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上所论，吾人当可清楚认识圣徒对于文化应负之使命，实在异常迫切而重大。魔鬼一贯的诡计，便是要试诱人类，偏离圣道，悖逆真神，从而争取文化领导权。初则唆使首先的亚当抗命摘食悦人眼目的禁果，后又胆敢试探末后的亚当，吩咐石头变食物；而不知神的道，乃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神便会照他荣耀丰富充充足足地赐给世人（太六31-33；腓四19）。其次，魔鬼的哲学，便是用「岂是真说」，「不一定死」种种说法来诱惑世人，动摇其对神的信心，抗拒神所定的诫命，认为这样便能「眼睛明亮」，能「有智慧」，而且「便如上帝」（创三5-6）。质言之，照神的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一一一10；箴九10）；而魔鬼的哲学，则以不信上帝，怀疑上帝，乃是智慧的开端。（查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我国新文化运动首领胡适之流，均随从魔鬼哲学，谓学问之道，首贵「怀疑」！）观此圣道与魔道，乃是针锋相对，根本冲突。而魔鬼一贯的计谋，处心积虑，便要敌对神道，争取文化哲学的领导权。
因此最初基督教和希腊文化接触，便开始和世俗文化相搏斗。当主耶稣开始传道之时，亚力山大已经征服巴勒斯坦三百六十年之久，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对主耶稣的诡辩，即已带有希腊辩证的方法。哲学家承柏拉图之馀绪，便开始用希腊哲学曲解圣经，此便为以后诺斯底异端（Gnostics）之厉阶。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古邦，因此我国学人，当引此为鉴戒，不可以中国哲学来牵强附会，曲解圣经，致蹈诺斯底的覆辙。查诺斯底异端，把上帝视为一位「大而不可知者」（The Great Unknown），把主耶稣当作世界和上帝之间的媒介之一，并非独一的中保，唯一的救主。他们特别尊敬「大母」（The Great Mother），便是所谓「苏菲亚」（Sophia），即是「智慧」，因为反对「因信得救」，就另倡「因知得救」的邪说。今日「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即是此种异端的恶果。同时又以身体为恶，遂重苦行，以为得救之道，乃在使灵从物质的身体中得到解脱，从而又反对「因信称义」，以为须靠行为得救。保罗在罗马被囚之时（约在主后六＃至六三之间），那时歌罗西教会，受了柏拉图学说和诺斯底异端的影响，遂写信给歌罗西教会，指斥他们的错误，强调主耶稣乃是唯一的中保，独一的救主，有具足的救恩，绝对不需要其他的「媒介」或「苦行」等救法，这乃是保罗作歌罗西书的背景；而其中心则为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初期的教父，都坚持这个立场，抨击异端邪说，如特土良（Tertullian, A.D. 165-220）便为著名辩道者，他尝警告时人：耶路撒冷和雅典乃是两个中心，一则以神为本，一则以人为本；有了耶稣，一切辩护，即迎刃而解。他如拉克坦西（Lactantius, A.D. 260-330），斥荷马（Homer）的著作，仅为人的作品，不能使人晓悟神的真理。耶柔米（Jerome, A.D. 347-420）复谓何拉西（Horace）、韦吉尔（Vergil）、西塞禄（Cicero）诸氏之杰作，若和诗篇、福音、使徒著作，分别对比，便相形见绌，判若天壤。米兰大僧安伯罗斯（Ambrose of Milan, A.D. 340-397；查奥古斯丁，尝从氏游，服其辩才，由是悔悟，皈依基督），斥科学家的宇宙论，荒诞不经，直同异教邪说。自是以降，直到改教运动，教会代有杰出之士，对世俗学者的谬论邪说，加以驳斥。
马丁路德甚至说「属血气之伦的理性」（Natural Reason），「乃是魔鬼的新妇」（The Bride of the Devil）。经云：「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林前二5）。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亦自承无知，亦不能授人以知。乃后之学者，误以哲学为真理，迷信人智，偏离真道；徒骛「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予智自雄，作无谓之论辩（提前六20-21；提后二23）；争一日立短长，其实已「偏离了真道」。由于希腊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合流，益以罗马的「君王崇拜」和「权力崇拜」、西方文化，和基督圣道，遂背道而驰；彼此精神，完全异趣。自所谓「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以后，由于本体论的偏差，近代哲人，遂迷失于旷野的枯骨里（结三七2）。他们虽或高谈上帝，却是始终找不到上帝。笛卡儿便发明了一种所谓新的方法，以其自我存在，为一切思想的起点，摆脱神学家思想的束缚，以为一切学问，当始自怀疑；一切知识，乃源于自我；一切真理，当以自我理性为衡量判别的标准；而个人才成为最高的主权者；我们人类「生活、动作、存留」（徒一七28），乃不在「神」，而唯在「我」。这不仅根本颠倒了圣经的真理，而且使「血气的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都成了主观理性的俘虏。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后，上帝的位格，遂被否认；现代人和上帝，遂失去了与神位格的关系；而所谓宗教的道理，亦只能以人的理智为范围。质言之，现代哲人，事实上乃自登上帝的宝座，而把一位真活的上帝，逐出了世界。
现代科学进步的结果，使教会与文化，日形疏远脱节，教会对于世界所能施展的影响，日见衰微；基督圣道，对于现代文化，几乎彼此隔绝，不生关系。现代文化界人，他们的思想，对于福音，尤其漠不关心。其实他们并非完全有真正反对的理由，而仅是不问情由，深闭固拒。基督教，本来并非哲学，根本无从引起哲学上论辩的可能；基督教仅是宣告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传扬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不幸现代的思想界，虽自炫态度客观科学，对于这一个救世的福音，历史的事实，却不加正视，绝对否认。而现代文化，乃是一个不可漠视的雄大的力量，若不使其信服圣道，实为福音莫大的阻力。惟如何使其信服，又非仅诉诸情感所能济事；复须从事理智的阐释。这并非说，扫除了理智上的障碍，或靠理智上的辩证阐明，便能使人信服，因此得救；这当然须持圣灵的大能。但我们却不可以为只要依靠圣灵，自己便可不必运用思想。我们不是木偶，圣灵的运行，往往也和我们心智的努力，互为表里，互为因果。我们应当反省，教会对于现代文化，对于知识分子方面的事工，并没有充分运用思想，从理智上加以研究，对症下药；以致造成现在教会与文化，彼此脱节，甚至对峙敌视的情况，这是我们应加检讨的重大问题。
但从另一面来看，目前对峙的形势，虽甚严重，上帝也未始不可藉此来提高我们的警觉，启发我们的思想，砥砺我们心志，使我们成为勇敢的信心的斗士，辩道的干城。今日教会面临现代文化的挑战，亟需另一种好学深思的宣道人才，起来应付挑战，从而向现代文化挑战。惟是，这一种斗争的意义，其一，并非仅为应付圣道的敌人，而复须对付我们灵性的退落，思想的怠惰；其次，不可感情冲动，意气用事，而须多多祈祷，深深思索；其三，这一种斗争，并非仅仅应付当前表面的问题，而尤为解决人类属灵的永恒的问题。现在人类，对于国家社会的改造，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很关心，且似都有答案；惟于罪恶、生命、死亡、救恩、上帝，这些对于人类永远祸福所关的最基本的问题，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尤且怀疑不信，引起无穷的辩难。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应当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三15）。并且针对现代文化的病态，现代学人的心理，予以明确的指正，凭着上帝的恩典与大能，照着上帝的旨意与时间，使这一个邪恶悖谬怀疑不信的时代，发出信心的光辉；从而使人类文化，化于圣道；使神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不是我们要垄断文化，更不是要摧残文化、毁灭文化，而正乃是为挽救文化。诚如史家汤恩倍氏说，希腊罗马文化之衰亡，不是由于「谋杀」。（参看上文第二节）现在人类目无上帝，正在重蹈造「巴别塔」的覆辙，重演罗马衰亡「自杀」之悲剧；而照专家的估计，一旦原子战争突然爆发，数千年来所谓人类文化的业迹，可于半小时内，化为灰烬！当兹人类文化，世界命运存亡续绝之交，教会使命之重大，诚千百倍于往昔。上帝就是爱，他在永世里所定的计划，始终是要拯救世人，免于沦亡。用约翰本仁（John Bunyan）的杰作《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的名词来说，其「总路线」乃是要领导世人从「灭亡城」（City of Destruction）到「锡安山」（Mount Zion），而进入永远的荣乐之中。这是世界人类的盼望，也是基督圣徒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基本观念，以及复兴文化和道化世界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