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克果的人生哲学[7]

      祁克果出生于丹麦西北部一个贫贱的家族。丹麦语Kierke 意为“教会”，Gaard为“园庭”；因他的先祖曾借教堂内牧师住宅之一角而居，遂以为姓氏。祁克果的父亲米凯 (Miahaël P. Kierkegaard) 移居首都哥本哈根 (Copenhagen)，继承了商人叔父的赀产，故家境颇为富裕。虽有战祸、通货膨胀，祁克果仍受到高等教育。在大学时代，他尤好文学和音乐。大学毕业后，他自由写作，评论文艺，讥讽时政，自己却过着极不道德的生活，后悔改、走上信心之途。

      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境遇，造就了祁克果忧郁、伤感的性情。祁氏的家世有精神病的倾向。他兄弟七人，五人早谢，长兄虽得长寿并晋升主教，但晚年因神经失调而离职。祁克果是弟兄中最年幼的，体格不佳，患佝偻病。后天的环境也是严酷的。学者们认为，有几组事件对祁克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他生长在父亲专制的阴影下。他父亲是性情忧郁的敬虔派路德宗信徒，为罪恶感所困，认为自己儿童时期诅咒神的行为永不得赦免，并会给全家带来咒诅；这可能的咒诅使祁克果幼小的心灵产生恐惧。[8]  祁父苛求子女，晚年更甚。祁克果出生时，父亲己五十七岁。祁克果不仅年少时要帮助进山放羊，饱受饥寒，同时又要努力争取学业成功，尽其所能地取悦父亲。后来他发现父亲并非像他所想象的那么道德高尚时，十分震惊；权威的破灭，迫使他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9]  但是，有一个现象似与这种说法不太协调。那就是，“祁克果的文艺作品无一不具假名，但是他的宗教著述概用自己真名发表，而且一律题献给他亡父”[10]；  充分表现了他对父亲的尊敬和怀念。其次，祁克果二十四岁在路德宗教会担任牧职时，曾与奥仙 (Regine Olsen) 热恋，旋订婚约。但定婚不久，他突然有一种深深的不配感，觉得自己配不上奥仙，也不配作牧师，于是他二十七岁时，从二者抽身而退。后来他用亚伯拉罕献以撒解释他把奥仙献在坛上，以回应神的呼召：亚伯拉罕把应许的儿子献在坛上，既是一种吊诡，也与伦理相冲突，但神的命令高于人的理性和伦理；对他来说，与奥仙解除婚约，不管有多么孤单、与常理有多大冲突，正是作耶稣的真门徒的记号。从此，他过着隐退的生活，孤寂终其一生；但他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写作之中，在他余下的十二年中，著书超过二十部。[11]  第三件事是他攻击水准低落的讽刺性报纸《海盗》(The Corsair) ，该报纸却成功地回敬了他，毁灭性的漫画使他成为全丹麦的笑料。本来，在学生时代他就受同学歧视，步入社会后更感与世格格不入，踽踽独行；这次事件使他陷入更大的痛苦、沮丧之中。[12]  在去世前数年，他屡屡发誓不再写作，想献身于教会。然而，祁克果对当时太世俗的教会极无好感，公开予以抨击，致使教界对他也深表厌烦。所以他在日记中常问自己：“应当作什么？”谢扶雅 (N. Z. Zia) 指出，祁克果的遭遇迫使“他常深刻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最后，势非归结于‘与神独对’不可”。[13]

      学者称祁克果是“业余神学家”[14] ，或“丹麦的先知”。祁克果独具彗眼，精神生活特别丰富，对时弊鞭笞入里，说他是一位先知性的人物是不为过的。谢扶雅写道：

 祁克果怎样表达他所澈悟的真理呢？或者说，怎样来传福音呢？他采取了苏格拉底的“产婆术”。相传苏格拉底的母亲是营接生的职业。受了这影响的苏格拉底，曾用接生法去诱导雅典青年，使其自悟真理，自己为人。产婆的任务不是制造婴儿，只是接引婴儿出世。而最犀利的引导方法，苏格拉底用的是讽刺的问难。他对当代一帮所谓“智者”的态度，便是极好的讽刺。虽然雅典国人己皆公认苏格拉底是最有知识的智者，他却自命毫无所知，而单知一事；这一事之知即是他自己之毫无所知 (I know only one thing, that is: I do not know anything)。祁克果二十八岁时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经常参照苏格拉底的讽刺概念》。[15]

      祁克果的著作中充满着“神性的讽刺”(Godly Satire) 和睿智：“ 祁氏指着马丁路德说：‘啊，路德，可怕呀，你提出九十五条去抗议罗马教皇！’”“但是，深刻地说来，条数愈多，表示可怕程度愈少。今日我们的情况，实在越发可怕了，因而我的抗议只有一条。”祁氏的唯一抗议是“基督教不复存在了！”[16]

      祁克果在大学时代深受黑格尔的影响，“百读其大著《逻辑学》不厌”。在祁氏的论述中，辩证思维随处可见。但他只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一个工具，他的结论与黑格尔是大不相同的。用谢扶雅的话说，“祁克果由黑格尔，由苏格拉底，而一跃至基督教的人生了”。[17]

       祁克果著作中一个关键词是“单独个人”(the solitary individual)。他强调，个人才是实存的；人若要得救，必需自己先站出来，对他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单独负责；把具体的个人埋藏在抽象的群体中，以为这最安全，不愿、也不敢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这无异是精神自杀。“基督教的败坏在于整批趸售，在于世俗化，大众化，在于所谓社会福音。”[18]  祁氏认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有罪的意识，后者则无；要踏入基督教的门，必须有罪的意识；人唯有靠着悔恨、痛心、挣扎，才有成为基督徒的可能。

      祁克果如此看重个人，以致他为自己的墓志铭只选了一个词：“那个个体”(That individual)。[19]  祁氏还首创了“存在主义”或“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 这个名词，意指侧重个人的主观经验和对自身存在的了解。他把近代哲学鼻祖笛卡尔的基本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完全颠倒过来：唯其“我在”，才有“我思”。故此，祁克果被人称为“存在主义之父”。[20]   存在主义可看作是对脱离现实生活的唯理主义和逃避现实生活的浪漫主义的反叛。[21]  祁克果的真理观与黑格尔的真理恰恰相反。黑格尔着眼“大全”，建立了巨大无比的形而上学体系，把个别溶入抽象的全体之中，把活的个人存在完全淹没了。祁克果对近代哲学的突破，在于着眼于具体的“个人”，着眼于来往于街市的每一个人 、辗转于痛苦绝望中的每个生命。祁氏的存在主义是有神论存在主义，与后来尼采 (F. W. Nietzsche, 1844 - 1900 AD) 、沙特 (Jean-Paul Sartre, 1905 - 1980 AD) 等人衍生出的无神论存在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尼采断然反对基督教和一切宗教，宣称“神死了”的超人哲学，强调个人意志、学习没有神而生存。沙特则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认为人是孤立无助的，所以人必须不断有所作为；“存在先于本质”，人是绝对自由的，人是自己的创造者，是自己的父。[22]  祁克果认为，不愿、不敢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固然是严重的疾病；可是反过来，高举自我的自大狂，也是致死的绝症。他强调独立的个体，是要人谦卑：

    祁氏要叫人自承软弱，自受贫穷，自以为一无所知，一无所有，这样，“神在你里面便越发刚强”，“你就赢得了一切”了。祁氏的着重单独个人，无非要使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自觉其真实存在，而不被淹没、或躲避于群体、于时代、于滔滔世俗之中。人一旦有了自我存在的意识，便也立刻意识到他的每一行为无不蹈于罪过，因而发出懊丧、悔恨、绝望的哀鸣；而这就是上帝在他里面的启示了。[23]

祁克果认为，对罪的意识必须与对神的意识紧紧相扣：人不认识自己是罪人，就不会认识神；而对罪的清楚知觉，又须来自神的启示。天堂的门是为一切人同等地开放着的；只要意识着自己的存在，尤其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患着死症而绝望的人，便有了希望。从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他揭发各种世俗的人生态度，指出它们都将走向自我毁灭之途；死症是绝望的病症，无不由罪所致。但是，绝望能招致希望：“受苦一次，得胜就无穷”；“不幸正是大幸”；“你越显得软弱，神在你里面便越刚强”。祁克果的绝笔是《瞬间》；一八五五年他写出第一册 (计划写十册) 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在这本书中，他说道，基督教假定生命的瞬间是有决定性作用的，永福的丧失或取得，即在此一瞬间，瞬间寓于着永恒；每个人在瞬间的每一行为，都有永恒监视着，人必须向神一一交代。这就是祁克果的吊诡的人生观，也是基督教的人生观。黑格尔只知道“反映”人生，祁克果却能够“接引”人生。

      面对丹麦世俗化的国家基督教，祁克果猛烈地抨击挂名的基督徒：“基督教是因着扩展而被摧毁的 -- 被数以百万计的挂名的基督徒所摧毁。”[24]  他辛辣地嘲讽道：“在富丽堂皇的大教堂里，我们这位备受尊敬、也是时下流行思想所钟爱、所挑选出来的大牧师，站在一群特别挑选出来的群众面前，感情洋溢地传讲他自己挑选的经文：‘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25]  他曾大胆宣告了基督教的死亡；临终前他说，这是他从基督教内部的察看得出的结论。祁克果认为，基督教不是教义而是生活。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有“宗教心”：首先，惊仰，即是对神的敬畏，神是人永远惊奇的对象；其次，肃静，神在人独处之时发出审判之声，因为人在肃静面对神时都会自感罪疚；第三，无人能不清心而见神，也无人能不成为罪人而认识神。

      祁克果认为，人的良知设定了神，把人与神连系起来；人们应该用敬拜来体验神的存在，而不是用逻辑去证明神的存在。人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神，所以神不是客体而是主体；神并不是把自己启示于客观世界让人们去认识、理解，却是启示他自己作为人的主体的根基。另一方面，祁氏又强调神的超越性。人不仅是有限的、更是有罪的，而神是无限、圣洁的，人与神之间有“本质的无限差异”(infinit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故认识神要靠信心，而信心总有未知的层面。比如，道成肉身的耶稣集神性、人性于一身，从人的逻辑看是矛盾的；但它是神启示的全新真理，只能用信心披露、理解和接受。

      一八五五年，祁克果因神经太紧张而晕倒街头，被送至医院，年方四十，即与世长辞。虽然他生前已是丹麦的知名作家，但他的思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才开始为英语世界知晓。祁克果的著作强调人对罪的意识和对神的意识，抓住了福音的核心：解决人的罪的问题，使人重新与神和好。对此，谢扶雅予以高度评价：“祁克果的人生观是先受苏格拉底‘知汝自己’的暗示，提出‘独个者’的范畴，于是由罪的意识或绝望之情，辩证地转为希望，而后根据圣保罗的圣灵三果：望，信，爱，以造成一个真基督徒。我们可以说：祁克果的人生哲学，正是两希 (希腊和希伯来系) 思想的最好结晶。”[26]  另外，祁氏鞭笞挂名基督徒、强调信徒在灵里与神相交，强调信心在认识神中的重要作用，这些不仅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于当今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祁克果过分强调了真理的个人层面，轻忽了真理的客观性，导致他不重视基督及《圣经》记录的事件的历史性。殷保罗 (Paul P. Enns) 指出：“祁克果在探讨有关‘跳进深沉不明的领域’时，反映出他对历史事件的否定。其实，有关基督生平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并非他所认为深沉黑暗的信心的跳跃；基督教是以历史事实为本的。”[27]   另外，奥尔森评论说：“祁克果对真理 (特别是关乎神与人类存在的真理) 的定义是：‘一个客观不明物，人透过内心最深的热情去攫取，将它紧抱不放。’这无非是把‘真理即主观’说得再长一点。”[28]  而这种存在主义哲学却被巴特等人吸取，用以构建新正统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