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圣道，虽系圣示天启，非同自然宗教，未可与文化哲学，混为一谈；但基督圣道，却是世界人类所应共信共由的大道，自亦不能否认或漠视其和文化哲学的关系。且我们既从我们的救主承受了往普天下去宣道的神圣重大的使命，自更应以整个的世界与失丧的人类，为传道的对象。惟是我们检讨实际的情况，我们非但尚未忠实负起这一项神圣的使命，而且，由于大家对于圣道与文化彼此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我们却有意无意地，焚烧了从教会到世界的桥梁；致令文化与圣道，彼此脱节，如风马牛，各不相及。甚至在基督教的学府，亦仅有其名，而无其实；除了举行崇拜聚会，在上堂时有祈祷的仪式，并设有若干圣经的课程外，其他所授的课程，往往与圣经真理，并不符合，抑且矛盾；而我国若干所谓教会大学，大部分的教授，未必信奉真道。从另一方面看，一般教牧传道和神学专家，则只是为福音而福音，为真理而真理；他们虔诚忠心，完全属灵，惟对于基督圣道与世界人类的实际关系以及当前世界许多重大的问题，却不加过问。他们虽然「心里尊主为圣」，但是如果有人问其「心中盼望的缘由」，却没有「准备」「回答各人」（彼前三15）。现在举世汹汹，不可终日；离道反教，邪说猖獗；「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五8），而虔诚信徒，却在象牙塔中，独善其身；在修道院内，不问世事；在牛角尖里，咬文嚼字；即在讲坛之上，亦只如保罗所说的打空拳、「打空气」；不能切中时弊，对症下药。再从另一方面看，有一派人，则又舍本逐末，不究世界问题的病恨，不知圣道乃是人类文化的基石，从而怀疑上帝完备的救法，鄙弃福音奥秘的真理，另传一种所谓「社会福音」，提倡社会事业，使圣洁的教会，与世俗同化，使基督圣道，成为一种社会哲学，和文化思想，结果名存实亡！

世俗学者，既根本昧于圣道与文化彼此的分际，又不知二者相互的关系，以是发生各种不幸的误会与错觉。第一种错觉，则以二者乃水火不容，冰炭不合，谓基督圣道乃是毁灭文化的仇敌。持这种态度的，可以马可大帝（Emperor Marcus）、朱利安大帝（Emperor Julian）以及英国著名的权威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氏为代表。吉氏论罗马之衰亡，归咎于基督圣道与野蛮主义的胜利，从而摧毁了安敦（Antonines）王朝所建立的文明。氏为世所共知的史学权威，却作了一个「倒因为果」的错误的论断。关于此点，史家汤恩倍氏曾加指摘。汤氏谓吉氏之误，乃在看到史象的浮表，因为当基督教兴起之时，正当罗马衰亡，文明没落之秋，从而以这种皮相的观察，归咎于基督教。吉氏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安敦王朝，乃是希腊罗马文明的极盛时代；而第三世纪才是其没落的开始。殊不知希腊罗马文化的衰落，乃在公元前五世纪早已开始，其衰亡乃是由于「自杀」（Suicide），并非由于「谋杀」（Murder）。易言之，罗马的衰亡，乃是由于其内在腐化的因素，此则在主前五世纪早已开始。他如马克思，则以宗教为人民的鸦片，乃是残害文化的毒素。尼采则以基督教乃是奴才的哲学，乃是文化堕落的根源；而杜威也斥基督圣道，乃是社会进化最大的障碍。这些错觉，深中人心，无形中成了敌对福音的阻力；贻害人类，尤非浅鲜！

第二种错觉，乃以基督教比诸「蝴蝶与蝴蝶间的卵与蛹」，乃是两种文明之间过渡的桥梁。这乃是汤恩倍氏的见解。汤氏认为当一种旧文明灭亡以后，基督教便如那只老蝴蝶的蛹，可以放卵产生另一种新的文明。汤氏复比附其他宗教，认为回教乃是古以色列和伊朗文明和近东中东回教文明之间的卵蛹。印度教乃是古代亚利安文化和近代印度文化中间的桥梁；而佛教则为中国古代文化和近代远东文化的媒介。

第三种错觉，则又以为文明的没落与解体，乃是产生更高宗教的「踏脚石」。这也是汤恩倍的意见，氏复曲解圣经，牵强附会，支持他的论点，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来一二6）氏更荒谬的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乃是人类因为文化一再失败而受的痛苦之最惨烈的经验。基督教会的兴起，乃是因为希腊罗马文明没落，精神痛苦的结果。氏更说基督教的根源，乃在犹太教和祆教；质言之，乃是叙利亚文明崩溃的结果。而犹太以色列二国，乃是古叙利亚帝国的二邦。由于叙利亚帝国的崩溃，遂有犹太教的发生；而其最高的精神表现，乃以赛亚先知书中为主耶稣受难的「挽歌」！汤氏又说，若从摩西信仰的背景讲，犹太教又是埃及文明崩溃的结果。忽而叙利亚，忽而埃及，汤氏可谓极尽牵强附会的能事。汤氏要使他的「比附」能够成立，因此他竟怀疑圣经，否认史实，认为亚伯拉罕和摩西，并非一定是真正历史的人物。他说亚伯拉罕摩西，是否确有其人，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代表某种历史阶段中的宗教经验。而摩西的先驱亚伯拉罕，乃是当公元前十八、十九世纪时「苏美」（Sumer，力生按： Sumer可作Shumer，即旧约创世记十章十节中之「士拿」，乃六千年前巴比伦平原的原始民族）开始崩溃时，得到了启示和应许，才创立宗教。这些人都是「生于忧患」，乃是耶稣基督的先驱；而他们在苦难中所得的启示，便是耶稣基督被钉十架的序幕。

第四，汤氏又以宗教比诸整个的车身，而文化乃是车轮。文化之轮，虽常反覆轮回，整个车身，则因此转动向前；同理，人类文明，虽兴替无常，而整个宗教运动，则始终朝着一条直线向前迈进。质言之，整个的宗教运动，乃是因着人类文明不断的生死轮回而推进。汤氏又说，倘使文明是主，是体；宗教是从，是末；则每经一次文明的没落与复兴，必有一种更高的更新的宗教应运而生；如是将来必另有一种更高的宗教，来代替基督教。但从另一面看，倘使宗教是本，是主，文明是末，是从；则文明没落复兴的结果，并不一定会产生一种更高级的宗教；如是，纵使西方文明没落，基督教不但能够屹立不撼，而且反能从文明的灾祸中，得到新的经验，而其「智慧和身量反要都一齐增长」。

汤氏批评吉朋，他的史识，虽似较吉朋氏稍胜一筹；但是他对宗教的见解，却不免有许多严重的错误。第一，他根本没有认识宗教的真谛。真正的宗教，乃神创的宗教，真神的启示，而非「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乃是神在永世里早已决定了的一个完美的救世之道。所以与人本的自然宗教，不可混为一谈，等量齐观，这是汤氏的根本错误。其次，神的智慧，超迈古今；他的信实，存到万代；他是咋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天地要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人的意念，往往今是昨非；人的制度，常须革故鼎新；而基督圣道，却是一点一划，不能废去，不能更改。他的道，乃安定在天，万古长存，直到永远。其三，我们固不否认基督圣道，对于推助近代文化的影响（参看上文第一节）。惟是基督教，乃是属天的圣道，真神的启示：而文化乃为人类思想的型态，生活的方式，前者为本，后者为末；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等量齐观。汤氏既于宗教的真谛，没有正确的认识，复以基督圣道，与自然宗教，混为一谈，无怪其不能认识圣道与文化的分际，而有以上各种错误的见解。然而，此乃一般世俗学者，所同犯的通病，仅以汤氏每好侈谈文化宗教，故以汤氏为例，以概其馀而已。现在学者，徒慨叹人类文化的失调，震惊文明的解体；而不知其症结与厉阶，乃在世俗学者，对于圣道认识之错误，这乃是我们首应唤起世人注意的基本问题。

人类文化，乃有两方面的关系，一为人类对外物之治理（创一28）；一为人类对上帝的责任（创二17；出二○3-11）。不幸人类受了魔鬼的试诱，以为「悖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听了魔鬼的唆使怂恿，竟无视上帝的吩咐，擅食禁果，以为这样便能像上帝，和上帝一样聪明（创三1－6）。这一个偏差，却惹起了滔天的大祸，种下了人类灾难痛苦的祸根，失去了他固有的乐园。人类遭此厄运，非但不知悔悟，反而自高自大，妄想造塔通天，传扬己名（创一一1一9）；顶天立地，自立「人极」；否认上帝，自比神明，自登上帝的宝座，自建已失的乐园。这乃是不信上帝、悖逆上帝、高举人类的人本主义的世俗文化的本质；也是今日文化失调，文明解体，根本症结之所在。

魔鬼一贯的作风，便是要人争逐外物，藐视神道。最初魔鬼向首先的亚当——人类始祖的试探，乃是要怂恿他吃悦人眼目的果子，悖逆上帝交付的诫命。以后向末后的亚当——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试探，也是怂恿他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食物；但是主耶稣仅拿一句话，便败坏了魔鬼的诡计；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四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化的两大要素：第一是资生之物，第二是上帝的道；人类不可徒骛物质的乐利，而尤应尊重上帝的旨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又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六31-33）著名圣经学者莫尔根氏（G. Cmpbell Morgan）诠释主受试探的经文说，魔鬼向主耶稣的试探，叫他先要求食物；而神的话，乃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个本末先后的次序，乃是魔道和神道，所由判别的基准。人类不能违反上帝的道，不能颠倒上帝所定的本末先后的次序；否则倒行逆施，结果乃是螳臂挡辙，势必自趋灭亡！

汤恩倍氏有言曰：人类最大之不幸，乃在昧于人类和上帝的关系，而仅作外物的追求。人类历史的重心，非在科学、非在技术、非在经济、非在物质；一切人为救世法，俱已失败，人类唯一希望，乃在「超人化身的基督」。此乃从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比较分析所得的历史科学的结论。故戴维四氏（Donald R. Davies）说，汤氏《历史研究》一书，直可更名为《原罪学》（The Science of Original Sin）。「六千年人类的历史，对人类启示了一个历史定律，便是人类一切努力，结果只是心劳日拙；人类沉沦的命运，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屈鲁柏德氏（D.E.Trueblood）也说：现代文明，乃似「瓶中之花」，虽觉鲜艳夺目，却已失去命脉，不久必趋情谢。此乃人本主义的文化致命的缺陷，亦为当前人类莫大之危机。

中国受了近代西洋文化的挑战，同时又惑于所谓科学民主表面上的成就，要想挽救中国贫弱祸乱的厄运，于是文化运动、革命运动，相继应运而生。首有张之洞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政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运动，后又有陈独秀、胡适之等的新文化运动……结果非但无补时艰，反而带来了民族的灾难，使国家民族陷于更惨苦的境界。诚如苏鲁根氏说，证诸历史的事实，一切战争，其目的本想止制战争，结果只是酿成更惨烈的战争；而几千次的革命运动，也从未实现理想的社会。人类一切改造的企图，结果只是心劳日拙。从另一面看，和胡适之等「全盘西化」运动针锋相对的，又有陈立夫等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以及近数年来钱穆、唐君毅等的儒释各教的文化复兴运动，这正是著者本人在皈主以前，和钱唐诸氏共同的宏愿（作者不仅和他们志同道合，且曾共同合作兴学江南。参看拙著《原道》页一八四）。前年自由中国，因为提倡「全盘西化」的胡适之先生发表了一些菲薄东方文化的话，引起了激烈的论辩，并且闹意气之争。殊不知无论是「全盘西化」或「中国本位」，都不能解决人类问题。诚如梁寒操先生说：「宇宙是无穷，人生也无穷；宇宙和人生的知识更是无穷。在真理的大海上，稍为获得了一种知识，便『予智自雄』，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因为科学哲学，无论其如何进步高深，都不能穷宇宙人生之奥秘；终「不能测透上帝丰富的智慧知识和判断」，终不能超越物质与自然的范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人类问题的究竟，乃是超乎时间空间和物质自然的。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写道：「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部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启五1一4）！这乃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悲哀，我们也应为他们「大哭」！法国天才科学家，巴斯格氏（Blaise Pascal）十六岁时已完成关于投影几何学的名著；二十左右，已作各种惊人发明，对物理学和科学方法有钜大贡献。但是他对人生的奥秘，却不能了悟；痛苦烦恼，无以自遣；尤感人生离神，境况悲惨，而科学哲学，终不能解答他的问题，氏遂转而研究圣经。某夕展诵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神忽向其显现；当年摩西所见「荆棘中之火焰」，充满其室，上闻主声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不是学者的上帝」……自是转迷成悟，始知科学哲学，不能使其认识真神，遂敝屣科哲，获得无上喜乐平安。此乃一六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十时半至十二时半之事，巴氏曾亲缮于羊皮纸上，现仍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即我国鼓吹人文主义的学者，如唐君毅先生亦公开宣称：「到了现在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西方二十世纪之人文主义，均只能在现代文明之偏弊之压抑下，在一种挣扎之状态下来求生存，因为东西两方的人文主义，都同样遭受到许多文化上的重大威胁。这些重大威胁的本源，本来是人类创造出来福利社会的；但今天人类已无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于是那些创造出来，本是为福利社会之东西，遂变成了人类重大的威胁。」惟是，人类所以「没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其症结乃在人类悖弃了宇宙万物的主宰，自绝其生命福乐之根源与中心，以是文化遂成跛行的发展；人类所「创造出来，本是为福利社会之东西」，反而「变成了人类重大的威胁」。故人类之盼望，固不在科学，也不在哲学；虽不在西方，也不在东方；而乃在知所自返，皈依救主，敬畏天地万物，文化历史的主宰，回复其生命福乐之根源与中心。

社会学权威苏鲁根氏（P. A. Sorokin）指出今日人类之危机，乃在「感官文化」之解体，又谓一切人为的制度，均无绝对的价值；只有超越向上，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从根本上求价值观念，人类文化的更张、纯化与提高；以上帝为中心，求上帝的荣耀；才能谋神人的和好，天人的合一，以及社会国家乃至世界人类的和平与乐利。 

关于圣道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圣徒对文化的态度，学者有许多不同的意见。照倪博尔氏（Reinhold  Niebuhr）的分析，共有五种：一为圣道敌视文化，二为圣道投降文化，三为圣道超越文化，四为圣道对峙文化，五为圣道改造文化。惟概括言之，可分为三种：其一为以圣道附属文化；其二为以圣道摧毁文化；其三为以圣道启导文化。兹分论之。 

一、以圣道附属文化

主是说者，大都是现代派「神学家」，他们的企图，乃是要消除基督圣道超自然的特质，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凡俗宗教。举凡一切超凡的神迹，非人智所能解，非人力所能为者，一概不信，予以抛弃；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哲学的体系，人类文化的一部；而非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救法。质言之，他们乃是一方面「俗化圣道」，一方面「自我神化」；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上帝；凭自己的私智，诋毁圣经，舍本逐末；喧宾夺主，奚落上帝，高举人类；僭妄亵渎，实乃摧毁圣道的叛徒！他们虽仍披上基督圣道的外衣，而且长袖善舞，到处活动，盘据要津；巧于词令，长于口才，袭用圣经的「字句」，却是以私意曲解，消灭了圣道的精义，使基督圣道，名存实亡，等于一张空头支票，根本不能兑现。

二、以圣道摧毁文化

此派认为人类罪性严重，绝难自救；一切人为的救法，都是徒托空想，心劳日拙。救恩直接出自耶和华上帝；人类若非重生，断不能见天国。因此，认为人类文化，不但无济于事；并且有碍福音的传扬。这些圣徒，笃信圣道，事主敬虔；忠诚热烈，灵性高超；但是他们灵性的追求，却走向了一个「过犹不及」的另一种偏差，便是因为避俗而遁世，使属灵的事，完全孤立；使教会工作，与世绝缘；对于国家社会，人类文化，视为不洁之俗物，不但不应沾染，而且应加扫除，他们认为文化哲学，都为「败亡人的智慧」，「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完全抹煞人类理智正当的功用。殊不知宗教的要素，乃在「知」「情」「意」三方面（关于此点余于所著《总体辩道学》「卷参」一书，已另加详论），不能完全感情用事。人类所以能认识真理，固首赖上帝的启示，亦仍需理智的领会。上帝一面给我们启示，一面又给我们智慧的灵（弗一17），藉着圣灵的运用与启迪，使我们有认识真理的能力；我们不可「因噎废食」，暴弃神恩，遁世嫉俗，放弃责任；而应善为运用，因势利导，阐扬真道，以期「道化」文化。因此我们当进而讨论第三种的态度。

三、以圣道启导文化

此派不偏不倚，既不舍本逐末，投降文化；亦不因噎废食，抛弃文化；而要因势利导，启蒙化迪，改造文化，洁净文化，提高文化，昌明文化，使文化为神之仆，而成神之用；终乃道化文化，使神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10）。我们固不应把天国和世界，教会和社会，神智和世智，福音和哲学，圣道和文化，混为一谈；然也不应因此逃避现实，不负责任，使教会遗世独立，完全孤立起来。所以圣徒对文化理所至当，责所应负的态度，便是启导文化。

第一，我们要宣扬福音，引人皈主，不能仅做浮表的工作。我们传道，往往仅是引人到了教堂，事实上并未真正能引人皈主。有些仅到教堂的所谓信徒，对于他们所信的，何以为真；对于世人所信的，何以为误，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有人问他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不能「常作准备」「回答各人」（彼前三15）。不但此也，甚至有些所谓信徒的思想见解，生活方式，其实也并未道化，与圣道打成一片，致令教会失去见证的力量。

第二，「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四12）但是我们却并未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宝剑」，来作文化思想战的利器；也并未运用圣道的真理，改造人类的思想方式，意识形态；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一○4－5）

第三，我们传道的对象，乃为整个世界。现在世界文化，不仅与圣道脱节，而且与圣道敌对，我们尤宜使圣道的真谛，深入人心，渗透弥漫。宣道工作，虽非文化运动；福音目的，乃在拯救灵魂；但是各种错误的文化思想，乃是拦阻人接受福音的障碍。如果我们完全漠视这个根深蒂固的障碍，不加扫除，仅仅致力个人灵魂的得救，只是零零星星地引导少数人皈主，其结果将事倍功半。所以我们还应正视教会当前面临的危机，认清教会当前的使命，向敌视圣道的文化挑战，消除一切敌视圣道，残害人心，操纵文化，根深蒂固的种种错觉成见；并靠着圣灵的大能，振颓起废，使陷溺的人心，彻底更新，陶制时代的思想，造成波澜壮阔的运动，使生命的活水，灌溉荒凉的世界，复苏旷野的枯骨（结三七5）；使整个人类，得到复活的新生。

第四，自启蒙运动以后，理性主义，荣登宝座，人类迷信科学万能，现代文化，遂与圣道，完全脱节，背道而驰，骛新之士，妄以人智窥测神智，以幼稚的理性，代替圣经的权威；使超凡的圣道，低首就范，受人智的限制；凡非人智所能了悟，科学所能证实者，均被斥为迷信，视为荒诞。讥正统神学不合时宜，不但否认圣经的权威，尤且怀疑真神之存在。遂使无神唯物思想，乘时横决，泛滥世界。纯从物质而言，固有长足之发展，呈空前之进步；但从精神方面而言，人类的灵性与道德，适呈相反的衰颓病态，此乃人类文化失调，文明解体之基因。由于文化之失调，不但社会生活，日趋动乱；而人类思想能力，也日趋机械化、瘫痪化。人心既为形役，「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而人类心志，亦失去其自由独立，从而受制于魔，日趋消沉，对于魔鬼的试诱，亦失其抗拒的能力。无怪世界灾祸，横决泛滥，莫之能御。故今日救世之道，莫亟乎「道化」文化；俾克抗拒魔道，复兴万事，请申论之。

基上所论，吾人当可清楚认识圣徒对于文化应负之使命，实在异常迫切而重大。魔鬼一贯的诡计，便是要试诱人类，偏离圣道，悖逆真神，从而争取文化领导权。初则唆使首先的亚当抗命摘食悦人眼目的禁果，后又胆敢试探末后的亚当，吩咐石头变食物；而不知神的道，乃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神便会照他荣耀丰富充充足足地赐给世人（太六31-33；腓四19）。其次，魔鬼的哲学，便是用「岂是真说」，「不一定死」种种说法来诱惑世人，动摇其对神的信心，抗拒神所定的诫命，认为这样便能「眼睛明亮」，能「有智慧」，而且「便如上帝」（创三5-6）。质言之，照神的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一一一10；箴九10）；而魔鬼的哲学，则以不信上帝，怀疑上帝，乃是智慧的开端。（查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我国新文化运动首领胡适之流，均随从魔鬼哲学，谓学问之道，首贵「怀疑」！）观此圣道与魔道，乃是针锋相对，根本冲突。而魔鬼一贯的计谋，处心积虑，便要敌对神道，争取文化哲学的领导权。

因此最初基督教和希腊文化接触，便开始和世俗文化相搏斗。当主耶稣开始传道之时，亚力山大已经征服巴勒斯坦三百六十年之久，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对主耶稣的诡辩，即已带有希腊辩证的方法。哲学家承柏拉图之馀绪，便开始用希腊哲学曲解圣经，此便为以后诺斯底异端（Gnostics）之厉阶。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古邦，因此我国学人，当引此为鉴戒，不可以中国哲学来牵强附会，曲解圣经，致蹈诺斯底的覆辙。查诺斯底异端，把上帝视为一位「大而不可知者」（The Great Unknown），把主耶稣当作世界和上帝之间的媒介之一，并非独一的中保，唯一的救主。他们特别尊敬「大母」（The Great Mother），便是所谓「苏菲亚」（Sophia），即是「智慧」，因为反对「因信得救」，就另倡「因知得救」的邪说。今日「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即是此种异端的恶果。同时又以身体为恶，遂重苦行，以为得救之道，乃在使灵从物质的身体中得到解脱，从而又反对「因信称义」，以为须靠行为得救。保罗在罗马被囚之时（约在主后六＃至六三之间），那时歌罗西教会，受了柏拉图学说和诺斯底异端的影响，遂写信给歌罗西教会，指斥他们的错误，强调主耶稣乃是唯一的中保，独一的救主，有具足的救恩，绝对不需要其他的「媒介」或「苦行」等救法，这乃是保罗作歌罗西书的背景；而其中心则为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初期的教父，都坚持这个立场，抨击异端邪说，如特土良（Tertullian, A.D. 165-220）便为著名辩道者，他尝警告时人：耶路撒冷和雅典乃是两个中心，一则以神为本，一则以人为本；有了耶稣，一切辩护，即迎刃而解。他如拉克坦西（Lactantius, A.D. 260-330），斥荷马（Homer）的著作，仅为人的作品，不能使人晓悟神的真理。耶柔米（Jerome, A.D. 347-420）复谓何拉西（Horace）、韦吉尔（Vergil）、西塞禄（Cicero）诸氏之杰作，若和诗篇、福音、使徒著作，分别对比，便相形见绌，判若天壤。米兰大僧安伯罗斯（Ambrose of Milan, A.D. 340-397；查奥古斯丁，尝从氏游，服其辩才，由是悔悟，皈依基督），斥科学家的宇宙论，荒诞不经，直同异教邪说。自是以降，直到改教运动，教会代有杰出之士，对世俗学者的谬论邪说，加以驳斥。

马丁路德甚至说「属血气之伦的理性」（Natural Reason），「乃是魔鬼的新妇」（The Bride of the Devil）。经云：「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林前二5）。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亦自承无知，亦不能授人以知。乃后之学者，误以哲学为真理，迷信人智，偏离真道；徒骛「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予智自雄，作无谓之论辩（提前六20-21；提后二23）；争一日立短长，其实已「偏离了真道」。由于希腊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合流，益以罗马的「君王崇拜」和「权力崇拜」、西方文化，和基督圣道，遂背道而驰；彼此精神，完全异趣。自所谓「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以后，由于本体论的偏差，近代哲人，遂迷失于旷野的枯骨里（结三七2）。他们虽或高谈上帝，却是始终找不到上帝。笛卡儿便发明了一种所谓新的方法，以其自我存在，为一切思想的起点，摆脱神学家思想的束缚，以为一切学问，当始自怀疑；一切知识，乃源于自我；一切真理，当以自我理性为衡量判别的标准；而个人才成为最高的主权者；我们人类「生活、动作、存留」（徒一七28），乃不在「神」，而唯在「我」。这不仅根本颠倒了圣经的真理，而且使「血气的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都成了主观理性的俘虏。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后，上帝的位格，遂被否认；现代人和上帝，遂失去了与神位格的关系；而所谓宗教的道理，亦只能以人的理智为范围。质言之，现代哲人，事实上乃自登上帝的宝座，而把一位真活的上帝，逐出了世界。

现代科学进步的结果，使教会与文化，日形疏远脱节，教会对于世界所能施展的影响，日见衰微；基督圣道，对于现代文化，几乎彼此隔绝，不生关系。现代文化界人，他们的思想，对于福音，尤其漠不关心。其实他们并非完全有真正反对的理由，而仅是不问情由，深闭固拒。基督教，本来并非哲学，根本无从引起哲学上论辩的可能；基督教仅是宣告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传扬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不幸现代的思想界，虽自炫态度客观科学，对于这一个救世的福音，历史的事实，却不加正视，绝对否认。而现代文化，乃是一个不可漠视的雄大的力量，若不使其信服圣道，实为福音莫大的阻力。惟如何使其信服，又非仅诉诸情感所能济事；复须从事理智的阐释。这并非说，扫除了理智上的障碍，或靠理智上的辩证阐明，便能使人信服，因此得救；这当然须持圣灵的大能。但我们却不可以为只要依靠圣灵，自己便可不必运用思想。我们不是木偶，圣灵的运行，往往也和我们心智的努力，互为表里，互为因果。我们应当反省，教会对于现代文化，对于知识分子方面的事工，并没有充分运用思想，从理智上加以研究，对症下药；以致造成现在教会与文化，彼此脱节，甚至对峙敌视的情况，这是我们应加检讨的重大问题。

但从另一面来看，目前对峙的形势，虽甚严重，上帝也未始不可藉此来提高我们的警觉，启发我们的思想，砥砺我们心志，使我们成为勇敢的信心的斗士，辩道的干城。今日教会面临现代文化的挑战，亟需另一种好学深思的宣道人才，起来应付挑战，从而向现代文化挑战。惟是，这一种斗争的意义，其一，并非仅为应付圣道的敌人，而复须对付我们灵性的退落，思想的怠惰；其次，不可感情冲动，意气用事，而须多多祈祷，深深思索；其三，这一种斗争，并非仅仅应付当前表面的问题，而尤为解决人类属灵的永恒的问题。现在人类，对于国家社会的改造，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很关心，且似都有答案；惟于罪恶、生命、死亡、救恩、上帝，这些对于人类永远祸福所关的最基本的问题，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尤且怀疑不信，引起无穷的辩难。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应当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三15）。并且针对现代文化的病态，现代学人的心理，予以明确的指正，凭着上帝的恩典与大能，照着上帝的旨意与时间，使这一个邪恶悖谬怀疑不信的时代，发出信心的光辉；从而使人类文化，化于圣道；使神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不是我们要垄断文化，更不是要摧残文化、毁灭文化，而正乃是为挽救文化。诚如史家汤恩倍氏说，希腊罗马文化之衰亡，不是由于「谋杀」。（参看上文第二节）现在人类目无上帝，正在重蹈造「巴别塔」的覆辙，重演罗马衰亡「自杀」之悲剧；而照专家的估计，一旦原子战争突然爆发，数千年来所谓人类文化的业迹，可于半小时内，化为灰烬！当兹人类文化，世界命运存亡续绝之交，教会使命之重大，诚千百倍于往昔。上帝就是爱，他在永世里所定的计划，始终是要拯救世人，免于沦亡。用约翰本仁（John Bunyan）的杰作《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的名词来说，其「总路线」乃是要领导世人从「灭亡城」（City of Destruction）到「锡安山」（Mount Zion），而进入永远的荣乐之中。这是世界人类的盼望，也是基督圣徒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基本观念，以及复兴文化和道化世界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