只是一个迷离扑朔的「真如」，而不是「真神」；他们所归趋的，只是一个诸趣圆寂的「涅梁」，而不是「永生」。以是佛家对于人生的认识，乃是根本的「错觉」，而绝非所谓「正觉」！

道家对于造物主，也没有确切的认识；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本源，只是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一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

道家对于人类的本性，以及善恶的认识，乃是超过了一般世俗的见解。他们认为善恶的标准，非由人为；而认为天下之至善，端在归真返朴。故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道德经》第二章）又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同上第十八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又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第十六章）人生目的，厥在复于天命，始能合乎常道。一切人为的礼法刑政，都是虚伪险恶，故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从而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又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为学日增，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种「无为」「复命」的道理，自较庸俗的人文主义者的境界为高超；可惜空谈「无为」，却未必能「无不为」；人类只有信奉「无所不能」的上帝，才能「无不为」（参阅太一九26）。复次，人类既受制于罪，已失去「复命」的自由，绝难逾越神人中间「隔断的墙」，只有凭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及其救赎的大功，始能「拆毁」此墙，「将两下合而为一」，使神人复和，「真正复命」（参看弗二12－19）。

道家既以人生真正的幸福乃在清净无为，归真返朴，契合自然，回复自然的本性，所以他们认为人类只有归顺天真，才能臻于至善；而人之为善，只是作为。道家「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的主张，就其反对人类自负自义一点而言，固比儒家的哲学远为高超；而与基督教的道理若有暗合之处。但是基督一面警告世人「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五20）；一面却指示一条明确的道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要世人效法天父，要和「天父完全一样」（太五48）。而道家却只教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他们对于自然的认识，乃是一种决然混然、不可明状的境界。质言之，他们的意境虽是高超，但他们的认识却是模糊，这样便使人失去了崇高的目的和价值；而流为一种委天任命的放浪形骸的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

道家对于生死的看法也和儒家不同。庄子丧妻，鼓盆而歌；其门徒死，孔子遣门徒子贡前往慰问，见其吹笛而歌，归告其师，孔子叹曰：道家乃求世外之乐，非求今世之乐，乃为造物主的门徒，以生为大患，而死为解脱。道家以天地自然为父母，死乃应父母之呼召而回家；生则劳，死则息；生为奴役，死则自主。世人囿于小我，不见其大；故于生死寿天，戚戚顾虑；以生为乐，以死为悲；因寿而庆，因天而伤；而在道家则以为都是无关宏诣；「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妖」；人生的盼望归宿，乃在与万物合一，与天地并生。道家生死达观，意境超迈，自是不同凡响。（参看《庄子》：「逍遥游」）可惜他们对「道」的认识，只是一种不可言说的观念，水底捞月的空想；充其量乃是一种虚幻的泛神主义，而没有认识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故不能予世人以永恒不朽的生命。降及后世，遂流为一种修性炼丹的邪术和方士的迷信，对于国民生活、民族精神，有严重不利的影响。

关于西洋哲人的人生观，详细论述，须待专书；兹仅略举一二，以概其余。

一、乐观派

例如古希腊赫拉克立德（Heraclitus），以道为宇宙人生常住不变的法则，万有均由其统御指导，以是人生必能臻于协和，止于至善。氏又以善恶乃是对立的、相对的，而且乃是相反相成的。无恶则不见其善，无善则不见其恶；二者相反相成，以是人类生活可以达到协和美满之境。又如斯多噶派哲学家克理安德氏（Cleanthes）和克利斯普氏（Chrysppos），以为世界乃是上帝的肉体，故乃尽善尽美，毫无瑕疵；人类的恶行，适足促成善的实现。正如一幅图画，其阴影乃所以烘托光辉的显现。复如伊壁鸠鲁学派（Epicurus School），认为道德之目的，厥为自得其乐；哲人的天职，当择善求乐。求乐之道：一为欲望之满足，一为不羁于外物，前者为物质之享乐，后者为内心之安和；人类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乃在后者而不在前者。伊氏安贫乐道，尝谓「吾苟得水与面包，其乐已无殊于神矣」！复次，如赖布尼兹氏（Leibnitz）谓世界乃为神按其无上的理性而创造，以是必为至善；所谓恶的存在，乃仅对善恶的比较而言，其实适足以增益善的光辉。这些学者，虽有乐观的人生；惟于人生的善恶，却是缺乏绝对的标准。

二、悲观派

首倡此说者，为赫祺西亚氏（Hegesias），氏本属居仁尼学派（Cyrenaic School）。居氏原为乐观派，谓「善即幸福，即是快乐；人之修德，惟在求乐。」惟赫氏过趋极端，乃反其说，谓欲求乐，当先避苦；但快乐与痛苦，终相为伴；以是世间终无极乐，人生自无常乐。欲求真乐，唯有自杀！此种自杀哲学，后由辛尼加（Seneca）之阐发，益趋变本加厉；竟谓「自杀乃人生最善之发明」。当时罗马人风气所趋，竟视「自杀为人类的特权」。又如叔本华（Schopenhouer），谓芸芸众生，无明不灭，均被盲目意旨所支配，终为痛苦烦恼所困扰；欲求解脱，厥宜灭身息命，绝灭生活意旨，绝对否定自我，进入一种绝对空无的境界。叔氏对印度哲学，佛教思想，推崇备至，视为无上崇高之妙理，故其人生观，实乃不脱佛教涅梁论的窠臼。

三、改良派

此乃是一种天真的进化论。他们认为自然的灾祸，人间的邪恶，均不难藉人类的努力、科学的进步、教育的发展，加以消除。人生的境界，由于人类创造的冲动，不断追求，不断推进，可以日趋改进，而臻于至善。人类之痛苦烦恼，并非无法消除，人类只须抑制罪恶，向上迈进，自可谋社会之安宁，人类之乐利。倡此说者，实繁有徒，限于篇幅，无由列举。例如詹姆士氏（William James），谓宇宙不是定命的，恶之存在，所以予人类道德意志一种除恶为善的推动的因素。绝对的完美的世界，只是一种呆板的、不进步的、无生气的世界。人类倘使相信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作其主宰，实在无啻毁灭人类自由的意志和道德的责任，则所谓人生将毫无意义。质言之，詹氏认为人类社会改进推动的因素，乃是人间的罪恶，而不是全知全能、至圣至善、万福之源、万善之因的上帝。循其说而演绎之，则人类不应信奉崇拜上帝，而反当歌颂赞美罪恶了！这诚为千古之怪论，魔鬼的邪说！

中国学人的思想，一方面承袭了中国儒释道各教的窠臼；一方面深中了西洋近代思潮的流毒，所以他们的人生观，都不足为国人遵奉的圭臬。前者，可以现在所谓「人文教」的宗师钱穆（宾四）先生和唐君毅先生为代表，可称为中国型；后者，可以吴稚晖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为代表，可称为西洋型。限于篇幅，兹略陈之。

一、西洋型

其一为当年胡适之先生所捧为人生观大论战的「押阵大将」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他领导所谓「科学的人生观」，代表一种极端的唯物论；认为人生并没有什么灵魂和精神，只是一种机械的「质力的反应」。质言之，人类和动物，并无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因此他认为必须「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的元素」，否认灵魂的存在。其次，为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所谓名满中外，望重仕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首领胡适之先生。胡氏的人生观，乃是自然主义的、无神主义的，实和吴稚晖先生异曲而同工。他认为「宇宙万物的运行，皆是自然的」；「好生之德的主宰」只是一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他又「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和生一只狗，一只猫，有什么分别！」质言之，胡适之先生的「人生观」，根本不是「人生观」乃是「兽道观」！这乃无啻沦人类为禽兽！现在举国上下，正在协力反对不合天道人道的无神主义和唯物主义；而对于这位鼓吹无神的、唯物的「兽道观」的学者，竟惑于其在学术界之所谓声望，提议要为其建造铜像，正不能不为中国思想界叹惜。

二、中国型

这可以钱穆、唐君毅二氏为代表。钱唐二氏和吴胡二氏，立说异趣；他们反对唯物思想，强调天道人道，他们也谈上帝，灵魂，而且忧心世道人心，珍视宗教价值，表面看来，较诸吴胡，似胜一筹。惟是他们既标榜「人文教」，他们的境界，只限于人文，在他们心目中，自是「天道远，人道迩」。他们虽「风闻」有上帝，却没有「亲眼看见上帝」（伯四二5）。「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罗一20－23）所以他们一方面把上帝视作平常，不必敬畏；一方面又以为上帝虚无渺茫，无从认识，因此也无从相信。于是把一位自有永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我们的「生命之主」，和「自然」，和「宇宙」，和「真如」，和「涅梁」，和「天」和「地」和「道」乃至和「己性」、「我心」，混为一谈，等量齐观；使真活的上帝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哲学的名称。如果他们真信有上帝的话，他们的上帝乃是照他们自己的形象所构成的概念。此皆古今中外的学者所同有的偏差，因为他们的灵眼未开，未受天启；一切未从圣灵重生的自然人，自「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林前二14）。作者对二氏敬业乐道的精神，向所敬爱，余皈主以前，创办江南大学，且曾聘其分任教务长与院长，历年为其恒切祈祷，每至涕泪纵横，雅不欲对其所见，加以深论。兹仅就其著述，恭录数节，以见其对于人生了悟之境界。

钱穆先生论「人生之路向」说：「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也不偏向物，也不屹然中立。他们只说尽己之性，然后可以尽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他们有一个远远的向往，但同时也可以当下即是。乃是一种现前享福的人生观。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因此儒家不走宗教的路，也不想建立一个上帝」（力生谨按：上帝乃自有永有的造物主，断不容被造物来把他「建立」，如果说「建立一个上帝」，那等于说作一个四方的圆形，乃是一个矛盾的名词），又说：「他们只说性善，说尽己之性，如此则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里。」（力生谨按：《中庸》说：「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天命之谓性」。可见人若不知天「上帝」，便不能尽己之性。譬如一人，若无镜子，便不能照见其本相之丑恶与否。关于此理，余另有专书论列。）因此钱氏反对基督教，认为「由于精神之向外寻求，而安排了一位上帝，创立宗教，完成教会组织」，（力生谨按：上帝乃造物之主，非由人「安排」；基督教乃是上帝的启示，非由人「创立」，不是「世上的小学」；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人间的组织。）「然而上帝和宗教，也会向人翻脸，也会回过身来，阻挡人生，吞噬人生，禁止人生之向前」！（力生谨按：上帝仅向罪人掩面，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六37」何谓「禁止人生向前」？上帝乃是人类生命福乐之源，他是我们的牧者，一生一世，必有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参看诗篇二十三篇，上帝乃生命之主，何至「吞噬人生」？）钱氏又论「人生目的和自由说」：「一切人生目的，既由人自由选择，则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该有高下是非之分，爱散步，便散步，爱看电影，便看电影」；甚至说：「自杀寻死，也是人的自由」，「你看电影也好，自杀也好，全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法干涉，而且也不该干涉」。（力生按：儒家主张「人皆有是非之心」，何以「不该有是非之分」？又谓「非礼勿视」，是则电影不可滥看；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可见自杀不是大德。钱氏所论，乃自反其所信的儒道，究将何以自解？）钱氏在上文中又说：「人类分别善恶的标准，也只有根据人类所希望获得的人生自由量之大小上出发」；「恶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事，没有好的可挑，只好挑次好的，没有次好的，只好挑不好的。当其没有次好的以前，不好的也算是好的。……人到了吃不饱、穿不暖……人类社会开始回复到自然人生境界线上去，到那时，人吃人也竟可能不算得是恶！还是一种人类自由的选择呀！」 诚如钱论「恶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事」，而不是伦理道德中的事；甚至以「人吃人，不算得恶」，则不仅与「饿死事小」，「明明德止于至善」的教训与道理，大相迳庭；而且摧毁了一切是非善恶之绝对标准，以及伦常礼义的崇高精神，而彼杀人「吃人」，残民以逞者，也正大可援引钱氏之说，曲自辩护；而钱氏「自由选择」之说，将成为不择手段，为非作恶的护符！则钱氏对其自己所倡导的「人文教」，又将何以自圆其说呢，一言丧邦，可勿戒慎！

其次，唐君毅先生在其近著《哲学概论》第四部「人道论」中说：「在旧约中，述说上帝每创造一物之后，都说上帝看来，如此是好的；人最初亦即生活于乐园之中。直到现在，传教士仍时以人之有机体构造之灵巧，及种种万物之足以养人，来证明上帝之存在，及其对人之恩典，与此世界原始之善。譬如说，人与生物，皆生于地球，今假定地球，如再近太阳一百里，则人类与生物皆将热死；再远一百里，则人与生物皆将冷死。……又人与生物之有机体之构造如此灵巧，其中如丧失一部，人亦即不能存在。……此岂不证明上帝造世界之原始之善。此上所论上帝之一名，如改换为自然，结论仍然可以一样。即自然中所生出之人与生物，能与其所在之地球之气候环境等相和谐」。他把「上帝」当作「一名」，故可「改换」为「自然」，认为「仍然一样」。是则宇宙万物，既无造物之主；世界人类，亦无生命之主，一切都是决然混然，「自然」的产品！失诸毫厘，谬以千里；这便使他的人生哲学发生根本偏差；把人生的本末完全「颠倒」（语本唐氏）。他这一个「颠倒」，第一乃在天人之际，不分本末；重人道而不重天道。他不但把天道人道等量齐观，认为「天人之际，相对相望，相辅相成，相依并进」；而且认为「天道不足，须由知人道以知天道；人生除一切知天道之事外，仍另有其立人道之事实之本身，以补天道之所不足」，殊不知即依照孔子的教训，天道乃为人道之本，「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他第二个「颠倒」，乃在生死之道，「敬死者」，而不敬真神。他把生命之主，复活之主，道成肉身，永生神子，耶稣基督，列在「死者」行列；所不同者，仅在其「情在天下万世」，「故孝子贤孙，以其诚敬，祭其祖宗，则其祖宗之鬼神之情得其寄；一乡之人，以其诚敬，祭其乡贤，则乡贤之鬼神之情得其寄；一国之人，以其诚敬，祭其忠臣烈士，则忠臣烈士之鬼神之情得其寄；天下之人，以其诚敬，祭仁心悲愿及千万世之圣贤，则圣贤之鬼神之情得其寄。而凡一家之人，一乡之人，一国之人，天下之人，一切足以直接间接上应合于死者生前之所愿望者，亦皆足以成死者之志，而遂死者之情，足以慰其在天（力生按：恐非「在天」！）之灵。是皆非徒文学上渲染及姑为之说之词，皆为澈通幽明死生之道路之实理与实事，而为吾人之直下依吾之性，顺吾之情之所知，而可深信而不疑者也。」因此，唐氏主张「敬死者」、「敬鬼神」（力生按：他把鬼神并称），人「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人类崇拜的对象，乃为死人，不是真神。

其三，他第三个「颠倒」，乃是昧于祸福之辨，并斥罪人悔改，皈依救主，乃为一种「人生观之高级颠倒」。唐氏认为「视人之生命心灵与精神所求之无限无穷之真理美善神圣之价值，皆超越外在于人之上，以属于天国或神或上帝，而为人之自性中所本来无有者，此乃原于人之将其自性中实本来具有之无限无穷之价值，皆全部推让于超越而外存之天国上帝与神而生之颠倒见」。「而不知由自觉其内在之光明之源泉，直接求超化其内在之黑暗，以自开拓其光明，此即为一高级之颠倒」。这乃显然是一种狂妄亵渎，扬己抑神的强烈的「自我神化」（Self-deification）思想，或变相的无神主义！

其四，他第四个「颠倒」，乃是昧于「恩」「义」之分，「圣」「罪」之别，徒尚慈悲，（不讲公义）要使天堂地狱互相妥协。唐氏说：「西方有诗人柏莱克者，尝作诗名天堂与地狱之结婚，盖谓此人间，即天堂与地狱结婚之所。窃谓天堂如父，地狱如母；地狱生子，还以天父为姓，以住人间。然天父若不能如佛之住地狱，而起大悲，又乌能生子？」殊不知唯独天父上帝，才是「恩」「义」兼备，他爱世人，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众生之罪，被钉十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代受地狱之苦，使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不受地狱永刑，反得永生福乐。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死在过犯之中，却因信奉他的名，就有权柄作上帝的儿女，叫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参看约三16，一12；腓二6－8；弗二3－6）。唐氏认为「人如何可致自身之清净，由邪生以成正生，由枉生以成正生，此其道无他；即去一切人生之颠倒见，颠倒相，而拔一切颠倒性之根，以使人之具无限性之心灵生命之自体，复其正位。」但如何去其颠倒，「复其正位」，唐氏并未提出有效的办法，而却说：「去其一切颠倒，实难乎其难。」其言适足证明壮士不能自学其身，罪人深陷罪中，力难自拔其「颠倒性之根」；只有圣父自己道成肉身，为我们舍身，流出宝血，洗净罪孽，才能使众生「因信称义」，「去其颠倒」，「复其正位」；从「可怒之子」成为「神的儿女」。关于此义，须待专书，兹勿深论。惟有一言，不能不警告世人者，诚如唐氏所言：「由人生之颠倒，以观人生，实大皆为邪生而非正生，亦枉生而非直生，此亦即人生之所以可厌、可叹、可悲、可怜之故。」「人生于世，实无往而不可自陷于颠倒；而实亦时时处处，皆生活于种种颠倒之中……于颠倒者视为正，则此本身，实已是颠倒；而世之学者，更多不能免此！」「人之欲免于颠倒者，乃恒才出于此，又入于彼；前门拒虎，后门进狼。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危微之几，一念而天旋地转，上下易位，诚哉其难也。至于人之才智愈高者，其心思之所及者，亦愈博而愈广，愈锐而愈坚，其人生之颠倒相，亦至繁而至迹，愈强而愈烈，」卒至以伪乱真，以是为非，以祸为福，敬鬼渎神；重人道，薄天道；甚至以地狱与天堂合流，以地狱与天堂可以「相代，相错杂，而更无一念知其分别」。是乃因罪恶侵犯人生，所生之根本颠倒相。郎布罗梭尝举「无数西方天才的生活，来证明天才与疯狂同根」，此诚古今天才与哲学家之悲剧！吾人雅不欲有所论辩（以语论辩，当待专书），而实仅引其自道之言，藉资平心检讨耳。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一四12，一六25）「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看的人也少。」（太七13－14）人生的大道「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太一一25）「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人。……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赛五20－21）愿今之学者，如吴、胡、钱、唐诸氏谦卑痛悔，去其颠倒，认识真道；始能找到生路，认识天父。日夜祷之！

甲  人类的本真与原罪

人类的生命，从何而来，究将何往，可说是人生最应探究的大问题，而芸芸众生，却类都对之不求甚解，甚至以为无关痛痒，漠不经心。而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宗教家和科学家，虽著书立说，汗牛充栋，惟他们的思辨和假说，却都不能提供圆满的答案。圣经里面记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一26）这乃是我们天父上帝自己的启示和见证，乃是对这个问题最可信的答案。我们从他而来，还要回到他那里去。我们人类，本有上帝儿女之尊荣与自由；宇宙万物，莫与伦比。乃近代进化论者「认兽作父」，竟把人类当作猿猴的后裔，以神子的尊荣，沦为一般的畜类。而事实上，我国学者如胡适之先生等，确实教导国人，把人类当作「动物之一种」，「与狗猫并无种类的不同」（见上节引）。事之荒谬，孰逾于此；乃我国人，犹复尊若圣贤，宁不可怪！这并非我们仅从宗教的立场，固事抨击胡氏；即近代科学家，如培根、牛顿、赫胥黎、凯柏勒（Kobler）、法勒台（Faraday）、凯尔文（Kelvin）诸氏，皆已一致斥进化论之谬妄。而达尔文本人到了晚年，也自承错误，恨不得收回其著作。诚如赫胥黎说，人与禽兽，各有其截然独立、无可混淆的分界。（经云：「各从其类」「创一21」。）氏又谓人与猿猴之隔，乃无限量，仅就灵性道德而言，人类乃永居万物之上。进化论者，虽遍游寰宇，欲觅一动物，可列于人猿之间，以为媒介，却终不可能；此即所谓「缺少之环」（Missing  Link），实足证明圣经记述，信而有征；「各从其类」，无可混淆；人兽分际，永难泯灭也。

人类之本真原有神的形像。此所说的神的形像，乃是指神的公义、圣洁、仁爱、良善的本相而言。析言之，人类在堕落犯罪之前，乃原有灵性、有智力、有天良、有道德、有宗教信仰，此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特性。人类的受造奇妙可畏；即就体格而言，其五官百体，已令人不可思议（参看诗一三九14－15）。上帝在伊甸园中向始祖显现，后向众先知显现，最后藉主耶稣基督在肉身显现，都是人体，而不藉其他物类（而不像神怪小说，有猪精、猴精、蛇精……各种奇形怪相），当有其无限神圣奥秘的深意。故人类虽有肉体，但恶的根源非在肉体；人之大患，并非「为吾有身」（《道德经》十三章）。而人的身体亦非如佛家所说是什么因缘和合的幻相，更非三界流转、六道轮回的产品；而乃是「圣灵的殿」、「公义的器皿」。所以人类不当妄自菲薄，咒诅其身。语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何况这乃是我们天父的形像。诺斯底派（Gnosticism）以物质为万恶之源，认为我们这属地的身体乃是痛苦烦恼的根源，因此认为脱离肉身乃是人类得救的要道，实为一个严重的异端。使徒约翰所写的福音，虽是强调主耶稣的神性，但他的书信却有另一个任务，便是斥责那否认主耶稣人性的，乃是敌基督。

关于人性善恶问题，世人论辩，不得要领，乃以不知问题的关键在始祖之堕落。人类既是照上帝形像造的，在其堕落以前，其本性乃是纯善；其仁爱、圣洁、公义、良善，概与上帝相似。上节所举的有些学者认为「人类自性中本来具有无限无穷美善神圣之价值」，应指始祖没有堕落以前的境况而言。那时人类的灵性肉体，相合无忤，灵命健全，绝无不良的情欲；在伊甸园中，与神交契，同居同行（创二15－16），真是「顶天立地」，「俯仰无愧」；不必藉裙遮体，不必躲避神面（创三7－8）。那时真是名副其实，确为万物之灵，全地万物亦归其掌管统治（创一28，二19）。但是，从始祖堕落以后，便自惭形秽，「赤身裸体」，要编造「无花果叶的裙子」，（老子所斥的「仁义慧智」，以及凡俗的礼仪宗教，便似这裙。）以求遮蔽其丑恶；结果却是无用，还是躲避远离，不敢正视圣洁的真神，终至被逐出伊甸，丧失乐园（创三7－8、28）。这不是神话寓言，而乃是人类最惨烈的悲剧、最严重的问题；这乃是人类本性善恶、圣罪；人类命运祸福生死，分辨的关键。乃世之学者，昧于此点；徒作性善性恶之争辩，以及「明性见心」、「归真返朴」之空想，又何怪其心劳日拙，无济于世。

人类犯罪的结果，不但灵性堕落，天良泯灭，心地昏暗，灵眼失明，不能认识上帝，不能施行公义；受制于魔鬼的权势，作了罪恶的奴仆；「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六5），「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加五19－21）；而且地也受了「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人类「必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妇人怀胎，「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创三16－19）。「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受造之物受了败坏的辖制，服在虚空之下，失去了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无由自拔（罗八18－22）。佛教所说的苦谛，固为千真万确的事；可惜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徒见人类病态之浮表，而未找到病症的根源；故其救法，只是扬汤止沸，而未能釜底抽薪。

人类犯罪最可悲的结果，乃为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罗六23）。这死亡的意义，不如一般哲学家宗教家所了解的那样简单；这不仅是肉体的死，归入尘土，而且又是属灵的死，和上帝的生命脱离了关系；这不仅是一次的死，而且还有更严重的第二次的死，乃为永死（创三19－24；来九27；启二一8）！道家看破了生死大关，以生为大患，死为解脱；以生则心为形役，死则安息自由，重归其天地自然的老家。但这仅是一种泛神哲学家的空想。近人习于「精神不死」、「浩气长存」的旧说，又复惑于西洋学者所谓「大我」、「社会我」、「精神我」种种的俗见，以为人类只须立言立德，则「琴亡乐存」，不必恐惧死亡，无需追求「永生」。而且以为虽死犹生，迷即是悟，无明即真如，烦恼即涅梁，甚且以为「天堂地狱，可以结婚生子」。但是这些「自我陶醉」的设词，仅是一种灵魂自杀的安眠药；这种讳疾忌医、麻醉心理、自慰自误的办法，终不能挽救人类永远沉沦的命运。

乙  人类的重生与永生

世人唯一「出死入生」（约五24）的得救法门，端在皈依已经征服罪恶和死亡权势的生命之主耶稣基督。这并非基督教偏狭的门户之见，而乃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且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林前一五20－22、47）基督徒「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约一13）我们本为可怒之子，「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放纵肉体的私欲，……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弗二26）。所以基督徒虽在世上，却是充满天上的生命，和我们的救主联为一体；不再为己而后，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五15），而要把天上丰盛的生命与恩典，藉着神的能力，运行在人群社会之中，好叫失丧的世人，也能「出死入生」，得着神的生命与恩典。

基督徒乃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9）基督徒在世为人之道，先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太六33）；「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要爱人如己」（太二二37－39）。基督徒「修身」「尽己」、「学道爱人」的工夫，绝不在其他宗教之下；但其间有一个根本不同的特点，便是要以「爱神」为起点，要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为首要。语云：「本立而道生」，这一个本末之分，非常重要；否则舍本逐末，必落虚空。中国人常说「敬天爱人」，但事实上，「天」的观念根本模糊，何有可敬之对象，更无敬畏之实意。空言「爱人」，不务其本，结果乃口惠而实不至。近人虽强调「立人道，以顺引地道，而上承天道，是一极高明而道中庸，至简至易的圆成天地之教」；但卒自承这个至简至易的「圣贤之道，圆成之教」，其中乃有「更大的艰难」；而且认为「中国儒家的社会文化中，所以特多伪君子」；而「真君子亦终将受感染，而多少成伪君子，由是而此整个社会文化中之一切人之精神，即可互相索挂拉扯，而同归于瘫痪麻木」！故「知行合一」，始终为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所向往而不能实践的大悬案；盖「人生有穷愿无穷，圣贤人格，无论升到如何境地，其所体现的毕竟不可能是天道或上帝的整全，毕竟只是其部分，这是牟宗三教授所谓圣人的悲剧」！

基督徒鉴于这种「悲剧」，自当人溺己溺，悲天悯人，为天国的奥秘作见证。基督徒在灵命上，虽有属天地位，却非遗世独立，愤世嫉俗；而乃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心超世人外，身居世人中（约一七15－16）。基督徒要作「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太五13－14）。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乃与基督同钉十架，「和他一同埋葬……使罪身灭绝」，「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罗六3－11）。他已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公义、圣洁的「性情有分」（彼后一4）。这乃圣灵默化的奇工，乃是因为主在信徒里面，信徒在主里面，主我同化所变成的荣形（林后三18）。这样我们才能「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有见证的力量（腓二15）。但这绝非自负自义存养修练的工夫，更非矫情造作外表的改化；一个真正亲眼见过上帝，与神有密切灵交的圣徒，必定在圣光里面照见其自性之败坏，从而绝对谦卑，能够虚己舍己。这所谓虚己舍己，并非佛家灭身息命的空无遁世主义，亦非如尼采所讥评的所谓「奴才道德」。一个基督徒愈能虚己舍己，便愈能奉献身心，亦愈能顺从圣灵，愈能得到圣灵的大能，配作上帝公义的器皿，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使基督荣耀的国度降临在人间。

但是基督的国「不属这世界」（约一八36）。基督教认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凡事都是虚空（传一2）。这不是佛教的空苦主义，因为我们相信在日光之上有荣耀国度，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启二一2）。基督徒不贪恋尘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腓一23）；但这不是厌世悲观，亦非遁入涅梁；亦非如道家之以天地自然为父母，与万物合化的泛神主义。基督教相信灵魂不灭，身体复活，相信永生（参「使徒信经」）。这个肉身乃是暂时寄居在尘世的帐棚，「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等到它拆毁了，必得上帝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林后五1－6）。「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林后四18）许多无神论者不信灵魂不灭的真理。例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氏（Voltaire）生前诋毁圣经，认为必随科学进步而消灭；殊不知他自己的寓所在他死后却作了推售圣经的书屋。而当其临终之时，面临死亡黑暗的恐怖，尤惊惧战栗，发出了「上帝拯救我；耶稣拯救我；上帝怜悯我，耶稣基督怜悯我」的惨绝人寰的悲鸣！此正足为今日拒绝福音、不信圣道、狂傲自负的哲学家之设鉴！

不信救主的人与神的生命早已隔绝，乃是行尸走肉，虽生犹死（创二17；太八12；提前五6）。他们以为一死即可了事；殊不知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点，死后必有审判（来九27），世人无论其如何博学能文，辩才无碍，仍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第一次肉体死了以后，还要进入第二次的永死，受永远的痛苦（可九47－48；路一六24；帖后一8－9；启二11，一四11，二○6，二一8）。感谢天父，因他无限的慈悲和测不透的智慧，他竟差遣爱子降世为人，代死十架，「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三16－17）主耶稣基督乃是生命之主，他明明向世人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一一25－26；并参看六47－56）他是信实的主，决不能大言欺世，断不能背乎自己。他「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赛四五23）；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一一九89）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竟对他望望然了去之（参看约六60－66）；甚且斥为愚拙（林前一18）。

由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学者惑于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虔见，对于身体复活的真理提出严重的驳议。他们的理由，以为人死以后，身体分化，各种成分便分别进到其他动物植物以及人体之中，安有再行归回、恢复原形之理。此可以马新托虚（Macintosh）为代表。马氏之说，实属一知半解，浅薄幼稚；自鸣科学，其实并不科学。因为照近代科学家的研究；我们现在活着的身体，其构成的元素，如氢、氦、氧、碳，以及磷、碘、铁……各质，乃是时刻新陈代谢、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约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元素不能存留到一年以上（见美国华府Smithsonian研究所报告）。易言之，即从纯物质的观点来说，即使我们活着的身体，也是年年不同，时刻分化，然却并没有使我们解体。复据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莱应博士（Dr．J. B. Rhine）经过了三百多万次的测验，人类的心灵作用乃是超越时空限制的，灵命乃是不朽的。何况复活乃为超经验的、超科学的、上帝所行的神迹。

还有些学者讥评「身体复活」，以为未免注重肉体，过于庸俗，不如「精神不死」，义理高超。殊不知经云：「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林前一五50）。这种复活的身体，乃是不能朽坏的、不能毁灭的，乃是荣耀的、满有属天荣光的，是富有新的能力的完善灵器；这乃主在受难之前，曾向彼得、雅各、约翰于登山变形时显现（太一七1－8）。受难之后又用许多凭据，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徒一3）；乃是上帝「新创造」的结果，乃是主耶稣基督征服罪恶、征服死亡、配作独一救主、且巳完成救赎大功的印记，也是基督教超越一切自然宗教之特征；绝对不能同「精神不死」那一类「自我陶醉」的空谈相提并论。

基督乃是「生命之主」，基督信徒既与基督一同复活，就不怕目前的艰难；亦不再介意目前的痛苦；而恒瞩望「将来要显于我们的极重无比的荣耀」（罗八l8；林后四17）；并「求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西三1－4；并参看林前一五50－54；帖前四14－18）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基督「已经胜了世界」（约一六33）。我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壹四4－5，五4－5）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弗一10），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林前一五52）。而且天必大有响声废去，地和地上的都要烧尽。（彼后三10－13，现在原子战争，一触即发，此事当不在遥。）那时万物都要复兴（参看赛六五17－25；徒三21）；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弗一3－23）；万口都要颂主，万膝都要跪拜（腓10－11）；神要带领他的众子进入有义居在其中的新天新地（来二10；彼后三12）；并擦干我们的眼泪，和我们一同享受永远的荣乐（启二一1－8）。这乃是人生的大奥秘，乃是用七印严封的书卷，天上地下，无论何人，哲学家和宗教家，都无法可以展开窥测，只有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洗净了世人的罪孽、战胜了世界和吞灭了死亡的基督耶稣，永生神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才配展开（启五章）而感谢上帝，这一个历世历代所隐藏的生命的奥秘，并且已藉着圣灵向信他的圣徒显明了！（林前二章；西一26）愿神开恩，使本书读者，转迷成悟；归依「生命之主」，信奉「生命之道」，衷心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