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文学
《圣经》是西方文学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是西方文学创作的灵魂。有学者形象地把《圣经》的思想、人物和用语比喻为文学界所通行的“货币”。[26]
意大利诗人但丁（Alghieri Dante, 1265 - 1321 AD）写了古典名著《神曲》（The Divine Comedy）, 是举世公认的影响世界最为深远的诗人。这首成于1307 - 1321年的长诗叙述了但丁的心路历程，带领读者走过地狱、苦难及天堂。但丁用文学手法描写地狱。《地狱篇》里有一个著名的标记：“闯入者，放下你一切的盼望。”在《神曲》中，但丁摘录拉丁文《圣经》五百次之多。意大利文学学者威尔金斯（Ernest Wilkins）评论说，“《神曲》是一篇最伟大的诗，然而作为一首诗仅是它的第二个重点；作为救恩的工具才是第一重点。”[27]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 - 1616 AD）是英语文学世界的佼佼者。在莎翁的五十二个年岁里，他创作了三十七出戏（戏剧、历史剧、悲剧）、六首诗、外加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马克白、威尼斯商人等艺术形象几乎家喻户晓。学者们观察到，在莎翁的文学里，大约有八千个《圣经》的出处。英文系教授米尔瓦德（Peter Milward）更宣称：“《圣经》里几乎没有一卷书不被莎翁在戏剧里用上一个字，或者一句话的。”[28]
英国诗人米尔顿（John Milton, 1608 - 1674 AD）七岁时，莎士比亚逝世，十二岁时，“五月花号船”正驶向美洲。这位年轻的诗人曾为英国的共和制效力。但当克伦威尔去世后，共和国被推翻，王朝复辟。米尔顿也锒铛入狱，其著作被付之一炬。米尔顿终于明白了，地上的乐园仅仅是天上乐园的一个蹩脚的翻版，天上的乐园才是他所向往的。长期的艰辛，使他积劳成疾，最后双目完全失明。甘雅各和杰利纽康写道：“米尔顿是一个看不见的诗人，他把自己洒在从永恒到永恒的世界历史画布之上。他看到的是人从没有看到的事物，并且透过那内在的眼睛，他打开了许多人的眼睛。”[29] 他的名著《失乐园》和《复乐园》直接取材于《圣经》。“他被称为‘清教徒派’里的最高典范 -- 一个从《圣经》中发掘异象的人。”[30]
《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一书的作者本仁约翰（John Bunyan, 1628 - 1688 AD）是英国贝德郡（Bedford）的一个乡下人，父亲和他自己都以修补铁锅为业，家境贫寒，没有机会多受教育。《天路历程》已有三百年的历史，印刷超过三百版，被译成一百多种文字，仍历久弥馨。许牧世评论道：
这本书刊行的结果大大出乎作者的料想。广大读者对它的喜爱，和它在短时间内所造成的巨大影响，都近乎奇迹，可以说在英国文学史上未知前见。当代文豪学者们为着这本书十分苦恼，因为它的出现像一朵连品种都还没有人能弄清楚的野花，突然从坚实的石缝钻了出来，迎风招展，大放异彩，吸引了无数的人。书的作者在当代士林里面既是寂寂无闻，及至考察他的履历，竟连“教养”二字也还谈不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起初，文坛蓍宿们想装着没有看见，不去谈它，可是不需多久，他们发觉这个办法不对，因为这本书的读者已经从市井扩展到宫廷，不论平民贵族，都在谈论这本书的内容，甚至模仿书中人物说话的口气，再也不容他们装聋作聩。
三百年来，无数学者在研究，《天路历程》这本书为什么会这样深得人心，而且读者对它的喜爱历久不衰，时间和空间都不曾限制它的流传。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往往喜欢从本仁之善于运用英国民间口语这一点入手。本仁出身贫贱，上流社会及学者名流所熟悉的语汇典故他毫无所知，要表达自己在信仰上的极其丰富的感受，除了使用自己所属的下层社会赖以交通的日常用语，他没有别的技术。那时候的英国社会，平民、贵族之间鸿沟深筑，“教育”二字乃是贵族的专利品，而神学家辈多数属于饱学之士，不论讲道或写作，大家都着重词藻文采，这一切对一班平民来说都十分陌生，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现在本仁出来，使用那村夫村妇、儿童、老妈子全都听得懂的白话，来指示那条通达永生的天路。《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八节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希伯来书》五章二节说，“他能体谅那愚昧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本仁自己深深感到失学的痛苦，因此他也知道体谅“那愚昧的”。他要帮助这些愚蒙的人在天路上行走不至迷失，不至因为缺少知识和教养而找不到真理之门。
读了本仁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从未使用过神学词语，然而他对经文的引用却达到最高程度，远超任何一部宗教名著。有人统计，《天路历程》里面的对话几乎有百分之八十是《圣经》的直接引语或采取经文的意义。也就是这个缘故，这本书能对读者产生非常的感力。……当初如果本仁也学时髦，勉强搜寻一些它所不熟悉的神学或哲学词汇来穿插在作品中，以示渊博，他的作品必流於庸俗。
本仁作品所产生的非常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三百年来的读者似乎已经有了一致的结论：《圣经》乃是本仁作品的能力泉源！《天路历程》里面每一句带着权威性的话，每一句使人感动、又像那两刃的剑一般锋利能刺透人心的话，没有不是出自《圣经》的。“看哪，那坐在宝座上的说……”《启示录》里头的这一句话成为本仁书中最常引用的话。在这里，本仁找到了他的力量的源泉，“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31]
笔者在此大段地引用许牧世教授的话，因为他精辟地分析了本仁约翰成功的秘诀。
俄国文豪托尔斯泰（Leo Tolstoy, 1828 - 1910 AD）以《战争与和平》和《安娜. 卡列琳娜》两部巨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托尔斯泰出身贵族，三十四岁时和一位美丽高贵的十八岁闺秀结婚；他家道富有，拥有一万六千亩田产，他骑马、打猎、管理自己的庄园，生活舒适而愉快。妻子是内贤助，使他可以专心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写作便是在这种环境中开始的。当时他才三十六岁，六年内完成全书。接着又创作《安娜.卡列琳娜》，於1877年完成。[32] 《战争与和平》气势恢宏，描写了五百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托尔斯泰的一位朋友说，“这部作品写的是人生的全貌，是当代俄罗斯的全貌，也是人民历史和人民挣扎的全貌，从这部书可以看见他们的欢乐和伟大，他们的忧郁和屈辱……” [33] 这部长篇小说震动了欧美文坛，托氏声誉之隆，在当代很少有人与之匹敌。
就在《安娜.卡列琳娜》即将脱稿的时候，奇怪的事发生了。托尔斯泰终日心灰意懒、坐立不安，茫茫然若有所失，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许牧世写道：
托尔斯泰自己也不明白这种感觉为什么会突然临到他。他说：“这一切竟在我事事如意的时候向我袭来。我年未满五十，又有为我所深爱、而也爱我的好妻子，我的儿女都不错，我有大田庄，而且不需我费力经营而日渐扩大起来。我受人敬重，已经算是知名人士了，在我的阶级中，有我这样成就的可说不多……我的身体也健壮得很，一天工作八小时或十小时不觉得累……”然而上面这一切，都不能使托尔斯泰找到“活下去的理由”。他继续严厉地质问自己：“你活着为的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你拥有广大田产，为什么呢？你认真地教育自己的儿女，希望他们成为通情达理的人，是为什么呢？你所有的荣誉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牢牢纠缠着他，困扰着他，使他终日彷徨，精神上不胜荷负。生活既然像他所说的，“只是一个愚笨而可憎的玩笑罢了”，那么唯一应行的便是“立刻终止”这个愚笨而可憎的玩笑。于是他想到自杀，觉得唯有自杀才是人生一条合理的可能出路。[34]
这种绝望使儿童时代的信仰在托尔斯泰心中复活了。他悟出了一个真理：“现在我才知道要从理性上的知识去解答人生意义的问题是徒然的，因为理性之知识所提供的解答只说明它对此问题的无能为力……唯有从信仰上所领受的知识才能够使人接近人生真谛，而这种知识必须从实践生活中体验出来。”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乃在乎遵行那宇宙最高主宰的旨意。”“唯有这福音能够指示人生当走的道路，并使生命有了意义。”[35]
许牧世指出，对基督教信仰的回归，使托氏的写作形式和内容彻底改变了。他前期的作品表现着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且多半以社会上层读者为对象；托尔斯泰后期作品的内容大都简单通俗，宗教意味浓厚。这个时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复活》。托尔斯泰藉书中的男主人翁涅克留朵夫（Nekhlyndor）的悔改暗示自己在灵性上的复活。《复活》对人类罪行的暴露可以说是作者的一大成功：
涅克留朵夫的悔改不能平复他在人间所犯罪行的痕迹，因为他对一个弱女子所加的伤害是无法补偿的。一个被他始乱终弃、以至于沦落为娼妓的女子，还能从他得到什么补偿呢？一件被击碎了的瓦器，修补起来，纵使仍然是一件可用的瓦器，能够毫无痕迹么？因此书中的女主角马丝洛娃（Maslova）对愿意以赎罪心情娶她为妻的涅克留朵夫说：“你不过是想利用我拯救你罢了，你从前得到了今世的欢乐，现在你又想从我身上取得来生的拯救！”托尔斯泰对付自私人性的态度，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36]
然而涅克留朵夫终于“复活”了。他从《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和第五章找到了人生问题的答案。托尔斯泰完成《复活》后约半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多么渴望写一部《复活》续篇，让涅克留朵夫去种田，过着农夫生活。”这反映出托氏晚年的挣扎，总想放弃他原有的生活方式，实行自己所主张的，和农民一起过劳动的朴素生活。[37]
顺便提及的是，笔者在大学时代第一次看《复活》时，即被作者对人内心深处的罪性及挣扎的深刻、细腻的描述所震撼，终生难以忘怀。几十年过去了，笔者信主后才知道，托尔斯泰书中的这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原来是来自《圣经》对人性的深刻揭露。
与托尔斯泰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文学家是陀斯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 - 1880 AD）。他与托尔斯泰在文坛上齐名，都被称为俄国写实主义文学的代表者，而且两人都是中年以后笃信基督，后期作品表现出深刻的宗教信仰。只是，托斯妥耶夫斯基一生颠沛流离，痛苦和患难如影随形紧紧地跟着他，使他的作品对人的罪性、社会的黑暗面有更深刻地描写。《罪与罚》、《群鬼》、《白痴》和《卡纳马佐维弟兄》是他的四大名著。《卡纳马佐维弟兄》完成於他谢世之年。如果他能像托尔斯泰那样长寿，对基督教文学必将有更大的贡献。[38]
此外，塞万提斯（Miguell De Cervantes, 1547 - 1616 AD）的《唐吉轲德》、斯威夫特牧师（Rev. Jonathan Swift, 1667 - 1745 AD）的《小人国历险记》（Gulliver’s Travel）、狄更斯的《圣诞钟声》和《双城记》、鲁益斯（C.S.Lewwis）的《如此基督教》和《那里亚故事集》（Chronicles of Narnia），等等，无不孕育於《圣经》的启示。[39] 《英国文学之圣经传统字典》（A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的总编辑乔佛瑞（David Jeffrey）指出，虽然世俗主义当道於二十世纪，但是，“《圣经》在二十世纪英语系文学里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亚于在十九世纪的作为；事实上，没有一本书比《圣经》更影响文学。”[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