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绪论——圣道与历史

甲  史学的道化

基督教不是玄学的空想,乃是无可否认的永存不变的史实;福音不是宗教的教条,乃是大喜的信息;圣经不是哲学的体系,乃是史实的记载,其中心即为「上帝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人类救主的降世。所谓历史,乃是「他的故事」(His Story)。故历史不是以人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主宰;并非人类业绩之记录,而乃为上帝从今世到永世整个过程中一切作为的启示。

一般人误以历史仅为过去的记录,毫无意义。例如两千年前罗马哲人辛尼加氏(Luoius A. Seneca, 4 B.C.?-A. D. 65),便有此种错觉。他以为研究历史,乃是浪费时间,常常讥笑当时治史的学者,认为他们孳孳探究,乃属枉费心力,其愚无比。事实上,一般属世的史家,确是毫无史识,以为历史的发展,乃是一连串的「偶然」,仅系机械式的流水账;充其量,他们只能对历史加以事后的检讨,浮表的观察,而对历史的意义如何,历史的结局如何,鲜有正确的解释。如此研究历史,确属劳而无功,不仅未得要领,抑且贻误苍生。辛尼加之讥嘲史家,固属因噎废食;而史学的偏差与失败,我们实当引为鉴戒!因此,我们治史,首当以「悔改之心」,凭「信心之眼」,来解释历史,并道化史学,以表彰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启示,庶能达成史学的任务。

史学的任务,非在机械地记录过去的事实,而贵在检讨既往,策励来兹,作为人类的南针,藉供后世的鉴戎。诚如古希腊哲人普理比斯(Polybius)说,过去的史实,以及历史的教训,乃是人群最好的教育,无上的南针。语云「不知来,视诸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同斯旨。惜世人仅知历史为「后事之师」,却未了悟其所以可作「后事之师」的缘由乃是神在人群历史的行程里,向世人所作的「普通启示」。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一五4)又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林前一○1-11)彼得也说:往古的灾难,乃是「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彼后二5一6)。

关于人类历史的根源、历程、目的,及其最后的归趋如何,上帝在圣经中都有明白的启示;先圣奥古斯丁及改教运动的首领,都曾加以阐发。惜自后教会学者,对于历史哲学,未加重视;福音派的神学家,笃信圣经乃是上帝的启示,认为只须明白圣经的道理,无需再作哲学的研究。殊不知「圣经不是哲学的原理,并未对教义作系统的阐明。」以是苟不把圣经的道理,加以阐释,一般世人,对于圣道的奥秘,自不易领会;致其对于历史的意义如何,结局如何,人类的命运究竟如何,都不能运用圣经里面的道理,加以正确的解答。

反观属世的历史哲学家,如黑格尔(Hegel)、如马克思(K. Marx)、如史宾格勒(Spengler)、如汤恩倍(Toynbee)等,却都能因缘时会,投人所好;所以他们的著作,能不胫而走,风行一时;鼓励群伦,造成时会。其中如史宾格勒,本无籍籍之名,但他的著作,因为正好投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苦闷的心理,便一鸣惊人,脍炙人口。又如马克思的学说,原非新奇,(详见下文)然滔滔世人,由于犯罪堕落,专顾「地上的事」。(西三2)「不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不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太四4)遂受其迷惑,「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彼后二2)阻挠福音,言之痛心。

基督教学者,虽不无研究历史哲学之士;但这些所谓「基督教」学者,大率为「新神学派」(Modernist),和「新正统派」(Neo-Orthodox)或「实存主义者」(Existentialist)。前者辱没圣道,已趋世俗化仅披圣道之外衣,责骂教会之「内敌」;后者亦否认圣经的权威,不信上帝的启示,又复否认上帝护理人类(Providence),引导历史(Lordship),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从而否定了从「今世」进到「永世」整个人群历史的绵延性和统一性,不能不令人遗憾。

关于历史的意义如何,历史的结局如何,在神学著作中,虽于「上帝护理论」(Providence)和「末世论」(Eschatology)中,已有论列;但神学和哲学,乃各有其任务,如何阐明此中奥义,进而改造哲学,道化史学,俾世人得认识历史,了悟真道,接受福音,这乃是福音派的学者,当仁不让,急不容缓的神圣使命!

乙  史学的偏差

历史的意义如何,历史的结局如何,世界的前途如何,人类的命运如何,久已为中西学者,甚至一般世人所共同关心追究的问题。但是不幸得很,因为「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林后四4),受了所谓「人文主义」、「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唯物主义」、「无神主义」、「实存主义」……种种学说,乃至「理神论」、「泛神论」、和儒释道各教的影响,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却不信真理,任凭假先知迷惑他们。其祸所及,悲观者,则志气消沈,消极厌世;乐观者,则造塔「巴别」(创一一章),自立「人极」,甚且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从而制造「革命的灾难」,导演人类的悲剧。

从十九世纪以来,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人类自命为万物之灵,为历史中心;又以迷信科学万能,以为可以「巧夺天工」,「人定胜天」,竟否认了上帝的「统治」「护理」,把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抛弃在宇宙之外,以是历史重心,遂从「神本位」转到「人本位」;误以相对为绝对,暂时为永恒,片断为整全,有限为无限,以为人类的创造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成就,就是全部历史意义的完成,可以离开了上帝,完成人生之使命;而以人的作为,乃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世俗的史家,自炫客观,以科学注重事实,贵有证据,以是孳孳于史实的探求,古物的发掘,文献的考证,以为已尽其治史的能事。例如汤恩倍民的巨著《历史研究》,便是以二十六种文明为比较实验的根据,从形式上看,他的著作,可谓包罗万象,总摄古今。他这种治学精神,从人的眼光来看,允称忠实客观,博大精深;但从神的眼光来说,都是舍本逐末,并未能达成其解释历史的任务。请申言之: 

其一、历史的因素,非仅在「人」在「物」,而乃是受神的统治与护理。神的永能与神性,及其在历史上奇妙的作为,是不能仅凭统计图表分析解释的。

其二、史家的态度,无论其如何客观,对于史实文献,往往有意无意,或多或少,不免由其个人情感的好恶,而生取舍的偏见,从而发生歪曲史实的弊病。

其三、所谓史实文献,都是人类的业迹;但是血气之伦,本无良善(罗七18);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从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加六7一8)。由于始祖犯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罗五12);基于原罪的事实,以及人类本性的邪恶与缺陷,若仅凭史实,人类的业迹,来研究历史,自不能明其全,而穷其本,了悟人生的意义,历史的目的。

其四、虽有些比较深入的史家,亦认为仅凭「史实」的探求,不能得到究竟的解答,因此进而从事「史因」的追究,以某种特殊的因素,视为解释历史的秘钥。但是这种治史的方法,和前者亦只五十步与百步,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一则,其所谓「史因」仍不能脱离「史实」的关系。二则,各种「史因」,无论「唯心,唯物」,都是枝节;不是根本。三则,由于史家的主观偏见,把历史的意义,看得过于单纯,执持一端,抹煞一切,失诸亳厘,谬以千里;由于治史的偏差,产生各种乖谬的学说,驱使人类走向危险的歧途,则其危险,较诸前者,实更为严重。请申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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