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神学

 

            在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们提出提个响亮的 “惟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口号，主张《圣经》是基督教神学的基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圣经神学”一语，才有人使用，特要与经院（Scholastic）神学划清界限，表明这是基于《圣经》（而不是哲学或宗教传统）的神学。但从那时开始，“圣经神学”就被赋予不同的含义。进入十九世纪，历史批判学兴起，学者们用历史批判方式来读《圣经》或反对《圣经》。学者们专注于对纯历史的兴趣，很少有人从神学的角度来研究《圣经》。巴特（Barth）的《罗马书注释》的出版，引发了《圣经》研究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圣经》神学的著作问世，形成了所谓的“《圣经》神学运动”。

[i]

对于这个运动，保守派学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与新正统神学有许多类似之处。

[ii]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个运动的有些做法虽需要改善，但它使人们重视《圣经》中的神学意义，功不可殁。

[iii]

            这里所要讨论的，不是作为一个运动的“《圣经》神学”的功与过，而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圣经》神学”的基本含义。殷保罗（Paul P. Enns）给《圣经》神学的定义是：“神学研究的一支，将《圣经》所记载的有关神自我启示的历史进程，作系统的研究。”

[iv]

因为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是神藉众先知、最后藉祂儿子耶稣基督经过一连串的阶段完成的。“《圣经》是这种渐进性启示的纪录，而《圣经》神学就是以这种渐进性启示为焦点。”因此，《圣经》神学就是清晰而系统地考察，神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藉《圣经》启示祂自己。

[v]

奥斯邦认为，《圣经》神学有两种研究路向：一是在《圣经》记录的每一个阶段追踪个别教义（如浸礼），以判断哪一种神学声明更符合《圣经》的启示；另一种是研究一卷书（如《以赛亚书》、《马太福音》）、作者文集（如保罗著作、约翰著作）、旧约和新约，或整部《圣经》的神学。

[vi]

            《圣经》神学主要取材于《圣经.》，研究《圣经》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从本质上说，《圣经》神学是注释性的（exegetical）。

[vii]

此外，《圣经》的大多数经卷都是“处境性”的作品，是作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对特定的读者写的。所以，《圣经》神学是从历史处境中衍生的神学。置于历史处境中，就容易明白“保罗神学”与“雅各神学”之间的差异和互补，正如克莱茵等所解释的：

 

        犹太主义信徒的缪误，促使保罗向加拉太信徒阐释他对因信称义和不靠行为的看法，严格来说，我们都是受惠于此的。对保罗来说，信心是个人领受救恩的核心；人的得救只能源自相信耶稣基督，而不是靠赖犹太教的礼仪 -- 即“行为”。然而，《雅各书》的读者（分散的犹太人）对信心却有另一番挣扎，而且那境况驱使雅各坚持：真诚活泼的信仰，必须是一种在生活处境中活现出来的信仰。信心必须产生行为。因此，我们可以指出保罗神学对信仰的见解和雅各神学有所差异。这不是说两者互相矛盾，只是代表作者因对应具体的处境而表达出的截然不同的观点。保罗与雅各各自建构出不同的神学回应，因为他们是在特定的教会群体中，回应特定的问题。

[viii]

           

            《圣经》的统一性，是源自它独一的神圣来源，也使构建基督教神学成为可能。但由于新旧两约的关系仍很复杂，要把它们的不同神学归纳在同一个“《圣经》神学”的体系之下，实非易事。因此，“今天《圣经》神学的目标，就是要找出贯穿《圣经》的主旨，同时又尊重《圣经》的整体性和多元性。”

[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