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宗教救治的虚幻

史家汤恩倍氏（Arnold Tovnbee）本其研究人类六千年史实的结论，认为一切人为的救世法，一切刀剑救世主，运用「时间机器」的复古或革新的救世主，乃至圣哲君王的救世主，均归失败。秦皇、汉武、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均为刀剑救世主失败之先例。而复古革命，推翻现状，势必诉诸武力，则仍复蹈刀剑救世主的覆辙。即圣哲君王，亦非完人。盖哲学思想，初非真理；人类智慧，难免无失；入主出奴，今是昨非，终难止于至善。故氏以为人类历史的重心，非军事、政治、非科学技术、非经济物质，而乃在宗教。人类之盼望，乃在宗教之复兴；且预言人类宗教大复兴时期，即将来临。汤氏此论，较诸世俗学者，可谓空谷足音，不同凡响。惜其于基督的位格无正确的认识，以是昧于基督圣道独一至尊之特性，从而妄想扬弃基督教之基要信仰；主张取长补短，与东方异教合流会通。质言之，汤氏以为道乃并行而不悖，他所谓人类盼望所寄之宗教大复兴，乃为诸教之合一。此种思想，似是而非，最足惑世，不能不辨。盖真正宗教，非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西二8），而乃为上帝特殊的启示，完全的救法，绝对不容人力，加以扬弃增损也（参看启二二18-19）。此义须待专书，暂难详论；兹仅就儒释道三教之缺陷，略述一二。

我国儒家哲学，颇有一套崇高的理想；要想建立一个「止于至善」的，「书同文，行同伦」的乌托邦。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可逐渐进步，从「据乱世」到「升平世」，从「小康」到「大同」。他们以诚意、正心、修身为起点；认为只要尽其在我，完成自我，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便能由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所谓登高自卑，行远自迩；这乃是一种平易可行，「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理。他们这种想法，乃是建立在「人性本善」之假设上面。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明焉；目之于色也，有同善焉。至于心，独无所同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又曰：「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连之掌上。」孔子也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儒家这一套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两千多年来，士大夫都奉为圭臬。他们深信人性乃天然趋善，只要存心养性，明德修身，便不难止于至善，完成治平之业，实现大同理想。殊不知人类从始祖犯罪以后；「人心唯危，道心唯微」；「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七18）诚如他们自己说：「小人闭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抢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学》）「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掩之，并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朱子》注）此实他们自承人之为善，毫无能力；而又证明孟子「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蒙之悦我口」，「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之说，并不符合事实。故荀子便一反孟子之说，认为人类所以需要礼教伦常，严刑峻法，正足以证明人性非善而实邪恶。而数千年来，中国儒家所向往的「知行合一」、「天人合德」的境界，始终成为纸上的空谈，空中的楼阁；即儒家学者，亦不得不叹为「圣人的悲剧」。是足见儒家之说，实仅一种虚骄的幻想，殊不足谋人类社会的救治。此则老子早已对孔子面加指责矣。

佛家认为宇宙万象，不外是「情器世间」种种精神现象与物质现象交织相感的因果作用，其本性乃是一个真如法界。他们相信：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梁静寂；宇宙万象，既虚幻无常；人类生活，亦仅为宇宙幻想之一种；而我之为我，则更是一种幻觉。因此，他们认为人心乃有二门，一真一妄，真心虚静，悉具佛性；妄心邪恶，较诸毒蛇猛兽，尤为可怕。而有情众生，无明不灭；由于先天的孽缘，后天的障蔽，迷于妄心，不识真我，以是不离生死烦恼的痛苦。照他们的分析，三界因果，包括十二因缘：过去二因，为「无明」与「行」；现在五果，为「识」、「名色」、「六入」、「触」、「受」；现在三因是为「爱」、「取」、「有」；未来二果，为「生」与「老死」。过去二因，与现在三因，共计五支，合为「集谛」；现在五果，与未来二果，共计七支；开为「苦谛」。观因缘智，即为「道谛」。十二支灭，即为「灭谛」。「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是为顺生死流，十二缘河满。但「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是为逆生死流，十二缘河倾。所以他们以为解救之道，务在明心见性，转迷开悟，破我执，灭无明，除情欲，造净业；成正等觉，证大涅梁。但佛家既视人生意义，仅为老死忧悲苦恼，为求「灭死」离苦，从而「灭生」「息命」；这乃是「因噎废食」，「饮鸠止渴」，何啻一种灵魂的自杀；这与基督教「出死入生」的「永生」之道，诚有天壤之别。复次佛家把人类社会，视作情器世间各种现象交感之因果作用，而寄其希望于一种空幻的所谓「真如法界」；使一般佛徒，沉溺于一种麻醉的催眠状态，乃自以为「成正等觉」，而不求神的国度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种空苦哲学，实足使人类漠视其社会责任，从而趋于悲观与厌世。一般佛徒，虽设词巧辩，否认悲观，大言救世。但事实胜于雄辩，证诸一般佛教国家人民精神之颓丧，社会文化之落后，即可见其流毒之深重。此则我国儒家学者韩愈，早经痛加词辟。略谓佛教来华以后乱亡相继，祀佛求福，乃反得祸！（见韩愈《谏迎佛骨表》）

道家认为人类社会的罪恶，乃是由于人之造作虚伪；故礼法刑政，仁义道德，无非表示人之「大伪」（《道德经》十八章），而社会国家治平之道，消极方面，端在「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同上九章）；积极方面，端在「致虚极，守静笃，归根复命，而守常道」（同上十六章）。他们认为人类无法自救，治平之道，非赖人力；所以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为无为，则无不治。」（同上第三章）这样人类社会，自能恢复真朴祥和的境界。老子的思想，就其「绝圣弃智」，反对人类自负自义的一点来说，自较庸俗的人文主义者远为高明；可惜他们所讲的「道」，既是一种玄妙而不可言说的观念，因此他们达生复命的道理，遂流为一种委天任运的放浪主义和玩世不恭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使人类社会失去了积极推动的力量。吾人固不否认他们归真返朴，无为而治的哲学，有其崇高的意境；可惜这一个崇高的境界，却仅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水底捞月」的空想。诚以人类自始祖犯罪以后，已被神逐出「乐园」，伊甸东边，「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实已「回天乏术」，「归真」无门，「返仆」没由，只有循救主耶稣基督用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所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一○20  ；并参太二七51  ；弗二12-16），才能「归根复命」，朝见圣父。此中至理，不仅道家未曾窥测；一切凡俗的教主，亦俱未了悟，容当于拙著《总体辩道学》（卷叁）一书，再加论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