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序:“永生上帝的教会”

“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

编校完毕这本《教会治理问答》,我确实颇有感触。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我们确实既需要明白目前基督教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又需要明白圣经中的启示,然后才能从现实出发,以圣经为标准,使教会更加合乎上帝的心意。

目前中国信主的人不断增加,甚至在城市人口和知识分子中,信主的人数也有明显的上升。因此,很多人说中国教会正在经历大的复兴。其实,严格说来,并不是“复兴”(revivalism),而是“传福音”(evangelism)。因为前者所指的是已经信主的个人,或者信主的人口占大多数的地区,在一定时间的灵命冷淡之后,又重新为上帝的真道火热起来;而后者则是指没有信主的个人,或者信主的人口很少的地区,经过传福音而有很多人归向主。“复兴”一词可以适用于欧美地区,这些地区基督教已经成型,在社会中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而目前中国基督徒的增加显然属于后者。

当然,泛泛而论,不管是针对冷淡退后的基督徒,还是从未听闻福音的人,都需要不断地传讲上帝“公义的律法”,“恩惠的福音”。因着圣灵的感召,律法把人带到福音的面前,使人因信称义,得着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恩;藉着圣灵的大能,福音把人带到律法的面前,使人因信行义,使我们活出基督造我们的荣美的形像。但仔细分析,宣讲的侧重点仍然有所不同。对于前者,需要重点传讲上帝在基督里的大爱,使他们能够恢复自己对主的初爱,重新过感恩的生活;对于后者,需要重点传讲上帝对罪人的愤怒,使他们能够知罪、认罪,并为自己的罪感到绝望,从而接受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从教会的建造上来看,对于前者而言,主要是恢复和更新;而对于后者,则是建造和巩固。

所以,对于中国教会而言,首要的是建造和巩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穷二白的。不仅是在教义方面,也包括在教会治理方面。在这两方面,中国教会的软弱和混乱也是在全世界出名的。吃教者的伪善,愚昧者的狂热,异端的横行,美德的缺乏,使仍然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教会处处乌烟瘴气,已信主的人得不到在真理上及时的造就,未信主的人看到教会现状就耻笑远之。一切真正热爱主,热爱锡安的人怎不忧心如焚?!其实,教会的治理也是圣经启示的重要部分。既然教会是上帝眼中的瞳仁,是基督亲自建立的,如何按圣经的启示治理教会,必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这个序言中,我想从四个方面分享有关的感受,一是教会的重要性,二是教会治理的重要性,三是目前中国基督徒在教会治理上存在的问题,四是介绍这本书的特色和编译。

一.教会的重要性

教会是一个上帝所特别呼召出来的立约性的群体。首先是每个人都与上帝立约,其次,肢体之间也是彼此立约,一同遵行上帝的旨意,一同“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来10:23-24)。

近代人本主义以国家主义的方式兴起,千方百计地丑化、削弱教会,把民族主义国家政权塑造成救世主的角色,凸现神化某个人物,被有见识的学者称之为二十世纪的造神运动。纵观二十世纪,纳粹德国、苏联、中国、东欧等一系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权国家兴起,使人类饱受专制政权的蹂躏,几乎超过历史上所有的朝代。而在英美欧陆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因为教会的衰败,国家权力随之极度膨胀,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庞然大物,日益侵蚀公民的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充分地认识基督教会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中,魔鬼的一大诡计就是让人小看教会的重要性。他的这一诡计乃是通过种种错误的神学而传播的。这些错误神学往往是以看似非常属灵的形式出现的――最重要的是传福音,教会不过是组织,是形式,是可有可无的等等。加尔文先生根据圣经的启示,强调教会的重要性,“凡以上帝为父的,便以教会为他们的母。”[1]教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保守真理,传讲真理,更在于教会教育的功用。正是因为教会教育的功用,才使教会成为培训基督精兵的大本营。现代教会忽视教育的职分,使教会成为一个宣泄个人情绪的俱乐部。教会丧失了教育的功能,就是盐失了味,必然被踩在脚下。

1.教会是上帝拣选的器皿

教会是上帝所拣选的器皿,在他奥秘的计划中,他使用教会来保守真理,传扬真理。“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在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弗3:9-11)。所以,基督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教会,“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8:18)。“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约20:23)。

在其大教理问答中,马丁·路德解释了教会的性质和目的:“要极其仔细地研读明白这一条款。假如有人问你:你说‘我信圣灵’,这是什么意思?你就回答:我信圣灵使我成圣,正如他的名字所指明的。但他如何使你成圣呢,或者说他达成这一目的的方法和工具是什么呢?回答是:藉着基督教会,罪得赦免,身体复活,和永生。因为,首先他在世界上有一个特定的教会,这教会就是圣徒的母亲,每个基督徒都是藉着上帝的圣言由她生成并养育的。圣灵所启示所传讲的就是上帝的圣言,他由此光照人心,点燃人心,使他们明白、接受上帝的圣言,倚靠上帝的圣言,并在上帝的圣言中持守到底。” [2]

2.教会是基督亲自建造的

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服事的时候,就对门徒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太16:18)。教会是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祂所要亲自建造的。基督为教会舍命,教会是基督眼中的瞳仁,是祂所特别呵护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可3:35)。因此,教会是上帝眼中的瞳仁,有史以来,凡是逼迫基督教会的个人和组织,无不受到上帝公义的严厉的报应。

3.教会是上帝的家

教会的重要性是《圣经》所强调的,教会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是“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上帝将万有服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弗1:22-23)。作为一个组织,教会不仅保护会众的权益,也成为上帝所设立的抗衡专制国家的堡垒。凡是基督教会得以确立的地方,就必有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政府不得凌驾于教会之上,执政官应当成为上帝的仆人,保护教会的权益,接受教会的劝化,否则就难免成为上帝的仇敌。只有在基督教会中经过真理教化的受洗的成员,才能担任基督教国家的官职。在欧美历史上,正是因为教会一直作为上帝的国度,忠心地传递真理,坚持真理,世俗的政治权力才被驯化。凡是教会软弱的地方,政治权力往往就演变为独断的权力,成为吞噬人民生命和权利的专制怪兽。[3]

4.教会是基督的精兵

当初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再宣告:“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出6:26),“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出7:4)。虽然当时的以色列人不过是法老手下的奴隶,但上帝却把他们视为他自己的军队。使徒保罗也吩咐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象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提后2:3-4)。当然,我们基督徒所从事的并不是世人所言的战争:“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6:12)。在这场属灵争战中,我们更要穿上上帝所赐给的全副军装,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5.教会是圣灵的学校

在《使徒信经》中,对圣灵的告白是与对教会的告白联系在一起的:“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教会是圣灵的学校,圣灵是我们最好的教师。圣经就是我们的标准教材。教会就是上帝的约柜,是保守真理的地方。藉着圣灵的光照,教会不仅得以传递真理,更用真理塑造人的品格,使人成为基督的精兵。教会若不用上帝的真道装备圣徒,使基督徒在真道上没有长进,就是撒但巧妙伪装的陷井。撒但有两大诡计,对于没有信主的人而言,撒但利用各种巧计使他们自高自大,拦阻他们归向上帝(林后10:5);对于信主的人而言,撒但则是装作光明的天使,蒙蔽信徒,使他们无法晓得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12:2)。

6.教会是真理的柱石

因此,教会当以圣经为基督徒信仰与行为的最高标准,但是,唯独经过正确解释的圣经才是准确无误的。在考察初期教会中唯独圣经的原则的时候,马提森(Keith A. Mathison)总结说:“圣经当由教会解释,并且要根据信仰的准则在教会中予以解释。假如离开使徒教训的背景,圣经就会受到歪曲,这是不可避免的。”[4]信徒固然有解释圣经的自由,但这种释经的自由绝不是任意性的。耶稣基督的真教会始终是圣经真道的监护者,教会的使命就是保守真理并传扬真理。现代中国教会中的诸多极端、异端的产生,就是因为有人偏离正统教会的架构,私意解经,妄加解释,屈服世人的压力,应和自己的私欲,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徒彼得所警告的“自取沉沦”(彼后3:16)。

二.教会治理的重要性

既然教会如此重要,到底什么样的治理方式才是合乎圣经的方式呢?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加思考,盲目顺从是错误的;不闻不问,漠然置之也是有罪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喜欢真理,顺从真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志,倒要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得救!

加尔文先生在其《基督教要义》第四卷中谈及教会和国家的管理,认为这是上帝藉着教会和国家的治理使基督徒在基督的团契中合一。在谈及教会的治理时,加尔文先生严肃地指出:“凡是要废弃或贬抑我们所谈及的教牧次序和教会治理,或者视之为没有必要、并不重要的人,都是企图破坏教会,甚至摧毁教会。”[5]

此处的教会当然是指地方教会。天上的教会由已经升天的圣徒组成,他们并不需要我们这样的治理形式。地上的教会,既然是约民所组成的群体,当然就有一定的组织性。教会本身不是一个组织,但教会内部却有组织。现代人不重视教会,把教会视为一个随便来往的俱乐部,或宗教市场。这种无知和悖逆也使自己无法得享上帝在地方教会中命定的福分。信徒对地方教会没有归属感和责任感,这也是导致中国教会软弱的一大原因。加尔文在论及教会的重要性的时候说:“仅仅在思想上赞同教会是不够的。如果不是教会孕育我们,抚养我们,通过其引导和纪律来保守我们,我们就无法进入生命。……教会之外,既没有罪的赦免,也没有得救的希望。”[6]虽然我们的救恩最终是唯独从上帝而来,但教会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施行拯救的器皿。对教会的藐视,就是对上帝的藐视。作为基督徒,必须明确归属一个地方教会。

1.教会治理合乎健全的理性与常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地方教会既然是信徒的聚集,当然就要有一定的次序,就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否则,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混乱。

参加聚会的人既有信主的人,也有未信主的人。即使信主的人,仍然是有限的罪人,仍然可能犯罪;即使信主时间很长,颇有一定服事心志和恩赐的人,也是有限的罪人,都不能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必须有一定的规矩和架构来管理教会。当然,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杂在教会中,教会必须予以适当的防范,在出现问题之后,就要及时地处理,这些都需要教会的治理。

2.教会治理源自上帝明确的吩咐

当初上帝呼召摩西,就明确地吩咐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出3:10)。以色列人固然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亲自所带领的教会,但上帝仍然把摩西分别出来,使他带领以色列教会。同时,带领以色列教会也并不是摩西一个人的事,圣经上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作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管理这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民11:16-17)。这些长老是通过“选举”的方式出现的,并且具有一定的资格要求:“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申1:17)。可见,上帝在以色列教会中设立了明确的管理制度,这一制度既有民众的“选举”――是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的,也有摩西的“按立”――这是对民主选举的制衡,民主并不是绝对的。以色列教会的管理模式具有民主选举与精英治理相结合的混合制政体色彩。

在新约圣经中,教会的治理更加清晰,主耶稣基督三次明确吩咐彼得“你喂养我的小羊”(约21:15-17)。在著名的传福音的大使命中,主耶稣也明确提及教会管理的次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19-20)。门徒不仅要向人传福音,还要为他们施洗,并且要把上帝的真道一一教训他们。在教牧书信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直接关系到教会的治理的。使徒保罗明确吩咐:“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林前14:40)。保罗还曾多次提及长老的资格(提前3:1-7;多1:6-9)。

3.良好的教会治理使真道更加有效地广传

既然不管是从常识而言,还是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教会都需要一定的治理。可见,教会的治理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治理得好还是治理得坏的问题。良好的教会治理使人各就各位,人的恩赐得以发挥,罪的残余得以抑制,而问题则得以及时地解决。这样,教会本身不仅在真理的宣讲上,包括在治理的形式上,都会发挥金灯台的作用,成为美好的见证。而不良的教会治理则会使教会内部陷入纷争之中,甚至使教会本身成为一个贼窝,成为世人耻笑的对象,使上帝的名受到亵渎,成为福音传播的拦阻。有的教会在主日敬拜时,传道人拉帮结伙争讲坛,公开地打架。有的教会在奉献管理上不公开,不透明,信徒奉献的金钱不知去向,甚至被管理人员贪污挪用。有的教会被个别人把持,不按圣经所启示的方式解决问题,甚至常常勾结、依靠不信主的人来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诸如此类的教会,怎能使基督的真道有效地广传呢?!

4.良好的教会治理为家庭培养敬虔的父母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单元。没有家庭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没有家庭的健康幸福,一个社会就是病态的社会。

良好的教会治理为家庭培养敬虔的父母。所以,教牧人员应当通过主日讲道、教理问答和家庭探访,使基督徒父母晓得如何带领全家敬虔度日,各尽本分。

基督徒父母一定要明白按圣经的原则教育孩子的重要性。达伯奈指出:“为上帝而教育子女是这个世界上所行最重要的事。地球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这一大事。所有的政治、所有的战争、所有的文学、所有的经济,都当服从这一大事。尤其是父母,更当晓得,在一天的每个时刻,除了使他自己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之外,上帝之所以让他活着就是为了使他为上帝而教育孩子,这是他在地球上的任务。”[7]

教会的作用是有限的,教会不能僭越上帝赐给家庭的权柄。比如在子女的教育上,圣经上明确吩咐:“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弗6:4)。很多教会不明白上帝在治理上的分工,教牧人员不是积极地教育、督促已经信主的家长,使他们在家中过敬虔的生活,而是窃取上帝赐给家长的权柄和职分,直接代替家长教育孩子,破坏上帝所设立的神圣次序,还以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荣耀主名!

5.良好的教会治理为社会培养优秀的公民

从圣经的启示而言,教育的权柄不属于公民政府。公民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社会治安,确保国家安全。假如公民政府涉足教育领域,就会利用金钱和暴力来推行某些政府官员的教育思想。公民政府的官员,不管他个人的思想和德行如何,都没有合法的权柄让全国人民来接受他的思想,因为他不过是一个有限的罪人,是公民所选举的公仆,他怎能高高在上,俨然以教主的身份来让公民接受他所谓的先进思想呢?!而且,公民政府既然通过法律和行政来管理民众的行为,假如它也插手教育,垄断教育,也就直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心灵,所导致的就是从身体到灵魂全面的暴政。另外,任何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价值导向,公民政府的官员也不例外。所以,教育绝不可能是中立性的,总是涉及到一定的价值理念的传播,而任何价值理念都具有一定的宗教性。所以,公民政府垄断教育,用某些官员的理念来辖制教育,乃是非法地使用国家权力,妄自用私意来控制民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公民政府滥用权柄,垄断教育,违背上帝所设定的律法和次序,最终导致的不仅是资源的浪费,对个人思想自由的践踏,而且使人口服心不服,造成道德上的假冒伪善,直接败坏社会的道德风气。

教会的主要功用则是教育。在主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吩咐中,两次提及“教育”的问题,一是在施洗之前,一是在施洗之后(参考英文钦定本)。基督徒教育的核心不仅在于防止信主之人的子女受无神论或其他异教的“洗脑”,引诱进入不信上帝,抵挡上帝的文化,也要使被敌基督的文化掳去的人归回,更重要的还是进而装备圣徒,使他们成为基督在各个方面的文化精兵,“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5)。宗教改革领袖墨兰顿注重教育,认为如果没有教育,宗教必将衰落,人类社会将沦为与禽兽无异。

十九世纪时,荷兰已经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当时的宪法规定有高等教育的自由。不过在当时的教会中,受敬虔主义的影响,认为个人的救恩经历是最要紧的,而得救后最要紧的则是保持与上帝的关系,并活出敬虔的生活来。这当然都是重要的,但问题在于他们过分强调个人的经验,以为神学教义可以忽略,甚至进而反理性,反知识,几乎到达以不晓得事实为美德的地步。如此以来,不信的人顺利地占领了教育领域,并开始在立法上设置了种种的障碍,拦阻基督徒开设高等教育。那时,上帝在荷兰兴起亚伯拉罕·凯伯尔,着手兴建自由大学。在开学之前的奉献典礼上,浩德莫克博士(Dr. Hoedemaker)致奉献辞,经文取自《撒母耳记上》第13章19节:“那时,以色列中沒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說:‘恐怕以色列人制造刀枪’!”当年非利士人想控制科技知识,使以色列人沒有用以反抗的装备,不得不屈服在他们的奴役之下。如今形形色色的敌基督者仍然非常聪明,他们要控制教育,控制思想,夺取教会和圣徒的装备,使他们不能满有果效地传福音,拓展上帝的国度。何时中国教会也能觉醒到教育的重要性呢?何时圣徒们能从仇敌的手中,夺回军器供应。夺回教育的主权呢?这实在是任重道远的事!

教育问题一直是改革宗神学所强调的重点。华腓德认为,加尔文对西方文化所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教育上。他首先在日内瓦设立了日内瓦书院。苏格兰的农民在改革宗神学的教育下其经济地位也远远超过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农民的水平。清教徒坚持改革宗神学,推进美国社会的教育发展,其教育体系“揭开了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时代”。[8]

家庭、教会、学校是清教徒建立社区的“金三角”。他们建立社区之后,首先兴建教堂,作为聚会的场所。每逢主日,各个家庭竞相往教堂聚会,教堂也是教育的地方。教育与教会并重,这是在中世纪以来欧美传统的做法,教育就是宗教教育,理所当然是教会的事业。传福音不仅是救人的灵魂进入将来的天堂,也要救人的肉身脱离现在的地狱。

三.目前中国基督徒在教会治理上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人本主义的腐蚀,教会观已经支离破碎。重新建立合乎圣经的教会观,对于中国教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教会从两个方面受到人本主义的攻击,一是极端地强调个人的自由,使地方教会不再是为基督训练精兵的地方,而是成为现代俱乐部的模式;二是国家权力的极端膨胀,极其仇视有组织的教会,并予以重点削弱和打击,使教会不能形成一定的规模,从而作光作盐的效果非常有限。从以色列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条明确的规律性的东西,当教会强大的时候,国家也随之强大;当教会衰微的时候,国家也随之衰微。如果教会不够坚固,上帝的真道不能得以保守和传扬,国家或民族就失去真理和公义的基础,不可能有长期的长治久安。同时,运用国家的武力所达成的一时的次序,如果失去圣经中所启示的公义,则是公开的合法的有计划的掠夺。

教会既然是上帝所宝贵的,就受到魔鬼撒但特别的搅扰。在教会的职分上,今日中国教会也面对极大的混乱。往往有人喜欢“弟兄”、“先生”之类的称呼,胜于圣经中所启示的“牧师”、“长老”的称呼。这种所谓的谦卑或本色化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教牧行政上的混乱,往往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专制型家长制暗中抬头,教会中也成了“一言堂”,用人的传统取代了上帝在圣经中明确的启示。

(1)历代国民政府的辖制

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主张合乎圣经的政教分离原则,“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太22:21)。世俗政府不要过问、干预教会的事,教会也不要干预国家事务。各自在自己的区域内向上帝负责。目前我们国家虽然在宪法上规定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但这种所谓的自由,从目前的政策和实践来看,仅仅是个人性的心里相信的自由,而不是在组织、敬拜和宣教方面的自由。

我们要晓得,不管社会上主流思想如何变化,上帝的真理是不改变的,绝不会“与时俱进”。我们应当始终以上帝所启示的无谬的圣经为标准,在真理上不打折扣,否则我们就是失去盐味,与世同化,不仅在上帝面前是可憎恶的,对于这个世界也不会有任何作用。社会上的开明人士也当认识到,若是一味压制真教会,扶持假教会,社会就会越来越黑暗,最终所导致的就是社会性的大灾难。从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教会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托克威尔指出:“通过教会的渠道,平等开始渗入政治领域。”[9]因此,一切真正热爱真理、平等、自由的人不可把教会视为洪水猛兽!只有那些自以为是,借助政治权力把人的主张强硬地加在个人头上的人才是人类文明共同的仇敌。托克威尔曾经形像地描述这种人:“他们以进步的名义竭力把人唯物化,拼命追求不顾正义的利益、脱离信仰的知识和不讲道德的幸福。他们自称是现代文明的卫士,高傲地以现代文明的带头人自居,窃据落到他们手中而他们却不配担当的职位。”[10]

(2)外国宣教组织的辖制

从中国教会的历史来看,因为福音并不是首先在中国显明的,所以自然就存在一个传教的问题。既然在中国建立本来没有的基督教会,也就存在教会与当地政府和文化的关系的问题。外国教会和差会也有好的,确确实实为中国的福音事业抛头颅,洒鲜血,热爱中国人民,尊重中国教会。著名的宣教士戴得生,内地会的创办人,曾经说:“假如我有一千条生命,我愿意为中国而舍。” 这实在令我们中国人感到汗颜!但也有的差会和宣教士成为中国社会中的特权阶层,仅仅把当地教会和信徒作为自己宣教的果子,一味把持,横加辖制。这也是中国宣教史上一再出现的令人伤痛的现象。

外国宣教组织因为在认识上的先进和资源上的优势,自然就对中国刚刚出现的教会拥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在宣教初期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要使基督教在中国真正扎根,就当使基督教真正进入中国文化,成为积极的活跃的把中国文化“发起来”的酵(太13:33)。这就包括教义上的翻译和传递,也包括教会治理上的扶持。但是,确有一些外国宣教组织的个别人员,既不愿意学习中国文化,把圣经信息转换成当地人士能够了解、接受的资源,也不愿意帮助中国地方教会早日独立,反倒利用自己在认识和资源上一定的优势,辖制中国教会的同工。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本地的传道人一直在地方教会中没有地位。这就造成破口,使得有人可以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教会内推波助澜,大做文章,破坏教会的合一。

(3)本土信徒认识上的混乱

当然,作为中国基督徒,当从我们自身做起,奋发图强,离弃、拆毁不合乎圣经的假教会,建立、成全合乎圣经的真教会。

在谈及中国教会所面对的问题的时候,我曾经听到一个中国家庭教会的带领人说,中国教会有“人才”,外国教会有“钱财”,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中国教会就会兴盛了。我们绝不赞同这样的主张。中国教会的软弱是因为在真道上的软弱,是因为不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摩8:11-12)。“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后4:3-4)。

(1)对教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认为教会可有可无,只要信主个人得救就可以了。这当然是错误的,信主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信主所教导的一切话。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太4:4)。假如我们仅仅信主得救即可,却对主所吩咐的教会生活不闻不问,甚至反对嘲笑,说明我们的心并没有真正谦卑在上帝的话语面前,不过是自以为“信主”,自欺欺人而已。

(2)对教会的严肃性认识不足

 在目前中国社会中,“教会”似乎是遍地开花,处处都是。很多人认为,只要有两三个人,就可以随意组成教会。设立教会并不是在街上开店那么随便,即使在街上开店也要随从一定的程序。地方教会是圣徒有组织的聚集。松散性的家庭聚会或查经小组不宜自称教会。根据圣经的教训,教会是有秩序、有组织的、全方位的有机性团契。一般的家庭聚会或查经小组缺乏教会的生活和功能。他们没有主日的公共崇拜,没有使徒所设立的秩序(即在众长老引导下使用各自的恩赐进行事奉,以及用爱心表达出来的劝惩),没有圣礼的施行等。他们的活动虽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上述的内容,但主要的强调点是在传福音或其他某一方面上。这种松散性的家庭聚会或查经小组虽有一定的教育内容,但并没有充分地把圣经中关乎教会的内容分享并施行出来。

(3)对教会的组织性认识不足

 认为不需要任何组织形式,只要靠圣灵的带领就行了。所以,我们往往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声称,圣灵这样感动我,圣灵那样感动我。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按圣经所启示的程序来面对教会内部的问题(太18:15-17)。这样的声称往往有妄称主名之嫌,目的往往使自己凌驾于教会之上,为自己不负责任,违背圣经的言语行为开路,达成自己的私欲而已。更有甚者,在中国教会中往往有人自称从主得了什么启示,已经与主直接联系,得到了“尚方宝剑”,这就有成为异端的危险倾向。上帝已经藉着圣经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出来,圣经足够我们用的,我们不需要任何新的启示,以便对已经成典的圣经增加和删减。我们所需要的是圣灵的光照,使我们明白上帝已经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我们不否认圣灵的感动,但圣灵的感动绝不会使我们违背圣经中明确的启示,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6-17)。圣灵也是上帝,是三一上帝的一个位格,上帝是不会背乎他自己的。在教会的治理上,我们不需要由人的感动来带领,更不能以人的感动为标准,圣经已经启示了治理教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同时,教会也根据基督所赐给的权柄,对于一些具体的事宜,按照“理性之光和基督徒的智慧,遵照圣道的通则予以规定”(《威斯敏斯德信条》1章6条)。所以,基督徒在教会中,“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林前15:40)。

(4)对教会的真假缺乏判断力

对于假教会恋恋不舍,认为不管教会真假,反正里面都有重生得救的人,不必那么认真,以致得罪人,自找麻烦。有真教会,就一定有假教会。真教会的三大标记是合乎圣经的真道的传讲,合乎圣经的圣礼的施行,合乎圣经的劝惩。对于假教会,假如上帝允许,使我们有能力,我们就必须予以拆毁重建;假如上帝不许,使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就当分别出来,不要与它的罪有份。当一个教会在真理上败坏,与世界行淫为伍,成了属灵的“淫妇”和“贼窝”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就是:“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灾殃”(启18:4)。当然,我们晓得,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假教会,不愿意参加或建立合乎圣经的教会,往往不是因为对真道的认识不足,乃是因为害怕受到逼迫,害怕为主的缘故受苦。所以,就因循迁就,同流合污。

(5)对本土传道人缺乏理解与尊重

中国本土的传道人不仅受到外国差会的挤压,无神论国家政府的威胁,另外,还有来自会众的压力。尤其在中国教会中,因为中国教会传道人长期受外国差会的资助,甚至一般的会众也往往是西方国家富裕的教会资助或扶贫对象,因此中国教会长期形成了“要”和“受”的习惯。伸手“要”国外教会或差会的金钱和物资,心安理得,“受”之泰然。对于中国本土的传道人,中国会众往往是觉得“月亮是外国的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等,从内心里就有崇洋媚外的倾向。如果中国本土的传道人要求地方教会经济上的供养,往往就有会众认为,这传道人无能,不能从外国人那里取得资金,反倒向我们伸手要钱;也有的会众似乎比前者更属灵,甚至会认为,传道人既然是为了主的缘故传道,为什么还要教会的奉献呢?为什么不效法使徒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 (林前9:18)呢?

如此以来,中国本土的传道人或者是仰赖国外的奉献,丧失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独立性;或者是向无神论国家政府投降,从凯撒那里领津贴,评级别,分房子,完全成为御用的工具;或者是坚持圣经的教导,坚持良知上的独立与自由,与自己所牧养的地方教会的会员不断磨合。无论如何,中国教会若要真正地强大起来,不是靠人所渲染的数字,而是必须归回圣经。包括在传道人和教会的关系上,也必须归回圣经。传道人是灵魂的牧者,必须“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徒6:4)。会众必须尊重传道人,忠心地奉献,供养传道人生活上的需要。只有如此,中国教会才能进入良性循环,成为坚固的教会,不受外国人的耻笑,也不受国家的辖制,使教会真正成为上帝真理的灯台、耶稣基督的精兵和社会良心的声音,从而也能真正对中国人民有益。补充一点,其实,国内的很多基督徒在骨子里仍然把传道人视为佛教的和尚,认为他们最好是四处化缘,不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忠心奉献,使传道人可以有稳定的经济保障。他们往往认为传道人越穷越属灵,越穷越能仰望上帝,过信心的生活。这种心态来自异教文化的熏染,并不合乎圣经真道。

四.本书的特色

以上谈及中国教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在教会观上的错误认识和教会治理上的软弱。长期以来,我一直寻求一本在教会治理上合乎圣经,又比较具体,切实可行的书。但是我见到的有关书籍往往或者是抽象的学术探讨,根本不具备可行性;或者是缺乏见识和立场,充满情绪性的偏见。所以,一直为这个问题祈祷上帝,求主怜悯,赐给中国教会一本关于教会治理的好书。因此,当本书的英文编者杰弗里·道南先生把这本书寄给我的时候,我的眼睛一亮,立即拜读,拍手称快!由于我自己仍然在忙于翻译十七世纪清教徒教牧神学家布雷克所著的《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一书,此书是第一部翻译为中文的改革宗系统神学巨著,长达几百万字之巨,所以就请华逊弟兄翻译此书,由我负责校对。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特色:

1.旗帜鲜明的立场

本书的原名是《长老制教会治理问答》(An Ecclesiastical Catechism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因此,本书所阐明的并不是一般性的教会治理,而是明确主张,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形式就是长老制――信徒选举长老,长老治理教会。圣经中所启示的就是这种代议式共和制的治理模式,这不仅是中国教会所缺乏的,也是中国社会所缺乏的。

2.全面细致的说明

本书全面细致地阐明了教会的概念和治理。比如关于教会的含义,既有通常的含义,泛指一般性的公共聚会,也有宗教上的含义,特指基督教会。 在宗教意义上使用时,又具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个体性的地方教会,二是指数个教会的联合,三是指教务审议会。上帝的启示非常具体、精确,基督强调“律法的一点一画”(太5:18)。我们中国人常常强调直接的感性的或神秘的体验,对于精微的客观性的细节往往缺乏关注和耐心。惟愿上帝感动我们,对上帝的真道一丝不苟,追求精确才能达成卓越。

3.合乎圣经的辨析

现代人在著述方面往往自诩自己的中立性、客观性,对于不同的主张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这种做法多是因为自己在认识上没有确信,在感情归属上没有立场,在深层意志上怕得罪人,所以回避敏感性问题,更不敢旗帜鲜明地指出谬误,往往是迎合众人的喜好。教会中很多人写作也是如此。本书不仅直接阐明了圣经中所启示的长老制治理模式,并且深入地剖析了教皇制、主教制、公理制教会治理模式的谬误之处,使读者能够最终根据圣经,做出合理的判断。

4.积极乐观的态度

基督徒对于世界的未来到底当持什么态度?或者是悲观主义的态度,或者是乐观主义的态度,也就是或者是悲观主义的末世论,或者是乐观主义的末世论。

在末世论上,如今中国教会内所盛行的是悲观失望的失败主义的末世论,认为真理不仅不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胜,相反,世界会变得越来越败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基督教会不仅不会完成上帝赐给的世界范围的福音使命,相反,也会变得越来越败坏,离经叛道,分崩离析,直到最终基督再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始终只能是失败者,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始终只能是弱势文化。这种失败主义的末世论对上帝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和圣灵更新的大能没有信心,但对人的罪恶、撒但的搅扰、世界的沉沦却有充分的信心!正是这种失败主义的末世论使基督徒放弃文化的使命,成为文化上的太监,用种种浅薄的人为的东西取代了圣经中所启示的圣约式的真正的福音!我们相信,通过逐渐的改变,人类文明将会彻底地为福音所转化。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正如面酵,必将这个世界完全发起来。我们期望的不是靠暴力征服世界,乃是藉着合乎圣经的基督教的传播与复兴,藉着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的忠心的顺服与工作。基督徒必将赎回整个的人类文明,使其从伦理和属灵的捆绑下释放出来。

福音必定征服全世界,耶稣基督的仇敌必在这个世界上,在历史过程中被逐渐征服。这样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信心,使我们征服世界的不是失败主义的信心,乃是得胜的信心。这信心并不是建立在我们自身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其他任何受造物身上,乃是唯独基于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唯独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约壹5:4)。使徒约翰在发出这样大有信心的宣告之前,所再三重申的就是:“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壹5:3)。假如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遵行上帝的诫命,我们就有得胜的信心。这也是上帝在其圣约中所应许我们的:“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申28:7)。而失败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也是因为违背上帝的圣约和律法所招致的上帝的审判。因此,失败主义的末世论与反律主义的伦理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本书最后一部分特别阐明了教会与世界的关系,以合乎圣经、积极乐观的态度宣告了教会对世界当产生的影响。335问:教会当准备对世界状况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通过获得并享有健康、财富,传播勤劳、节制和美德,为社会提供有良心的公务员、邻舍、朋友,在社会各阶层中建立诚信,传播信息、良善、尊重、温柔和谨慎,人类的普遍幸福必将得以促进。”那些不用心思考的人,极有可能会贸然攻击史密斯博士是在传播“社会福音”!其实,我们既要持守福音主义的信仰,又要保持对社会问题的适当的关注和参与。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前,著名的基要主义神学家陈崇桂先生(1883-1963)就已经作出了精辟的论述,笔者完全赞同,引述如下:“有些信徒,看基督教是出世的,只救个人灵魂,死后升天或等候主耶稣再来,进入天国。对于眼前的社会与国家,看为是将亡城 ,只求逃避,淡漠真理,甚至反对服务社会;又有些信徒入世太深,看基督教是改良社会,拯救国家的方法,相信此世界将渐渐改良成为天国,不信主再来,甚至唾弃个人灵魂的福音,只传所谓的社会福音。这两个极端,都不是主耶稣的态度。”[11]惟愿上帝怜悯中国教会,使教会既能明白、坚持赖恩得救、因信称义的基本要道,又能从灰色的悲观主义末世论中摆脱出来,在主里有得胜的信心,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分别为圣,发挥光与盐的作用!

本书原文是以英文钦定本为标准参考本,中文译本是以和合本为标准参考本。

在长老制教会中,由众长老组成的教务审议会同时也是“教会法庭”(ecclesiastical courts),或“教会议会”(church council)。之所以翻译为“审议会”,乃是因为这种会议不仅仅有法庭裁判的功用,也有议政、协商、立法的功用,所以用“审议会”一词加以综合,也免得与世上的“法庭”和“议会”混淆。教会审议会管理、审断教会内部事务。这种教会审议会分为四个层次,首先是地方教会的“堂会”(the church session),由地方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组成,这是教会最基本的治理机构。其次是“长老会”(the presbytery),长老会也就是“区会”,是由某一特定地区所有牧师与各地方教会一位治理长老所组成,审断本地区内的共同事务。第三是“大会”(the synod),其实大会也是长老会,不过规模更大一些,要有三个以上“区会”才能组成大会。最后则是“总会”(the general assembly),总会则由数个大会组成。

本书中最难翻译的乃是“长老”一词。首先,长老分为“教导性长老”(the teaching elder)和“治理性长老”(the ruling elder),前者通称为“牧师”(pastor),后者通称为“治理长老”。在英文中“Christian minister”或“minister”一词,也是指“牧师”,在一般情况下就直接译为“牧师”,有时为了区别,则翻译为“主仆”。“监督”(bishop)一词,在现代英文中,那些主张主教制的人士把这个词翻译为“主教”,在中文和合本中一概翻译为“监督”。从《圣经》一贯启示来看,“监督”与“长老”具有同一性,乃是同一个职分,只是从不同角度称呼教牧职分,所以,bishop绝不是处于其他长老或牧师之上的“主教”。因此,我们坚持用和合本译法,把这个词翻译为“监督”。但是,当这个词用于指罗马天主教或英国圣公会中的圣职时,则翻译为“主教”。同时,在长老制教会的治理架构中,区会也被称为是“长老会”(presbytery),牧师还被称为“presbyter”,这个词直译就是“长老”,但是根据威斯敏斯德会议的立场,治理长老虽然也是长老会的参与者,并不是“presbyter”,只有牧师,也就是教导性长老才被称为“presbyter”,因此,我们把这个词翻译为“牧长”。

编者曾经考察过苏格兰自由长老会(the Free prtesbyterian Church of Scoltland)、苏格兰自由教会(the Free Church of Scoltland)、新加坡朝圣者圣约教会(Pilgirim Covenant Church),并曾经向美国基督徒改革宗教会(The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荷兰改革宗教会(Netherlands Reformed Churches)、美国正统长老制教会(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者和长老当面请教。以上教会都是长老制教会,有的属于大陆派的归正宗教会,以《比利时信条》、《海德堡教理问答》和《多特信条》为教义标准;有的属于苏格兰长老制教会,以《威斯敏斯德信条》、《威斯敏斯德大教理问答》、《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为其教义标准。但是,目前中国大陆在实践上尚未有比较成熟、成型的长老制教会,在资料上也缺乏教会治理方面的书籍。因此,本书的翻译和编校虽然可以说是呕心沥血,追求完美,但肯定有不尽完善之处,所以,恳请教会内外各位先见不吝指教,使本书再版时得以改进。

惟愿上帝使用本书,使中国教会于新千年中在治理上回归《圣经》真道,消除教会内无法无天的混乱现象,使基督教会在目前这个道德与次序崩溃的时代,在教义和治理上,成为一盏明灯,给人带来希望。

雷  默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日
于北京威斯敏斯德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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