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文化和超文化议题的某些提示

            第一，有关神学主题和道德的经文，在不同经文中重复出现，而且没有被别的经文推翻，往往是超文化的，可以普遍应用。

[i]

            比如，神的永恒、无限、圣洁、慈爱、公义，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受难、复活、升天和将要再来，神的救赎和“因信称义”，等等，都是《圣经》所启示的超越文化的普世和永恒的真理。《圣经》藉以色列人的历史所启示的神、人关系也是如此。“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申30: 19 -20)。在进入迦南之前，摩西对以色列民的肺腑之言，对历世、历代、各方、各族的人，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圣经》对人的罪性的揭露同样具有普世意义。一切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的基督徒，都是当年出埃及、进迦南时的悖逆的“以色列人”！

[ii]

            又如，神在西奈山颁布的十条诫命，是关乎神、人关系和道德方面的，是超文化和普世适用的。此外，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列举的世人的罪行，也是如此：

原來，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着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作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馋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或作被神所憎恶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罗1：8-32）

            无论文化有何差异，无论文化、思想、潮流怎样变迁，上述这些行为，在神的眼中永远是邪恶的。

            上文谈到的基要信仰，也都属于超文化的范畴。

            第二，如果经文所论及的，超出了《圣经》作者和当时的读者的文化氛围，或者与一些普世的原则相连，这些论述就可能是超文化的。

        例如，保罗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3∶8）。他还说：“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赫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祂并不偏待人”（弗6：8-9）。不论种族、性别、年龄、贫富、地位、政治态度，只要相信了耶稣基督，就都是弟兄姊妹，成为一家人了。这是些教导，远远超越了当时阶级社会的理念，是超文化的原则。

[iii]

            克莱茵等也指出：

        相关的命令和应用是否与当时文化规范的标准不一致？若是的话，它就极有可能是超文化和时间规范的命令。在对女性角色的讨论中，许多人经常忘了一个事实：在众多的“家庭规范”中（参上文），最具革命性的地方就是对男性的命令。例如，“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弗5：25a）这一命令，在古代世界中虽然可以找到近似的教导，却从来没有像保罗这样教导的，要男性完全牺牲自身的权利和特权，就像下文所说的：“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弗5：25b-26a）。同样地，在希罗世界中，极少人会对同性恋（及双性恋）发出如此尖锐和强烈的谴责，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至三十二节所说得那样。保罗在当时采纳了一个反文化潮流的立场，即使时至今日，争取同性恋权利的声音愈见明显和张扬，保罗的立场仍然有效。这就显示，保罗的看法不可能只局限于主后一世纪的罗马社会。

[iv]

            第三，如果一些命令或议题偏向于个人性的，不可以重复、延伸，或与后来的经文不一致，那么，就可能是文化和处境性的，不宜普遍应用。

            比如，保罗吩咐提摩太将他的外衣和皮卷带去给他，显然只限于保罗当时的处境。同理，神命令亚伯拉罕献以撒（创22：1-19），也不具普世性。因为除此以外，《圣经》没有任何一处经文要求基督徒父亲献儿子为祭。主耶稣要那位求永生的少年官“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路18：22）的命令，也只是针对那人的具体状况而发的，同样无需普遍应用。

[v]

            从旧约看，献祭的最重要意义在于修复罪人与神的关系，献祭就是“行赎罪（atonement）之礼”（出30：10；利1：4，4∶20等）。

[vi]

由于“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来10：2-14），即主耶稣已一次而永远有效地除去了世人的罪，所以基督徒已不再需要献祭牲来赎罪了。

在旧约时代，与继母行淫的乱伦的人，要被治死（利20：11）；但在新约时代，只是被逐出教会（林前5：1，13）。

[vii]

            第四，《圣经》的命令或议题，若明显地与当时的文化相连，或者它们的含义与别的文化不同，就可视为文化性的。

            比如，保罗谈到妇女蒙头时，使用了“羞辱”、“羞愧”、“没有这样的规矩”等强烈的文化用语（林前11∶3-16），这可能暗示“蒙头”的论述有受时间的制约的因素。

[viii]

因为在别的文化中，不一定有基督徒妇女必须蒙头规矩（详见下文）。

        又如，在《圣经》时代，以色列人替别人洗脚，是主人接待客人方式之一，也是信徒之间彼此服侍的一种表现。但在今日或别的群体中，替人洗脚可能只是对不能自理的老弱病残和小孩的一种护理。因此，彼此洗脚应该是文化性的。同样，彼此亲嘴是以色列人问安的方式；但在别的群体中，亲嘴的含义就可能不同了。故亲嘴问安也是文化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