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史学的道化

基督教不是玄学的空想，乃是无可否认的永存不变的史实；福音不是宗教的教条，乃是大喜的信息；圣经不是哲学的体系，乃是史实的记载，其中心即为「上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人类救主的降世。所谓历史，乃是「他的故事」（His Story）。故历史不是以人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主宰；并非人类业绩之记录，而乃为上帝从今世到永世整个过程中一切作为的启示。

一般人误以历史仅为过去的记录，毫无意义。例如两千年前罗马哲人辛尼加氏（Luoius A. Seneca, 4 B.C.？-A. D. 65），便有此种错觉。他以为研究历史，乃是浪费时间，常常讥笑当时治史的学者，认为他们孳孳探究，乃属枉费心力，其愚无比。事实上，一般属世的史家，确是毫无史识，以为历史的发展，乃是一连串的「偶然」，仅系机械式的流水账；充其量，他们只能对历史加以事后的检讨，浮表的观察，而对历史的意义如何，历史的结局如何，鲜有正确的解释。如此研究历史，确属劳而无功，不仅未得要领，抑且贻误苍生。辛尼加之讥嘲史家，固属因噎废食；而史学的偏差与失败，我们实当引为鉴戒！因此，我们治史，首当以「悔改之心」，凭「信心之眼」，来解释历史，并道化史学，以表彰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启示，庶能达成史学的任务。

史学的任务，非在机械地记录过去的事实，而贵在检讨既往，策励来兹，作为人类的南针，藉供后世的鉴戎。诚如古希腊哲人普理比斯（Polybius）说，过去的史实，以及历史的教训，乃是人群最好的教育，无上的南针。语云「不知来，视诸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同斯旨。惜世人仅知历史为「后事之师」，却未了悟其所以可作「后事之师」的缘由乃是神在人群历史的行程里，向世人所作的「普通启示」。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一五4）又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林前一○1－11）彼得也说：往古的灾难，乃是「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彼后二5一6）。

关于人类历史的根源、历程、目的，及其最后的归趋如何，上帝在圣经中都有明白的启示；先圣奥古斯丁及改教运动的首领，都曾加以阐发。惜自后教会学者，对于历史哲学，未加重视；福音派的神学家，笃信圣经乃是上帝的启示，认为只须明白圣经的道理，无需再作哲学的研究。殊不知「圣经不是哲学的原理，并未对教义作系统的阐明。」以是苟不把圣经的道理，加以阐释，一般世人，对于圣道的奥秘，自不易领会；致其对于历史的意义如何，结局如何，人类的命运究竟如何，都不能运用圣经里面的道理，加以正确的解答。

反观属世的历史哲学家，如黑格尔（Hegel）、如马克思（K. Marx）、如史宾格勒（Spengler）、如汤恩倍（Toynbee）等，却都能因缘时会，投人所好；所以他们的著作，能不胫而走，风行一时；鼓励群伦，造成时会。其中如史宾格勒，本无籍籍之名，但他的著作，因为正好投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苦闷的心理，便一鸣惊人，脍炙人口。又如马克思的学说，原非新奇，（详见下文）然滔滔世人，由于犯罪堕落，专顾「地上的事」。（西三2）「不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不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太四4）遂受其迷惑，「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彼后二2）阻挠福音，言之痛心。

基督教学者，虽不无研究历史哲学之士；但这些所谓「基督教」学者，大率为「新神学派」（Modernist），和「新正统派」（Neo-Orthodox）或「实存主义者」（Existentialist）。前者辱没圣道，已趋世俗化仅披圣道之外衣，责骂教会之「内敌」；后者亦否认圣经的权威，不信上帝的启示，又复否认上帝护理人类（Providence），引导历史（Lordship），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从而否定了从「今世」进到「永世」整个人群历史的绵延性和统一性，不能不令人遗憾。

关于历史的意义如何，历史的结局如何，在神学著作中，虽于「上帝护理论」（Providence）和「末世论」（Eschatology）中，已有论列；但神学和哲学，乃各有其任务，如何阐明此中奥义，进而改造哲学，道化史学，俾世人得认识历史，了悟真道，接受福音，这乃是福音派的学者，当仁不让，急不容缓的神圣使命！

乙  史学的偏差

历史的意义如何，历史的结局如何，世界的前途如何，人类的命运如何，久已为中西学者，甚至一般世人所共同关心追究的问题。但是不幸得很，因为「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林后四4），受了所谓「人文主义」、「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唯物主义」、「无神主义」、「实存主义」……种种学说，乃至「理神论」、「泛神论」、和儒释道各教的影响，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却不信真理，任凭假先知迷惑他们。其祸所及，悲观者，则志气消沈，消极厌世；乐观者，则造塔「巴别」（创一一章），自立「人极」，甚且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从而制造「革命的灾难」，导演人类的悲剧。

从十九世纪以来，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人类自命为万物之灵，为历史中心；又以迷信科学万能，以为可以「巧夺天工」，「人定胜天」，竟否认了上帝的「统治」「护理」，把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抛弃在宇宙之外，以是历史重心，遂从「神本位」转到「人本位」；误以相对为绝对，暂时为永恒，片断为整全，有限为无限，以为人类的创造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成就，就是全部历史意义的完成，可以离开了上帝，完成人生之使命；而以人的作为，乃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世俗的史家，自炫客观，以科学注重事实，贵有证据，以是孳孳于史实的探求，古物的发掘，文献的考证，以为已尽其治史的能事。例如汤恩倍民的巨著《历史研究》，便是以二十六种文明为比较实验的根据，从形式上看，他的著作，可谓包罗万象，总摄古今。他这种治学精神，从人的眼光来看，允称忠实客观，博大精深；但从神的眼光来说，都是舍本逐末，并未能达成其解释历史的任务。请申言之： 

其一、历史的因素，非仅在「人」在「物」，而乃是受神的统治与护理。神的永能与神性，及其在历史上奇妙的作为，是不能仅凭统计图表分析解释的。

其二、史家的态度，无论其如何客观，对于史实文献，往往有意无意，或多或少，不免由其个人情感的好恶，而生取舍的偏见，从而发生歪曲史实的弊病。

其三、所谓史实文献，都是人类的业迹；但是血气之伦，本无良善（罗七18）；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从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加六7一8）。由于始祖犯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罗五12）；基于原罪的事实，以及人类本性的邪恶与缺陷，若仅凭史实，人类的业迹，来研究历史，自不能明其全，而穷其本，了悟人生的意义，历史的目的。

其四、虽有些比较深入的史家，亦认为仅凭「史实」的探求，不能得到究竟的解答，因此进而从事「史因」的追究，以某种特殊的因素，视为解释历史的秘钥。但是这种治史的方法，和前者亦只五十步与百步，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一则，其所谓「史因」仍不能脱离「史实」的关系。二则，各种「史因」，无论「唯心，唯物」，都是枝节；不是根本。三则，由于史家的主观偏见，把历史的意义，看得过于单纯，执持一端，抹煞一切，失诸亳厘，谬以千里；由于治史的偏差，产生各种乖谬的学说，驱使人类走向危险的歧途，则其危险，较诸前者，实更为严重。请申论之。

历史的意义如何，属世的学者，各有解释；大率可分「心」「物」两派，分叙如后。

甲 唯心论

唯心派以理念和人格视为形成历史的决定因素；谓人生的意义，不仅在求物质方面的满足，而尤在求道德、人格、心意、理智的发展。恻隐为怀，人溺己溺；废寝忘食，乐道安贫；急公好义，赴汤蹈火；为道殉难，视死如归……凡此种种，都足证明人生目的，并非在求物欲的满足。

唯心论较诸唯物论，虽似稍胜一筹，然其缺陷，乃正在过于抬高人的能力和地位，而忽视人的缺陷与弱点；误以相对为绝对，以为徒凭人类的努力，即可建设地上的天国，臻于至善的境界，完成历史的使命；从而把「自我神化」。汤恩倍氏尝论「自我神化」、「制度神化」，实乃近代文明破落解体之厉阶。英国史家阿克登爵士（Lord Acton），甚至非常感慨地说：「一切历史上所谓伟大人物，究其内幕，实在都是败类，如果揭发其隐情，宣布其档案，则一切对他歌功颂德的记载，都属虚谎。所以，归结的说，历史乃是人类种种罪恶造成的，那便是贪婪、骄傲、自大、自义、猜忌，「怕你的邻舍！」「一切权力，都趋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的腐化，」可见「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一七9）。

唯心论的代表史家，可以黑格尔（G. W. F. Hegel）为代表。氏以「万法唯心」，宇宙乃思维的反映。思维的发展，其终极的归趋，必达到「绝对理念」——或称「绝对精神」（Absolute ldea-Absolute Spirit）。世界的演进，最后必达到绝对理想的境界。故氏以「绝对理念」（或称「绝对精神」）视为形成历史终极的因素。他认为历史乃是「理念」在「时间」（ Time）的发展，正如自然在「空间」（ Space）的发展。这发展的过程，是辩证的，一正一反，互相衡制；人类历史的进步，即为此「正」「反」二者中和合一的结果。历史的意义，亦即实现「绝对理念」，一正一反，辩证发展之过程。此种「绝对理念」，往往可藉伟大人物的心志，来具体表现；以是伟大人物，如圣君贤相，豪杰英雄，往往是造成历史，开创时代的要角。而此「绝对理念」，在历史上之具体表现，即为理想的普鲁士王国。

黑氏的学说，实颇矛盾。他一方面说，一切运动的根源，只能存在于矛盾之中；同时又说，矛盾之解决，则为两者的中和与合一，氏既谓历史的进化，乃基于「正」「反」二者之冲突，与辩证的发展，何以忽以理想的普鲁士王国为止境。其弊所及，一方面，其唯心的辩证论，被马克思颠倒，成为唯物辩证法，造成今日泛滥世界的共产运动；另一方面，其理想的普鲁士国家观，成为「国家至上」说，复为法西斯蒂或纳粹主义极权独裁的厉阶。

乙 唯物论

此派大家知道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他相信「万法唯物」，并武断地、不科学地肯定了一切社会的发展，是循着一个模式，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经无产阶级革命，而进入理想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时期。他的学说，乃是一种经济的宿命论，其实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严格言之，乃是抄袭而歪曲各家旧说的结果。例如：

1．他的经济宿命论——乃是从斯多噶学派（Stoics）的极端宿命论而来，以为万事俱受且永为一绝对而普遍的理性律所支配。

2．他的辩证法——乃是剽窃黑格尔的唯心辩证论出来，他自己也承认乃是采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而丢弃它神秘的外衣，把它颠倒了过来。

3．他的唯物论——乃有拾费两巴赫（Feurbach）的牙慧——「人活着乃是单靠食物」，（Man is what he eats.）「人不是理智的动物，乃是肉欲的动物。」（Man is the creature of his appetite，not his intellect.）即我国儒家，在两千几百年前，也早已有「食色性也」的说法。

4．他的剩馀价值论——追根求源，也是从亚当斯密的劳力价值论脱胎换骨而来，乃是旧瓶装入新酒。

5．即是他的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是从乌托邦社会主义而来，那更是几千年前的古物，（例如孔子的礼运大同）更非新奇的发明。而他的废除私产论，也是袭恽司丹莱（Gerard Winstanley）的旧说。恽氏认为世人犯罪，乃是由于人的「爱私之心」，取代了「博爱观念」，而其厉阶则在私有财产，故氏以为正本清源的除罪救世之法，端在回到原始共产社会。兹再将马说谬误之处，简述如后：

1．违反圣经的真理。人类生存，固不能不赖食物，但人类不是争逐食物的衣冠禽兽。魔鬼对首先的亚当，人类始祖的试探，便是要怂恿他违反上帝的禁令，摘取悦人耳目的果子，充当食物，这才使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罗五12）。魔鬼对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的试探，也是要他「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立刻被主斥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四4）可惜滔滔天下，不能胜过魔鬼的试探，不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舍本逐末，心为形役；碌碌终日，争取「食物」；深陷苦海，无以自拔。 

2．他把历史的意义，看得过于简单。经济虽是重要因素之一，但并非独一的因素。例如，中俄两国，在革命以前，虽同为农业社会，但两个文化历史的背景，以及政治社会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又如英美德各国，虽同为工业化国家，但其所谓「上层的」政治制度，亦复各异其趣。

3．一个民族国家文化创造力的表现，最初是见诸宗教和其他非物质方面的成就；其次见诸科学技术的进步，最后才有经济事业的发展；这可证马氏的学说，乃是因果倒置，不合历史事实。

4．他强以自然科学的法则，来解释社会历史的事象；而历史发展的动向，不仅没有符合他武断的公式，而且客观的事实，正对他作极大的讽刺，他的预言，完全不合现在社会经济的实况。由于社会立法的进步，劳工地位的改善，财富分配的渐臻合理均平，并没有如他预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到了所谓「无阶级的社会」（Classless Society）以后，却仍充满尖锐的矛盾，残酷的斗争。例如俄国革命元老普利汉语夫（Georgy Plekhanov），号称马克思主义之父，革命之后，却被列宁轻禁终身！托洛次基，虽已逃亡海外，却仍不获善终，卒遭史太林暗杀。而史氏当权以后，苏俄党国显要，其被史氏清革算屠杀者，尤难胜数。及史氏暴卒以后，他的亲信，却又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在官方《真理报》上，对其百般夷落，斥为国贼暴君，千古罪人。最后连他的坟墓，也被克鲁晓夫掘开。各国共党，有鉴于此，遂纷纷诘难离贰。例如意大利共党参议员（Umberto Terpeacini）氏便说，照此情形，则我们以往信奉的真理，并非必为今日可信的真理。是则马氏之说，已遭其信徒所否认，正无待吾人之驳斥。

5．马氏所谓「正」、「反」乃是一种纯主观的、不科学的偏见；所以他的历史划分法，根本乃属武断。他到了所谓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权建立以后，便不得不宣告唯物辩证法的寿终正寝；否则便要按照其法则的支配，「辩证发展」，由「正」而「反」，从而「否定」其自己的政权和其建立的制度。但有一于此，结果都是自趋毁灭。

6．黑格尔的辩证法，原来是对己的、内省的、中和的；而马克思把它颠倒了以后，却把它变为对人的、排他的、斗争的，从而把黑氏「从矛盾到统一」的历程，变为只有斗争、毁灭、突变、绝对恶性循环的法式！

7．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他绝对的唯心论，变为绝对的唯物论以后，其变本加厉的恶果，不仅把宇宙的本体，从精神理念，变为「运动的物质的诸形态」，并且更把人类的理智、情操、意志、灵性，完全转化为「物欲」和「肉感」；把人类的精神和灵性，完全从生命中抽去。他们甚至说，思想之于脑，犹之小便之于肾。把按照上帝形像造的万物之灵的人，变成毫无灵感的工具机器。

8．黑格尔的辩证法，原为证明其「绝对精神」，即为「神性」，原想用以解释历史，使人类向着崇高的理性的境界发展，其论虽有「自我神化」之嫌，吾人固未能苟同；但被马克思颠倒变质丢弃神秘外衣以后，不但丧失了「神性」，且复恶化了人性，从而使人类自相斗争，而人类历史遂转向毁灭的末路。

丙 结论

以上两种历史观，乃是皮相的、枝节的，不是从上面来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的，是外铄的，是从「下面」来的；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唯心的，是内省的，是从「里面」来的。「唯心」「唯物」，观点虽异，其误则一；便是都以人为本位，不以神为中心；仅以人为历史的主角，不认神乃历史的中心。这乃是人类悖逆真神，偏行己路，必然的结果。世界人类，虽科学文化，日新月异，而人类生活，反而变本加厉，治丝益紊，其根本症结，当亦在此！稽诸史乘，古今中外，先圣先贤，乃至圣君贤相，英雄豪杰，都想竭其仁智，寻求福国利民，长治久安，人类共存，世界大同之道：而事实上，却都把历史的主宰，和平的君王，人类的救主，抛弃在世界以外。「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一10－11）！属世的史家，既否认抛弃了「历史的主」，舍本逐末，偏行己路，暗中摸索，妄白揣测；自不能窥其真光，对人群历史，作正确的解释。

人类历史的行程，自古迄今，学者认为有一个不变的现象，和一个循环不已的挑战，便是善恶斗争。所以历史的结局究竟如何，是善是恶，为祸为福，久已成为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关于这点，大率可分为悲观和乐观两派；但基督教历史哲学，却超乎这两种世俗的见解，而另有一种不同的看法。

甲  悲观论（或历史轮回论）

悲观论在我们东方，有极大的影响，例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久必治，治久必乱；以为人类历史，只是轮回，没有出路。又如，佛教，便认为五蕴皆空，法我俱无；三界流转，六道轮加，有情众生，无明不灭；生死烦恼，俱不离苦。但此又牵涉宗教哲学和人生哲学问题，本书己另有论列，本章勿加深论。至于西哲的学说，限于篇幅，亦难尽述，兹仅略举一二，以概其馀。 

一、柏拉图（Plato）

历史循环论，渊源甚古，远在巴比伦时代，即已盛行，此说认为万事盛极必衰，治久必乱，合久必分；人类历史，实逃不出这一个循环的公例。柏拉图因袭此说，谓历史的行程，乃是一套继续不断的循环的圈子，在命运之神操纵之下，初为黄金时代，终则趋于没落；周而复始，终古如斯。

二、亚理斯多德（Aristotle）

氏亦承柏氏的馀绪，认为世界万物必然的结局，是循环的。惟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这种历史观，并未为后世史家所重视，以是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空前的毁坏，震惊了世人，这一种悲观的历史循环轮回论，遂因史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问世，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故特论之。

三、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一位德国学者史宾格勒对于近代文明产生极大的失望；从而对柏拉图的历史循环论，大感兴趣，因著《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氏本无藉藉之大名，徒因其说正好投合战后世人苦闷悲观的心理，遂一鸣惊人；其书不胫而走，风行一时，竟成为译成各国文字的世界名著。

史氏用生物学的法则，来支持并发挥其历史的循环论。氏谓各种文化，都是生物的机体，好像有儿童时期、少年时期、壮年时期、老年时期。又如四季，有春、夏、秋、冬。所以一切文化，有其发展时期，亦必有其衰落时期；并无进步，只是循环。文化之受命运的支配，犹如自然界受因果律的支配一样。人类既被羁于这个循环轮回的历史之轮，便无从掌握其命运，因此历史只是一种无目的的往复轮回，毫无意义，只有战争是创造的动力。

史氏之论，在大战以后，轰动一时，我国学人，亦不免附和其说。殊不知这种历史观，乃是基于一时一隅现象所得之偏见与错觉，请析言之。

1．一则，他的历史观，仅以文化为基点，而抹煞民族国家及其他的因素，自属偏狭不全。

2．文化并非一个机体，乃为构成社会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的业迹，故其动力，非在被创造的文化之本身。社会虽系集个人而成，但社会非同个人，更非一生物有机体。从这个前提来看，则一切生物学的自然法则，根本无从适用到文化，则其一切比喻推论，自无从成立。

3．由于人类之罪恶，吾人固不否认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一章）惟史氏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知人藉上帝的恩典，可以超脱这个循环轮回的命运。神虽为宇宙的主宰，但人却有自由的意志，而非被命运支配的机器。故史氏之说，乃陷于宿命论的窠臼。

4．史氏仅见人类文化没落的表象，却根本昧于原罪的真理，皮相之见，不能识透人类问题的症结；以是「饮鸩止渴」，他竟认为唯有战争是创造之动力。殊不知人类历史的推进，非尚「力征」，更非战争与仇恨。如仅重「力」而不尚「爱」，必致牺牲道德与真理。

5．上帝既为历史的主宰，在这一个前提之下，一切悲观的学说，实无存立之馀地。他掌管世上万事，任何遭遇，都在上帝的护理统治之下，无论为祸为福，为利为害，为胜为败，为兴为衰，为黑暗为光明，最后却必成就其最高的旨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墩堪克（Dunkirk）的撤退，责无碍于诺曼地（Normandy）的登陆，以及最后的胜利。他使万事互相效力（罗八28）；他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传三11  ；参看罗一一33一36）；外邦的争闹，君王的敌挡，只是令那坐在天上的发笑，终必为他的铁杖所打破（诗二）；而人的忿怒，反要成全神的荣美（诗七六10）。关于史说之妄，著者于拙著《西方心灵之衰落》（The Spiritual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另有详论。西方读者有出死入生之神迹。

乙  乐观论（或历史螺旋论）

倡是说者，重视人类社会的改良与革新，以及科工政教的成就。他们迷信人的力量，以为只要人类向上努力，不难改变历史，推进历史，实现黄金时代，建立地上天国。持此说者，实繁有徒，限于篇幅，仅举其要：

一、黑格尔

氏谓一切进步，乃是「正」「反」两力辩证发展，中和合一的结果。由于「绝对理念精神」的自由发展，以及杰出人才之贤明领导，不难实现理想的国家，臻于至善的境界。其说已见上文，兹不复赘。

二、马克思

他要藉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理想的无阶级社会；深信此乃社会演进之科学的定律，不仅理有必然，而且势所必至。此亦已加批判，不复申论。

三、汤恩倍

汤氏相信历史是向上发展的，这个世界，要成为天国的一部。氏以文明的兴起，在于应付挑战的成功，文明的发展，在于「创造少数」（Creative Minority）的领导群众，使起初的物质方面的挑战，成为永久的道德精神的挑战；而文明的破落解体，则始于「创造少数」的自矜自负，致使「自我神化」、「制度神化」，并令群众失望离心。但氏又认为文明的兴衰，乃是形成「普世宗教」必经的过程。故人类之盼望，从宗教精神说，乃在基督教和回、印、佛各教的融合贯通；从社会制度说，乃在自由企业和社会主义的互相妥协；从政治关系说，乃在国际社会的团结统一。汤氏以为这样便能使罪恶的世界，成为天国的一部，实属一种天真的幻想。请申论之。

汤氏治学精勤，著作等身。其治史的方法，自命客观，不如一般史家仅知「平面的分析」，而复能作「立体的比较」；其所取材，包括二十六种文明，真是总摄古今，光芒万丈。就其否定一切主观的单一因素的历史论，如黑格尔的唯心论，马克思的唯物论，史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循环悲观论，以及一切伟人史观、心理史观、地缘史观等说，他对于史学的贡献，自未可完全抹煞。

但汤氏的史观，究仍不免有重大的缺陷。氏论文明之发生，由于「挑战」「反应」，不仅不能自圆其说，抑且不免自相矛盾。盖氏一则曰：挑战的分量，不能过重，也不能过轻，否则便不能激起成功的反应。但所谓过重过轻，殊难定确切的标准。且汤氏在驳斥自然环境说的时候，又说，同一自然环境未必能发生同样反应。氏并广征史实，谓欧亚草原，曾产生游牧型社会，但在阿根廷及澳洲那最利于产生游牧型社会的草原，并未发生游牧社会。又说可乐拉多河（Colorado）具有和美索波达米亚相似的自然环境，却并无相同的结果。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但气候地质地形相似的欧洲多脑河，并非欧洲文明的摇篮。循氏此说，可见挑战与反应，环境与历史，未必有一定不易的必然关系。足证汤氏之说，实乃自相矛盾。

尤荒谬者，乃是他把神和人放在同等的地位。他甚至说上帝也须受「挑战反应」原则的支配，所以必经魔鬼的试探，方能完成其救世的计划。这乃是因为汤氏于神的观念，根本错误。他把神与超人，混为一谈；氏虽高举基督，以耶稣为人类的救主，但是他的「基督观」，乃是所谓「超人的化身」，否认主耶稣的神性。所以他根本不明白天道和人道的分际，以是他把「天国的奥秘」和「世间的小学」等量齐观，从而妄想把「上帝城」与「世俗城」揉杂一起，熔为一炉。这又可证「人智」之穷，不足探索历史问题的究竟。因此，汤氏虽比一般世俗的史家，稍胜一筹，否定了以往一切单一因素的主观的历史论，要指示人类向超人的天国境界迈进；惜其根本昧于天国的道理，终究限于人文主义的俗见，不能脱离世俗学者的窠臼。这是我们对此一代学人，不胜其遗憾的。

乐观论的史家，当然不止以上三氏，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论列。今人惑于达尔文、史宾塞之谬说，尤因科工技术之进步，迷信「人定胜天」，以为只要依靠人类的努力，即可实现理想的社会。此种理论，习非成是，人云亦云，几成教条；天真学者，幼稚青年，尤其盲从迷信，奉为金科玉律。所以魔鬼便利用人类不加深思反省的弱点，筑成了「坚固的营垒，拦阻世人认识上帝」（林后四4）。芸芸众生，蚩蚩者氓，都被「世界之神」所迷惑，便为「人间的遗传」、「虚空的妄言」，乐观的历史哲学所掳去（西二8）。其上焉者，则殚精竭力，妄想建造「巴别塔」，实现人间的天国；其下焉者，则「照常吃喝嫁娶」，浑浑噩噩，醉生梦死。根本无视世界的危机，不知「洪水来了」，要「把他们全都冲去」（太二四32一39）。因此，我们于此）对于这种庸俗而流行的历史乐观论，不能不加驳斥。

其一、乐观的基准，乃在人类之进步；但何谓「进步」，其实并无绝对的标准。盖所谓进步，可因人的主观而有不同的结论。概括的说，一般人固认为今人比古人进步；但同时慨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者，正亦实繁有徒。此并非不研究近代文化的顽固保守者的见解。现代社会学权威，苏鲁根氏（Dr. P. A. Sorokin），即著书立说，警告世人，谓人类的宗教灵性生活，乃是日趋堕落的，以是近代文化，流为一种体贴肉体的感官文化，降及今日，已呈解体毁灭之危机！更从实际的生活情况而言，今人物质生活虽较进步，但在精神生活，则更为痛苦。是则人类历史，究竟为进步，抑是退步，实大有问题。可见乐观的历史论，实根本无其凭藉之基准。此其一。

其二、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近代科工技术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绝对不能作为人类前途乐观的保障。盖这些仅为工具，其对人类为祸为福，为善为恶，仍在人类之自决自择。例如医药进步，固属有益人类，但亦可变成化学战争的，屠杀人类的凶器。原子能固亦可造福人类，但亦正可毁灭世界。此即崇拜科学的箫伯纳氏（Bernard  Shaw），亦公开承认，谓科学已根本破产，科学本想建立地上的天国，却不幸导演自杀的悲剧。箫氏本迷信科学，反对宗教，但他现在面对无神论的悲剧，不能不放弃他对科学的信仰！

其三、进步论者，还有一个根本的错误，便是昧于圣经的真理。他们不知道人类由于原罪与堕落，人类根本无法为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三23、12）乐观派的历史观，完全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否认了上帝的主宰，不知「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一七28）他们以为人类进步，乃是一种自然的程序，强以自然的定律，来适用到人类历史的法则，误信徒靠人的自力自义，可以实现人生和历史的理想，建立地上的天国。他们认为历史荣耀的结局，乃在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成就；根本无视上帝的统治和引导，实乃盗窃上帝的荣耀。

丙  结论

基上所论，乐观论和悲观论的历史观，乃各有偏，俱非尽当；所谓「乐观」与「悲观」，实在都是世俗的浅见；因此，基督教的历史观，乃是超乎二者之上。质言之，一方面，我们承认人类的堕落失败，没有希望；但对于那轮回宿命的悲观论，却不苟同。他方面，我们相信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和中心，他的旨意与计划，终必成就，而有无限荣曜的盼望；惟对于那迷信「人定胜天」，可由人类努力，建立地上天国的螺旋式的天真幼稚的乐观论，又复大异其趣，

复次，基督教的历史观，虽不同单纯的乐观论与悲观论；但亦并非即为介乎二者之间的，或把历史分为不同之两极的二元论（详见下文）。因为神乃历史之主，他对这个世界，乃有整个计划，而且到救主再来的时候，这暂时分开的「上帝城」和「世俗城」的两个境界，是要因神的最后胜利而消弭的。我们对于人类历史，虽未敢存天真乐观的想法，但亦绝不厌世悲观。我们有「信」「望」「爱」三宝（林前一三13）；从「信」生「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并爱人如己，奉献身心，荣神益世，又复生「望」，对于历史的结局，存着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盼望（林后四17；启二一）。上帝虽然超越人世，但他却用其无比的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作我们的救主；籍着耶稣基督，上帝住在我们中间（约一14；并参提前三16），到了末期，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支与父上帝；那时基督必要作王，一切仇敌都要放在他的脚下（林前一五34一35）

总之，基督教的历史观，既非单纯的悲观论和乐观论，亦非割裂历史的二元论；而后上帝乃为历史的主宰，整个人类的历史，乃是以主耶稣基督的降世与再临为中心，人群历史最后的归趋与结局，乃是上帝在永世中的计划，籍着圣子救赎的恩功，以及圣灵感化的大能，要完全成就；神的众子，要照他的应许进入有永义永乐的新天新地的荣耀里（来二10  ；彼后三13），关于此义，容于下文再加详论。

甲  二元论的概要

以上仅就一般世俗学者的史观，加以述评；惟除此以外，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学说，我们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历史的二元论。这些学者，持论不一，有些不同凡俗，未易一概而论。大体言之，他们把历史分成「今世」「永世」两种境界；对于「今世」根本悲观，认为人类罪孽深重，无可救药；其激烈者，甚且以为神已丢弃人类，不问世事，这个世界，已无希望，只能静待完全「永世」的来临。兹就各家之说，分叙概要如后：

一、冠克迦德（Soren Kierkegaard）

冠氏为「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的丹麦「神学家」，体弱多病，多愁善感，以是思想悲观，认为这个世界，已是根本无望。氏复大反黑格尔的学说，斥为僭妄。因为人类已堕落犯罪，只有日趋沉沦，根本不会实现所谓「绝对理念」。黑氏要想从「绝对理念」来实现「理想世界」，无啻自比上帝，实乃僭妄亵渎！他以为上帝已不问世事，所以无论神或人，对于历史，根本不能再起什么指导作用，若想改造社会，只是益增僭妄自义之罪。故人类只有凭信心之翼，豁然顿悟：突破庸俗境界，始能超脱这苦难的现世，想望永世的福乐。

二、柏第雅夫（Nicolas Berdyaev）

氏为俄国东正教「神学家」，著作等身；他把历史分为「属地的」（Terrestrial）和「属天的」（Celestial）两种境界。前者是苦痛的、悲观的；后者是乐观的、得胜的。人类因赋有自由意志，有选择善恶之自由；又以人类堕落，悖逆真神，失去上帝原有的形像；所以在今世善恶相争，结果终成悲剧。即道成肉身，耶稣降生，亦为上帝参加人类的悲剧。故氏认为人类在这个世界，己属根本无望；历史最后的结局，乃是得胜的「属天历史」吞灭了苦难的「属世历史」，人类真正进步的意义，以及企求达到的目标，乃在超越的「永世」。

三、巴尔德（Karl Barth）

氏为新正统派要角，亦为主张「危机说」（Doctrine of Crisis）的「神学家」，著述宏富，辈声国际。氏把历史，分作「现世」（Time）和「永世」（Eternity）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前者是属地的，暂时的，无目的的；后者是属天的、永远的、无量的、明智的。范畴各殊，境界不同，只有藉着启示，二者始有相契的可能。故人类只有用超越的态度，始能穷历史终极的意义。在「现世」中，人类只有危机，没有出路；上帝乃超乎世外，不问世事。人类要想从「历史进化」、「社会改良」，实现「天国」，不仅是痴人说梦，而且还犯了自负自义，轻慢上帝之罪。因为人类根本没有良善，所谓良善，乃是上帝的恩赐。真正圣徒，应当自认绝对无能，根本无望，只能静待「末日」，希望「永世」来临。

四、惕立赫（Paul Tillich）

氏为望重一时的所谓「实存主义」的「神学家」，谓人类历史，充满了紧张、斗争、不安与悲剧，根本没有得救的希望，人类仅凭逻辑的想法，不能穷历史的奥秘，但人之大患，却都因习故常，仅仅重视传统的政治，社会乃至宗教的制度，想求一劳永逸之道，结果落入魔掌，无以自拔。因此，他不但批评奥古斯丁的「上帝城」，已经不合时宜；且更僭妄的主张，圣经的道理，亦须彻底更张。他又认为现代文化，根本没有意义，人生亦无希望；真正的救法，不在「今世」（Time），乃在「永世」，故人当顺服那神秘的「超绝者」（Unconditioned），进入超越历史的境界。

五、裴柏尔（Otto Piper）

氏亦分历史为「世俗的」（Secular History）和「神圣的」（Holy History）两个境界。前者乃为魔鬼的作为，故人类要想用什么「社会改良」和其他人为的方法来推进历史，从而企图使天国在地上实现，乃是徒劳无功之妄想。真正圣徒，当信赖神对人的作为，不可自负，越俎代谋。历史的主宰，乃是上帝；基督降世，乃为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最高的启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把从来没有人看见的上帝，表明出来。从此神的临在，格外显明，等到耶稣再来，便要结束这邪恶的世代，建立完全的天国。

六、黑尔德（Gerald Heard）

黑氏自信已得解决人类问题的秘钥。氏分人类历史为「意识的」（Conscious）和「下意识的」（Subconscious）两类；而认为指导人类历史的力量，不是「意识」，乃是「下意识」。氏谓人之大患，乃在「意必之私」，妄想逞其私智，改造社会；实则，史实证明，此种努力，只是引导人类，误入歧途。尤以达尔文之流「适者生存」……诸说，责为人类自相斗争，互相残杀之厉阶。故氏以为救治之道，乃在绝圣弃智，由「阿拉耶识」控制人类作为，信奉印度瑜咖哲学，庶能令人把握真理，认识「真如」。但氏又说，印度于此，并未成功，以致变成极端的个人主义。故人类仍当努力，以期造成真正文明，创造「新的历史」。

七、杜德氏（Charles Harold Dodd）

氏亦分历史为「世俗的」（Secular）和「神圣的」（Sacred）两类。前者仅如流水过逝，花开花谢，世事推移，毫无目的，亦毫无意义。后者乃是救赎的历史，亦为在永世中上帝旨意的显示，如亚伯拉罕之蒙召，耶稣基督之降世，教会之建立，均其著例。神圣的历史，乃以主耶稣为中心，而尤以其受死复活为焦点；故教会使命，只在宣扬福音，宣告上帝对人类历史最后的措施，乃为结束无目的无意义的「世俗的历史」，而代之以「神圣的历史」，此即天国在永世中之显现。

八、倪博尔（Reinhold Niebuhr）

除此以外，尚须一提倪博尔氏的历史观。从表面上看，倪氏似乎不是完全的历史二元论者。他认为历史乃有前后一贯的统一性，以是多元的历史观，不仅在理论上为不可通，而且在事实上为不可能。他复引奥古斯丁之说，认为「上帝城」与「世俗城」乃是并驾齐驱的，并非截然分割的。氏又一反世俗学者乃至新神学家那种天真的自然主义的理性主义的乐观进步的历史哲学，认为人类的罪恶，乃在骄傲自义，妄冀凭其自己的能力，以完成人生与历史的使命；只有谦卑悔改，靠神大恩，始能憬悟其智能之有限与不全，而有认识人类命运及历史意义之智慧。其说超乎庸俗，不同凡响。所可惜者，倪氏的死症，乃在不承认圣经的权威，认为圣经中的知识，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准则，以是对于圣经中的「末世论」和「耶稣再来」等重要真理，认为仅系一种「象征的」说法，不可照字面解释，信以为真；否则便将上帝超越历史的意义，变成了一种历史中的事实。这种说法，无啻犯了历史二元论同样的毛病；盖氏不知上帝虽超越历史，但仍为历史的主宰与中心也。倪氏尝说，「唯信心庶足弥补人的愚昧」，但他却忘了自己的话，自毁信心，不信圣经的权威，怀疑上帝的启示，以是终不能「弥补他的愚昧」，无由了悟人类历史的奥秘。

乙  二元论的批判

历史二元论者，甚多饱学之士，有些且系「神学家」；而其对于人类历史，确也有卓绝的见解，承认人类犯罪堕落，力难自救，此和庸俗史家，确是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惜这些学者，除裴柏尔（O. Piper）氏外，未必都有纯正的信仰，如新正统派和实存主义者，且不信圣经为上帝的话，以是所论失去了真理的基准，虽多超越之见，却属似是而非；世人不察，被其所惑，为害匪浅，应加明辨。

1．他们的历史观，强把人类历史分为「属地」与「属天」；「属世」与「神圣」；「今世」与「永世」……两种截然不同的范畴与境界，破坏了人类历史从今世到永世一以贯之的绵延性和统一性，无疑破坏了上帝救世的整个计划。

2．他们虽不满庸俗的自然主义，常从「超历史」的观点，反对自然主义的见解，作超凡的高论。但是他们的所谓超自然论，仍有限度，须以合乎近代科学为条件。因此，对于圣经里面超自然的真理，到了不能用科学解释理解的时候，便表示怀疑，宣告不信，又露出其庸俗的自然主义的，和肤浅的理性主义的本相；而他们的理论，亦往往自相矛盾，无以自解。

3．他们的上帝观，事实上乃是犯了「理神论」（或作「超神论」Deism）的同病。上帝虽是「超越的」，但亦是「内蕴的」，无所不在的；上帝虽是公义的，但亦是慈爱的。圣洁与罪恶，光明与黑暗，虽不能相通；但是「道成了肉身」，他已暂时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约一14  ；腓二6－8）；而且藉着他的宝血，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已经得以亲近，与神和好（弗二21一22）。二元论者，仅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虽没有想把神摈除在世界之外，但他们学说的流弊，实际上却不免把神抛弃在历史以外了。

4．他们对于人的观念，虽比世俗学者和新神学家为高明，却不免有矫枉过正之论。人类虽是堕落，但他们只见一面，只是曝露世人的罪性；而不知人乃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而且藉着末后的亚当，主耶稣救赎的恩功，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重生，成为新人，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和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罗六3－11；林后五17；约一12；弗二6）；他还赐给我们真理之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约一六13，一七16一19）；使我们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太五13一16），并作上帝的同工（林前三9）。

5．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乃是和历史悲观派（详见上文）犯了同病。我们并不否认人类生活的病态与罪恶，但是如上所论，神对世人已有完全的救法。因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赛四二3）；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三16一17）。有些过激悲观的二元论者，认为人类历史根本没有意义，而且以为神对人类也已失去信心，完全失望，因此对世事已置之不问，不复加以引领，这尤为偏激的武断。世界虽有罪恶，基督徒处世的态度，固应向世界钉死，不可贪爱世界；但神并没有叫我们逃避世界（约一七15），而神也绝对没有丢弃世界，撒手不顾我们。恰正相反，圣经告诉我们：「他在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一10一14）「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五45）；他必「不撇下（我们）为孤儿」（约一四18）；他是「我的牧者」（诗二三），作「我们引路的」（诗四八14）；「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壹三8）；世界虽有苦难，但他叫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约一六33；并参约壹四4，五4）。总之，我们的上帝，乃永远在他的宝座之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万物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一一36）；他是「阿拉法」，「俄梅戛」；「（他）是始，（他）是终」（启二一6）；他是救我们的元帅，还要领他的儿女进入他永远的荣耀里去（来二10）。他是历史的主宰，历史的中心。所以历史二元论者，把世界历史，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境界，实乃不合圣经的真理。

甲  圣经启示的历史观

基督教和一切世俗的宗教，判然不同，乃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西一26；林前二7），万古长存不变的真道（诗一○二26；来一11-12）。奥古斯丁说：「基督教并非从耶稣降生以后才创立」，这乃是上帝多方多次籍着众先知晓谕列祖的真道（来一1），从垠古之始，到耶稣降世，整个宇宙的历史，便是基督教准备的过程。一切世俗的宗教，苟非虚妄的思念幻想（参罗一21-25），从其好的方面说，至多仅为「训蒙的师傅」（加三24），和「世间的小学」（西二8）。摩西和希伯来先知乃远在希腊哲学家一千五百馀年之前。古希腊哲人赫拉克立德（Heraclitus）、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暨斯多噶派（Stoics）各种学说，都不能代表真理，至多只是从神的普通启示中所窥见的一些暗淡的微光。故苏格拉底不敢自命为智者，而仅称为爱智者。

上帝既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启示与真理的源头；基督教的历史观，其最大的前提，便是承认上帝是人类历史的中心。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阿拉法，是俄梅戛；他是始，他是终；

古往今来一切的史象，治乱兴衰，都有上帝在统治和引导。一般史家，以为「历史哲学」一个名词，乃为伏尔泰氏（Voltaire）所创，其实真正的历史哲学，乃为圣经的启示。旧约的先知，乃是最早的历史哲学家。他们非仅叙述历史的事迹，而复能见到史实后面上帝的作为，故能了悟历史的意义。当时强大的帝国，埃及、亚述、巴比伦，虽似以色列人的敌国外患，其实乃是上帝的工具；「人的忿怒，要成全（神）的荣美」（诗七六10），上帝反而利用他们实现他的旨意。旧约的先知书，绝非明日黄花，乃正足启发现代史家的深思！照旧约记载，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我们人类（创一至二章）；不幸始祖落入魔鬼试探，因此罪恶进入世界，人类便受咒诅，这便有光明与黑暗、道与魔、善与恶的斗争（创三章）。上帝造的人，并非木偶机器，所以有「自由意志」。人类犯罪，乃是因为他们有自由意志，这是上帝暂时的容忍；但他仍始终统治世界，掌管人类历史，即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上帝仍未离开宝座，没有放手不管。他要赏善罚恶，施行公义的审判；「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行恶的，终难逃罪，以往的记载，都足为后世的鉴戒（彼后二6）。

照古教会的历史观（可以保罗书信为代表），人类历史的盼望，完全是在主耶稣基督。主耶稣的降生、代死、复活、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执掌弥赛亚的权能，乃是世界历史上最有意义的重大事件。但他在降世以前，即与上帝同在，他就是上帝（约一1）。他复活升天，还要再来，施行审判；到那时，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他是主，使荣耀归与父上帝（腓二9－11）。保罗认为历史的盼望，非在人类；一切智慧，都是愚拙（林前一19），终必归于无有（林前一三10）；而一切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受败坏的辖制，一同叹息劳苦（罗八20一22），等候释放，救主再来。在救主再来，宇宙奥秘之幕揭开之先，人类在此过渡时期，魔鬼必施其狡计，逞凶作恶。但上帝所以如此容忍，主耶稣基督所以尚未再临，并非故意耽延，乃是有两个重大原因：一是他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二是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彼后三8一9），要使「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二四14）

乙  奥古斯丁的历史观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的历史哲学，可以其所著的《上帝城》（City of God）一书为代表。他把世界人类分成两类，一是「上帝城」的国民，一是「世俗城」（Earthly City）的国民。这两城虽暂时有若干相似的情况，但其动机、其目的、其本质、其结局，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属天界，爱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只求上帝的荣耀；后者属凡界，爱世界，爱自我，只求人的荣耀，沉溺于罪恶之中。「上帝城」必然兴旺；「世俗城」必然衰微。教会乃是善天使和义人的组织，必日趋发展；世界帝国，如罗马帝国，乃「世俗城」的象征，虽兴盛一时，必崩溃没落，因此可知现在一切梦想征服世界的野心家，亦必不能逃避「罗马衰落」之未运。

但奥氏并不否认国家存在之必要，政府乃是维持治安必有的组织。照圣经指示，圣徒亦有服从一切制度和在上君王的义务（罗一三1一7；彼前二13一15）；惟真正善良的政府，其所措施，必合乎上帝的旨意，且必有助于圣道之推进。

其次，上帝既为历史的主宰与中心，无论善恶，都是相反相成，互相效力（罗八28）。魔鬼的差役，虽一直想从中破坏上帝的计划，卒因上帝大能奇妙的作为，最后都要成就上帝最高的旨意。上帝虽予人类自由意志，暂时容忍，「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徒一四16），「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徒一七30）；但上帝对于人类社会统治的权能，并未受到丝毫的限制；上帝在人类整个历史的行程中，自始便是站在主动的地位。他虽是慈爱的，但同时又是公义的；人类的悖逆不信，必自食其恶果。现在天灾人祸，乃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乃对作恶者的刑罚；然而同时亦是神藉以试炼义人，使其获得更大的赏赐。

复次，奥氏认为主耶稣降世，乃是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不仅世人藉他得到救恩，且使人类重新得到推动的生力，向着标竽直跑。历史的过程，便是上帝旨意逐渐得胜的指标，最后的归趋和结局，便是「上帝城」的胜利。

基督教学者，对于奥氏的历史观，虽不能说绝无歧见；但福音派可说大体上都奉为圭臬。惜近代学者，并无巨著，发扬奥氏的历史哲学，缅怀先贤，能毋感愧！

丙  上帝与历史的关系

自从创世以来，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罗一20）我们如用信心的眼，就可以晓得，神如何藉着：（一）律法，（二）制度，（三）基督，和（四）教会，施展他奇妙的作为，兹分述之：

一、是藉着律法

语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网恢恢」，「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凡此都是人们从「普通启示」中所得到的教训，乃是上帝藉着律法，在掌管人类历史，赏善罚恶，施行公义审判的明证。经上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诗一九7一9）「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开广而又掳去」；「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赛一○5一7）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但二21一22）。「（他）要显明他的忿怒，彰显他的权能，……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的器皿上。」（罗九17一18、22一23）「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六7－8）「世人在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徒一七30一31）

二、是藉着制度

上帝设立制度的旨意，原「是要我们行善。」「（我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所以，「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彼前二13一16  ；罗一三1－5）惟于此有须明辨者：第一，就政府的目的说，上帝设置政府，乃是为施行公义，赏善罚恶，并使人类守法奉公，敬业乐群。并非叫人来统治人，更不是叫人擅作威福，来压迫民众。据旧约记载，当以色列人要拥戴基甸治理他们的时候，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惟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士八22一23）当初以色列人效法列邦，要求立王统治，神便大不喜悦，认为是以民厌弃上帝，不要上帝作王（参看撒上八4一9）。第二，就政府的权柄说，政权乃是出于上帝（罗一三1），政权并非等于神权。政府的法律，必须合乎圣经的道理，上帝的旨意。圣经指示我们，圣徒所以必须顺从政府，乃是「为主的缘故」；易言之，乃是为顺从上帝。倘使政府的法令，不合圣经的道理，则圣徒尽可不必服从，「不受乱命」，以示对国家更崇高的服从，那便是「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此于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四章十九节，已有明确的指示。第三，就政府的性质说，人类无论如何不能创造最理想的政府，因为只有上帝，才能使「权力」与「公义」，互相平衡，臻于一致；盖人为的制度，终有流弊，而且由于人类的罪恶，往往会使制度变质恶化，成为极权暴君，贪官污吏，为非作恶，残民以逞的工具。所以，我们不可令「制度神化」，成为崇拜的偶像。如果妄以某种制度为尽善尽美，乃是渎冒神的尊严。圣经于此，有两方面的启示，从某方面说，统治者的权力，固系受神命定（罗一三1）；但另一方面，圣经又警告我们，世上的君王和审判官，须受神的铁杖的管教和审判（诗二）。

三、是藉着基督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他）住在我们中间」，「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参看约一1一14  ；西一16一17  ；来一2一3）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救人，乃是上帝在永世里的计划。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耶稣降生，乃是一件极重无比的大事，乃是从上帝创世，到上帝永世计划完全实现的整个的过程中的基点。所以，耶稣降生，和耶稣再临，乃是基督教历史观的基本概念。历史的推演，不是什么人类的成就或进步，而乃有上帝的计划与旨意。基督降世的重大意义：第一，乃是上帝住在人间，进入人类历史的行程。第二，乃是因人类罪恶而形成的「世俗城」和「上帝城」暂时互相对峙的境界之开始消弭。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恩功，乃是他在今世和永世间战胜罪恶，吞灭死亡，征服撒但的大胜利。虽然撒但最后「无条件的投降」，须待末期才能看到，但是他已打了决定性的胜仗，却已是一个无疑的事实。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无条件投降，虽在诺曼地登陆一年之后，但诺曼地登陆的成功，即为德国无条件投降，我们最后胜利之前奏。主已昭示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一六33）

四、是藉着教会

上帝在历史行程中的作为，及其永能神性与智慧，又藉着教会的事功，表现出来（弗三10）。教会乃是基督不可见的身体，藉着基督住在其间，教会便已与永世的生命有分。在主第二次降临之前，教会应积极履行神所托付他的职分，他在历史上最重大的使命，便是向万民传扬福音（太二八18一20；徒一6一8；林后五18一20），基督信徒，要在主的恩典里刚强起来，如中古圣徒抵抗异教的日耳曼侵略的精神，做世界的光，做世界的盐。基督徒不可步「修道主义」的后尘，作遁世的打算。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对于社会，虽应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但亦不可蹈「社会福音」派的覆辙，使教会沦为一个世俗化的社会组织，使教会工作，变成一种社会事业。

历史最后结局的事态，始自主的再临（帖前四13一18；林后五10）。学者认为那时基督与教会，便要掌权「一千年」；到了第二次复活以后，作恶的便要被审判受永刑（约五28一29；启二○7－15）。那时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一10），基督便要把一切权柄还给神，万有便都永远归他掌管统治（罗一一36；林前一五27一28），上帝的荣耀，在这邪恶悖谬的世代，乃藉其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在黑暗之中（腓二15）；到了基督最后胜利的时候，更要登峰造极，显出其不用日月光照的极大荣光（启二一23一27）。所以上帝最后的胜利，及其永久的统治，乃是超乎现世的永世的目标，亦为人群历史必然的归趋。因此，人类历史，乃是万有所本，万有所依，万有所归的全智全能至尊永存的上帝，从今世到永世整个行程中一切作为的启示。

丁  人类对历史的认识

关于人类历史的根源、行程、目的和归趋，易言之，人类究竟从何处来，以往的过程如何，究竟是为什么，将来结局如何，凡此种种，上帝在圣经中，藉关他自己的启示，早已晓谕我们。这乃是从使徒保罗、奥古斯丁，以及改教运动首领，所共信共喻的正统的基督教历史观。可惜近世学者，迷信科学，惑于俗见，竟致离弃真道，自毁信守（提前四1；提后四3）；而蚩蚩者氓，亦遂被一切异教之风，飘来飘去，莫知适从（弗四14）。世人仅见人类外表的成功，无视罪恶侵犯世界严重的事实，以及人类内在的堕落，从而僭妄自义，自视如神，把自己神化，制度神化，把上帝摈除在世界历史以外。汤恩倍氏虽知「自我神化」、「制度神化」，为文明破落解体的原因；惜未作更深入的探求，不知「自我神化」、「制度神化」，乃是人类否认原罪，摈弃上帝的结果。

惟从另一面看，一般所谓属灵的历史学家，他们虽承认上帝在历史中的奇妙作为，但他们解释历史，并未本乎纯正的信仰，根据圣经的真理。例如上文所论的历史二元论者以及新正统派神学家，他们更不信圣经的权威，真神的启示，因此他们的史观，虽为属灵，却未合圣经的真理。另有些学者，只是拿一些特殊的历史事象，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妄作上帝的谋士，粗率地作似是而非的结论；甚或假借「上帝」之名，作投合其成见的武断。这亦是非常危险的态度。例如关于罗马的衰落，照萨尔凡纳士（salvianus）的解释，认为乃是对信徒罪恶的报应，殊不知根据奥古斯丁的研究，这乃是异教徒道德堕落的恶报！就近事而论，当希特勒得势以后，一般所谓「德国基督徒」，为投合一般德国民众报仇雪耻的心理起见，竟荒谬绝伦地说：「我们要感谢上帝，他是历史的主，他赐给我们希特勒，作我们的元首与救星，挽救德国于厄运，因此我们愿尽心尽力，效忠国家，服从元首。此种服从与效忠，在我们基督徒看来，乃万有最深刻的遵守上帝诫命的意义。」这种宣言，显属利用上帝，欺世惑众，当时曾引起神学家巴尔德的严重抗议，斥为完全假托圣经，不合真理。更荒谬的，还有些不信的人，把真神和邪灵，并为一谈。例如，出埃及记中的法老王，认为埃及术士所行的邪术，正和上帝藉摩西所行的一样，都是上帝奇妙的神迹（详见出埃及记）。而一般愚夫愚妇，迷信鬼怪邪术，也以为是神的作为；甚至一般学者，也以「鬼」「神」并称，不加明辨；犹复著书立说，高谈宗教，自命「属灵」，这尤足混淆是非，使人心地刚硬，偏信邪说，抗拒真道。

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上帝在历史中一切作为的旨意，首应本纯正的信仰，明上帝的启示，凭上帝的应许；这才能把握解释历史正确的原则。「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罗一一33-34）所以，主耶稣对加利利人，对他的门徒，也早已警告，对于上帝的作为，不可轻信人言，盲目附和（参阅太二四4-5）；亦未可妄加揣测，作皮相的论断（路一三1－5）。

1．基督教的历史观，虽似悲观的，但这乃是因为鉴于这世界有罪恶的存在，仅系对于人的悲观失望，认为人类不能自救。我们的救主，不是在人，乃是在神。我们对于神，却永不失望悲观，而常存「信望爱」三宝；所以不是轮回的宿命悲观论。

2．基督教的历史观，虽似乐观的，但我们的乐观，不像世俗的乐观论，以为靠人的努力，就可建设理想的社会；而乃是因为相信上帝住在我们中间，他乃是历史的主宰，在总摄万事，引导我们，使我们不仅「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一14），而且还有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盼望（参阅林后四17-18），所以又不是对人本位进步而螺旋的乐观论。

3．基督教的历史观，虽似二元的，其实乃是统一的，从创世以来，一直到耶稣再临，和新天新地实现，都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只是因为始祖犯罪，失去了乐园，人类才暂时分成两个境界，一为「上帝城」，一为「世俗城」；一是得救的，一是失丧的。但是这两种境界，并非截然划分，实乃并驾齐驱；当始祖犯罪以后，地虽受了咒诅，但神已立刻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你（蛇）的头！」（创三15）而自主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降世以后，藉着他所建立的教会事工，圣灵大能的运行，这两种不同的境界，已开始消弭。到了末期，就是照他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基督要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把国支与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林前一五24一25；弗一10）。可惜失丧的世人，不知上帝的大恩大爱，不知他乃在天天寻找世人，拯救世人，要完成这一个完备的计划；以是愚好自用，妄想「造塔通天」，自我神化，自作救主，自建天堂；妄想用政治、社会、经济的新体制，来设法挽除这两种境界的裂缝，以实现至善的境界，恢复已失的乐园。但圣经指示我们，这两界的存在，乃是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受了败坏的辖制，失去了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罗八20一22）；只有上帝用超绝的大而可畏的，震动天势的作为，烧毁一切有形质的才能彻底消弭这两界的对垒，实现新天新地的乐境（太二四29一31；彼后三8－13）。

基上所论，我们对于历史，当可得到以下各点基本的认识：（一）上帝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人类历史的中心。（二）他要照他在永世里所定的计划，实现其最高的旨意。（三）他并且住在我们中间，摄理万事，引导人群，施行他奇妙的作为。（四）他还要再来，完成其救世的整个计划，永远作王。总之，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地位，是次要的；历史的中心不是人，乃是神。但上帝非独裁的暴君，人类亦非无灵的机器，故神虽总摄万事，人仍有自由意志；但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下，人类对其一切的作为，须自负其责，自食其报（参加六7一8）；而且更奇妙的，人的愤怒，最后反要成全上帝的荣美（诗七六10）。他要「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帖后一6－10）。那时「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启一7）！所以，归根结底的说，上帝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类历史的中心，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一一36）。

但是，一般不信的人，既「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林后四4）他们对基督教的历史观，却有各种的异议。例如中国新文化运动首领胡适之先生说：「根据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是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根据生物的科学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可以明白，那『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还有一般人看到许多不信上帝的人，为非作恶，养尊处优，飞黄腾达，埤睨一世；而洁身自好之士，反而不得一饱，命途多舛；以是认为「道高一尺，魔高千丈」，根本怀疑有所谓天理天道，更不信上帝对人类历史，有丝毫关系。对于这些疑难，其实上帝早已有明白的解答，圣经宝训，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仅述一二：

1．诗篇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那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必用铁杖打破他们』，……」（诗二）

2．约伯记指示我们，约伯苦难以后，「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伯四二）

3．路加福音里那位享大福的财主，最后却在阴间受苦，「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路一六19一31）。

4．马太福音又教训我们：「他叫日头照好人，又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五45）但他到了时候，便要「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太一三40一43）

基此可知不义的人，虽在神普通恩典之中，得享美福，但其结局，则异常悲惨。尤有进者，亨通的顺境，固为神的恩典；苦难的逆境，亦有上帝的美意，乃要坚固义人的信心，承受更大的赏赐；凡「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是要我们得益处」（来一二6－11）。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林后四17一18）！世界虽有苦难，但主耶稣已给我们保证，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约一六33）！使徒约翰也说：「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壹四4，五4一5）最后启示录告诉我们：「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儿子。惟有瞻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二一1－8）观此，可知义人终必胜利，「上帝城」终必实现，上帝最高的旨意，救世的计划，终必在永世里完成。

曾有人问美国一位著名的学者皮尔德氏（Charles A. Beard）说：「你能不能用最通俗的方法，写一本书，简要地指出人类历史的重大教训，俾一般人都能易于了悟？」皮氏立即答道：我可用四句极简单的话，答复这个重大的问题：

1．「神」如果要毁灭那个人，便是叫他发狂，迷信他自己的权力。

2．「神」的磨子磨得很慢，却是磨得最细。

3．蜜蜂盗取花粉，但却反而使花因此得以繁殖。

4．黑夜深了，你才能看到星光。

皮氏并非神学家，但氏著作等身，望重仕林，这几句深入显出的简单的话，出诸一位世俗的学者，我们正可因势利导，用他的话来作见证，令世人得到一种深刻的启示，一方面足以怯除不信者的疑念，一方面复可使其了悟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与作为。

本章所论，仅发其端；以语其详，当待专书。限于篇幅，作者在行文之时，在在力求以简略，未欲加以深论。惟作者于此，复愿就历史学者所以失败之症结，敷陈二点，结束本章。

甲  方法上之谬误

属世学者，摄于近代科学的进步，要完全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法则，来研究历史，解释历史。例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论，自命科学，实乃主观的偏见，以是削足适履，造成革命的灾祸。又如史宾格勒的文化有机生物说，以为文化如人生，有所谓「幼」「少」「壮」「老」诸时期；又如季节时令，有「春」「夏」「秋」「冬」的四季；于是牵强附会，妄加武断，倡文化没落，历史轮回的悲观论。即汤恩倍氏，其方法虽自炫客观；且治学精勤，引征广博，总摄古今，就其否定一切主观的单一因素的历史观而言，洵属不同凡响，然而历史现象，和自然现象，根本异趋，后者可在实验室加以观察，加以控制，故可先设假定，加以证实归纳。惟前者则不仅错综复杂，而且千变万化；广征比较，既不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更无法加以控制实验，得到确切的定论。所以，其「挑战反应说」，证诸史实，汤氏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还自相矛盾。凡此驳议，俱见前文，兹不复赘。

尤有进者，「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一20）「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当然也不受科学家的控制，住在人手所造的实验室内！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一七24一28）「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但二20一22，四34）「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诗三三10一11）！除非无神唯物论者，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类的作为，历史的事象，并非单单是一种「心」的或「物」的因素；而乃有「神」的因素；而且他的作为，根本不是人的智慧能力所能测度、「拦住」，或与他争论的（参罗一一33一34；但四35；赛四五7－12）。

所以，世俗的历史学家，无论是「唯心的」（重内在的理念精神），或「唯物的」（重外存的物质环境），却都是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以是都是舍本逐末，顾此失彼，仅仅捕捉历史的「次因」（「心」「物」），没有穷究历史的「基因」（上帝）。因为他们的史观，乃是残缺的、不全的、局部的、暂时的、皮相的、相对的；不是完全的、究竟的、永远的、不变的、超凡的、绝对的。这是我们研究史学，在方法上应有的觉悟。

乙  认识上之谬误

认识上的谬误，比方法上的谬误，更为严重。因为前者乃为后者之果，后者仅为前者之因。世人之大患，学者之通病，便在单单顾念所见的事，不顾念所不见之事；殊不知所见的仅为暂时的，所不见的始为永久的（林后四18）。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一一1）我们讲「未见之事」，并非仅作空谈玄想，而乃有其「实底」「确据」。我们如凭「信心之眼」，本「悔改的心」，便能看到「所望之事」「未见之事」；便能了悟行而上的道，确知永世里的事，这样才能对于历史，有正确而彻底的认识。

语云，道不远人，「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籍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徒一七24一31，一四15一16）圣经一再警告世人。上帝的震怒常在不信的人身上（约三36），「上帝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又判定所多玛、蛾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彼后二5一6）；又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太二四29一31）

因此，我们研究历史，不可单单顾念所见的，更不可单单「思念地上的事」，而「要思念上面的事」（西三2）。唯物论者的错误，固在从下面看；但唯心论者的缺陷，也仅从里面看，向自己看，并没有「向上面看」，其差别只是五十步与百步，其结果亦不能看到上面的事，永远的事。瑞士史家杜平氏（J. H. M. D’Aubigne）说：「我们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历史，都可以看到上帝大能的作为，我们虽不能用肉眼看到上面的事，但上帝的旨意，却藉着主耶稣基督在历史里完全表明出来。」

但是，所不幸者，世上的「假先知」和「假师傅」，和那些不信真神上帝的外邦宗教家和哲学家，却是心地刚硬，故意不认识上帝，思想虚妄，心志昏暗，自称聪明，反成愚拙（罗一21－22、28）。「藐视先知的讲论」，上帝的警告；无视历史教训，不知警惕炯戒；讳疾忌医，粉饰承平；自负自义，偏以「有罪为无罪」；而「那行毁坏可憎的」，还要「站在圣地」（太二四15），自号为世界的救主。以是他们对于基督教的历史观，完全不肯领受，亦不会了悟。其上焉者，视为一种「象征的」说法；其下焉者，则根本斥为虚玄的空谈。因此，我们如果要想把握正确的历史观，还须有一个重大的前提，乃便是我们宇宙人生观的大革命。应彻底认识这个世界，乃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因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罗五12），「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三23），「罪既作了王」，「受造之物」，世界人类，都「卧在那恶者手下」，「服在虚空之下」，受了「败坏的辖制」，「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八20－22）。降及今日，天灾人祸，变本加厉。佛家虽知这世界是「苦海」，人生意义，终不离苦，解脱之道，只有怯除情欲，遁入涅梁；但佛家的思想，仍是皮相的，不是究竟的，因为他们不知苦的根源，乃是在罪；世界的败坏，人类的苦难，其根乃在人的「原罪」。因此，真正解脱之道，乃在根本「悔改」，皈依救主，藉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约一29），并且「拆毁」神人「中间隔断的墙」，得与上帝和好，免去上帝的忿怒；得在他永远的国度里，做他的子民（参看弗二3－16；罗五8－12；约一12）。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三2）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三3）  

我们的根本问题，还是在「悔改」「重生」。我们唯有悔改了以后，才能获得「信心之眼」，才能成为「新造的人」，才能彻悟人生和历史的真谛，才能看见上帝的国度，回到人类已失的乐园，才能承受永生，进入永世。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