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历史的结局论

人类历史的行程，自古迄今，学者认为有一个不变的现象，和一个循环不已的挑战，便是善恶斗争。所以历史的结局究竟如何，是善是恶，为祸为福，久已成为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关于这点，大率可分为悲观和乐观两派；但基督教历史哲学，却超乎这两种世俗的见解，而另有一种不同的看法。

甲  悲观论（或历史轮回论）

悲观论在我们东方，有极大的影响，例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久必治，治久必乱；以为人类历史，只是轮回，没有出路。又如，佛教，便认为五蕴皆空，法我俱无；三界流转，六道轮加，有情众生，无明不灭；生死烦恼，俱不离苦。但此又牵涉宗教哲学和人生哲学问题，本书己另有论列，本章勿加深论。至于西哲的学说，限于篇幅，亦难尽述，兹仅略举一二，以概其馀。 

一、柏拉图（Plato）

历史循环论，渊源甚古，远在巴比伦时代，即已盛行，此说认为万事盛极必衰，治久必乱，合久必分；人类历史，实逃不出这一个循环的公例。柏拉图因袭此说，谓历史的行程，乃是一套继续不断的循环的圈子，在命运之神操纵之下，初为黄金时代，终则趋于没落；周而复始，终古如斯。

二、亚理斯多德（Aristotle）

氏亦承柏氏的馀绪，认为世界万物必然的结局，是循环的。惟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这种历史观，并未为后世史家所重视，以是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空前的毁坏，震惊了世人，这一种悲观的历史循环轮回论，遂因史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问世，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故特论之。

三、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一位德国学者史宾格勒对于近代文明产生极大的失望；从而对柏拉图的历史循环论，大感兴趣，因著《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氏本无藉藉之大名，徒因其说正好投合战后世人苦闷悲观的心理，遂一鸣惊人；其书不胫而走，风行一时，竟成为译成各国文字的世界名著。

史氏用生物学的法则，来支持并发挥其历史的循环论。氏谓各种文化，都是生物的机体，好像有儿童时期、少年时期、壮年时期、老年时期。又如四季，有春、夏、秋、冬。所以一切文化，有其发展时期，亦必有其衰落时期；并无进步，只是循环。文化之受命运的支配，犹如自然界受因果律的支配一样。人类既被羁于这个循环轮回的历史之轮，便无从掌握其命运，因此历史只是一种无目的的往复轮回，毫无意义，只有战争是创造的动力。

史氏之论，在大战以后，轰动一时，我国学人，亦不免附和其说。殊不知这种历史观，乃是基于一时一隅现象所得之偏见与错觉，请析言之。

1．一则，他的历史观，仅以文化为基点，而抹煞民族国家及其他的因素，自属偏狭不全。

2．文化并非一个机体，乃为构成社会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的业迹，故其动力，非在被创造的文化之本身。社会虽系集个人而成，但社会非同个人，更非一生物有机体。从这个前提来看，则一切生物学的自然法则，根本无从适用到文化，则其一切比喻推论，自无从成立。

3．由于人类之罪恶，吾人固不否认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一章）惟史氏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知人藉上帝的恩典，可以超脱这个循环轮回的命运。神虽为宇宙的主宰，但人却有自由的意志，而非被命运支配的机器。故史氏之说，乃陷于宿命论的窠臼。

4．史氏仅见人类文化没落的表象，却根本昧于原罪的真理，皮相之见，不能识透人类问题的症结；以是「饮鸩止渴」，他竟认为唯有战争是创造之动力。殊不知人类历史的推进，非尚「力征」，更非战争与仇恨。如仅重「力」而不尚「爱」，必致牺牲道德与真理。

5．上帝既为历史的主宰，在这一个前提之下，一切悲观的学说，实无存立之馀地。他掌管世上万事，任何遭遇，都在上帝的护理统治之下，无论为祸为福，为利为害，为胜为败，为兴为衰，为黑暗为光明，最后却必成就其最高的旨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墩堪克（Dunkirk）的撤退，责无碍于诺曼地（Normandy）的登陆，以及最后的胜利。他使万事互相效力（罗八28）；他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传三11  ；参看罗一一33一36）；外邦的争闹，君王的敌挡，只是令那坐在天上的发笑，终必为他的铁杖所打破（诗二）；而人的忿怒，反要成全神的荣美（诗七六10）。关于史说之妄，著者于拙著《西方心灵之衰落》（The Spiritual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另有详论。西方读者有出死入生之神迹。

乙  乐观论（或历史螺旋论）

倡是说者，重视人类社会的改良与革新，以及科工政教的成就。他们迷信人的力量，以为只要人类向上努力，不难改变历史，推进历史，实现黄金时代，建立地上天国。持此说者，实繁有徒，限于篇幅，仅举其要：

一、黑格尔

氏谓一切进步，乃是「正」「反」两力辩证发展，中和合一的结果。由于「绝对理念精神」的自由发展，以及杰出人才之贤明领导，不难实现理想的国家，臻于至善的境界。其说已见上文，兹不复赘。

二、马克思

他要藉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理想的无阶级社会；深信此乃社会演进之科学的定律，不仅理有必然，而且势所必至。此亦已加批判，不复申论。

三、汤恩倍

汤氏相信历史是向上发展的，这个世界，要成为天国的一部。氏以文明的兴起，在于应付挑战的成功，文明的发展，在于「创造少数」（Creative Minority）的领导群众，使起初的物质方面的挑战，成为永久的道德精神的挑战；而文明的破落解体，则始于「创造少数」的自矜自负，致使「自我神化」、「制度神化」，并令群众失望离心。但氏又认为文明的兴衰，乃是形成「普世宗教」必经的过程。故人类之盼望，从宗教精神说，乃在基督教和回、印、佛各教的融合贯通；从社会制度说，乃在自由企业和社会主义的互相妥协；从政治关系说，乃在国际社会的团结统一。汤氏以为这样便能使罪恶的世界，成为天国的一部，实属一种天真的幻想。请申论之。

汤氏治学精勤，著作等身。其治史的方法，自命客观，不如一般史家仅知「平面的分析」，而复能作「立体的比较」；其所取材，包括二十六种文明，真是总摄古今，光芒万丈。就其否定一切主观的单一因素的历史论，如黑格尔的唯心论，马克思的唯物论，史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循环悲观论，以及一切伟人史观、心理史观、地缘史观等说，他对于史学的贡献，自未可完全抹煞。

但汤氏的史观，究仍不免有重大的缺陷。氏论文明之发生，由于「挑战」「反应」，不仅不能自圆其说，抑且不免自相矛盾。盖氏一则曰：挑战的分量，不能过重，也不能过轻，否则便不能激起成功的反应。但所谓过重过轻，殊难定确切的标准。且汤氏在驳斥自然环境说的时候，又说，同一自然环境未必能发生同样反应。氏并广征史实，谓欧亚草原，曾产生游牧型社会，但在阿根廷及澳洲那最利于产生游牧型社会的草原，并未发生游牧社会。又说可乐拉多河（Colorado）具有和美索波达米亚相似的自然环境，却并无相同的结果。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但气候地质地形相似的欧洲多脑河，并非欧洲文明的摇篮。循氏此说，可见挑战与反应，环境与历史，未必有一定不易的必然关系。足证汤氏之说，实乃自相矛盾。

尤荒谬者，乃是他把神和人放在同等的地位。他甚至说上帝也须受「挑战反应」原则的支配，所以必经魔鬼的试探，方能完成其救世的计划。这乃是因为汤氏于神的观念，根本错误。他把神与超人，混为一谈；氏虽高举基督，以耶稣为人类的救主，但是他的「基督观」，乃是所谓「超人的化身」，否认主耶稣的神性。所以他根本不明白天道和人道的分际，以是他把「天国的奥秘」和「世间的小学」等量齐观，从而妄想把「上帝城」与「世俗城」揉杂一起，熔为一炉。这又可证「人智」之穷，不足探索历史问题的究竟。因此，汤氏虽比一般世俗的史家，稍胜一筹，否定了以往一切单一因素的主观的历史论，要指示人类向超人的天国境界迈进；惜其根本昧于天国的道理，终究限于人文主义的俗见，不能脱离世俗学者的窠臼。这是我们对此一代学人，不胜其遗憾的。

乐观论的史家，当然不止以上三氏，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论列。今人惑于达尔文、史宾塞之谬说，尤因科工技术之进步，迷信「人定胜天」，以为只要依靠人类的努力，即可实现理想的社会。此种理论，习非成是，人云亦云，几成教条；天真学者，幼稚青年，尤其盲从迷信，奉为金科玉律。所以魔鬼便利用人类不加深思反省的弱点，筑成了「坚固的营垒，拦阻世人认识上帝」（林后四4）。芸芸众生，蚩蚩者氓，都被「世界之神」所迷惑，便为「人间的遗传」、「虚空的妄言」，乐观的历史哲学所掳去（西二8）。其上焉者，则殚精竭力，妄想建造「巴别塔」，实现人间的天国；其下焉者，则「照常吃喝嫁娶」，浑浑噩噩，醉生梦死。根本无视世界的危机，不知「洪水来了」，要「把他们全都冲去」（太二四32一39）。因此，我们于此）对于这种庸俗而流行的历史乐观论，不能不加驳斥。

其一、乐观的基准，乃在人类之进步；但何谓「进步」，其实并无绝对的标准。盖所谓进步，可因人的主观而有不同的结论。概括的说，一般人固认为今人比古人进步；但同时慨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者，正亦实繁有徒。此并非不研究近代文化的顽固保守者的见解。现代社会学权威，苏鲁根氏（Dr. P. A. Sorokin），即著书立说，警告世人，谓人类的宗教灵性生活，乃是日趋堕落的，以是近代文化，流为一种体贴肉体的感官文化，降及今日，已呈解体毁灭之危机！更从实际的生活情况而言，今人物质生活虽较进步，但在精神生活，则更为痛苦。是则人类历史，究竟为进步，抑是退步，实大有问题。可见乐观的历史论，实根本无其凭藉之基准。此其一。

其二、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近代科工技术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绝对不能作为人类前途乐观的保障。盖这些仅为工具，其对人类为祸为福，为善为恶，仍在人类之自决自择。例如医药进步，固属有益人类，但亦可变成化学战争的，屠杀人类的凶器。原子能固亦可造福人类，但亦正可毁灭世界。此即崇拜科学的箫伯纳氏（Bernard  Shaw），亦公开承认，谓科学已根本破产，科学本想建立地上的天国，却不幸导演自杀的悲剧。箫氏本迷信科学，反对宗教，但他现在面对无神论的悲剧，不能不放弃他对科学的信仰！

其三、进步论者，还有一个根本的错误，便是昧于圣经的真理。他们不知道人类由于原罪与堕落，人类根本无法为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三23、12）乐观派的历史观，完全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否认了上帝的主宰，不知「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一七28）他们以为人类进步，乃是一种自然的程序，强以自然的定律，来适用到人类历史的法则，误信徒靠人的自力自义，可以实现人生和历史的理想，建立地上的天国。他们认为历史荣耀的结局，乃在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成就；根本无视上帝的统治和引导，实乃盗窃上帝的荣耀。

丙  结论

基上所论，乐观论和悲观论的历史观，乃各有偏，俱非尽当；所谓「乐观」与「悲观」，实在都是世俗的浅见；因此，基督教的历史观，乃是超乎二者之上。质言之，一方面，我们承认人类的堕落失败，没有希望；但对于那轮回宿命的悲观论，却不苟同。他方面，我们相信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和中心，他的旨意与计划，终必成就，而有无限荣曜的盼望；惟对于那迷信「人定胜天」，可由人类努力，建立地上天国的螺旋式的天真幼稚的乐观论，又复大异其趣，

复次，基督教的历史观，虽不同单纯的乐观论与悲观论；但亦并非即为介乎二者之间的，或把历史分为不同之两极的二元论（详见下文）。因为神乃历史之主，他对这个世界，乃有整个计划，而且到救主再来的时候，这暂时分开的「上帝城」和「世俗城」的两个境界，是要因神的最后胜利而消弭的。我们对于人类历史，虽未敢存天真乐观的想法，但亦绝不厌世悲观。我们有「信」「望」「爱」三宝（林前一三13）；从「信」生「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并爱人如己，奉献身心，荣神益世，又复生「望」，对于历史的结局，存着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盼望（林后四17；启二一）。上帝虽然超越人世，但他却用其无比的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作我们的救主；籍着耶稣基督，上帝住在我们中间（约一14；并参提前三16），到了末期，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支与父上帝；那时基督必要作王，一切仇敌都要放在他的脚下（林前一五34一35）

总之，基督教的历史观，既非单纯的悲观论和乐观论，亦非割裂历史的二元论；而后上帝乃为历史的主宰，整个人类的历史，乃是以主耶稣基督的降世与再临为中心，人群历史最后的归趋与结局，乃是上帝在永世中的计划，籍着圣子救赎的恩功，以及圣灵感化的大能，要完全成就；神的众子，要照他的应许进入有永义永乐的新天新地的荣耀里（来二10  ；彼后三13），关于此义，容于下文再加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