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新纪元
改教运动在「时候满足」之时来到。它的开始并非由于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人反对教会而来，乃是经过长期酝酿，直到各方面条件成熟，才发展出来的运动。我们已于前章中，介绍了这个大运动前的种种预备工作。
2．告解礼的重要性
中世纪教会非常强调罪，以及罪所带来在地狱和炼狱中的刑罚，当时教会和今日天主教均认为炼狱是在人死后，上天堂以前，灵魂被火炼净的地方。在世期间，一个信徒越忠心遵守圣礼，将来死后在炼狱所受的苦刑也越短。
根据罗马天主教的规定，有四个圣礼是有关赦罪、除罪及免刑的。它们是洗礼(baptism)、圣餐礼(the Eucharist)、告解礼(penance)，和抹油礼(anointment of the sick)(原称临终膏油礼extreme unction)。
在路德的时代，告解礼是教会最重要的圣礼。这项圣礼的重点，在于神甫的宣赦(包括罪的赦免及永恒罪刑的解脱)。犯罪之人若要得赦罪，必须做三件事：(1)痛悔(contrition)；(2)向神甫认罪(confession)；(3)因功补罪(satisfaction)。
神甫在看见悔罪者的痛悔又亲听他的认罪后，就可以宣赦。赦罪文的内容是：向悔罪者宣布罪得赦免、永刑得解脱及恢复蒙恩的地位。
然后，神甫就要决定悔罪者当行之善功，以期能「因功补罪」。善功的方式很广，也看所犯之罪的大小而定。大体上善功包括：念诵数遍祷告文、禁食、捐项、朝圣、参加十字军及苦刑。
3．赎罪券（Indulgences）
经过一段时期后，告解制度有了新的发展。教会开始准许悔罪者以偿付某种款项来代替苦刑或善功。教会则开出一张正式的声明书，宣告该悔罪者已藉付款方式，从刑罚中释放。这样一张公文，或「教皇票」(papal ticket)，被称为「赎罪券」。
这种取代刑罚而付的钱，渐渐演变成所谓的「罚款」(fine)。一个人不但可以为自己买赎罪券，还可以为已故的亲友购买赎罪券，以减少他们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
天主教颁发赎罪券乃是根据「分外善功」(works of supererogation)的教义而来。这种善功是指超过律法规定而做的额外善行，而且这些善行可以赚得赏赐。耶稣基督因为有完全圣洁的生命，已经做了超过拯救世人所需的善功，因此，基督在天上积聚了一个丰富的「功德库」。
历代圣徒们也在这库中加入了功德基金。教会教导信徒们说：「福音不但给人当守的诫命，也要人成为完全人。」这种教导是根据马太福音十九章21节耶稣对那位已经遵守所有律法的青年官所说的话：「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教会教导说：「如果这个官遵照耶稣的劝勉而行的话，他就可以做到「分外善功」，并且因他的德行得到报偿。历代圣徒们已经这样做了，因为他们变卖了家产，送给穷人或教会，所以他们的功德积蓄在天上。」
这个由「分外善功」积成的功德库，已经交给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教皇所管。正如我们开支票从银行提款一样，教皇也可以为缺少功德的罪人开出赎罪券，从天上的功德基金中支取功德。
这种制度推行下来，真是皆大欢喜。因为付钱总比受苦刑容易。人们宁可为死去的亲人付钱，以减少他们在炼狱中逗留的时间，而不愿意为死人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祷告文。教会方面更加欢喜，因为赎罪券带给教会庞大的进项，金钱滚滚而来，流进教皇的财库。
渐渐地，教皇的赎罪券越开越多。虽然赎罪券不断涨价，购买的人却更多。赎罪券「行业」越发达，所产生的弊端也越多。有一位道明会修道士帖次勒(Tetzel)，善于辞令，是个高压推销员。他在萨克森边界的威登堡城(Wittenberg)附近，以不正当手法，贩卖赎罪券，他夸大地说：「看哪，当你将金币投入钱箱的一刹那，你母亲的灵魂就跳出了炼狱。」
就因为帖次勒的行为，才使马丁路德对赎罪券开始批评。这件事如何发生？以及马丁路德如何成为改教运动的引入者？且等我们先认识他本人后再详述。
4．路德的早年
马丁路德于公元1483年十一月十日生在德国埃斯勒本城(Eisleben)，在他襁褓时，全家搬到曼斯非(Mansfeld)定居。双亲都是敬虔信徒，父亲是个辛劳的矿工，刻苦度日，积蓄钱财，为了使他聪明的儿子可以受较高的教育。
马丁受完小学及中学教育后，进入耳弗特(Erfurt)大学就读。公元1505年，获得硕士学位，使他父亲非常高兴。为了迎合父亲的愿望，他继续攻读法律；半年后，一些事情的发生，使他突然放弃学业，进入耳弗特奥古斯丁修道院。
路德的父亲是个顽固而暴躁的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自己儿子有一天成为有名的律师。现在，这个他所爱的儿子竟然忘恩负义，使他多年的期望幻灭。他不仅失望，更是光火。
然而，马丁和他父亲一样，个性顽强；父亲越生气，他越坚持。半年考验期过后，他正式宣誓为修道士。这时的他，一心认为自己将终身做个修道士。
以后，他改攻神学。公元1507年被按立为神甫；第二年，被派到威登堡担任该大学教师。在那儿，他拿到第一个神学学位——圣经学士。
一年以后，路德又被调回耳弗特。在那儿，他拿到第二个神学学位——修辞学硕士。以后，他被派教授当时的神学标准课本「彼得伦巴的句语」(Sentences)。这样，路德以一个廿六岁的年轻人，在神学界占一重要地位。
在耳弗特教书期间，他奉派陪同一位年长的修道士，到罗马办理一些修道院事务。这次旅行，使他有机会访问所有著名圣地。他跪着攀登有名的圣梯(Sca1a Santa)。这列阶梯相传是耶稣在被彼拉多审问前所攀登的殿阶，后来被人自耶路撒冷搬到罗马。又据传说，当马丁路德在圣梯上跪爬到一半时，他听到心中有声音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于是，他站了起来，走下台阶。因此有人说，这是马丁路德蒙恩得救的一刻。但事实并非如此。路德的归正发生于公元1512年，在威登堡黑色修道院的个人斗室中，而非发生于公元1511年罗马的圣梯上。
当时罗马的宗教与道德情况极其败坏。路德在罗马所见所闻，大大震撼他的道德观。数年后，罗马之行的记忆，加强了他对圣品阶级的反对。然而，此时他对罗马教会的信念仍未动摇。回到耳弗特后，他仍然是个忠实的天主教徒。
过不久，威登堡成为他的长居之地，在往后的年日中，他一直在威登堡大学讲授圣经课。他也开始讲道，并得到神学博士学位。从1512至1517年间，路德像其他教授一样，一边教学，一边研究。
5．路德的归正
简而言之，路德在表面上的成就，一直发展到1517年。然而，这段期间，他内心的发展又如何呢？
路德生长在基督教环境中，自幼吸收教会的教导，塑造成非常敬虔的个性。他对自己灵魂的得救极其关切。根据教会的教导，他得到的结论是：人要得救的最佳途径是逃避这个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如此不顾父亲的忿怒与忧伤，毅然埋进修道院的原因。
在修道院中，他过着最严格的禁欲生活。他竭尽己力，为了赚取灵魂的得救。他乐意承担最卑下的工作，祷告、禁食、鞭打自己，甚至超过修道院最严格院规的要求，使他看起来形同一付骷髅。就是在最冷的寒冬，他的斗室也不设暖气，他经常彻夜不眠，偶然或在席子上睡一下。
他被自己极度的罪恶感及失丧的情况所压，时常落入最深的幽暗和失望之中。不管作怎样努力，他总觉得还赚不到自己的救恩。在归正以后，他写信给教皇说：「我经常忍受强烈的、类似地狱般的痛苦，如果这些魔力再延长一分钟，我会就地死去。」
然而，间或也有几道光芒，射进他灵魂的暗处：他从克勒窝伯尔纳的作品中，得到不少安慰，因为伯尔纳强调基督白白的救恩；修道院的助理施道比次(Johann Von Staupitz)也常常鼓励他；奥古斯丁的著作帮助他很多；更重要的是，他开始研读圣经。
约于公元1512年年底，他坐在威登堡的斗室中，展开圣经，开始研读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他看到罗马书一章17节「义人必因信得生」时，他一边读，一边揣摩、深思。突然间，一股无法言喻的喜乐充满他的心中，灵魂的重担刹那间完全脱落。在这以前，他一直努力行善，想赚取救恩，却始终没有「做够」的感觉，现在，神亲自告诉他：「人得救非藉善行，乃藉信心。」罗马书一章17节成为路德的「天堂之门」。
这就是路德归正的经过。
6．九十五条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帖次勒的行为会引起路德对赎罪券的攻击。因为现在路德灵魂里充满了喜乐、平安与盼望，他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他周围的人、事和教会。他开始看到教会的许多错误，他越来越明显地、大胆地说出他心中的不满。
赎罪券交易早已产生许多丑行。现在帖次勒竟然在威登堡城门口，以无耻方式叫卖赎罪券，而路德亲眼看见人们在受骗。
他立刻走回黑色修道院的小室中，拿起笔来，写下他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看法。公元1517年十月卅一日，约当正午时分，他将九十五条钉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使所有人知道他对赎罪券的看法。
路德此举并不代表改教运动，这只是带进改教运动一连串活动中的第一个行动而已。
7．路德是博学之士
有人说，当时的路德不过是个简单纯仆、藉藉无名的修道士。其实错了，他虽然只有三十四岁，但已经有丰富的经历，他的成就早已超过同时代的年轻人，他住过马得堡、埃森纳、耳弗特，他去过科伦、来比锡，也曾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过罗马。他见过许多人物，也在罗马亲见教皇犹流二世。他也阅读及研究过许多伟人的著作。
他除了担任自己修道院的副院长外，也担任其它十一间修道院的区助理。他必须任命或解雇副院长。他必须教训、辅导、安慰受试的修道士；责备、管教行为不检的修道士。他必须管理建筑的修缮；也要负责帐目的核查；还需要照顾修道院的法律事宜。
他是文学硕士、神学博士，又是历代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这时，他已经教书九年，在教学方面获得崇高声望。他是德国最先根据圣经新旧约原文授课的神学教授之一，也是德国最早用德文而不用拉丁文教学的教授之一。
路德被选侯智者腓勒德力(the elector Frederick the Wise)所爱护，路德也与当时名人保持联络。
谁说他是一个简单纯朴、藉藉无名的修道士？
8．路德是天主教好信徒
我们必须记住，当路德公布九十五条时，他仍是罗马教会中一位标准的信徒。
他在天主教中受洗、长大、坚信；他参加聚会、弥撒；经常地告解、购买赎罪券、朝圣、崇拜遗物；他向马利亚及圣徒祷告，深信他们会为他代祷，并且深信他们会行神迹。
路德是罗马天主教会中：一个修道士、一个被封立的神甫、一个讲道者、也是一个教授。
9．张贴条文本为常事
以当日习俗而言，路德把九十五条钉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并非不寻常之举。威登堡教堂的大门，就像大学的布告栏一样，因此，张贴条文在上面，本是一件常事。路德这样做，是为要引起一些神学博士们的注意，说不定他们愿意公开为赎罪券辩论，这样，他可以达到澄清真理的目的。
10．九十五条广被传阅
当路德公布九十五条时，他根本没有意思说：「我要开始宗教改革！」没有一个人比路德本人更惊讶于此举所带出来的后果。当时没有人出来接受路德的挑战，直到两年后，才出现对手。
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这却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威登堡城属于撒克森郡，当时的选侯是智者腓勒德力，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天主教徒。他从世界各地收集了不下五千件遗物。为了放置这些遗物，腓勒德力盖了这座威登堡教堂。
路德将九十五条钉在威登堡教堂门上的那一天，正是万圣节，按照惯例，要将教堂里的神圣遗物展列出来，给来自远近各地的人观赏，并从其中获得恩助。这些来宾很自然地看到教堂大门上张贴的大纸。他们驻足而读，回家后，报告给邻里四坊的人；这些人又传给别人，于是这件新闻像野火般地传开了。
当时印刷术刚发明不久，这九十五条以拉丁文写成的条文，立刻被译成各种语言，付印，传送，以令人无法置信的速度，传到西欧各国。不到两个礼拜，全德国都知道了路德的九十五条。四个礼拜后，全西欧的人都读到了。这九十五条即时而巨大的影响是：几乎停止了赎罪券的出售。
买音慈大主教对这件事非常不悦，因为他可以从帖次勒所赚的钱中分到一部分。他立刻送了一份九十五条的抄本去罗马，给教皇利奥十世(Leo X)。教皇起先并不看为严重，只是叫威登堡修道院院长劝路德安静下来。
帖次勒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另外印了一套为赎罪券辩护的论著。曼受利尼(Mazzolini)是一位道明会修士兼异教裁判所裁判员，他在罗马写了一本书，大大批判马丁路德的结论。神学教授厄克(Eck)也著了一本小册，回驳路德。路德立刻出版另一本小册，再反驳他。路德的朋友们并不支持他这一点，因他们认为他对别人的批评，态度太过份；这件事令路德相当不舒服。
公元1518年四月，所有奥古斯丁派修道院，在海得堡(Heidelberg)召开年会。在会中，路德发现反对的势力比他预期的要强得多。无论如何，讨论还是在坦诚和友善的气氛中进行，把路德带到较乐观的境界。
在回威登堡的路上，路德向所有反对者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剖析」(Resolutions)，该书一开头是以教皇为受书人。在书中，路德很谨慎地把他的九十五条逐条解释分析。
11．九十五条的真正意义
路德的九十五条并未攻击赎罪券本身，他所攻击的是销售赎罪券时所带出的弊端与恶习。对这些弊端，威克里夫和胡司早已提出抗议，然而路德的抗议所带出的冲击，远超过前人所作的。路德靠着圣灵的引导，提出对赎罪券的质问，他的手指大胆地指向罗马天主教最敏感的焦点上。
教会和它的首脑人物教皇，因赎罪券的售卖，可以获致大笔进项。尤有甚之的是：这时期，整个教会系统已经腐化到一个地步，把圣礼和圣职人员抬举到最重要的地位上。罗马天主教规定，只有神甫可以主持圣礼；若没有告解礼、宣赦及赎罪券，就没有救恩。一个人的得救与否，全操神甫手中。因此，教会对信徒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控制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当路德提出对赎罪券的质疑时，他着实震憾了教会。九十五条所表达的意义，有将信徒自神甫手中释放出来的意向。这一下，教会不但只是略受震撼而已；事实上，路德所摇动的，正是当日教会的根基。
12．改教运动的基本观念
在叙述改教运动时期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前，让我们先认清改教领袖们所强调的基本内容：
(1)改教领袖们主张回到使徒教会形态。他们深信使徒教会才是教会当有的形式与属灵光景。初期教父们如耶柔米、居普良、俄利根、亚他那修的著作，重新出版，给改教者们很大帮助；奥古斯丁的著作，尤受偏爱。从这些圣徒的著作中，他们认识了早期教会的单纯，和他们当日充满繁复仪式的教会，截然不同。因此，改教领袖们致力于减少教会的仪式、习俗及传统，而强调传扬「真道」及「因信得救」的福音。
(2)他们也强调「信徒皆祭司」的看法。意思是：每个人可以直接与神交通。人得救不是藉着教会，只因信基督便可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罗马天主教以祭司称呼圣职人员，表明他们像祭司一样站在神和人中间，代替人说话。改教者则着重每个信徒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可以与神面对面交通，不需经过教会所扮演的「中保」的角色。
(3)改教领袖们认为教会是信徒的集合，而不是「圣品人员的阶级组织」。这种观念早于一百年前胡司时代就已提出。他们把教会看成一个「有机体」(Organism)，信徒们在这个活的身体中彼此相属；他们绝不认为教会是由圣品人员组成的「机构」(Organization)。在行政的功用上，改教者也承认教会「组织」是必要的，只是在救恩的获得上，却不需要经过这个组织。
(4)改教领袖们强调圣经是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权威。早在改教运动以前，已经有许多教会领袖主张将圣经分给一般信徒。威克里夫将大部份「武加大」译成英文；丁道尔(Tynda1e)也翻译了圣经。但罗马天主教严禁非官方的翻译，以致丁道尔付出生命的代价，被火焚而死。路德翻译了全本圣经；慈运理(Zwingli)将伊拉斯姆的希腊文圣经中的保罗书信手抄下来；赖非甫尔(Lefevre)将新约译成法文，加尔文(Ca1vin)也翻译了圣经。每一项改教原则是否被接受，全看这原则能不能从圣经中找到支持和印证。因此，圣经成为当日的试金石；圣经的研究和精读，也成为一切宗教教育的基础。
研讨问题：
1．路德被传到罗马
从此以后，路德好象住在玻璃屋中，他的一言一行，均在敌人和朋友严密的监视之下。路德善于演讲，又正处感情激动、脾气暴烈的年龄；每当和对手争辩到高潮时，双方都易于夸大；因此，在对他们的言行加以评论时，必须格外慎思明辨。路德在餐桌上所讲的话，有许多被他的学生记录下来，后来出版成为「桌上谈」(Luther's Table Talk)。
路德所做的事，正好打击到教皇的两个要害：他的权威和他的钱包。当教皇发现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无法制服路德时，他决定自己来处理。公元1518年七月，他发出了传票，将路德传到罗马，到他本人面前。路德假如真的去罗马，必定是死路一条；因为在当日，传讲异端是极严重的罪，何况路德是其中的罪魁，火刑必定是难免的。
然而，路德有一位忠实而有大权的朋友——选侯腓勒德力。多年来，德国人对「教廷官史」早已不满，选侯腓勒德力不许帖次勒在撒克逊境内贩卖赎罪券，因他不愿自己国家的钱流进教皇的财库。腓勒德力最宠爱威登堡大学，而路德是大学中最出名、最负众望的教授。因此，腓勒德力尽他最大的影响力，要罗马取消对路德的传票。
当时局势刚好有利于腓勒德力，因为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良(Maximilian)已经又老又病，显然需要选一位新皇即任。当时有三位可能的人选：一位是西班牙王查理，一位是法王法兰西斯，第三位就是撒克逊选侯腓勒德力。教皇盼望腓勒德力能成为皇帝，因为他认为腓勒德力比其他两位容易操纵。为此，教皇听了腓勒德力的话，取消了对路德的传票。
2．迦耶坦无法对付路德
这时，教皇的代表迦耶坦(Cajetan)正在德国奥斯堡参加国会。教皇写信给迦耶坦，特别授权给他，命令路德到奥斯堡。迦耶坦的职责是审问路德，并且要他公开撤销言论。假如路德不肯撤销，他将被解送到罗马。假如迦耶坦捉不到路德，他会把路德及其附从者都逐出教会。在此以前，教皇只说路德有可能是异端；现在，他宣布路德是个恶名昭彰的传异端者。
对路德而言，前往奥斯堡是非常冒险的事。还好他的王族朋友再度出马相助，几经周折，终于获得年迈老皇帝马克西米良对路德的安全保证。
公元1518年十月，路德和迦耶坦在奥斯堡见面三次。他们的讨论，好几度进入火爆情况。路德的朋友们劝他放弃，以便能平静地解决事情，但路德绝不撤回他的看法。最后，他在夜间秘密地离开了奥斯堡。
迦耶坦发现自己毫无能力处理这个局势，便要求教皇对争论的各点发布正式宣告，以求一劳永逸。于是，教皇下了一道公开的诏谕，诏谕中没有提到人名，只说：「某修道士所发表有关赎罪券的言论，责为异端之说。」这样一来，路德就不能说，教会没有正式处理这些问题了。
3．米尔提次较有成就
教皇的下一步，就是派一位特使，前往德国捉拿路德。到这时候，教皇利奥终于看清，除非他得到撒克逊选侯智者腓勒德力的合作，他绝对捉不到路德。因此，他挑选一位自己认为是最能被腓勒德力接受的人，这人名叫米尔提次(Charles Von Miltitz)。此人与选侯的私人秘书施巴拉丁(Spalatin)非常熟，施巴拉丁也是腓勒德力派驻罗马的代理人。
米尔提次尚未向腓勒德力呈递荐信之前，已经寻机会要见路德及帖次勒。他没有见到帖次勒，却和路德有一次私人会晤。这次晤谈的结果，路德答应只要他的敌手不开口，他就不再讲赎罪券的事；路德也答应给教皇写一封屈服的信。这封信使教皇极其欢悦，公元1519年三月廿九日，教皇给路德回了一封非常友善的信，不但称路德为「我亲爱的儿子」，并答应负担路费，邀请路德到罗马认罪。
4．厄克向路德提出挑战
假如教皇支持米尔提次，假如双方都保持缄默，路德和罗马之间的和好，也许可以延续。
然而，这时教皇的注意力，却从与路德之间的歧异转到别的事上，而且这件事深深地吸引了他。公元1519年一月，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良逝世，必须选出一位新皇帝。教皇极其关心这次选举，他竭力要使腓勒德力当选。选情占据了他整个心思，使他忘却所有其它事情；因此，有十四个月之久，他完全没有推动控告路德是异端的事。而这同时，在德国方面，路德和反对者双方都不肯保持缄默。
路德在威登堡大学的一位同事迦勒斯大教授(Car1stadt)，挺身而出，写了一套反对厄克(Eck)的论文；因为厄克写过一本反驳路德九十五条的小册。而厄克又写了一些驳回迦勒斯大的论文；在论文中，他进一步对教皇的至高权柄提出极端的看法。于是路德再写了十二篇论文，极力争辩；在第十二篇论文中，路德宣告说：「罗马教会超越其它教会的要求，只是根据近四百年来教皇的颁令，在这以前的一千一百年间，教会中根本没有这种至高无上权威的存在。」
这种对教皇的攻击，过去从未听说过，因此引起了激动的情绪。厄克无法容忍，他向路德提出挑战，要和他辩论「教皇的至高权柄」。
事实上，路德自幼就相信教皇是至高无上的。在孩提时代，他母亲教导他说：「教会是教皇的家，在教会里，教皇是一家之父。」与厄克辩论的日期为1519年七月，在九个月的准备中，路德拼命研究，他必须找到有力的论点，以反对那些他过去一直以为是真理，而于最近才发现是错误的事。他钻研「教会历史」及「教会律例」(教会律例包括历年教皇与大公会议的决定与教谕)，研读之下，路德很沉痛地发现，有许多教谕是伪造的。这一来，他看到罗马天主教中，另一个支柱在崩裂。
5．来比锡之辨
整个来比锡(Leipzig)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辩论会场(公爵宫廷)中有武装的卫队；在旅店中，用餐时间每一张桌子都有卫兵守住，以防止威登堡学生与来比锡学生打架。
公元1519年七月，厄克与路德彼此面对；以学识和辩才而言，这次辩论差不多可以造成平手。但厄克用巧计对付路德，把路德逼进死角，使他不得不在最后宣称：君士坦斯会议对胡司的某些教导作了不公正的定罪。这样，厄克便达到了目的，因为他使路德公开承认，自己与一位被教会正式指责为异端的人站在一边。当路德宣称胡司并没有什么错时，听众激动了起来，撒克逊公爵乔治大声喊着说：「上帝啊，帮助我们，这真是可怕的瘟疫」！
路德的论点都是根据历史：他提醒大家，东方希腊教会本是基督教会的一部份，但他们从未承认罗马主教有至高权威。此外，基督教历史中，许多早期大公会议也根本不知道所谓教皇至尊的事。然而，由于路德已经和被定罪的异端者胡司站在一边，他便得不着任何支持。
来比锡之辩的一个结果是：路德与他的附从者更加团结，他们深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路德同时赢得更多跟从者，其中的一位是布塞珥(Martin Bucer)，这人后来成为改教运动的主要领袖，也帮助加尔文建立他的观点。
恰如一般情况一样，没有一位辩者可以改变对方的看法。无论如何，这场辩论倒使路德本人更清楚自己的理想，这点无疑是来比锡之辩最大的收获。
此外，这次辩论在整个改教运动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经过辩论后，所有人都看清，要使路德与罗马天主教会再度和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6．风暴云集
藉着反对「教皇的至尊」及反对「会议的无误」，路德正式和罗马天主教的圣品阶级制度一刀两断。现在，他卷入了战争的火力中心；从此以后，路德和罗马教会之间的冲突，进入了生死攸关的严重局面。来比锡之辩以后，厄克立刻赴罗马，要求教皇利奥发出革除路德教籍的诏论；教皇对此事当然再乐意也不过了！
在路德方面，他第一件事是出版一份「来比锡之辩的报告」。接下来，又发行大量的小册与书信。公元1520年五月，他出版一本小册，题名为「论善行」，虽是一本小书，却带来远大的影响。在书中，他很实际地将「义人唯独因信得救」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他说：「在所有善行中，最尊贵的一件，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他也强调信徒必须在自己每天的岗位上，忠心地事奉神。鞋匠、管家、农夫、商人，若在自己的工作中荣耀神，比修士、修女更能讨神喜悦。
这是路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教导之一：这个观点使信徒脱离了古代及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同时，这也成为后来复原教最明显的特点之一。
自公元1519年七月来比锡之辩，到公元1521年四月沃木斯国会期间，是路德最兴奋的时期。这段日子中，每一件发生的事、每一位他结交的朋友以及每一本他阅读的书，都把他从一个境界带进另一个境界。
这期间，有两本书影响他很大：在辩论会中，来了几位胡司派的人，其中两位于事后寄给他一本胡司的著作。当时路德没空阅读，直到公元1520年初才开始读；路德发现他所讲的和胡司所写的完全一致。从此，路德以波希米亚门徒自居。
另一本影响路德很深的书，是意大利杰出人文学家瓦喇(Lorenzo Val1a)的作品；该书揭发了「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为赝品的事实。这项发现大大激怒路德，以致使他不再怀疑教皇就是「敌基督」。
7．革除教籍
公元1520年六月十五日，教皇利奥签署了革除路德教籍之教谕。教谕一开头写着说：「主啊，兴起！为你自己而辩；请纪念愚昧人如何每日玷污你，狐群如何破坏你的葡萄园，这园早已赐给你的代理人彼得；然而森林的野猪践踏了它，田间的野兽吞吃了它」。
教谕中提出四十一点路德的教导，并斥为「异端、邪说、诽谤、虚假、冒犯敬虔的耳朵、引诱简单的头脑、拦阻教会的信仰……」。
教论中也呼吁所有人焚毁路德的著作，并要路德及他的跟从者于六十天内公开撤销看法，否则，他们都将以异端定罪。教论中也命令地方政府捉拿路德及其跟从者，把他们一一下监。所有窝藏路德派的城镇，都将遭到「教会禁令」的处置。
此教谕在德国的颁布工作交由厄克全权办理。但他立刻发现，写教谕比颁布教谕容易多了，因为只有很少地方准许他颁布。在耳弗特，学生们尽力去搜教谕的印本，把它们统统投进河里。
路德则又出版一份单张，题名为「驳敌基督可咒之教谕」，以示对抗。
8．三份伟大的改教论著
全德国的百姓都屏息恭听路德所说的每一句话。路德的著作在各地广传，人们如饥如渴地抢购阅读。当时还没有报纸，因此，他大量发行的小册及小本书籍，就像文章或社论一般流传。路德以文字塑造众人的看法，藉文字工作，他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不但在自己的国家，甚至遥远的国外地区也有支持者。
为了减低教皇教谕所造成的震憾，并为了发动全德人民反对罗马的圣品阶级制度，路德于公元1520年下半年，出版了三份论著，这三份著作被称为「三份伟大的改教论著」。
第一份名叫「致德国基督徒贵族书」，文中呼吁他们远离罗马所助长的恶习。第二份是「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在此文中，路德揭露教会宣称必须经由神甫及圣礼才能得救的错谬。第三份叫「论基督徒的自由」，虽然只是一本三十页的小书，内容却包括了基督徒生活的各层面。
9．路德焚毁教皇诏谕
仅仅写书反对罗马还不能满足路德的心愿，既然教皇下令焚毁所有路德的著作，路德也决定烧毁教皇所写的东西。
公元1520年十二月十日，成群的学生、教授与市民，聚在威登堡城外；一位教授将薪柴点燃，路德把教会法令集放在烧着的柴上；然后，他严肃地将一份教皇诏谕投入火中，说道：「你既毁弃神的圣者，愿永恒的火也将你毁弃。」直到火焰将法令集和诏谕焚烧成灰，他才和朋友及同道们回到城内。
数百位学生仍留在现场，在肃穆的气氛下，他们围着火烬同唱「神啊，我们赞美你！」年轻淘气的一群则在那儿大唱挽歌。
10．皇帝传唤路德
这时教皇几乎走到尽头，他用尽所有的权柄要使路德屈服，都没有成功；最后只剩一条路可走，就是向属世的最高权位人物——皇帝求助。
教皇在促使腓勒德力当选皇帝的努力上，遭到败绩；而腓勒德力本人也认为他无法担负皇帝职任的庞大开销，因此使西班牙王查理在竞选上占了优势。在来比锡辩论会期间，查理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这位查理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查理第五(Charles V)。他承继了奥国与西班牙的领土，又统治荷兰、意大利的大部份，及刚于廿九年前才发现的美洲的一部份。现在，他被选为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使他成为继查理曼大帝后，领土最大的一位君王。
教皇利奥就是向这样一位有能、有势的皇帝声援，请求他设法将路德屈服，不然就将他置于火刑。查理第五是虔诫的天主教徒，因此，利奥占了优势。皇帝立刻下诏，传唤路德，出席第二年在沃木斯(Worms)召开的国会。
11．沃木斯国会（The Diet of Worms）
在皇帝的「安全通行保证」下，路德于公元1521年四月二日首途前往沃木斯。他知道此行是面向死亡，因此在临行前，对他的同道墨兰顿(Melanchthon)说：「亲爱的弟兄，如果我不能回来，如果我的敌人将我置于死地，你必须继续努力，在真理上坚定不移。只要你能活着，我的死就算不得什么了！」
一路上，路德的行程好象凯旋的游行。凡他所到之处，群众夹道而立，瞻仰这一位敢于为德国人民站出来反对教皇，且正为着他的信仰坚毅地面向死亡而行的人。
四月十七日，礼拜三下午四点，路德出现在国会。在壮观、华丽的情景中，在最高权位的皇帝宝座前，站着一位贫穷无助、出身农家的神甫。这是查理第五和马丁路德第一次面对面相会。
这时的查理第五是一位廿一岁的青年人，而路德则为卅七岁的壮年人。路德穿着奥古斯丁会黑色修士长袍，在路德身边，站着他的法律顾问耶柔米谢夫(Jerome Schurf)。一位官员指着桌上的书，质问路德说：「这些书是你写的吗？你要收回这些书，还是继续维护？」
路德回答时，先很正确地重复这两个问题。然后以肯定的口气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他恳求皇帝开恩给他时间思考，使他的答案不至伤害到神的话，也不使自己的生命处于险境。
国会议员们经过一段磋商，然后宣布皇帝批准路德的请求，只是他必须在廿四小时内提出他的答案。于是，国会暂时休会。
12．政治问题解决
路德第一次在国会出现，虽然简短，对历史却有重大的意义。
过去二百年中，教皇和属世权柄相争，教皇制遭到严重败绩。如今，教皇利奥十世提请沃木斯国会处理路德案件，使早期教皇「属灵权柄超越属世权柄」的宣称，再度被肯定。换句话说，教皇利奥十世所努力的正是「一箭双雕」的目标，他利用沃木斯国会对付路德，平息异端的同时，将教皇的权势提升到皇帝的权势之上。
教皇已经革除了路德教籍，他希望国会(其实就是皇帝)也能毫不费力地定路德为异端，并把他置于刑罚之下；他希望属世统治者(皇帝)成为属灵统治者(教皇)的工具；他希望皇帝毫无异议地执行教皇的命令。从另一方面说，假如国会审问了路德，就算路德后来被定罪，这还是国会自己的判决，并非出于教皇；所以，教皇决不希望皇帝给路德听审的机会。
路德要求皇帝给他时间思考，看起来合情合理，也非常单纯；其实并不单纯，因为他的要求，事实上包括了第二天在国会前的听审，所以这是一项极具重要性的请求。在路德出现之前，国会已经开了很久，教皇这一边的人，在能干的亚良德(A1eander)领导下，日夜辛劳，防止路德从国会获得听审的机会。当国会决定批准路德的请求时，教皇输了！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症结是：「到底是教皇优越，还是皇帝优越？」于是，皇帝、德国君王及贵族们都站到路德这一边来反对教皇，因此，这位默默无闻、被革除教籍的贫民路德，在那短短的一刻，成为皇帝与全德国反对教皇权势的勇士。
当路德第一次出现在国会的那一天，政治问题就已成定局，所余只是宗教问题。
13．路德第二次出席国会
第二天，四月十八日礼拜四，路德第二次出席国会。日近黄昏，火炬点燃，在昏暗的大厅中，投射出怪异的影子。
现场多数人都记笔记，但所记的都是路德演讲的综论，没有一份是完全的记录。首先，路德用拉丁文讲，后来他们要他以德文重复一遍。
整个大厅都挤满了人，巨焰增高了室内的温度，加上通风不良，空气闷热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当路德演讲完毕，官员说他并没有讲到问题的重点，这问题是「到底要不要撤销所说的话？」而且皇帝所要的，只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于是路德说：「如果皇帝所要的只是简明的答案，我可以给他。对我而言，决不可能撤销，除非圣经证明我错了，我的良心持守神的话，昧良心的行为既不诚实，也不安全。我站在此，神啊，帮助我，我无其它选择！」
火炬烧尽了，厅里越来越黑，皇帝示意会议结束，他步下宝座，回到私人住处，其他与会者也陆续散去。
路德转身离开法庭之际，有些西班牙人叫嚣起来，霎时间，许多德国贵族及代表们，将路德团团包围，把他护送到下榻之处。
接下来几天中，一连开了好几次会议，最后发现，双方永不可能达成协议。
14．路德被带到瓦特堡（Wartburg Cast1e）
后来路德被命令离开沃木斯回到威登堡，而且不准再讲道。他们计划，等到皇帝的「安全通行保证」失效后，就将路德逮捕，以异端罪名处死。
在沃木斯城有一个小门，四月廿六日夜间，路德从这个小门离开了沃木斯。这门就是今天观光客所看到的「路德之门」。
几天以后，谣传路德失踪，没有人知道到底路德出了什么事。他的敌人非常高兴；朋友却极其惊恐。当日一位名画家杜勒耳(Albrecht Durer)在日记中写着说：「路德被教皇和神甫们杀害，正如当日主那稣在耶路撒冷被祭司杀害一样。神啊，如果路德去世，谁来将神圣福音向我们解说？」沃木斯城内群情激昂，皇廷之中喧嚣动荡。教皇大使亚良德被人警告说：「即或你躲进皇帝怀中，也会遭人谋杀！」
而路德失踪的真象，却是这样：四月廿八日，路德来到法兰克福；五月一日抵达赫斯非得，并在那儿讲道：五月二日进入埃森纳，第二天在城中讲道；五月三日他骑马驰骋在美丽的莫拉森林；五月四日上午他露天讲道，晚餐过后，继续行程。这时，在森林深处，突然跳出五个蒙面骑士，将他自马车中拉出，挟持着往埃森纳方向飞奔。
原来这是路德的朋友，智者腓勒德力的命令。他下令骑士们将路德劫持到他安全的藏身之所--瓦特堡，这是一间俯瞰美丽小城埃森纳的古堡；在堡中，路德不再受到风暴的搅扰，写作占据了全部的时光。
路德好象一座火山，在公元1517到公元1521年间爆发，引起强烈地震，震撼整个教会，首先在德国，后来很快地，西欧所有国家均被波及。
研讨问题：
1．改教运动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事件都以路德为中心，但这些还不是真正的改教运动，只不过是铺路事件而已。
到底什么是改教运动？首先，它是指教会的改革，包括所有使教会进入更完善的各项改变。每个教会都有教义、行政、崇拜与生活等层面；所谓改革，就是将教会的各层面加以改善，使它更臻完美。
然而这种改变并不止于教会内部的改革，也带出教会以外的改革。因为教会教导信徒把信仰应用在生活中，结果便把教会内部的改革原则，应用到教会以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以致影响到整个国家。因此，造成今日天主教国家和复原教国家之间极大的差别。
2．路德恢复基督徒的自由
路德的性格是由两个相反的特征揉合而成的。他可以同时非常激进又非常保守。他虽给教会带来巨大改革，但在除旧布新的工作上，他却采取缓慢的步调。开始时，凭着他的聪明与机智，只做了些微改善。
但路德的跟从者就大不如他。当他隐居瓦特堡时，有些跟从者便在威登堡开始激进式的变革，造成混淆、冲突、紊乱的局面。以致路德不听智者腓勒德力之劝，也不顾死刑的宣判，毅然离开瓦特堡，回到威登堡；一连讲道八天，总算恢复了秩序。
许多重大改革被逐步地带进教会：教皇制被弃绝；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差别也被摒除。路德宣称：「所有信徒都是祭司；圣礼只有两个，而非七个；圣礼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就这样，路德敲响了罗马天主教体系的丧钟，他折断了数世纪来罗马加给信徒的重轭，而恢复了基督徒的自由。这份自由对当日基督徒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这些从未负过「罗马之轭」的人所无法了解的。他们不再向圣徒及马利亚祷告，也弃绝了拜像、拜遗物、朝圣、宗教游行、圣水、外表禁欲、修道、为死人祈祷及相信炼狱等事。
当路德进行各种改革之际，他「保守」的个性，使他仍保留那些没有直接被圣经禁止的事。例如：路德会教堂中，虽然挪走了旁边的祭坛及偶像，但仍保留中间的主坛、腊烛与基督画像。
罗马天主教认为圣餐就是献祭；必须由祭司献上。他们教导说：当祭司宣读圣礼的词句时，饼和酒就会奇迹式地变成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这就是所谓的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只有祭司可以饮「杯」，因为怕平信徒不小心把基督宝贵的血，溅出杯外。平信徒领圣餐时，只能领受「饼」；这饼非常薄，称为「圣饼」，领受时，由祭司将饼放在信徒的舌头上。
路德否认圣餐是献祭，他不承认每次圣餐就是将基督再度献上。他教导说：基督已经在十架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因此教会中不需要祭司。因此，从路德以后，复原教中只有传道人，没有祭司；而且在圣餐时，所有信徒都可以领受饼和杯。
虽然路德不承认「饼」变成了基督的身体，但他强调基督的身体真正临在圣餐之中，因为当基督升天后，他的身体是无所不在的。
3．教会管理制度的发展
路德对教会的形式、组织及行政管理，并不特别关心。他所采用的教会管理制度，不是根据圣经，而是根据当日教会的实际情况。
路德推行教会「访问员」(Visitors)制度。当这些访问员观察了不同教会后，每个人都感到教会迫切需要改革。他们看到天主教圣职人员的失职，百姓和祭司对真理的无知，而且无知到令人无法置信的地步；大部份祭司不会讲道，只会喃喃地念诵弥撒词句。这些访问员参观各教会后，写出一套规条，作为教会生活的指南。
路德派教会不设主教，只有监督(superintendents)。他们执行主教的工作。信徒是教会的基层份子，由教会议会(counci1)所管理。这个议会是由牧师及几位当选的平信徒组成。
路德的教会管理制度，最独特之处是：他给政府的地位。路德受环境影响，认为政府应当高于教会。从人的角度来看，路德个人的安全，全赖撒克逊选侯的保护；而且，也只有在接受复原派信仰的君主治下，复原派教会才能生存。由于这种环境因素，路德势必给复原派君主特权。有一段时期，路德深盼能在德国兴起全国性复原派教会，将所有德国人包含在内。但这项期望始终未能实现。甚至在德国境内的教会也分裂成区域性的教会。
十六世纪中，在不同方法、不同情况下，教会改革也在丹麦、挪威、瑞典各国展开，他们均采用路德的方式。
丹麦和瑞典的改教成功，成为后来宗教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4．研读与崇拜的材料
公元1521年四月至公元1522年三月，路德隐居在瓦特堡其间，将圣经译成他同胞的语言－－德文。罗马天主教只许教会领袖及学者研读圣经，路德则认为每个人都有权、也有义务自己读圣经。在教会崇拜中，路德以德文取代拉丁文。
路德也积极从事教育工作。为了帮助一般愚钝无知的百姓，他不遗余力，在各地设立学校。为了使孩子们从小接受纯正道理，他写了「小本信仰问答」(Shorter Catechism)。虽然是一本小书，却是这位伟大改教家的重要著作之一；它成为后来信义宗各教会世世代代的儿童最基本教义。这个新教会也需要新诗本。路德，这位不寻常人物的另一项伟大成就是：在他四十岁左右，正与罗马教会力搏之时，他却绽放出写诗的能力，为新诗本写了许多诗歌。路德的诗歌，大部份不够典雅，但其中的一首「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却成为永垂不朽之作。
路德坚信宇宙间只有一个有形的真教会。他不认为自己和跟从者是脱离教会，相反的，是罗马教会离开了新约的教会。路德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建立新教会，他所作的，只是把一个走了样的教会加以改革。
为了将路德派教会的信仰正式公诸于世，他撰写了一份信仰告白，提交公元1530年召开的奥斯堡国会。这份信仰告白就成为后来有名的「奥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这也是初期教会制订信经以来的第一份信条。
奥斯堡信条并未取代初期教会的信经(包括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敦信经等)，乃是根据这些信经增补而成，包括这些信经的内容，并加以扩充。
5．路德的得力助手
路德一开始就获得许多的帮手辅助，其中最得力的一位是墨兰顿(Me1anchthon)。公元1518年，他年有廿一岁，便担任威登堡大学希腊文教授。改教运动一开始，他便参与；当路德在瓦特堡时，墨兰顿出版了一本书，是第一本将路德神学思想加以系统化的书。他是当代最有学识的人，被誉为「德国的教诲师」。这位「沉默的改教者」(The Quiet Reformer)，对后来的「路德主义」(Lutheranism)具有缓和的作用。
另一位路德的好友及助理是施巴拉丁(Spa1atin)，他是撒克逊选侯的私人秘书。令人诧异的是，腓勒德力给予路德许多友谊及高度的关怀，但他们俩人却始终未见过面，全靠施巴拉丁扮演他们之间的中人。
公元1525年六月十三日，路德又获得一位最独特的助手。因为在那天，路德与凯瑟琳(Catherine Von Bora)结婚。她本是一位修女，而路德原为一名修士。有三百年之久，根据罗马教会的条例，神甫是不许结婚的。在一个人当修士或修女之前，必须先发誓永不结婚，这就是所谓的「圣品人员独身制」(celibacy of the c1ergy)。当路德结婚后，许多祭司、修士、修女都照他的榜样而行，成为改教运动中，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另一步。
研讨问题：
1．慈运理
公元1484年一月一日，在瑞士德语区的威得赫斯城(Wildhaus)出生了一个男孩，这孩子长大后，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慈运理(Ulrich Zwingli)。
慈运理的一生和路德完全不同。他从未在修道院中过修道士生活。他也不像路德，心灵经历深处的罪恶感。他不了解路德寻求得救的属灵挣扎。
路德出自于中世纪黑暗时代，接受经院派神学教育，读过许多教父著作及中世纪教会色彩的作品；慈运理则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受教，研读的是早期希腊罗马的著作。
慈运理在巴塞尔(Basel)、伯恩(Bern)及维也纳(Vienna)各城受教育，于公元1506年得文学硕士学位，然后进入教会事奉，于公元1519年成为瑞士重要城市苏黎世(Zurich)教会的牧师。
慈运理最先受伊拉斯姆很深的影响。他详尽研读全部新约及教父著作；他和伊拉斯姆的看法一样，无意攻击罗马教会，只希望藉教育慢慢改善教会。最初，他个人的某些改教看法与路德无关，但后来他完全被路德影响，以致越来越远离伊拉期姆的看法。
2．慈运理改革瑞士教会
公元1518年，慈运理开始攻击赎罪券。路德在来比锡之辩中的立场以及焚毁教皇诏谕之举深深感动慈运理，使他对罗马教会作有系统、有计划的攻击。
苏黎世教堂中的图像被搬走；弥撒被废止；祭坛、圣人遗物及宗教游行都弃绝不行；教会的行政管理、穷人的照应工作交给市政府来办理；学校制度也改善了。
从苏黎世开始，改教运动蔓延到好几个瑞士的县郡，但仍有不少县郡维持原来的天主教。
3．慈运理与路德的不同
在对圣餐的看法上，慈运理和路德不同。路德对「这是我的身体」采「字面」解释，他认为基督升天后，他的身体无所不在，所以基督的身体确实临在圣餐的饼和杯中；慈运理则认为基督的身体只在天上，把「这是我的身体」解释为「这预表我的身体」；因此，根据慈运理的观点，圣餐是一项「纪念主」的仪式，「饼和杯」是「基督身体与血的象征」。
公元1529年十月，路德和慈运理在马尔堡(Marburg)会谈，但这两位改教领袖至终无法获致一样的看法。
有一段时期，慈运理的影响力远及瑞士各地及德国南部。但他于公元1531年的一次战役中阵亡，以致该区复原教信徒渐渐倾向加尔文。
4．加尔文
第三位改教者是加尔文(John Calvin)。他于公元1509年七月十日出生于法国北部靠近巴黎的小镇诺阳(Noyon)，父亲是诺阳主教的秘书。在父亲的帮助下，加尔文以十一岁幼龄便获得教会职位，而且有机会换取更高的薪俸。(在当时，教会聘请男童为成年神甫收集薪水，再从中抽取一部份工资，是很普通的事。莱姆斯大主教得到这职位时，才五岁。)
由于母亲的早逝，加尔文被送到附近的贵族人家抚养，使他吸收到贵族的风度和涵养。十二岁时，前往巴黎大学进修.
5．加尔文的青年时期
虽然路德在德国改教，但许多国家仍然处于多年混乱的情况。公元1512年，路德未成名前，巴黎的赖非甫尔(Jacquees Lefevre)教授已经出版一本拉丁文保罗书信注释，在书中，他强调「靠恩得救」的真理。他的学生法惹勒(Guillaume Farel)全心接受了老师的教导。
许多法国人也看见了神话语中的真理，于是教会大为改观，连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Margaret)也信了主。新的信仰，遍传全国。
然而，反对势力接着兴起，公元1525年，赖非甫尔的著作、路德的著作及玛格丽特的小书都被定罪。任何人拥有这些书，都可能付上昂贵的代价。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加尔文于公元1523年来到巴黎。
加尔文对所有学科都努力学习：包括古典语文学、逻辑学、教父著作、法律等。在巴黎进修三年后，他又在奥尔良(Orleans)学习一年；然后到部日(Bourges)，受教于一位名法律学教授门下，在每一个城市，他都获得丰富的学识，也结交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诸如巴黎的柯布(Nicolas Cop)，奥尔良的武尔玛(Wolmar)，部日的伯撒(Theodore Beza)。为遵照父亲的意思，加尔文从神学转修法律。父亲死后，他决定把这两方面都放弃，而在巴黎过学者的生活。
公元1533年，柯布以巴黎大学校长身份，发表了一篇万圣节演讲。演讲内容中充满伊拉斯姆及路德的观点。由于谣传该讲稿曾经加尔文的指导，以致他们俩人都必须逃命。趁着朋友们在前面与地方长官交谈之际，加尔文赶紧从后窗潜逃。
6．加尔文成为领袖与作家
到底加尔文何时得到这些看法？原来他早已从他的兄弟、表兄弟、希腊文老师武尔玛及许多人那儿听说了。他也亲眼看到这些看法在房东家中及殉道士火中的实际表现。在他后期的一本书中，他写道：「神藉着一次突然的归正，将我的心征服……。」这次经历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接下来，是一年的漂泊。加尔文从一城逃到另一城，而且必须经常化名。每到一处，就在秘密的地方教授一小群人。当时，出了一种新刑具，把受刑者从火中送进送出、将他慢慢烤死，不像过去一次烧死。因此，复原教徒在法国找不到一处安全之所。
公元1535年，加尔文的亡命生涯总算在瑞士巴塞尔得到一段喘息的日子。这期间，他把全本圣经真理作有系统的整理。于公元1536年春，出版了他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这本书是改教信仰最伟大的注释书。在写这本巨著时，加尔文才廿六岁。
起先，这本书是专为阐释复原派运动的基本教导而写。后来，加尔文认为这本书也可以同时扮演向法王法兰西斯一世解释的角色，使法王知道那些在法国受逼迫的信徒并非激进份子，乃是坚守圣经的人。加尔文在书中，请求法王以这本书证明他的同道们在法国应受较好的待遇。
全书以优美的拉丁文写成，后来被译成典雅的法文。过不久，就成为福音派的主要信仰内容。因为它把复原派运动的教导加以有系统的整理，并写成合逻辑的形式。直到今天「基督教要义」仍被公认为最伟大的解经书之一。
不久以后，加尔文决定到德国西南的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过平静的学者生活。但因战火频传，只得绕道而行。公元1536年八月，在一个温暖的晚上，一位羸弱的法国青年，面色苍白、目光炯炯、充满学者的气质，步入了日内瓦城。他绝没想到，神即将在该地呼召他，完成重大的使命。
7．法惹勒把改教运动带到日内瓦
日内瓦城位居美丽的日内瓦湖西岸，居于瑞士的法语区；附近有一条连结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德国、法国的商业信道。
公元1532年，伟大的法国布道家法惹勒来到日内瓦，他是一位热诚而具影响力的改教鼓吹者。他曾去参加阿尔卑斯山区瓦勒度派的会议，使他们立时接受改教信仰。在这之前，他曾在伯恩、纽夏得尔及附近小城，推动改教运动。他第一次到日内瓦时，虽没有建立根据地，却不灰心；又于公元1533年十二月，再度到日内瓦工作，这次比较成功。
法惹勒抵日内瓦时，天主教势力仍占多数。经过他数月的激烈讲道后，整个宗教潮流被他扭转过来，变成倾向于改教运动。公元1535年夏，法惹勒占领抹大拉教堂与圣彼得座堂，掀起了全城的「毁像运动」。所有教堂的图像都被捣毁；弥撒被弃；修士修女被逐。公元1536年五月廿一日，由公民组成的市议会投票赞成改教运动，于是复原派信仰正式成为日内瓦市的宗教信仰。
这段时期，日内瓦一直在反主教及反首长的动乱中，使政治与宗教的动荡达到高峰。法惹勒脾气暴躁、口才流利、声音宏亮；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平定这样一个混乱的城市。当他听说加尔文来到日内瓦时，立刻感到这个廿七岁的法国青年人就是这个空缺的人选。于是他赶到加尔文歇脚过夜的旅店。
在加尔文方面：他抵达日内瓦时，不相信这个城里会有人认识他，因他完全是陌生人，对于日内瓦的现况也一无所知。因此，当法惹勒来见他时，加尔文极其惊讶，因为他根本没有期待会有任何访客。原来，他所著的「基督教要义」一书，虽然第一版只是一本小书，却在出版后数月内，把这个青年人造成全欧洲的名人！
当法惹勒向这位陌生人道出来意时，加尔文很不自在地摇头。法惹勒再把当时日内瓦实况及他要加尔文做的事讲得更确切、详尽，加尔文越听越不想放弃自己原订的计划；他知道，如果他依法惹勒的恳求去行，无疑是把自己投入危险与困难之中。他个性胆小，自然会逃避这种可怕的混乱与长期的奋斗；何况他早已下定决心要去斯特拉斯堡，在那个安全港里安静地沉潜在研读与写作中；他也不需要金钱，因他父亲的遗产足够供给他过简单的生活。这次进入日内瓦，完全出于偶然，根本无意留下。他所需要的只是睡觉。
法惹勒坚持要他留下，因他需要加尔文帮他在日内瓦建立一个稳固的改教运动；加尔文则继续拒绝这位老传道人热情的请求。
就在这个日内瓦的小旅店中，时当公元1536年的一个夏夜，一幕不寻常的戏上演了：两个坚决的意志彼此冲突，而这冲突的结果，竟影响到整个人类历史，直到世界的末了。
最后，加尔文请求法惹勒考虑他拒绝留下的各项理由：他太年轻；没有处事经验；根本不合适这种工作；他需要更多进修……；他对法惹勒说，这些就是他最后的话，而且这场讨论就此结束！于是，这位老先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挺直躯干、长须及胸，用他锐利的眼光直瞪这个青年人，用如雷的声音对他说：「假如教会在急需之时，你拒绝伸出援手，愿神咒诅你的进修！」
加尔文听到这些话，极其害怕，全身战栗。在法惹勒如雷的声音中，他听见了神的声音。到此，他不再挣扎，终于顺服了法惹勒的请求。
正如巴拿巴将保罗找出来一样，这又是一个「一位平凡人将一位杰出人才带进主的事工」的例子。法惹勒就这样把加尔文带进了教会的事奉。
8．几乎所有复原教徒都属路德派
正如威登堡是路德之城；苏黎世是慈运理之城；日内瓦也成为加尔文之城。
公元1536年，加尔文开始在日内瓦工作。当时所有欧洲北部的人，几乎不是天主教徒就是路德派信徒。从路德把九十五条钉在威登堡教堂到如今，已经过了十九年；路德本人也已渡过了他事业的顶峰，只余下十年的光阴。
这时期以后，德国的改教运动没有更多进展。大体上说，德国南部保持天主教(虽然也有不少复原教)；德国北部接受复原教(虽然也有不少天主教)。慈运理去世后，他的跟从者(尤其是在德国南部的)有许多接受了路德的教导。挪威、瑞典、丹麦可以说全部接受路德的信仰。在其它国家亦然，早期改教运动都属于路德派。
唯一的例外是：改教运动爆发之初，出现一批叫做「重洗派」(Anabaptists)的信徒；他们在欧洲许多国家传布他们的信仰。
9．加尔文与法惹勒在日内瓦同工
加尔文的人生，自抵达日内瓦到去世期间，可分为三个时期：公元1536年八月至公元1538年四月，为第一次去日内瓦时期；公元1538年五月至公元1541年九月，为斯特拉斯堡时期；公元1541年九月至公元1564年五月去世时，为第二次去日内瓦时期。
加尔文在日内瓦开始工作之初，谦卑地担任法惹勒的助手。第二年，被委任为讲道师。
加尔文和法惹勒给市议会三项建议，该建议是加尔文起草的：
(1)每个月举行一次圣餐。生活不检点的基督徒，加以惩治。严重者，革除教籍。
(2)采用加尔文所写的「信仰问答书」(Catechism)。
(3)每个市民均需要接受法惹勒所写的「信经」(Creed)。
第一项建议是加尔文尝试使日内瓦成为模范城市——「上帝之城」的第一步。同时，要使教会从政府手中获得自由。
以上所提三项建议，立刻遭到敌对。加尔文的反对党在选举中获胜，他们决定采用邻城伯恩的崇拜仪式，而伯恩也早已想使日内瓦采用他们的仪式。加尔文和法惹勒对崇拜仪式的不同并不看重，他们拒绝伯恩的仪式，是因为此举乃出于政府的强制执行，没有事先征得教会领袖的同意，显然政府剥夺了教会的自主权，既然他们二人不肯低头，于是被政府驱逐出境。时当公元1538年四月廿三日。看起来，加尔文被迫往日内瓦开创的事工，不到两年就告结束，而且似乎是全盘失败。
10．三年平静生活
法惹勒回到他曾发起改教运动的纽夏得尔城(Neuchatel)，在那儿担任牧师工作，直到离世。
路德在来比锡之辩中得到同工布塞珥(Bucer)，邀请加尔文去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加尔文欣然接受，因为这是他当初最渴望想前往的一座城。
经过十八个月在日内瓦艰苦的奋斗后，加尔文终能在斯特拉斯堡享受三年平静的生活。在那儿，他和荷兰来的范布兰(Ide1ette Van Buren)女士结婚；也在该城中，结识许多路德和慈运理的跟从者；同时牧养法国路德派信徒在该城成立的难民教会。因此，这三年，可以说使加尔文得偿宿愿：一方面过平静的学者生活，一方面牧养教会，得到实际经验。
斯特拉斯堡的三年，是加尔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他用许多时间进修和写作，提高了他在学术界及神学界的地位。他把「基督教要义」加以扩充，又写了罗马书注释，使他成为第一流圣经注释家。
在这同时，皇帝查理五世想使复原教和天主教合一；在皇帝指示下，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斯特拉斯堡派加尔文出席会议；这些会议没有任何成就，但对加尔文而言，却在会中结识许多路德派领导人物。加尔文与路德从未见面，却与墨兰顿成为至交。
11．加尔尔文回到日内瓦
加尔文离开日内瓦后，整个城陷入混乱局面。一位能干的红衣主教萨多雷托(Sado1eto)想利用这种混乱的情况，乃以高雅的拉丁文写了一篇动人的讲词，劝日内瓦人回到母会(天主教)的羊群中。为了对抗这位红衣主教，加尔文摒弃个人对日内瓦人的不满，再以高级的拉丁文写了一篇精彩的「驳萨多雷托书」(Rep1y to Sado1eto)，这份反驳书，把日内瓦的改教运动稳定下来。
事情演变得越来越糟，驱逐加尔文出境的反对党，又于公元1539年与伯恩订立条约，大大损害日内瓦的自主权。因此该党于第二年被民众推翻，并把签定条约的人判为卖国贼。于是加尔文的友党再获政权，他们邀请加尔文回到日内瓦。
加尔文实在不愿离开平静的斯特拉斯堡回到风暴的日内瓦；最后，还是经过苦劝他才答应。公元1541年九月十三日，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加尔文再度进入日内瓦。
从神把加尔文带到日内瓦的事上，可以看见神自己奇妙的预备。因为在当时，这个自由、独立、民主的日内瓦城是全世界最适合加尔文推动改教事工的场所。加尔文的人生，到如今都在为这项重大任务而准备。这伟大事工正在日内瓦城等着他，而且将带出全球性的影响力。
12．在日内瓦的伟大事工
加尔文回来后，便提出「教会宪章」(Church Order)，这是一套教会管理的规条；这宪章立刻得到采纳。宪章内容是根据圣经教导，在教会内设立四个职份：牧师、教师、长老、执事。
在加尔文的制度中，长老居重要地位；长老们是从教会的会员中选出，他们与牧师组成「教会法庭」(Consistory)；长老们的职责是监督信仰的纯正及信徒的生活。加尔文给「教会法庭」有惩冶信徒及革除教籍之权；若一宗案件需要更进一步刑罚，则交给行政当局处理。
路德被情况所逼，给德国贵族权柄过问教会事务；而加尔文的理想是：教会完全独立，不受政府管辖。以加尔文而言，教会的自由在于教会有权革除教籍，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扰。
曾有一次，一些被教会法庭革除教籍的日内瓦市民，拿着武器，冲进教堂，企图以暴力领受圣餐；他们声称若加尔文不让他们领圣餐，就要取他的性命。加尔文伸手护卫桌上的饼和杯，向他们宣告说：「你们只能从我的尸体下领到圣餐！」就这样，藉着他的勇气和毅力，加尔文把他们屈服，放弃以暴力领受圣餐之举。
经常有人对教会法庭严惩信徒之事感到不满。加尔文不止一次几乎被驱逐出境。幸有外国难民的大量流入，及瑟维特(Servetus)事件的发生，才挽回了危机。
瑟维特是一位学识丰富的西班牙医师，出版了一本攻击三位一体教义的书。他一来到日内瓦，就被逮捕；经过审讯，证实有罪，便以异端之名于公元1553年十月廿七日被焚而死。所有复原派神学家、甚至最温和的墨兰顿，以及罗马天主教都赞同他的处死。而加尔文的对手们却要保护这位被众人定罪的人，他们竭力拦阻瑟维特的审讯，使他们因此失去信誉；以致他们反对加尔文的势力也随之瓦解。
许多人为复原派信仰遭受逼迫，因此难民潮从不同国家流入日内瓦；这些人成为加尔文最勇敢的支持者。当他们成为公民后，加尔文就有了一个忠于他的政府。公元1555年起，加尔文就做了「日内瓦的主人」(Master of Geneva)。
在加尔文带领下，教会法庭订立条规，可以完全管制日内瓦市民的生活，使日内瓦成为基督化城市--一个「上帝之城」；地方政府则将教会法庭所订的条规付诸实行。
加尔文晚年最大的成就，是创办日内瓦学院(Geneva Academy)，这是第一间复原教大学。加尔文深深体会教育的重要，从研经中，他清楚看见神的荣耀不只在拯救灵魂，全世界都属乎神，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是神所关心的；因此，无论是政府人员、医生、律师或其它行业，都需有认识神、荣耀神的教育。
这所大学的经费，没有靠贵族捐赠，而是来自日内瓦市民节衣缩食的奉献。加尔文谨慎挑选师资，因此，自公元1559年学校一开始，就拥有最高声望。开办后不久，就有九百名来自欧洲各地的男生注册入学。过不久，就收到法王给日内瓦的警告信，抗议所有传道人都来自这间「复原教总部」。
伯撒(Beza)被聘为日内瓦学院第一任院长。他是加尔文在部日读书时，在武尔玛门下结识的一位十二岁男孩。伯撒不但成为加尔文的得力助手，而且在加尔文死后，担任日内瓦改革宗教会牧师，达四十年之久。
公元1559年，加尔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第三次修订版，这是该书的最后一版，内容是1536年第一版的五倍。
藉着日内瓦学院训练出来的人、教会的行政制度、著作(尤其是基督教要义及圣经注释)，以及与欧洲各地领袖人物的书信来往；加尔文在到处都有跟从者，他的影响远及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及西德各地。
这位加尔文，本来不过是个传道人和神学教授，却发挥了超国际的影响力；他使福音之光从日内瓦小城照射到欧洲各角落，加尔文成为唯一的国际改教运动者。
更令人吃惊的是：加尔文的身体羸弱，经常在病痛缠磨之中。他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事工，主要是因为神与他同工；而强烈的意志力，使他能超越所有的困难与残缺。公元1564年五月廿七日，加尔文鞠躬尽瘁而死，享年不到五十五岁。
他的标志是「一只手捧着一颗火热的心」；他的座右铭是：「主啊，我心为你而献，快速地！至诚地！」(Cormeumtibioffero Domineprompteet sincere)；加尔文的一生，就是遵照这座右铭而活。
13．加尔文与路德的异同
路德与加尔文在「预定论」的看法上一致。他们都相信神已在万世之前拣选了承继永生的人；两人都根据奥古斯丁及保罗书信发挥这项教义。
在崇拜的仪式上，加尔文与路德不同：路德尽量保留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只要是圣经没有禁止的事，他都保留；加尔文尽量远离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他只实行圣经所吩咐的事。然而他们二人均以讲道为崇拜的主要项目；二人都为会众预备诗本，只是路德着重圣歌，而加尔文偏重诗篇。
在教会行政上，加尔文与路德不同：路德准许政府过问教会；加尔文不承认政府在教会中有任何权柄，他甚至使教会有权干涉政府；而且加尔文比路德更强调教会惩治。他们二人都顾念穷人，都在教会中安排执事，专做关怀贫民的工作。
他们二人都深信「每个人都有权自己读经」。为了达到这目的，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加尔文将圣经译成法文；他们二人都是语言文字的专家，他们的译文对本国的文字架构有不少贡献。
他们二人都重视教育：路德本是威登堡大学的教授，同时也讲道；加尔文本是日内瓦教会的传道人，晚年时创办了日内瓦学院，自己也成为该院教授。他们二人都强调信仰必须奠基在纯正教义上，因此，二人都为信徒写了信仰问答书(Catechism)。
在对圣餐的看法上：加尔文与路德及慈运理都不同。加尔文与慈运理都否认路德「基督的身体真正临在饼和杯中」的看法；但加尔文又不同意慈运理「圣餐仅为纪念仪式」的看法；加尔文认为：「基督的灵真正临在饼和杯中，信徒凭信心领受圣餐时，真正领受了基督，不是属体的(bodily)，乃是属灵的(spiritually)」。
加尔文和路德都坚信「唯独因信称义」的道理。对路德而言，「因信称义」是教会站稳或跌倒的根据；对加尔文而言，「预定论」是教会的基础。
路德强调「人的得救」；加尔文强调「神的荣耀」。
14．信心伟人们
路德与加尔文都是教会的杰出人物。路德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因着他的冒险犯难，开始了改教运动。虽然在他以前已经有许多铺路工程，然而他仍是天主教所定罪、复原教所称誉的对象。我们可以列出许多他在改教运动上的伟大贡献，例如：他坚毅的领导，他翻译圣经，他为维护信仰所写的著作等。让我们引用他自己的话来进一步认识这个伟人，他说：「骰子已然掷出，因此，除了继续已做之事，决不另谋别事；我要完全投靠圣灵，他不会帮助偷懒的事工。」
加尔文的工作及领导，虽然和路德不同，但也极具意义。他是改教运动的第二代，已有前人为他奠下基础(如路德，布塞珥等)，因此他可以继续前往，进入基督教要义和圣经的阐释。他是一位伟大的解经家，就算三百年后，在圣经研究方面，加尔文的著作仍被列入第一流作品中。
慈运理的短寿，使他不能在改教三巨头中占重要地位。但这三位改教领袖都是神所带领的勇敢神仆，他们出来改革教会，回到基本信仰，回到圣经本身。如果因为他们的改革而使教会的组织分裂，这原非他们的本意。他们一生所追求的，是建立纯净的教会，回到使徒时代的教导，决不是革命和纷争。何况，教会能遵行神的话比教会都在一个组织之下更重要。
研讨问题：
1．格列伯（Conrad Grebel）
重洗派源自瑞士，瞬即蔓延到许多国家，而成为改教运动潮流中的一条支流。这些自称为「委身的一群」的基督徒，专心研读圣经，对于已写成的信经及教会组织并不关心。他们认为，改教运动者在洁净教会的工作上做得不够彻底，也没有把圣经的教训完全应用出来。
格列伯是苏黎世教会中一位杰出的会友，曾因慈运理的带领接受了福音派信仰，并全力支持慈运理的改革工作。但是，没有多久，他和一批人就开始对慈运理和路德深表不满。有数年时间，他们照慈运理的建议，在各人家中查经。公元1525年一月，在一次查经会中，有一位名叫布老若克(Blaurock)的弟兄请格列伯为他重新施洗(因他曾受过婴儿洗)，格列伯应允了，并正式为他施洗。后来，布老若克也为其他人施行重洗。这件事发生在慈运理取消弥撒、改革瑞士教会的前几个月。
由于他们实行重洗礼，而被称为「重洗派」。虽然他们明显的特点是「重洗」，但他们最基本的特点却是对教会的看法，这一点牵涉到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2．政教合一的缘起
重洗运动的一部份原因是为反对政府和教会之间有亲密关系。「政教合一」可以溯源到君士坦丁及克洛维时代的集体归主与中世纪蛮族的大批归主，以致造成全国公民都自认是教会会员的局面，也在无形中，把世界带进了教会。
复原派教会也有很多集体归主的情形：只要市议会决定参加改教运动，就可以把全城都变成复原派城，于是市民同时也是教会会员，使教会和政府之间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结。
这种「集体入会」方式给复原派教会带来很大的忧患。表面上，天主教仪式改革了，但信徒的个人生活却未改善。许多人利用「因信称义」的道理，不再「行善」，而过放肆的生活。无怪乎路德晚年时，曾为复原教大多数信徒道德的低落，深为叹息。这是路德和慈运理在改教过程中失败的一面。
重洗派的教导就是为反对「政教合一」而引起的，他们强调教会会员必须限定是「真正委身于基督」的人，他们反对藉政府之力，轻易地加入教会。
3．改教分开
当政教合一时，错误教义不但违反教会，也同时违反政府；因此异端成为由政府严惩的大罪，而且天主教和复原教都采这种看法。重洗派由于主张政教分开，坚持宗教自由，竭力争取一个「自由的教会」，所以反对经由法律订立任何信仰。
早期重洗派教导信徒要尽力与世界分开，虽然他们承认在世上需要有某种形态的政府，但他们不能有份于其中，因为在政府做事，难免会卷入「动用刀剑」的事上，因此，他们规定基督徒不可服公职，不可当兵，不可起誓，也不可在法庭起诉。
很明显地，重洗派成为当时的激进分子。
4．重洗派对教会的看法
当路德与慈运理宣告他们的改教运动原则时，重洗派和他们的看法一致，甚至到今天，他们仍赞同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如：圣父、基督的神性、教会是信徒的集合、圣经是神的话及基督的再来。
然而，当改教运动扩大以后，这批人开始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改教运动没有达到「恢复初期教会」的地步。他们坚持教会必须完完全全回到使徒教会时代的信仰和生活。
重洗派的人对基督以及基督的话、基督的教会和基督的命令特别看重，尤其是基督所强调的爱、圣洁、舍己、降卑、和睦。由于他们重视基督的大使命，使他们对宣教工作格外关心，这也是他们自称是「委身的一群」的原因。
他们从新约圣经中所看到的教会，是一个独立自主、与政府分开的教会，教会的成员只有信徒，并没有提到婴儿洗礼之事。根据他们的看法，「婴儿洗」及「政教合一」是使教会腐化最严重的罪。他们认为，信徒的儿女在自己能对信仰负责前的幼龄时期，已经属于神的国度，无需为他们另外施行洗礼。
5．凡物公用
重洗派以惊人的速度发展，遍及瑞士许多县郡、奥国、波希米亚、德国南部，直到莱茵河谷，抵达荷兰。在瑞士，发展成瑞士弟兄派(Swiss Brethren)；在荷兰，发展成门诺派(Mennonites)。
有些人非常羡慕初期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公用的生活，尤其是在莫拉维亚(Moravia)的重洗派信徒们。公元1533年，一位瑞士弟兄派传道人胡特尔(Jacob Hutter)加入奥国重洗派，后来成为他们的牧师。于公元1536年被焚之前，胡特尔采用一种严格的公社生活管理，每一个单位称为一个「弟兄社区」(brother-estate)；直到今天，在加拿大的亚伯达省(Alberta)及曼尼托巴省(Manitoba)仍有上百个「弟兄社区」存在.
6．重洗派信徒受逼迫
由于重洗派对教义、政治及社会的看法独特，使他们同时遭到天主教与路德派的敌视。婴儿洗礼已在教会中施行了数世纪之久，对天主教而言，婴儿洗礼非常重要，甚至若一个婴孩临死前找不到神甫，他们会请任何人为婴儿施洗。所谓「拒绝为婴孩施洗，而为成年信徒重洗」这种事，不但从未听说过，而且应当受最高谴责。重洗派信徒不但拒绝与政府合作，他们对于社会的态度也令人怀疑；一般人都认为他们是革命派，是社会中的危险份子。天主教因重洗派而怪罪路德派，以致路德派痛恨重洗派。
不久，慈运理派、路德派、加尔文派及天主教一起发动对重洗派残忍的逼迫。他们被监禁、罚款、淹毙、烧死、折磨……举凡当日所有违犯「政府教会」的罪状，如：不缴什一捐、不聚会、不参加家庭查经、不肯传道等刑罚，都加在他们身上；在当时，这些罪都列入反抗政府的罪行中，因此，数千重洗派信徒被置于死地。
7．蒙斯特王国（The Kingdom of Munster）
一些重洗派激进份子在德国韦斯发里亚(Westpha1ia)的蒙斯特(Munster)所成立的重洗派王国，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中最悲惨的插曲之一。
贺夫曼(Me1chior Hofmann)是一位皮货商，他起先热心地跟随路德；但经过一段时期后，他自己扩展出一套奇怪的解经，使许多人迷惑；不但「政府教会」反对他，连瑞士重洗派也反对他。他预言基督将于公元1533年再来，荷兰有许多人附从他，其中包括一位来自哈伦的面包师马提斯(Jan Matthys)。贺夫曼后来被关进斯特拉斯堡监牢，最后死于狱中。
马提斯声言自己就是贺夫曼所预言，基督再临前要来的先知以诺(Enoch)。公元1533年，马提斯的跟从者占领了蒙斯特城，使马提斯立刻掌握大权。他宣称蒙斯特就是新耶路撒冷：他们凡物公用，没有律法。于是，成千人潮自德国、荷兰各地涌进蒙斯特城。
不久，天主教与路德派军队围困蒙斯特城，在短暂的「准许离城恩典时期」过后，旋即展开对所谓「亲敌者」的残忍屠杀。马提斯于公元1534年四月死于战场，由雷登约翰(John of Leyden)继任；他实行多妻制，并于公元1534年秋，自立为「王」。
在这同时，围城仍然继续，超过一年之久，这些重洗派信徒拿出狂热的勇气，保卫自己的王国。到围城末期时，他们所受的痛苦，是笔墨无法形容的。最后，在公元1535年六月廿四日，城终于被攻下，紧接着的是可怕的杀戮与残酷的折磨。
8．门诺派（The Mennonites）
一些激进份子过度的狂热行为，玷辱了重洗派的声誉，以致有一段时期重洗派似乎全盘失败。然而在一位荷兰改教家门诺(Menno Simons)的领导下，一支温和的重洗派，在十六世纪后半期兴起。
门诺于公元1524年在自己家乡弗立斯兰被立为天主教神甫。他事奉的第一年，便开始怀疑「化质说」的教义。许多事情发生，使他不得不在圣经上多下功夫，并研读早期作者和路德等改教领袖的著作。直到公元1536年，他才脱离罗马天主教，加入弗立斯兰重洗派。他在荷兰及德国各地旅行，每到一处，必将信徒组成教会，藉讲道及写作劝勉他们。
不久以后，这批信徒就以「门诺派」取代了「重洗派」。他们是一些和平、勤奋、兴盛、被人尊重的公民。在改教时期到处被拒的重洗派信徒，现在却是一批被誉为「敬虔的」基督徒。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强调政教分开。
9．亚米胥派（The Amish）
公元1693年，瑞士弟兄派分裂；因为亚们(Jacob Ammann)根据圣经认为，应当与被革除教籍的人完全分开(林前五11)；但其他人则认为，这点只应用在圣餐上。瑞士弟兄派分裂以后，亚们的跟从者订立了严格的教会惩戒方案；这方案使他们保持独特的传统生活形态。直到今天，在美国宾州、俄亥俄州、印地安那州、爱阿华州及加拿大安大略省，都可以找到亚米胥派的聚居区。
研讨问题：
1．在法国的预备工作
正如所有运动一样，改教运动早已生根在历史之中，它的预备工作可以追溯数世纪之久。
在西欧其它国家产生影响的各种力量，也在法国为改教种子预备好土，其中包括教会的巴比伦被掳、大分裂、信徒对教会腐化的不满、三次大公会议、文艺复兴及伊拉斯姆的著作。
此外，在法国的预备工作中，尚有独特的一项：法国南部亚尔比根派及瓦勒度派的影响仍然滞留着。
最后，是赖非甫尔、路德及加尔文在法国直接的预备工作。
赖非甫尔修习古希腊罗马文学，也是圣经学者。公元1512年，他以拉丁文出版罗马书注释；在书中，他否认善行可以赚取救恩，而教导「因信称义」的真理。为使所有人都能读圣经，他将新约大部份译成法文。他最关心平民，希望教会以浅显简明之法传讲基督，因此有人称赖非甫尔为「小路德」。
然而，赖非甫尔和他的门徒绝不发动改教运动；因为他们不愿脱离罗马教会，希望保持旧日的形态与信仰，而将教会显著的弊端加以改革。
2．路德在法国有广大影响力
路德的著作先在法国带出改教的冲力：一本包括路德在公元1518年以前所有著作的书，运进了法国。这本书引起了广大的兴趣，两年之后，没有一本书比路德的书更畅销。路德的著作继续自法兰克福、斯特拉斯堡及巴塞尔涌入法国；虽然原文是用拉丁文写的，但不需多久，法文译本就问世了，以致一位主教说：「老百姓都被这异端的生动风格带偏了！」
在法国的天主教神学家们惊慌了起来，他们开始出版单张以对抗改教运动，伊拉斯姆的希腊文新约及赖非甫尔的法文译本均被斥为反教会、反圣灵之作。
但改教运动无法停止，首先在城里有许多跟从者，第一批投入改教运动的是商人及技工；中产阶级及高阶层份子则多花时间读圣经及路德的著作。在法王姊妹玛格丽特的鼓励下，一个「小组读经」在宫廷中秘密进行；许多宣传路德信仰的单张，继续不断地发行。
「路德瘟疫」一直在扩散、流传，除了贵族外，社会各阶层中都有拥护路德的人。虽没有确切统计，但据公元1534年的一项估计显示，单单巴黎就有三万路德的跟从者。
到目前为止，路德是改教运动的主要影响力；慈运理及其他德国、瑞士改教者也有影响，但由于缺乏领导者与组织，使复原派信仰在法国仍然很弱，无力反对罗马教会的腐化。
有一段时期，法惹勒似乎可以起来领导，因他有学识，口才好，又热切。他鼓励加尔文的亲戚阿立威坦(Olivetan)把新约译成法文，这译本虽为改教运动带来很大的帮助，但法国的改教运动仍停在零乱的阶段。
到公元1536年，情况突然有了转变。
3．加尔文发挥领导作用
公元1536年，伊拉斯姆及赖非甫尔去世，他们的离开意味着基督教文艺复兴运动的结束，该运动的宗旨是改善教会，而非改教运动。
公元1536年，加尔文也出版了「基督教要义」，并在日内瓦开始工作；因看这本书，这位在巴塞尔的法国难民，一跃而居改教运动的领导地位。也因着这本书，法国的改教运动接纳了加尔文，成为他们的领导者与组织家。
一个理想若要得到人的跟从，必须有完善的表达；这些跟从者若要成为一股力量，则必须有完善的组织。公元1536年，法国的改教运动早已因路德等人的著作赢得无数跟从者；但唯有等到加尔文定居日内瓦，并开始以法文，依照法国人所能接受的方式表达改教运动的理想之后，这运动才发挥效力。加尔文比前人更会表达思想，他同时提供了确定的组织体系、清楚的教义内容、崇拜方式及教会管理制度。
加尔文天生是个领袖。他写完书之后，紧接着写了不少信：他与法国复原派信徒保持频繁的书信来往，他极其用心，以技巧的文笔，把他的观念坚定地灌输在跟从者的心中。
4．法国的改教运动成熟
没有多久，在巴黎就有了组织完善的教会；为了避免受逼迫，信徒们秘密地在私宅中学行小组聚会。到公元1559年，法国全地出现了无数复原派教会。据可靠统计，当时将近六分之一的法国人是复原派信徒，甚至一些重要人物也加入了改教运动。
公元1559年五月，法国复原派教会在巴黎召开一次大会，议决采用加利亚信经(Gallic Confession)为信仰内容。
这次大会也将法国的复原教会依全国性规模组织起来；在这方面，加尔文再一次提供了组织的范本：全国被分成几个区，在特订的时间内，每个区内的各教会派牧师及长老聚在一起开会；全国性大会，则由全国各教会派牧师及长老出席。
过去法国的复原派信徒有时被称为路德派，有时被称为加尔文派，直到此时，才正式被称为历史上的名称——胡格诺派(Huguenots)。
5．在荷兰的预备工作
在德国、法国为改教运动铺路的各种力量，也在荷兰进行。只是荷兰本身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活动，称为共同生活弟兄派(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我们还记得这些弟兄如何改善教会，公开传道，并设立好学校，提供基督教教育。韦索约翰出身于这样的好学校，他攻击赎罪券，宣讲「因信称义」之道，正如后来路德所做的一样。
路德的著作及英勇的榜样，早已在荷兰家喻户晓，许多人因此跟从路德。但荷兰的改教运动却比法国的更零乱，时间上拖延更久；参加改教运动的，有些是路德派，有些是慈运理派，还有重洗派，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仍没有一位领导者。
6．加尔文成为主要的影响
这位头脑清楚又有组织才干的人物，为法国的混乱局面带来秩序，也在荷兰做了同样的事。当然，荷兰感受到这位伟大改教者的影响，远在法国之后。
公元1536年，当基督教要义一出版，法国几乎立时有了转变；但荷兰却延迟到1550年，才开始感受到加尔文卓越思想的冲击，而这思想立刻赢得胜利，使路德派、慈运理派、重洗派都退到后面。以前，荷兰的学生们到威登堡去就读路德的大学；现在，他们前往日内瓦就学。渐渐地，这些跟从慈运理及加尔文的复原派信徒被称为改革派(Reformed)；他们与路德在圣餐的看法上不同，同时认为他们将改教运动带到更高境界。所有持改革派信仰的复原教徒都极爱、也极尊敬路德，因他勇敢地开始这项脱离罗马教会的奋斗，但他们仍以加尔文为属灵父亲，而非路德。
荷兰教会也写了一份信仰说明。公元1561年，基道(Guido de Bres)拟定了一份信条，称为比利时信条(Be1gic Confession)，也叫「荷兰信条」或「三十七信条」。两年后，达斯诺(Dathenus)将「海得堡信仰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译成荷文。这份信仰问答原来以德文写成，由海得堡大学教授郎新努(Zacharias Ursinus)和官廷讲道师俄勒维安奴(Caspar Olevianus)合写而成，它也成为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信条之一。达斯诺又将日内瓦诗篇集(Genevan Psa1ter)译成荷文，在荷兰改革宗教会内广被使用。
在这期间，荷兰国王查理五世一直在逼迫复原教信徒。由于逼迫激烈，在荷兰境内无法安全开会，他们只得离开自己的国家，于公元1571年，前往东弗立斯兰靠近德国边界的安姆丹城(Emden)，在那里举行宗教会议，在会中采用日内瓦方式制订了教会制度。
藉着信条、诗篇集及教会制度的采纳，完成了荷兰改革宗教会的大部份组织，并把教会稳固地建立起来。
研讨问题：
1．在苏格兰的预备工作
改教期间，意大利和法国在文化与文明上最前进；瑞士、德国中部及南部、荷兰和英国，也不落后；唯有较偏远的地区，如：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波兰、德国北部、爱尔兰、苏格兰等地，尚未得到新时代的光辉，仍笼罩在中世纪阴影之下。
当时的苏格兰是个穷国，又在无能的国王及封侯管治之下；封侯之间经常交战，教会圣职人员可能比任何其它国家更腐化。十五世纪中，虽然一些大学在圣安得烈、格拉斯哥及亚伯丁设立起来，但学术上仍无法与欧陆大学相比。
在德国所发生的新鲜大事，随谣言传到了苏格兰。一些年轻的苏格兰人开始前往威登堡访问路德的大学；他们回去时，把路德信仰的种子撒在自己的国土上；也有人将路德的著作带回分发；丁道尔与科威对勒(Coverdale)的英译圣经也流传起来；就这样，早期苏格兰复原派信徒在私人家中开始了崇拜与教导。
2．诺克斯扩大加尔文的影响
像在法国和荷兰一样，在苏格兰加尔文的影响也渐渐超过了路德。这段从路德主义转向加尔文主义的过程，是藉着魏沙特(George Wishart)的影响而来，然而诺克斯(John Knox)却注定成为苏格兰伟大的改教者。
诺克斯于公元1505至1515年间出生于苏格兰，他受完大学教育后，被封立为神甫。公元1547年，法国舰队占领圣安得烈，诺克斯与其他人一同成为俘虏。有十九个月之久，他艰苦地做军舰厨房里的奴隶，每天在又臭又热的法国舰上忙碌工作，有时还遭到鞭挞，经常有人烦扰他，要他向马利亚的像祷告。
被释后，诺克斯前往英国五年。在那儿，他帮助大主教克蓝麦(Cranmer)起草「四十二信条」(The Forty-two Articles)，这就是英国复原教会所采用的信条。克蓝麦又指派诺克斯与其他几位担任「御用牧师」，分别前往英国各地，教导圣职人员和百姓改教运动的目的和原则。
离开英国后，诺克斯前往日内瓦。在那儿，他深受加尔文的影响，而采纳了加尔文的全套体系。公元1555年八月，他回到家乡苏格兰一段短时期。他激动地在讲道中攻击弥撒，又写信给当时苏格兰摄政洛林玛利(Mary of Lorraine)，劝她赞成福音。洛林玛利是一位坚信天主教的人、她把这封信看为笑话。但过不久，她就发现诺克斯不但不是开玩笑，反而更是严肃而迫切；那时，诺克斯已经离开苏格兰回到日内瓦。洛林玛利生气地宣判诺克斯死罪，并以焚烧诺克斯像泄愤。
苏格兰复原派渐渐成形，诺克斯不断从日内瓦给他的同道们提供消息。公元1557年，复原派领袖们拟定了一份信约，叫做「苏格兰第一信约」(First Scottish Covenant)。他们发誓尽全力促进神的话。在信约的保护与约束下，改革派教会公开地建立起来。当时他们深感需要诺克斯的帮助，恳请他自日内瓦回来，诺克斯便于公元1559年五月二日回到苏格兰。
3．诺克斯在苏格兰的改革事工
诺克斯回到苏格兰后，改教运动就全面展开。诺克斯的讲道非常有能力，他的风格是直接、活泼、简明，经常在讲道中运用充满才气的隽智和尖刻的讽刺，以致有人对他讲道的评论是：「别人讲道是砍掉树枝，这个人讲道是砍断树根。」在讲台上，诺克斯精力充沛，讲道时，他好象要把讲台击成碎片，从讲台后飞跃出来。
诺克斯的讲道，就像把火种投进弹药库中，无论在哪里，每次他讲完道就爆发毁像行动，暴民们打碎偶像，捣毁修道院。他写着说：「拜偶像的场所被夷为平地，拜偶像的碑坊被火吞灭，祭司被勒令停止亵渎神的弥撒。」
公元1560年，苏格兰国会宣布改变宗教；以复原教取代天主教而为国教；并采纳大部份由诺克斯所写的加尔文派信条；教皇权柄及所有天主教高级职员的管辖权一概取消；并禁止举行弥撒。
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守这个真宗教；传道人由政府付薪；教会不管政治，除非遇到有关宗教生活或仪式方面的事。
根据诺克斯的策划，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仍保持教皇时代的情形：在属灵的事上，教会高于政府；在属世的事上，政府高于教会。唯一的改变是，诺克斯取代了教皇的地位。过去是复原派信徒受压，现在是天主教信徒被压。这个「教会与政府关系」的观念，也成为比利时信条第三十六条的基础。
4．苏格兰教会组织起来
第一次「苏格兰大议会」于公元1560年十二月召开，翌年一月，他们向国会提出「教会管理法规第一集」(First Book of Discipline)。
这本法规将加尔文在日内瓦所行的教会制度应用到苏格兰全国。在每个教会中，由一位牧师及数位从会友中选出的长老组成「集会」(session)；小地区的教会会议称为长老部(presbyteries)，由各教会牧师代表及长老们组成；大区域的会议称为「议会」(synod)，由各地区牧师代表及长老们组成；全国性的教会会议称为「大议会」(general assemblies)，由来自全国各教会的牧师代表与长老们组成。
在崇拜方面，诺克斯又写了一本「公用仪式书」(Book of Common Order)。这本仪式书是以日内瓦英国难民教会的礼拜仪式及加尔文所编的仪式为蓝本，崇拜内容包括：祷告、读经、讲道、唱诗与奉献。书中也包括在各种情况的祷告文，但仅为祷告的示范，并不强迫使用；在祷告上，仍给信徒许多自由。
加尔文在日内瓦组织的教会有极大影响力：它成为法国胡格诺教会、荷兰改革宗教会及苏格兰长老教会的楷模。
5．教会建立稳固
苏格兰女王玛利亚是个顽强的天主教徒，又美貌、又能干，在位前三年时间内，她为罗马天主教光复相当多失土，但后来她犯了许多错误才挽回了改教运动的命运。她的不智之举及不道德行为，不但使苏格兰陷入混乱，也使罗马天主教失去声望，以致百姓和领袖们都倾向复原教。到公元1570年，苏格兰长老教会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
两年后，诺克斯死于十一月廿四日。
诺克斯成就了轰轰烈烈的事工。他的一生证明他是一位伟大的战士，是一个有大无畏精神的伟人。他不仅改革了苏格兰教会，也藉着改教运动，改善了苏格兰民族的品格。
研讨问题：
1．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英国的改教运动和其它国家很不相同，过程不同、结果也不同；在四位统治者手下，经历不同的阶段：亨利八世(公元1509－1547年)；爱德华六世(公元1547－1553年)；玛利(公元1553－1558年)；伊莉沙白(公元1558－1603年)。
十四、十五世纪时，教会的混乱腐败也在英国为改教运动铺路；只是在英国另外出现了一颗改教运动的晨星：威克里夫(公元1320－1384年)。君士坦斯会议宣判威克里夫为最大异端，把他安息在坟墓里的尸体挖出来，焚烧成灰，再把灰撒在西凡恩河上，让河水把他的骨灰冲进大海。然而，却无法冲走他的思想；他所放下的酵，已经开始发酵。
君士坦斯会议也下令烧毁所有威克里夫著作，但无法全部毁灭。许多改教运动领袖都熟悉他的著作，当改教运动在英国爆发时，该运动某些部份就是沿着威克里夫所画的路线发展。
亨利八世在位的早期(公元1511－1514年)，伊拉斯姆在剑桥大学讲学，他不但在英国结交许多朋友，他所写攻击教会的著作，也广被阅读。
英国也像其它国家一样，直接受到路德著作的影响，路德出版他伟大的论着四个月后，伊拉斯姆便将它们寄给英国的朋友柯列特(John Colet)和摩耳多马(Sir Thomas More)。从此以后，路德的作品不断被输进英国，路德的思想侵入了两间英国最著名的学府：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在剑桥，一批年轻人每周都聚在一起讨论路德的看法。数年后，在英国了解路德教导的人，越来越多。
2．丁道尔（Tynda1e）
翻译圣经从教会历史一开始，神的话和神的灵就是最重要的两个元素。那稣和使徒们的教导，奠基于旧约；后来新旧约圣经就成为基督徒真理的源头，也是生活行为的规范。
教会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是将圣经译成不同语言。直到今日，只要能作到，宣教士们就将圣经译成宣教对象的语言。七十位学者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把旧约自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而成为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耶柔米将圣经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译成拉丁文，而成有名的武加大译本(Vu1gate)。圣经译本是推动改教运动最具威力的力量：威克里夫将圣经译成当时的英文；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加尔文提供法文译本；荷文译本大大助长了荷兰的改教运动；而丁道尔也开始将圣经译成英文。
丁道尔(William Tyndale)先后在牛津、剑桥受教育。他首先接触伊拉斯姆的观念，然后是路德的，最后是慈运理的。因此，他定意要把圣经放在每一个人手中。一般百姓当然无法读拉丁文圣经，至于威克里夫的英文译本，一方面数量很少，一方面经过二百年后，英文本身有很多变迁，使威克里夫译本中的英文不易了解。
丁道尔的译本于公元1525年在德国出版，是直接由希腊文译成英文的精彩译本，(威克里夫译本是自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成的)。第一版共出六千册，在往后十年中，又出了七版。接下来，他又翻译了旧约的一部份。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丁道尔都在强烈反对和恐怖逼迫的威胁之下。最后，他的敌人将他捉到，丁道尔终于在公元1536年六月于布鲁塞尔附近殉道。他的译本为英国及苏格兰改教运动带来极大的帮助，再一次证明神的话比刀剑更有能力。
公元1535年，另一本全部圣经的英译本问世，它是由科威对勒(Mi1es Coverda1e)翻译的。
3．亨利八世作教会元首
英国的改教运动有许多独特之处：一方面，在英国没有一位突出的、伟大的领袖，诸如路德、慈运理、加尔文、诺克斯之类的人物。另一方面，英国教会的改革不是经由教会职员推动，而是藉着一位国王。
在这时期，英国已经发展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人民反对所有外来的统治力量。文艺复兴时期，教皇越来越趋向世俗，对世界的事比对教会的事更感兴趣；因此，在英国人眼中，教皇不过比义大利贵族高一点罢了。虽然英国人还是忠实的天主教徒，但他们却越来越不满意于教皇对英国教会的管辖，更不愿将教皇规定的大笔献金送到罗马。
虽然如此，若不是英王有意离婚，可能英国教会仍然不会有太大改变。
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请求教皇批准他与皇后迦他林(Catherine)离婚，因为他计划与波林(Anne Bo1eyn)结婚。教皇拖延许久都不给他答复，英王不能再等，决定自己来处理这事。亨利八世本是个能干的国王，善于控制国会；他使国会于公元1534年通过一项法案，宣称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唯一最高元首」，这法案被称为「最高治权法案」(Act of Supremacy)。
「最高治权法案」为英国教会带来重要的改变，这改变不是在教义上或崇拜仪式上，而是在教会的行政管理上。而且这项改变只是国王取代教皇的地位，成为教会元首。虽然是个大改变，但不能算是改教运动。
亨利八世把路德看成异端，早于公元1518年写了一本攻击异端的书，题名为「论七圣礼」(The Seven Sacraments)，教皇为此书特封他为「信仰的护卫者」(Defender of the Faith)。当他取代教皇做了英国教会元首时，他仍认为自己是忠实的、正统的天主教徒。
亨利虽有大能，但若不是有全民的支持，他仍然无法将教皇推开。天主教徒们和国王有同样的看法，他们深信不管这种改变如何，他们仍是忠实的天主教徒。至于倾向路德的人，则认为这项改变是迈向改教运动的第一步。
并非所有英国人都愿意接受「最高治权法案」，因此，亨利又使国会通过「叛国与异端法案」(Law of Treason and Heresy)。根据这项法案，「凡接受天主教以外教义的，就是异端；凡不承认国王是教会最高元首的，就是叛国」。
在「叛国与异端法案」下，许多人被处死刑，修道士们因不承认国王是教会元首而被杀，殉道者中包括两位极有名望的人物：斐设尔主教(John Fisher)与摩耳多马爵士(Sir Thomas More)。后者是英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们两位都拒绝宣誓接受最高治权法案。教皇由于斐设尔主教对该法案的反对，将他升为红衣主教，来报答他。红衣主教要戴一顶特制的红帽，英王亨利八世在愤怒中宣告，将斐设尔主教的头送到罗马去戴红帽；于是，这位七十六岁的老主教于公元1535年六月被斩头而死。摩耳多马爵士是非常热心的天主教徒，曾把许多英国路德派信徒送上火刑柱；现在情势改变，七月中，轮到他被送去斩首。
4．亨利增加改革项目
国王成为教会元首后，教会其它行政制度还是保持教皇为首时的方式，因此，英国教会(也称安立甘教会Anglican Church)仍维持由主教治理的形态，而以国王为最高元首。从此以后，英国教会(安立甘教会)又称为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过不久，亨利又在教义方面、崇拜仪式及某些信仰实践上增加一些改革。修道院被关闭，圣徒遗物不再看为神圣，也不再展览。在英国，有许多小修道院，也有几间大修道院。这些修道院拥有许多财产，包括土地、珠宝、黄金。国王将它们的士地区划起来，分配给他的心腹；这样，他为英国开创了新的贵族制度，而且是忠于国王的一批人。
所谓圣徒遗物，纯属欺诈。遗物中，有的声称是彼得的头发和胡须、打司提反的石头、多马的骨头、马勒古的耳朵等。在美斯敦城，有一个那稣钉十字架的塑像，该像的头部会转、眼珠会溜、嘴唇会动、口中有沫、还会流泪，等到被毁时，才发现原来是神甫们所弄的机关。在英国全地散布许多所谓「十字架的碎片」，加起来足够装满三辆货车。在亨利八世治下，圣徒遗物的扫荡与毁坏，是对中世纪迷信的一次重大打击。
直到亨利八世在位末期，英国还不是一个复原教国家。我们只能说，在伦敦及英国东南部的人属于路德派。英国西部和北部，仍属天主教，而且几乎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
5．爱德华六世（Edward VI）
亨利八世于公元1547年去世，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即位；爱德华年仅九岁，便由舅父索美塞得公爵(Duke of Somerset)摄政。
亨利在位期间，赞成改教运动的情绪在英国普遍滋长。索美塞得摄政与他的新政府都倾向改教运动。因此，在爱德华短暂的在位时期，英国改教运动有相当大的进展。虽然在教会行政制度上没有大多改变，但在教义与崇拜仪式上有不少变革。
公元1547年，国会通过准许信徒在圣餐时，不但可以领受饼，也可以领受杯。第二年年初，宣布所有图像都需从教堂中挪走。再过一年，又宣布圣职人员不必守独身，祭司以及圣品人员结婚视为合法。
「爱德华六世初版公祷书」没有满足任何人：保持天主教信仰的信徒不满意这些改变；赞成改教运动的人，则认为改得不够。公元1552年，国会又通过一项新的「教会统一条例」，把公祷书加以修订，几乎取消了所有天主教的仪式。不再为死人祈祷；用圣餐桌取代祭坛；圣餐时以普通面包取代圣餐薄饼；驱鬼术与抹油礼都被拒绝；对于圣餐的看法则根据慈运理的看法，相信饼和杯只是基督身体和血的表征。
教义方面也有改善，坎特布里大主教克蓝麦起草了一份新的信经，有六位神学家帮他(其中一位是诺克斯)，总算完成最后格式，而被全英国教会采用。这信经称为「四十二信条」，一般而言，这份「四十二信条」比公祷书更代表复原教精神。
到这地步，似乎英国改教运动即将大获全胜。然而，忽然间，这辆「得胜列车」被迫停止；天主教势力再度收复自亨利八世以来，所有失陷的地盘。
6．血腥玛利治下的天主教复苏
爱德华于公元1553年因肺病去世，享年仅十六岁；他的姊姊玛利(Mary)即位，登上英王的宝座。
玛利是个坚定的天主教徒，她使英国改教运动至少倒退了廿五年。所有国会在前王任内通过的法案，都被撤销，而恢复采用亨利八世最后几年所用的崇拜仪式。凡赞成改教运动的主教或低级圣职人员，都被革职。许多改教领袖逃到欧洲大陆；在那里，他们受到加尔文派的欢迎，却因不接受基督身体临在圣餐中的看法，而被路德派疏远。
曾于亨利在位期间，逃往欧陆的红衣主教波尔(Po1e)，这时回到英国。国会再度过通恢复教皇在英国的权柄，并重新制定对付异端的法案，同时，撤销亨利八世时代有关教会的法律。英国的改教工作完全被毁，教会又回到公元1534年以前的光景。只有一项例外：修道院的产业仍可保留在新占有人的手中。
公元1555年是英国复原派教徒最恐怖的一年。这一年中，英国各地有七十五人被火烧死。在逼迫中，最出名的殉道者是两位主教：喇提美尔(Hugh Latimer)和利得理(Nicho1as Ridley)。当火焰吞灭他们之际，喇提美尔安慰一同殉道的同伴说：「感谢神，我们今天要在英国点起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台！」玛利并不以此为满足，她的下一个牺牲者是坎特布里大主教克蓝麦。
7．克蓝麦（Thomas Cranmer）
虽然英国改教历史中，主要的角色都是政治人物，但其中有一位是教会圣职人员，这一位不遗余力地宣传复原教主义。公元1532年，亨利八世指派克蓝麦担任坎特布里(Canterbury)大主教；在此以前，克蓝麦是剑桥大学的一位讲道师；在欧陆旅行时，他遇到教皇、皇帝以及路德派领袖们，这些人都加强他对改教运动的倾向。
他对国家意识及改教运动两方面都有强烈的感受，以致全力支持亨利八世切断教皇对英国教会的统治。亨利八世死后，克蓝麦成为英国改教运动的推动力。在他的指导下，许多改革付诸实行，例如：圣餐时，信徒可以同时领受饼和杯；教堂里取消图像等。
为了强化改教运动，克蓝麦特别从德国请到复原教领袖马特(Peter Martyr)和布塞珥(Martin Bucer)到牛津及剑桥执教。又因为许多圣职人员仍然照传统罗马方式举行教会仪式，克蓝麦在国王特许下，派遣「御用牧师」到各地游行讲道，教导圣职人员，也教导一般百姓；我们记得，诺克斯就是被派的人之一。克蓝麦同时也是「公祷书」与「四十二信条」的主要起草人。
公元1555年，他被罗马革除教籍，而以红衣主教波尔接他的空缺。到这地步，克蓝麦屈服了，他公开承认教皇有权管辖英国教会。但玛利仍一心要把他置之死地，并希望他在死前公开表示放弃复原教主义，因为这样，就能大大破坏改教运动。在这以前，克蓝麦已经被迫签署了一份否认复原教主义的宣言。他的死刑订于公元1556年三月廿一日在牛津执行。就在行刑之前，克蓝麦再一次得回勇气，他把以前所有翻供与否认的事全部撤销，而以坚定的口气宣告他的复原教信仰，同时戏剧性的道出自己在否认改教原则时的感受。在火焰中，他高举那只曾经签署过否认宣言的手，直到烧成焦烬，火舌吞灭了他的全身。克蓝麦终于以英雄之死殉道。
玛利继续血腥的逼迫，到公元1558年十一月七日她去世之时。在她统治下，大约有三百人被火烧死，她残酷的逼迫，为自己换来「血腥玛利」(B1oody Mary)之称。
8．伊莉沙白时代的改教运动
玛利死后，由妹妹伊莉沙白即位。当玛利在位时，伊莉沙白的生命一直在危险中，因为她受教于克蓝麦，表面上遵行天主教礼仪，心中却归属复原教。登基以后，她终于可以使英国改教运动获胜。玛利逼迫的原来目的是要将复原教主义全盘消灭，但没想到，竟造成全国反罗马情绪的高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甚。这再一次证明了：「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
公元1559年四月廿九口，国会在强烈反对下，再度通过「最高治权法案」。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政府摒拒了所有教皇在英国的权柄。
接下来是修订「爱德华六世公祷书」，将其中反教皇的祷告文删除；至于天主教基督身体临在圣餐饼与杯中的教义，则暂不讨论。原来在公祷书中曾清楚说明，圣餐时下跪并非对「饼」的敬拜，但为了讨好天主教，在修订时，把这一段删棹。这些妥协之举，在当时看来似乎相当明智，谁知道却成为后来许多不满与冲突的根源。
公元1563年，又在教义上做了一点修改。把原来的「四十二信条」缩减到三十九条，而成有名的「三十九信条」(Thirty-nine Articles)，也是今天英国教会正式公认的信条，
这些在教义上、崇拜上、及教会行政上的改变，经过正式采纳后，便称为「伊莉沙白决议案」(E1izabethan Settlement)。英国改教运动至此暂告一个段落：但从本书第卅四章以后，我们会发现，它不但继续发展，而且更加激烈。
天主教徒在英国，从此变成了少数人。
从表面上看，英国的改教运动是由政府、国王、女王所推动；看起来，政治目的超过宗教目的；但如果没有一股强大的宗教情绪滋长在英国国民的心中，这些国王、女王也是无法带出改教运动的。
研讨问题：
1．改革是全民的期望
教会巴比伦被掳(公元1309－1376年)的耻辱、大分裂(公元1378－1417年)的丑行，以及无数败德行为，使真基督徒对罗马教会感到无比伤痛，呼吁彻底改革的声音，不断地发自西欧各国。
这些呼吁改革的声音，终于使教会召开三次大会，分别在比萨、君士坦渐及巴塞尔(公元1409－1449年)举行。但对正直的基督徒而言，这三次大会令他们非常失望，因为它们对改革教会毫无成就，相反的，情况却越来越糟。
所有败坏教会的罪恶及弊端，都集中在「教廷官吏」(curia)身上。在教会被掳巴比伦及大分裂之后不久，教皇制便进入异教文艺复兴的影响之下。教皇们变成世俗化的义大利贵族、一批艺术与文学的爱好者。教皇利奥十世是一个高雅的绅士型人物，对异教文化的文艺复兴有浓厚的兴趣，他虽然生活检点，却很世俗，对属灵的事毫无兴趣；在他被封为教皇后，他说：「现在让我们来享受教皇制吧！」；他最大的计划是在罗马建造一座雄伟辉煌的圣彼得教堂，这计划需要庞大经费，为了得到这笔钱，他大量推销赎罪券。
就是在这时，路德发出了怒吼；由于全民都已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所以路德的行动立刻得到强烈的回应。二百多年来，期望改革的思想不断提高，汇集成一股洪流。曾有相当长时期，罗马成功地用水坝挡住这股洪流；但教皇越将水坝筑高，水位却越往上涨。最后，路德爆破堤防，使改教洪流倾泻在西欧各国。
2．西曼乃斯（Ximenes）
路德在德国改教前，西曼乃斯已经完成在西班牙的改革。
西班牙基督徒为驱逐回教徒而战，达七百年之久。直到公元1492年，才将摩尔人(即回教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那达(Granada)收复。长期与回教徒的争战，使西班牙基督徒孕育了一股狂热的宗教与爱国情操；这份情操在斐迪南与伊沙伯拉(Ferdinand and Isabella)在位期间，尤其强烈。
王后伊沙伯拉发起改革西班牙教会。她将改革工作交给三位教会领袖，其中一位是西曼乃斯，他是方济会修士，后来成为多列杜(Toledo)大主教，是真正策划改革、推动改革、并改革成功的人物。
这次改革主要是改善圣品人员与修道士。西曼乃斯为所有修道院订立严格规条，神甫人员强迫过道德生活。无知、无能的圣职人员都被革职；其它人则被送进他所设立的学校中学习神学。所有反对西曼乃斯的人都在王后之权柄下遭铲除。王后伊沙伯拉保护西曼乃斯，使他免受教皇的干涉。改革的结果，西班牙教会得到爱神而能干的圣职人员。
教会的其它方面则保持原状：教皇仍被尊为教会元首；圣品阶级仍然继续；天主教对祭司与圣礼的观念仍旧持守；一切圣礼、信条、礼仪、圣事都不过问；教义也毫无改变；修道院未被解散，也没受到压制。
西曼乃斯在西班牙所做的是「改革事工」而非「改教运动」。
3．查理五世拣选亚良德（A1eander）
公元1521年，沃木斯国会中的三位杰出人物是查理五世、路德、亚良德。查理是斐迪南与伊沙伯拉的孙子，自幼在祖母严谨的天主教环境中长大，后来做了西班牙王，又成为德国皇帝，而亚良德则为教皇的代表。
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查理五世曾想利用路德改善整个教会，正如他祖母用西曼乃斯改革西班牙教会一样。查理知道路德激烈地攻击教皇制、祭司制与圣礼；他希望路德放弃这种极端的看法。但是在沃木斯国会中，路德坚持教会大公会议会错，而且他可以证明它们已经犯错。听到这点时，查理便挥手，示意会议结束；因为路德选择与罗马断绝关系，已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从那时起，查理坚决反对路德及改教运动；他决定与教皇代表亚良德联盟。第一步是藉教皇之助，推翻路德和改教运动；接下来是：背叛盟友，自己称主；最后是将西班牙教会的改革运动，强迫推行于全教会中。
4．教皇亚得良六世（Pope Adrian VI)
沃木斯国会之后，教皇利奥十世去世，正好为查理的计划预备了良机。负责选举新教皇的红衣主教们进入长期停顿，打破僵局的唯一途径，就是采纳皇帝查理所提出的人选；最后，经过他们的接纳，查理的人终于成为教皇，名号是亚得良六世。
教皇亚得良来自荷兰的乌特列赫城(Utrecht)，曾担任查理的家庭教师，是一位敬虔、严谨的天主教徒。由于他完全赞同西曼乃斯，而被誉为「荷兰的西曼乃斯」。
按照皇帝查理的期望，再加上个人的意愿，教皇亚得良的确将西班牙的改教运动带到罗马。然而，却一败涂地。他的失败有几个原因：他在义大利人中，感到不自在。他不但不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懂他们的语言。另一方面，这些义大利人也不了解他。亚得良是一位单纯、良善的人，他以为把西班牙的改革推行在罗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直到抵达罗马以前，他还不知道教皇制度的腐化，已经到了多么深远的地步。如果要对付赎罪券的罪行，将会切断教皇每年税捐的数百万收入。教廷本身就是个庞大的机器，有数千雇员及食客；若要推行西班牙教会的改革工作，就意味着把数千人的职业和收入剥夺。
他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遇到意外的拦阻和狡诈的反对，罗马教廷朝臣们在这位敬虔、单纯的荷兰人背后暗笑。而在罗马，又没有伊沙伯拉的帮助，可以像当日西曼乃斯一样铲除敌人的势力。经过二十个月无效的奋斗后，亚得良终于公元1523年，心力交瘁而死。
在他的墓碑上，红衣主教们请人为他刻了一行字，写着说：「这儿躺着亚得良，他一生最大的不幸是被封为教皇。」亚得良是最后一位非义大利人的教皇。
教皇亚得良在位时，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他派遣一位使者到德国去，承认教会腐败的主要根源就是罗马教廷。果然不出所料，这个行动又被罗马教廷朝臣们讪笑。然而对这位诚实、单纯的亚得良而言，这是一件大事。这件事深具意义，因为它是以教皇正式身份去行的事。
这项行动导致了罗马教会改革的开始。在教廷中，有几位较属灵的人身居高位，他们看到了教皇的榜样；他对改善罗马教会的努力，唤醒了这批人，在他们心中挑起了改革教会的热诚。
5．天特会议（The Counci1 of Trent）
在这同时，改教运动在各地展开、罗马教会继续腐化、皇帝查理急于使复原教与天主教合一。他安排了几次会议，邀请复原派和天主教神学家前往参加；他们在会议中，研讨双方的不同看法，但始终无法获致协议。罗马教会中的热心信徒继续要求改革教会。
最后，教皇保罗三世(Pope Paul III)召集了一次大会，地点在义大利北部山区的小城天特(Trent)。从公元1545年到公元1563年间，间歇性地举行会议，其中有两次长远数年的休会。天特会议是罗马天主教史的里程碑，因为它象征教皇制的成功。
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英国、苏格兰，复原派教会都拟定了信条，宣告他们的信仰。天特会议也为罗马教会拟订一份信经，并采用了一本信仰问答书。许多教会的弊端纠正了；也为罗马圣职人员预备了更好的教育；教皇的最高权柄更坚定地肯定了。
虽然罗马教会推行了很大的改革，但教会的本质仍然未改。为对抗复原教，天特会议中更高举、更肯定天主教体系。这次罗马天主教的自我改革运动，被称为「反改教运动」(Counter Reformation)。
数年来，改教运动的炽热为罗马教会提供了宗教上所需的条件，现在它凝固了，也正式定型了。
现在复原派教会所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改革和复兴的罗马教会，因此，复原教主义和天主教主义即将展开一场更激烈的斗争。
研讨问题：
1．查理五世致力铲除改教运动
为了了解复原教与天主教之间的艰苦奋斗，我们必须先复习一些历史：皇帝查理五世是个寡言的人，每次开口必先经过深思；但是有一次，也许在他一生中仅此一次，他直接说出了心中的话。那是发生在沃木斯国会中，当路德公然蔑视教皇与皇帝时，他起誓说：「我要以王位和生命作赌注，全力铲除异端。」他果然一生守住他的誓言。
皇帝颁布了沃木斯诏谕，下令逮捕及处死路德。若不是智者腓勒德力的保护，路德早已像许多被判为异端的人一样，烧死在火刑柱上。
沃木斯国会后的短期间，改教运动还只是个幼小的树苗，若不是当时皇帝被其它事情缠扰，他可以将它连根拔起。但是，那时他必须与法国交战；后来又要为自己的国家抵御土耳其人。
打败所有敌国之后，他终于有时间可以关注德国的路德派信徒。公元1546年，路德死后，查理便将他的攻击对准复原教徒。然而从沃木斯国会到这时，已经过了廿五年，改教运动已有足够时间发展；这棵小树苗已经长成大树，需要强大的力量。挥动巨斧，才能将它砍倒。最初，皇帝赢得数度胜利，使改教运动的前途黯淡无光，甚至连路德发动改教的威登堡城也被查理占领。
正当查理皇帝开始要对路德派作进一步攻击时，他自己又遭到一次不幸的突变：撒克逊的摩里斯(Maurice)原是皇帝最强支持者之一，却突然背叛他。摩里斯本可将皇帝捉拿下监，却放他脱逃。有人问起原因时，摩里斯回答说：「我没有一个够好的笼子，可以关这样一只精致的小鸟。」
公元1555年，皇帝发现自己处于困境，被迫与路德派签订「奥斯堡和约」(Peace of Augsburg)。根据这项和约，德国境内每个王侯，有权在复原教及天主教之间选择自己的宗教，在他领土辖区内的人民，则全体接受王侯所选择的宗教。
2．改教运动停顿
有一段时期，改教运动所向披靡，因为有路德狂暴的前锋冲刺，加上慈运理、加尔文及许多改教者的援助；而另一方面，罗马教会继续腐化、教皇处事不慎，以致使这个巨大而古老的建筑物，从根基开始摇动，甚至到一个阶段，几乎全幢倒塌。然而，突然间，改教运动停顿了下来。有几个原因使然：
第一个原因是：公元1525年路德在农民之战中所采的立场。德国农民多年受到贵族与高级圣职人员的压迫，因此，他们以「神的公义」为名，愤然起义。路德起先同情他们，认为他们有权抗议。但后来，当狂热份子起来领导时，便肆行杀戮、破坏，路德就转而反对他们，鼓励政府用铁腕镇压。这一来，下层社会份子便远离路德和改教运动，使改教运动从此局限于德国的中产阶级与高阶层社会人士中。
第二个原因是：重洗派的影响。早期重洗派多属狂热份子，他们反对天主教的行动远超过路德或加尔文，他们不但声言要摧毁教会制度，也说要摧毁政治和社会制度。罗马教会立刻抓住这一点而宣告说：「改教运动的教义会破坏一切制度和权威，不仅在教会中，也在国家和社会中。」这种说法，使许多上层社会份子留在罗马教会中。
第三个原因是：复原派本身的分裂，再度为罗马教会制造良机。因为要在路德、慈运理和加尔文之间作选择，必须经过许多思考和透彻的研究。罗马教会说服这些懒惰、不关心、不会思考的人留在罗马教会中，让教会替他们思考。
第四个原因是：「因信称义」教义的错误应用。许多人认为「因信称义］就是不必行善。这样的误用使道德低落到比罗马教会时期更差。也有许多人将「基督徒的自由」变成放肆，他们以为既然不是靠行善得救，就不必过良善的生活。罗马教会的人，就用这点反驳路德的教义。这个可悲的发展，对路德本人而言，是个痛苦的打击。
路德这边的局面，使加尔文在日内瓦更坚定实行严格的教会惩治。一方面防范德国的情形在日内瓦重演，一方面堵住反对改教者的指责。
第五个原因是：复原教徒之间的隔离。法国、荷兰、苏格兰的复原教徒，虽在教义上一致(均采加尔文信条)，却在地理上隔离。路德派与加尔文派因教义不同而隔离。奥期堡和约又将德国的路德派信徒因政治不同而分开。
3．天主教主义复兴
罗马教会本身的改革与复兴，使这个教会再度站起来，而且奋力向前。这是改教运动减速的最大原因。这一次它预备了三样有力的武器：禁书目录(Index)、西班牙异教裁判所(the Spanish Inquisition)、及耶稣会(Order of Jesuits)。耶稣会是西班牙人罗耀拉(Ignatius Loyo1a)组成的。这时，「复原教主义」已因内部分裂而衰弱，它所面对的是从改教震憾中复元的、合一的「天主教主义」。
天特会议在许多成就之外，还编写了一份禁书的书单，这份书单称为「禁书目录」。目的在防止天主教徒阅读天主教会认为错误或有害的书籍。当改教初期，路德和加尔文的著作，可以自由在全国广传阅读。现在天主教把复原派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使复原派看法的传布，大大缩减。
「异教裁判所」又叫最高宗教法庭(Ho1y Office)，专司侦察及刑罚那些信仰不合天主教教义的人。异教裁判所所长就是最高裁判官，他直接向教皇负责。在他下面有许多调查员、公证人及法律顾问，同时也有许多仆人和狱卒。异教裁判所很快便扑灭了复原教主义在义大利及西班牙的微弱火花，凡加入改教运动的人，即刻下监、被杀或被逐。
罗耀拉是一个西班牙军人，他在公元1521年的一场战役中负伤；疗伤期间，有人将一本「圣徒言行录」给他读，读完该书后，他便决定放弃军旅生涯，成为基督耶稣的跟随者。他在朝拜圣地巴勒斯坦后，便于公元1528年进入巴黎大学，为成为神甫，进修神学。
在巴黎大学，他认识了方济沙勿略(Francis Xavier)，他们两人在公元1534年组织了耶稣会，宗旨在领人归回天主教。由于耶稣会的努力工作，使波兰、奥国及德国南部恢复了天主教。也使巴伐利亚、比利时及爱尔兰保留在天主教范围内。耶稣会也在北美及南美洲做了许多宣教工作。
天主教的「反改教运动」，广义而言，是指阻止改教运动及恢复天主教失土的各种措施；狭义而言，是指天主教本身的改革与复兴。
现在罗马天主教已经预备好，要得回他们所丧失之地。奥斯堡和约只保护德国的路德派复原教徒，并未包括法国、荷兰的加两文派复原教徒。因此，这些人必须面对天主教强烈的攻击。而这时，他们伟大的领袖加尔文又已经去世了。
4．预格诺派为生存奋斗（公元1562－1629年）
法国和德国一样，也分成天主教和复原教。预格诺派复原教徒组织成坚强的团体，他们是一批成功的、有才智的人，其中有不少贵族，只是他们在社会上是一个小团体。
天主教与复原教徒都想控制政府，年轻的法王查理九世和他的摄政母亲迦他林，有时亲天主教，有时亲复原教。公元1562年，这两个宗教团体爆发内战，在预格诺派勇敢抵御下，获得不少胜利。
公元1570年中，有一段短暂的和平，政府给预格诺派几座城，使他们可以自由保卫自己。预格诺派领袖科利尼(Coligny)曾经担任查理和他母亲的总理；这时一位复原教徒波邦的亨利(Henry of Bourbon)即将与查理的姊妹玛格丽特结婚，照情势看来，这位亨利很可能成为法国国王。天主教极端派立刻去警告迦他林说：预格诺派阴谋夺取王位。迦他林遂说服年幼无知的国王，策动一次狡诈的集体屠杀阴谋。
所有预格诺派的领导人物均被邀，前往巴黎参加亨利与玛格丽特的婚礼。公元1572年八月廿四日正是圣巴多罗买日(Saint Bartho1omew's Day)，巴黎城所有的钟都敲响了，其实这是大屠杀开始的暗号；三天三夜之久，大屠杀不断进行着，单单巴黎城就有不止二千个复原教徒被杀；后来大屠杀扩展到其它城市，以致全法国超过一万人被杀。第一个遇害的是预格诺领袖科利尼；波邦的亨利总算逃脱；这件事成为历史上最污秽的罪行之一。
圣巴多罗买日不但没有将内战结束，反而为内战带来新的冲力，双方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查理的下一任国王亨利三世时代，而且变成「三个亨利」之间的「三角冲突」，这三个亨利是：天主教领袖——吉斯的亨利(Henry of Guise)，复原教领袖——波邦的亨利，及采中庸路线的国王——亨利三世。
国王亨利三世下令谋杀了吉斯的亨利后，他自己也因敌手的报复而被刺身亡。因此，到公元1589年时，剩下来的波邦的亨利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由于大部份国民是天主教徒，无法容忍复原教国王的统治，亨利便于公元1593年宣布自己是天主教徒，并于公元1594年，凯旋地进入巴黎，成为国王亨利四世。
虽然不再是复原教徒，亨利还是没有忘记他旧日的同道；便于公元1598年颁布了南特诏论(Edict of Nantes)，宣布赋予预格诺派信徒公民权并准许他们自由举行家庭崇拜及公共崇拜。公元1610年，亨利四世遭刺去世，法国再度进入战争状况，许多法国人民逃到其它国家及新大陆避难。
公元1629年，复原派在法国最后一个据点拉罗雪尔城(La Rochel1e)失落，预格诺派在法国的政治力量也告崩溃；但是他们仍以一个复原教团体的形态，继续存在。
5．荷兰的复原教徒（公元1568－1609年）
义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苏格兰各地的复原教徒都被加上异端罪名而遭火焚处死；然而却没有一个国家像荷兰一样，有这么多人为了信仰而殉道。
德皇查理五世身兼西班牙与荷兰的国王，在他与他儿子西班牙王腓力二世(Philip II)的治下，荷兰有一万八千多信徒成为西班牙异教裁判所的牺牲者。为了逼这些人承认自己是异端，无论男女，均施以惨无人道的折磨，然后将男人烧死，把女人淹死或活埋。
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的暴政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当日的西班牙是全欧最强的国家，而荷兰只是一个小国。公元1568年，荷兰人在一位伟大的改教运动英雄领导下，起来背叛西班牙，这位领袖人物是橙县王侯沉默者威廉(Wi11iam the Si1ent)。荷兰的加尔文派信徒成为全世界复原教主义的最佳斗士，这些荷兰人在漫长的黑暗的日子中奋战不辍。可惜于公元1584年，沉默者威廉也成了刺杀者枪弹下的牺牲品。
英国伊莉沙白女王对复原派友善，为这些荷兰人提供大量军援，以致天主教徒多次策划要暗杀她，都没有成功。
这时，西班牙的腓力国王开始了一项堂皇的计划：他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号称「无敌舰队」(Invincib1e Armada)；计划先以这支舰队进攻英国，把英国征服后，便可轻易地平定荷兰的叛乱。然而，英国在荷兰的帮助下，却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这支自以为傲的舰队只有一小部份回到西班牙，剩下的残骸在苏格兰及爱尔兰岸边可怜地遭风暴摧残。
西班牙的威力受到强大的打击后，荷兰人在威廉的儿子摩里斯王侯(Prince Maurice)领导下，继续与西班牙交战。直到公元1609年，西班牙终于承认荷兰北部独立，建立荷兰共和国。
6．德国的三十年战争
自从公元1555年奥斯堡和约签订后，德国享受了相当长的太平时间。但是到了公元1618年，奥斯堡和约被毁，致使复原教徒的奋斗，看起来好象绝望。在这危急关头，兴起了另一位伟大的改教英雄——瑞典国王亚道夫(Gustavus Ado1phus)，他起来为拯救复原原教主义而战。经过三十年凶残的交战，直到公元1648年，战争才因为韦斯发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而结束，这项和约与奥斯堡和约相似，只是加上一点：在德国对复原教徒的宗教容忍，除了路德派也包括加尔文派。和前一次和约一样，由每个封侯决定自己辖境内的宗教。这真是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单单德国，经过三十年战争后，人口就由一千五百万人减到五百万人。
7．双方界限确定
从过去历史中，我们看到：自公元1520－1562年间，改教运动经历无数流血事迹。自公元1562－1648年间，复原教徒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这期间，从公元1562－1618年间，主要是加尔文派信徒与天主教之间的斗争，其间经历无数感人的殉道事迹；从公元1618－1648年间，路德派信徒也被迫投入战场。这些年日中，德国、丹麦、瑞典的路德派信徒与荷兰的加尔文派信徒都为了维护复原教而战。
公元1648年，韦斯发里亚和约签署后，结束了复原教与天主教之间的争战。罗马教会与复原派教会的地理界限也得以确定。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这个界限没有太大变迁。
这期间，很少有东方教会的消息；只知道在小亚细亚及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教会受到土耳其人的重大逼迫，而且他们在逼迫中，英勇坚持；历经数世纪之久，仍然存在于巴尔干国家中。虽然希腊东正教会在它的发源地受逼迫，却在俄罗斯境内稳定地发展，几乎成为全苏人民的信仰。
研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