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知时代在旧约启示中的地位
第一章 先知时代在旧约启示中的地位
接续摩西时代的，有先知时代。先知时代在旧约的启示中是一个划时代向前迈进的运动。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得紧记整个启示过程是怎样分期发展的。启示是随着事件而有的。但并不是整个以色列历史中的一切事情（甚至表面看来是很重要的事情），都会激发神赐下新的启示。它必须是一些一新耳目可以留下新而永存的意义的事情。当出埃及事件引致一个神权组织建立时，就有大量的启示接踵而来。因此，我们要问，在神子民的历史中，接下去又有甚么伟人事件足以带出一股能留存旣久且远的重要新启示？
只有一件事——就是在以色列人历史中出现了一个新政体，是由人来领导的神权王国。早自塞缪尔之日，这运动已开始了。它粗具雏型于那过渡性之年，而坚巩统一于大卫执圭之世。自此，关于国度的观念就成了以色列人盼望的核心。然而，这个属人的国度只是耶和华自己的国度的一个代表。首先我们见到，当百姓要求立王时，耶和华并不喜悦在他们的要求背后那要脱离神的管治之心思，神说那简直就是拒绝祂自己。尽管他们得偿所愿，但很明显的，因为扫罗在其为王的职份上妄作谬行，神就须要把它的眞正槪念再次淸楚的敎导以色列民。
这也是这个国家组织在乔舒亚和士师的时代长期被搁置起来的原因。只有这样双管齐下（首先禁止立王，其后容许膏立错王），才能谆谆善诱这班顽梗的百姓知道要选立一个合耶和华心意的理想国王。神之所以设立国度，是为要利用它来向以色列施行拯救和祝福；弥赛亚盼望就是依附在此。人若认为这国度是毫不重要又绝无需要，只是偶然出现，作为未到民主体制前的一个过渡时期，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事件所涉及的，无一样是无关痛痒的。随着基督作王，圣经的宗敎达到了极点，它就完全成就了。
在这个国度产生的运动兴起又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先知运动。先知是监管神权管治得以一直执行的人，而这个监管行动又是施行在神权管治的中心地（国度）之内。他们的责任是要确使地上的国度能眞正代表耶和华的国度。先知们有时更是被差往去劝谏君王而不是去敎导百姓。因着先知职份和以色列国事（总括在「国度」之内）的这一个相互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在塞缪尔当日预言刚要兴起的那个特殊环境里，人们有一个深切的爱国运动，混合着国家主义精神。百姓整体如是，个人亦然。当日的先知团体（有人称之为「学校」）是宗敎与爱国生活的中心所在，但由于它与以色列存在的目的相合，因此，它是宗敎的性质超越了爱国的性质。士师时代的底波拉事件可作为早期历史中的一个例子。
然而，若由它在这个国家中的功能而推论先知职份是一种外交性或政治性的职份，那就错了。温克勒（Winkler）曾作过这方面的硏究，他错误的根据赛三2所提到的许多职份而倡其谬论。他所发挥的理论，使先知们在后期国家危急之秋所进行的活动添上了不良的色彩。他认为那些东方强国是利用先知作为图利于小国的媒介，故此先知在政治上的劝导多时是与这些强国所定的计划相吻合的，于是他们指伊莱贾、以赛亚和杰里迈亚曾分别从大马色、尼尼微和巴比伦获取他们要宣讲的资料。
但没有证据证明在先知们中曾有人进行这类的外交性或半外交性的活动。我们看到的倒是他们厌恶一切政治扩张和联盟。但另一方面，先知们的信息并不是基于他们对政事有卓越的洞察力，而是由于他们坚持神权管治的原则：耶和华为王，以色列要全然投靠祂（赛七，卅1—5；何七11，十二1）。早在大卫和所罗门之世，诸如拿单和迦得等先知，他们屡屡透过王权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后来的先知如伊莱贾和伊莱沙等亦依法泡制。先知们那些似乎是政治性的干预行动，归根究底也不是政治性而是宗敎性的，因为它们是公开进行的。他们对政治并没有甚么秘密的意图或阴谋。这样的政治活动，根本就没有甚么秘密可言。不错，在这方面，在伊莱贾和伊莱沙两者的情形中是有所不同的。伊莱沙实在参与去推翻暗利家的王朝。但甚至他这样做也不是要搅甚么政治活动，他只是要透过耶户家用火与刀剑拔除暗利党，从而消灭巴力敬拜。我们只要将以色列先知的行为跟摩西时期的先知巴兰作比较，就可以消除了人对以色列先知参与外交阴谋的指控。巴兰自愿受雇于王，是以色列诸先知所从没有想过的。
先知运动自限于以话语作为其工具。这虽然似乎限制了它本身的功效，其实却发挥了它更大的作用，使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更趋属灵化。先知们并没有空撰事实，他们只是坚持原则；他们所述及的一切未来事件，完全是基于他们从神所得预言的亮光。透过预言，圣经的宗敎首先地成了一个眞理、信心与经典的宗敎。从这方面来看，先知们最低限度在形式上成了更正敎的先驱。现在，以色列的宗敎意识较之以前更感觉到它是受规限于启示这重要事件之内的。耶和华主要是藉着话语的方式临到以色列民。神以祂口中的话语来表达祂自己。
神的话语，基本上是为先知执行其职份而赐下的，其次它又成了对先知本人的一个恩典。先知在他们工作上所需要而又享受着的与神的亲密交通，必然也同时对他们自己属灵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太着重这方面固然未免过份，但要排除或否认先知在启示上的重要性亦是不可能的。圣经并没有强调在预言活动中有任何宗敎英雄主义的色彩。每当先知的宗敎热诫沸腾时，我们知道那只是他们因为该职份而蒙受的一个特殊恩福，而不是在扛负该职份时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先知们被拣选，基本上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虔诫，他们之所以会比一般人更虔诫，乃是由于他们为神効力所致。
预言在回顾与前瞻两方面，都成了延续启示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它基于先前耶和华在列祖和摩西时代于以色列中的作为，敎导人要悔改，指出他们已犯了罪，偏离了过去的标准；另方面它又预告未来之事，把整个思想延续及将来。虽然「先知」一名不一定是指「事先宣告者」，但事先宣告却是先知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先知们很强调这一方面，显然那不是偶然的（摩三7）。先知蒙神传授关于未来奥秘的事，是他与耶和华亲密灵交的一部份。但先知们若从来没有思想过他的信息中的历史成份（那是一切启示所必需的），他也不能算作一位眞正的启示者；那些历史成份有部份是关系将来的。
但新派解经者常把先知看成一个对历史毫无兴趣的「敎师」。除了他所要敎导的之外，一切皆置诸脑后，这实在有损先知的形象。他们并不是这样的敎师，亦没有创立这样的「学校」。新派解经者的谬论通常是由于他们未能看淸楚先知敎训中的敎义原则怎样决定了他们的讲论。预言并不是假装有洞察力而作的随意指划。我们若把预言从先知的信息中除掉，必然把他们的信息顚倒或变型了。在这里我们也要思想个别先知的际遇。他们的生活大都是与时代脱节的，百姓对他们所宝贵的并不表同情，他们本能地会祈望目前所受到的鄙弃在将来可找到补偿，在他们的预言中经常弥漫着一些充满情感的热望。我们也察觉到他们经常期望能为目前被攻击和嘲弄的眞理作出辩护。宗敎的萎靡和衰败常常刺激他们寄望于将来。翘企末世不时成为敬虔者的一种安抚。基于这一切理由，新派要致力剔除预言中的预告成份，是没有价値又没有意义的。
在神的启示计划中，整个承先启后的历史延续过程，可依先知运动本身在历史上的划分而划分为两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始于塞缪尔当年由先知挑旺的复兴，迄于约在主前第八世纪中叶第一位写作先知出现之日。第二个时期接续第一个时期之末而止于旧约预言的终结。这两个时期有所不同，在第一个时期，人若对先知的敎训有反应，仍有可能悔改归正；先知们以革新重整者的姿态说话；他们知道会有更美好的事物将要来到，也必要来到——只是他们并不晓得当它来到时，它会将过去的事物吞没。
在第二个时期，虽然他们呼颟悔改之声仍不绝于耳，但似乎有点是循例性的。先知们知道，他们不是要补救现在，而是要在将来中使今日复现。但我们要注意，这个复现并不是把过去的局面重新支撑起来，甚至不是以一个他们所认为是理想的形式出现。预言中提到有一个时期要来，它会推翻过去的一切，引进末世的绝对价値。正如神惯常的方法，祂不是简单地把罪所混乱与解体的情形回复到事末发生之前的状态便算，而是要把事物带到一个更高的体系——这原则同样应用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摩西时期的神权管治组织快要瓦解了，神就利用这个时机，创造出更超越于本来结构的事物来。
这个新的预言时代来到的时候，适値以色列历史中又有一连串重要的新事物发生。第一个时期以一个破记录的事件开始，计从塞缪尔起直到大卫的世代。第二个时期则以神所拣选作为祂审判工具的那些东方列强的出现为开始。神要将先知所传递的信息记录下来，可见预言时期改变了的重要性。第八世纪中叶以后的先知，都成为写作先知。阿摩司、何西阿，和稍后的以赛亚、弥迦，他们首先将预言的话语写成文字。早期先知的话语，虽然也眞是神的话语，但大部份都只是一时的说话，只为该世代而用。但由第二个时期开始，话语更是指向将来那个新的创造而发，渉及到以后各世代的人皆有份而又极关注的事物。甚至他们同时代的人，虽然曾一度拒绝听取先知们的讲论，也透过那些记录下来的话语折服他们所曾宣讲的眞理。这样，先知们开始较之以前更确切地把握着那个延续的原则：它是一个救赎与启示并行的历史。
写作历史的眞正原则（发现到历史不只是某些事件的记录，其中乃有一个计划和目标的），并不是源于希腊的历史家，而是始自以色列的先知们。因此，我们见到先知圈子中也有人从事记录以色列民神圣的历史，就是他们的历史书（如塞缪尔记和列王纪）。他们透过神所不断展露的计划的角度来记载每一事件的发展。初期的正典习惯称这些历史著作为「早期先知书」，这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