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哲人的偏差
基督圣道，所以被世人，特别是哲人学者，所蔑视厌恶，反对抛弃，深闭固拒，认为愚拙，其因虽非一端，就其最基本的而言，或可说是由于哲人的偏差。圣经早已警告世人，「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原文为Philosophy，可译作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西二8）所以本书开宗明义，特别要对千千万万被哲学所「掳去」的人，敬先致其诚恳的忠告。
世俗的哲学，乃是「内在哲学」（Immanent Philosophy），人本哲学，其本质乃在崇拜理智。神化自我，这乃是一种亵渎的叛道的宗教行为。此种哲学，根本昧于人类与真神的关系，或「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罗一21），从而造成了一种歪曲的宇宙人生观；失诸毫厘，谬以千里，实为人文主义的文化没落解体的症结，亦为教会和「自由神学」腐化堕落的厉阶！照柏拉图的说法，人类的知识乃是内在的。他以知性为真理的基准，以人心僭登上帝的宝座；从而使真正的「实在」（Reality），成为一种虚妄的幻想，使哲学成为己心之奴隶，永不能窥见宇宙的本相与真源。希腊哲学，自柏拉图、亚理斯多德以降，率都以知性为本，而不以上帝为主，才使人类与上帝失去了应有的宗教关系。计尔生氏（Elienne Gilson）尝有言曰：西洋文化的历史，虽以希腊为开端，但古希腊哲人却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上帝观。人类文化所以与神脱节，成为无根之木，发生没落解体的危机，其症结实源于此。盖本立道生，如果我们文化的建设没有「磐石」的「根基」，而「盖在沙土上」，其必「倒塌」（参阅太七24－27），实乃理有必然，势所必至的结果。
宗教改革以后，教会首领，除了加尔文以外，却又忽视这个基本问题，未能掌握文化哲学的领导权；没有道化世界，使神学作人类知识的基石；反而让世俗的哲学家喧宾夺主，以伪乱真，杜撰一种「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自所谓「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1596－1650）发表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ago Sum）以后，近代哲学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排斥传统的旧说，不受神学的束缚，谓学问之道，首贵怀疑，一切知识，唯有求诸自我之理性，这才使近代人类远离真神；他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自己」，而不在乎上帝（参看徒一七28）。他们崇拜自我，自立「人极」；以自我的理性，为判别是非真伪的基准。殊不知笛氏最大的错误，乃在以「我思」与「所思」，混为一谈。盖一为主观的「理念」，一为「理念之客体」；人尽可想入非非，但不能保证想像的「理念」与所想的「客体」之确实合一。启蒙运动以后，有所谓经验主义的科学的宇宙人生观勃兴。这种思想，先后经过了休谟、康德、达尔文等学说的影响，复日趋发展，从而形成一种自然主义的洪流。现代人对于上帝的统治、上帝的启示，种种观念，益复格格不入，难于信受；认为宇宙的实在，仅为「自然」的产物，而所谓人类，亦只是「动物之一种。」自笛卡儿到杜威，整个哲学思潮，可说乃是从「超自然主义」（Super Naturalism），沦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 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名著《西方之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中尝指出：「降及近世，哲学日趋世俗化，不仅脱离了宗教，而且还肆意讥评宗教。近代哲学的精神，乃是以人为至上，除了人以外，没有更高的评判知识的标准。他们高抬人知，自立『人极』；但其结果，只是降低了知识论的水准，对于宇宙人类的究竟，不但不能自圆其说，而且人云亦云，卑无高论，陷于窠臼，毫无创见。」
事实上，近代哲学实较科学更为敌视圣道。自本世纪以来，所有重要哲学家，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如葛罗奇（Benedetto Croce），如杜威（John Dewey）等等，都是强烈的无神论者。杜威认为「超自然主义」，乃为近代文明进步最大的障碍。德国实存主义哲学家海德格氏（Martin Heidegger），甚至歌颂尼采、马克思的无神论，认为足以涤除拜偶像的思想。殊不知尼马二氏的哲学，反而造成了希特勒、斯大林等新偶像！海氏的得意门生，法国实存主义者萨德尔氏（Jean Paul Sartre）更趋极端，竟说为求贯彻个人的自由，便要宣告上帝的死刑！一九五一年《纽约时报》（N. Y. Times）发表他们研究的报告，略微详细查考本世纪一百部重要哲学名著，其中基督徒不及八人，而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强烈反对基督圣道！
从另一面看，人类悖逆上帝，不信圣道的结果，卒令人文主义的文化没落解体，世界各国的情势，每况愈下，日趋恶化。近代哲学家，失望悲观之余，又在酝酿一种思想转变的运动。例如，在一九三○年前，寇克迦氏（Soren Aabye Kierkegaard l813－1855）乃被称为「丹麦疯子」（Mad Dane）；但是在这三十余年以来，寇氏几乎变成了一位时代的宠儿；他的思想在哲学界，甚至在神学界，都有感人的魔力。近代人因为对于天真的乐观主义以及浮浅的理性主义怀疑失望，于是趋向一种悲观主义。这乃是对于启蒙运动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反动；以及对于人类理性和技术进步的怀疑。他们开始憬悟，人类智慧，不是俱足；科学技术，亦非万能；而宇宙人生的真理，尤非人智所能穷其究极。这种废然而返的态度，本来可以因势利导，促其悔改，皈依救主，信奉真神；惟是属血气的自然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林前二14），尤以人类本性受原罪的侵蚀，已经败坏，不但「故意不认识上帝」（罗一28），而且还敌对上帝，不信上帝的启示，遂流为一种极端浪漫自由的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这乃是一种虚无的思想，敌视上帝的假宗教。诚如经云：「这些人是无水的井」（彼后二17），虽曰陈义高深，却无生命活水。「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彼后二19）！而且这种所谓转变，究其实际，乃是换汤不换药，仍是没有摆脱人文主义的桎梏。因为实存主义者，虽是极力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但是他们仍是极力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萨德尔氏甚且因此要宣告上帝的死刑，这显然乃以人为本位，人为至上，因此还是落入他们所反对的人文主义的陷阱！
于此，我们好像看到一幅有趣的图画，自古以来的哲学家，因为他们的根本偏差，好比狂欢节中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轮盘游戏，转来转去，终是那一套。他们既悖离真神，不信真道；崇拜自我，自立人极；整个哲学的历史，虽似千变万化，推陈出新；其实乃是不脱窠臼，循环往复，徘徊傍徨；且复过犹不及，「扶得东来西又倒」（朱晦庵语），充分表露其惶惑不安之感。然则，他们自己既悖乎圣道，陷于「惶惑」，无以自拔，复何望其能指示人类共由之达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