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正统神学

 

      新正统神学 (Neo-Orthodox Theology) 是二十世纪崛起的另一抗衡自由派神学的主力。“正统”意味着,经过二百年的自由主义后,神学家开始重拾伟大的更正教的神学主题,如人的败坏、恩典超越自然、单单因信得救,尤其是神的全权和超越性。对新正统神学而言,神是“截然不同的他者”(wholly other) ;“新”说明它与正统信仰并不完全相同。该阵营的人不是都喜欢这个名称,他们更愿意叫“新改教神学”(New Reformation Theology) 、“辩证神学”(dialectical theology, 描述神、人之间的辩证关系) 或“危机神学”(crisis theology, 指出人透过危机来经历神) [29]  对新正统神学的看法,福音派也不完全一致。殷保罗认为:“新正统主义”虽然可说是‘新’的,但并不‘正统’”,“是对自由主义没落的一种反应”;“‘正统’(orthodox) 这个名称是不确切的,因为新正统神学虽然比之前的自由主义更重视《圣经》,但它仍保留自由主义的基础。”[30]  葛伦斯和奥尔森 (Stanley J. Grenz & Roger E. Olson) 的评论更详实一些:

 

 

 

   倡导此派的人与早先的自由主义的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新正统派的神学家和从前的自由派一样,视启蒙运动为理所当然,所以也和这些自由主义前辈一样,接受对《圣经》的批判。另一方面,这些年轻的思想家拒绝因强调自然神学而来的自由派基督教文化。令他们非常关心的是,复原教内的自由派太急于使信仰合乎现代思想,以致把福音都丢弃了。神的道 -- 那位超越者的声音 -- 不再向迷失在罪中的人如雷地宣告和好的信息。新正统主义尝试重申这些被遗忘的题目,因这个世界再度需要聆听神从上面所传来的话语。[31] 

 

 

 

      葛伦斯和奥尔森认为,祁克果的思想奠定了新正统神学的哲学根基:

 

 

 

   当巴特与其同阵营的人提出有别于自由派与更正教正统派的神学时,他们从祁克果找到了新正统神学的盟友。新正统神学家认为两派神学都沦为理性主义与德行主义的泥淖,所以要重新强调信心对正宗基督教的必要性。巴特反对将基督教等同于一套教义思想,不论是基于理性或启示,或是两者的结合。对他而言,相对于宗教,基督教是神与人的关系:圣洁的神从上面发言,而有限、有罪的人臣服理性所不能预期的奥秘,遑论可以理解了。祁克果主张“主观的真理”,为新正统神学奠定了哲学根基,重寻神话语的神学,将信心置于崇高的地位,只把理性当作神话语的工具。[32]    

 

 

 

      新正统神学的领军人物是瑞士的神学家巴特 (Karl Barth, 1886 - 1968 AD)。他出生于瑞士巴塞尔 (Basel) 一个属改革宗教会的家庭,父亲是传道人训练学院的讲师,与一群保守派人士的关系密切。巴特的家庭生活严谨而快乐。在大学攻读神学期间,他接受了立敕尔学派的自由主义。一九0八年,他被按立,担任改革宗教会的助理牧师。一九一一年,他迁到位于瑞士、德国边界的小镇沙芳韦 (Safenwil) 的一个小教区;在这里,巴特在神学界引发了革命。

 

葛伦斯和奥尔森认为,巴特与自由神学决裂的肇因很多,但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巴特发现,在他每星期向人们传讲福音的事工上,自由神学毫无帮助。于是他不得不努力研读《圣经》,发现了“在《圣经》中奇特的新世界”(这是他最早的一篇论文的标题)。从《圣经》中超越的话,巴特找到了当传的信息。第二,一九一四年,德国九十三位学者联名发表宣言,支持威玛 (Kaiser Wilhelm) 的战争政策,其中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神学老师。巴特感到,他的老师们的神学中必定有严重的错误,否则他们不会如此快地转而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理念。他决定从此不再接受这些老师们的伦理与教条、对 《圣经》的讲解和对历史的诠释;他感到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神学完全没有前途,他想要推翻它。[33]     

 

      在战争时期,巴特开始写《罗马书注释》(Der Romerbrief) ,并于一九一九年出版,对自由派神学提出尖锐的批判,掀起了一场风暴。在书中,巴特指出,神、福音、永恒与救恩这些伟大的真理不可能来自人类的经验或理性,而是神的启示。他呼吁,神学方法必须改革:要用“从上而来”的神学取代“来自下方”的、以人为中心的神学。在该书的第二版的序言中,巴特坦陈他受到祁克果的关于神、人之间存在的“本质的无限区别”思想和“神在天上,你在地上”这句既消极又积极的话的启迪:“我认为,这样一位神与这样一个人的关系,和这样的人与这样的神的关系,便是《圣经》的主题和哲学的本质。”[34]  巴特的这本书影响很大,也使他一举成名。许多学者认为,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敲响了自由主义神学的丧钟;一九一九年巴特出版《罗马书注释》则宣告了十九世纪神学的结束和二十世纪神学的开始。[35]  声誉鹤起的巴特从一九二一年起,应邀到德国数所大学教授神学。一九三一年,巴特深深卷入德国反纳粹的认信教会运动;一九三四年,他协助起草巴门 (Barmen) 宣言,宣告耶稣基督是基督徒唯一的主,公开批判德国基督徒高举希特勒 (Adolf Hitler) 至弥赛亚的地位;他在讲课时拒绝先向希特勒致敬,也不签名向希特勒效忠。因此,德国政府于一九三五年解除他的教职。他应邀回到故乡,任巴塞尔大学的神学教授,世界各地学子涌向巴塞尔。巴特在那里讲课、写作、证道、生活,终其一生。  一九六二年,七十五岁的巴特退休了,并立即开始第一次欧洲之外的旅行。葛伦斯和奥尔森指出,巴特一生的最后几年十分艰难,不仅健康退化,而且他发现从左翼到右翼,都有人严厉批判他。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九日晚,巴特在家中逝世。[36]

 

      巴特是多产的神学家,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是《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s) 。全书共四部十三册,四部分别为:神道的教义、神论、创造论,及未完成的复和论;第五部原为救恩论,可惜还未动笔巴特就去世了。[37]  这部著作的特点,除了篇幅大得惊人外,是没有传统的绪论。巴特刻意这样作的目的是向读者表明,真正的神学是“神话语的神学”,不含任何其他事物;他建立的神学不受任何哲学、文化体系的束缚。“若将神话语的真理立基于人的理性,无论多敬虔、真诚,都必然使神学臣服于属人的历史性思想,因此便成为‘人本神学’,而这是巴特竭力反对的。”[38]  巴特神学的另一个特点是,神学构架完全以基督为中心,使他的神学巨著成为一致、合一的系统。[39]   巴特神学的特点,是很突出的优点:他重新使神的话语成为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使神学成为研究神话语的不折不扣的科学,使耶稣基督回到基督教神学的中心。但是,真理跨过边界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巴特太强调神的话语,以致把它看成是神的启示的唯一方式,因而否定神藉着大自然和人类历史所彰显的普通启示;他拒绝用任何一种理性来判断神启示的真理,似乎把基督教信仰变成了神秘的宗教;他太强调以基督为中心,以致他撰写的基督教教义有变成“唯基督论”之嫌。[40]   比如,关于救恩论中的预定的教义,巴特认为,预定不是指人的结局,而是指耶稣基督:

 

 

 

   神的“否”不是对人说的,甚至不是对部分人说的,而是在耶稣基督里对自己说的。神在预定中发出“否”与“是”。但对巴特来说,“双重预定”并非指人的两种结局,而是指耶稣基督;是那位“被拣选与被惩罚的人”。“神永恒的旨意,是拣选耶稣基督;在此拣选中,神将 …… 拣选、拯救与生命赐给人,而将……责备、沉沦与死亡留给自己。”“预定就是从永恒中,神决定自己付出重价来赦免人。”这重价就是“神的儿子进入异乡”,以及在十字架上死于罪人手中。[41]

 

        

 

      简言之,巴特认为,双重预定是指耶稣基督的被拣选和被弃绝,从而使人在里面得拯救与生命。这是普救论吗?巴特似乎未予以否定。“有人问巴特,他传讲的可是普救论? 他回答道:‘我没有这样教导,也没有不这样教导。’不过,他的拣选论里蕴含的思路,应该有普救论的意思。”但是,“在救恩论的最后,他留下余地,认为最后被拣选的‘人数’,与全世界所有活过的人的数目不一定相等。”而且,这个“数目”因神的自由与慈爱的缘故,是开放的。巴特不愧为辩证式的神学家,他不将这个问题完全锁定在理性的层面。[42]

 

      新正统神学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是巴特的“老乡”、同龄人卜仁纳 (Emil Brunner, 1889 - 1966 AD)。卜氏于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生在瑞士改革宗的发祥地苏黎世 (Zurich)。高中毕业后,他到苏黎世和柏林两大学攻读神学,后来又到美国的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他接受的是自由派的神学训练。他从一九一二年开始担任牧职。当巴特在一九一九年发表《罗马书注释》时,他热烈地响应,并成为巴特神学的主要阐释人。卜仁纳出版了《神秘主义与道》一书,入骨地批判了士莱马赫的神学,不久即被聘为苏黎世大学的神学教授。[43]   虽然巴特比卜仁纳更出名,但是把强调神的超越性的新的神学介绍给英、美等国的,却是卜仁纳,因为卜氏写作不仅用德语,也用法语和英语。二十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他在英、美两国作过一系列演讲;他的书有的比巴特的更早地被翻译出来,并广为流传,使他在英语神学家中成为辩证神学的早期领袖。卜氏也是多产作家,生前出版了三百多种书籍、文章,从神的属性到妇女选举,从现代爵士音乐到怎样处置德国,所涉猎的范围甚广,且雅俗共赏。[44]

 

      卜仁纳最重要的神学著作是他倾毕生心血写成的三卷巨著《教义论》。他与巴特一样,强调神的超越性;而且,他的启示观相当独特。卜氏认为,要了解启示的本质,首先必须区别两种真理或知识:对世上物体的知识是“它 -- 真理”(It -- truth);对有位格的神的知识是“你 -- 真理”(Thou -- truth);任何将这两重知识相提并论的神学,方向就根本错了。对卜氏来说,基督教的真理必须是相遇的真理:在神与人相遇的关键时刻,神说话、人回应,真理就在其中。所以,他称启示是“我 -- 你相遇”(I -- Thou Encounter)。葛伦斯和奥尔森认为,卜仁纳“的确高举这个看法,并尝试将一切都围绕这个中心,这正是他对现代神学的最伟大的贡献。”[45]  卜仁纳和巴特一起,整合了新正统神学。他与巴特、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1884 - 1976 AD) 被称为辩证神学的三巨头,但卜仁纳一直被巴特和布特曼更庞大的巨像所遮蔽。巴特的神学著作的分量逐渐使卜仁纳退居后台,这使卜氏相当灰心。“不过,许多神学家私下偏爱卜仁纳,胜于巴特,因为他的文笔清晰,对基督教真理的看法宽广。”卜氏对美国神学界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九五五年自日本归国途中,卜仁纳中风,此后,他的讲课和写作似已中止,并于一九六六年病逝于苏黎世。[46]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卜仁纳与巴特就普通启示问题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卜仁纳发表了《自然与恩典》的文章,认为巴特否认在自然界中有神的启示的观点是错误的。卜氏指出,人类虽然已经堕落,还是有神的形象;对神、对律法、对自己需要神的认识,或许非常模糊、非常扭曲,但毕竟是存在的;这是神的恩典的必要接触点,因为神的话语无法临到一个对神完全失去知觉的人。卜仁纳认为,巴特为反对自然神学,把与自然神学无关的真理也抛弃了。巴特非常愤怒,以标题简明的文章《不!》(Nein !) 予以尖刻的反驳。当时巴特正在德国教书,他看到许多“德国基督徒”都落入了纳粹的引诱。巴特认为这是他们对自然神学开放的缘故;他本人竭力抗拒这种引诱。他指责卜仁纳在支援那败坏德国教会、使之向纳粹理念投降的自然神学,甚至说卜仁纳在否定单单靠信心得救的真理,要回落到天主教和自由派的救赎论。他坚称,福音不需要任何接触点:圣灵就是接触点,圣灵会制造接触点!巴特的反驳过于激烈,也欠公允,使卜仁纳深觉受伤,多年不能释怀。他们两人的住家其实离得很近,只有数哩之遥。但他们的相互批评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来,他们的美国学生为他们安排了一次和好的聚会,使这两位神学大师在去世前不久言归于好。但是,葛伦斯和奥尔森认为,“他们所制造的裂痕 (巴特需负大部分责任) 将传至后世,成为当代神学最不幸、最反常的冲突。其结果之一,是卜仁纳竭力在巴特的神学中寻找任何异端的说法、潜伏的危机,而大肆渲染。”[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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