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乃有两方面的关系，一为人类对外物之治理（创一28）；一为人类对上帝的责任（创二17；出二○3-11）。不幸人类受了魔鬼的试诱，以为「悖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听了魔鬼的唆使怂恿，竟无视上帝的吩咐，擅食禁果，以为这样便能像上帝，和上帝一样聪明（创三1－6）。这一个偏差，却惹起了滔天的大祸，种下了人类灾难痛苦的祸根，失去了他固有的乐园。人类遭此厄运，非但不知悔悟，反而自高自大，妄想造塔通天，传扬己名（创一一1一9）；顶天立地，自立「人极」；否认上帝，自比神明，自登上帝的宝座，自建已失的乐园。这乃是不信上帝、悖逆上帝、高举人类的人本主义的世俗文化的本质；也是今日文化失调，文明解体，根本症结之所在。
魔鬼一贯的作风，便是要人争逐外物，藐视神道。最初魔鬼向首先的亚当——人类始祖的试探，乃是要怂恿他吃悦人眼目的果子，悖逆上帝交付的诫命。以后向末后的亚当——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试探，也是怂恿他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食物；但是主耶稣仅拿一句话，便败坏了魔鬼的诡计；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四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化的两大要素：第一是资生之物，第二是上帝的道；人类不可徒骛物质的乐利，而尤应尊重上帝的旨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又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六31-33）著名圣经学者莫尔根氏（G. Cmpbell Morgan）诠释主受试探的经文说，魔鬼向主耶稣的试探，叫他先要求食物；而神的话，乃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个本末先后的次序，乃是魔道和神道，所由判别的基准。人类不能违反上帝的道，不能颠倒上帝所定的本末先后的次序；否则倒行逆施，结果乃是螳臂挡辙，势必自趋灭亡！
汤恩倍氏有言曰：人类最大之不幸，乃在昧于人类和上帝的关系，而仅作外物的追求。人类历史的重心，非在科学、非在技术、非在经济、非在物质；一切人为救世法，俱已失败，人类唯一希望，乃在「超人化身的基督」。此乃从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比较分析所得的历史科学的结论。故戴维四氏（Donald R. Davies）说，汤氏《历史研究》一书，直可更名为《原罪学》（The Science of Original Sin）。「六千年人类的历史，对人类启示了一个历史定律，便是人类一切努力，结果只是心劳日拙；人类沉沦的命运，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屈鲁柏德氏（D.E.Trueblood）也说：现代文明，乃似「瓶中之花」，虽觉鲜艳夺目，却已失去命脉，不久必趋情谢。此乃人本主义的文化致命的缺陷，亦为当前人类莫大之危机。
中国受了近代西洋文化的挑战，同时又惑于所谓科学民主表面上的成就，要想挽救中国贫弱祸乱的厄运，于是文化运动、革命运动，相继应运而生。首有张之洞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政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运动，后又有陈独秀、胡适之等的新文化运动……结果非但无补时艰，反而带来了民族的灾难，使国家民族陷于更惨苦的境界。诚如苏鲁根氏说，证诸历史的事实，一切战争，其目的本想止制战争，结果只是酿成更惨烈的战争；而几千次的革命运动，也从未实现理想的社会。人类一切改造的企图，结果只是心劳日拙。从另一面看，和胡适之等「全盘西化」运动针锋相对的，又有陈立夫等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以及近数年来钱穆、唐君毅等的儒释各教的文化复兴运动，这正是著者本人在皈主以前，和钱唐诸氏共同的宏愿（作者不仅和他们志同道合，且曾共同合作兴学江南。参看拙著《原道》页一八四）。前年自由中国，因为提倡「全盘西化」的胡适之先生发表了一些菲薄东方文化的话，引起了激烈的论辩，并且闹意气之争。殊不知无论是「全盘西化」或「中国本位」，都不能解决人类问题。诚如梁寒操先生说：「宇宙是无穷，人生也无穷；宇宙和人生的知识更是无穷。在真理的大海上，稍为获得了一种知识，便『予智自雄』，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因为科学哲学，无论其如何进步高深，都不能穷宇宙人生之奥秘；终「不能测透上帝丰富的智慧知识和判断」，终不能超越物质与自然的范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人类问题的究竟，乃是超乎时间空间和物质自然的。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写道：「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部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启五1一4）！这乃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悲哀，我们也应为他们「大哭」！法国天才科学家，巴斯格氏（Blaise Pascal）十六岁时已完成关于投影几何学的名著；二十左右，已作各种惊人发明，对物理学和科学方法有钜大贡献。但是他对人生的奥秘，却不能了悟；痛苦烦恼，无以自遣；尤感人生离神，境况悲惨，而科学哲学，终不能解答他的问题，氏遂转而研究圣经。某夕展诵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神忽向其显现；当年摩西所见「荆棘中之火焰」，充满其室，上闻主声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不是学者的上帝」……自是转迷成悟，始知科学哲学，不能使其认识真神，遂敝屣科哲，获得无上喜乐平安。此乃一六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十时半至十二时半之事，巴氏曾亲缮于羊皮纸上，现仍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即我国鼓吹人文主义的学者，如唐君毅先生亦公开宣称：「到了现在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西方二十世纪之人文主义，均只能在现代文明之偏弊之压抑下，在一种挣扎之状态下来求生存，因为东西两方的人文主义，都同样遭受到许多文化上的重大威胁。这些重大威胁的本源，本来是人类创造出来福利社会的；但今天人类已无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于是那些创造出来，本是为福利社会之东西，遂变成了人类重大的威胁。」惟是，人类所以「没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其症结乃在人类悖弃了宇宙万物的主宰，自绝其生命福乐之根源与中心，以是文化遂成跛行的发展；人类所「创造出来，本是为福利社会之东西」，反而「变成了人类重大的威胁」。故人类之盼望，固不在科学，也不在哲学；虽不在西方，也不在东方；而乃在知所自返，皈依救主，敬畏天地万物，文化历史的主宰，回复其生命福乐之根源与中心。
社会学权威苏鲁根氏（P. A. Sorokin）指出今日人类之危机，乃在「感官文化」之解体，又谓一切人为的制度，均无绝对的价值；只有超越向上，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从根本上求价值观念，人类文化的更张、纯化与提高；以上帝为中心，求上帝的荣耀；才能谋神人的和好，天人的合一，以及社会国家乃至世界人类的和平与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