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书的形式批判

      形式批判的许多学者主要强调写下来的资料来源之前的口传历史，并把资料来源加以分类，归入不同的“形式”或类别。在旧约，这种方法用在《诗篇》研究上，将每一种类别与一种独特的生活背景相联系，可以加深对《诗篇》的了解；在新约，从1919年开始，它便大量被用于福音书的研究。[52]

      前三卷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有较密切的关系，被称为“符类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Synoptic”从希腊文“syn”(意为‘一起’) 和“optanomai”(意为‘看’) 二字而来，因为它们对基督的生平有共同的看法；[53]  有时它们也被称为“对观福音书”。有统计显示，《马可福音》661节经文中，有606节 (可16: 9 - 20不计算在内) ，基本上以摘要的形式在《马太福音》中再现，有380节经文在《路加福音》中出现；或从另一个角度说，《马太福音》的1, 068节经文中，有约500节与《马可福音》相同；《路加福音》的1, 149节经文中，有约380节经文与《马可福音》相似；《马可福音》中只有31节经文没有出现在《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中。另一方面，《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250节经文是彼此相似的，但在《马可福音》中却找不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又分别有中有约300节经文和520节经文是自己特有、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54]

      符类福音书的相互关系，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力，但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研究，学者们的意见仍未见一致。奥古斯丁关于《马可福音》是《马太福音》的摘要的见解曾流传过相当长的时间；然而事实上，凡马太与马可所共有的记载中，马可的记载往往比马太详尽。天主教的传统，也坚持“《马太福音》为首”的观点。有少数学者认为，《路加福音》应是其他两卷符类福音书的参考资料。不过，多数学者的看法是，《马可福音》是符类福音中最先写成的，并且是其他两卷符类福音书的主要参考来源。《马可福音》与其他两卷书所共有的记载，主要是一些叙事；后两卷书共有、而《马可福音》没有的，则主要是耶稣的教训，有200至250节经文。似乎可以这样说，马可记载的是耶稣的作为，所没有记载的则是耶稣的言论。学者们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共有、《马可福音》没有的关于耶稣的言论的经文称为“Q”(德文‘Quelle’ 的简写，意为‘来源’)；《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本身所特有的经文则分别称为“M”(Special Matthew) 和“L”(Special Luke)。[55]

      福音书的形式批判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比如，研究发现，《马可福音》的构架与使徒们所传的道有密切的关系。学者们有把握地说，福音在被笔录之前，早已为使徒们所传讲了：

  使徒们要向百姓宣扬耶稣一生的重要事实时，必须始终一致，当他们遇见新听众的时候，或要教导门徒的时候，也必须重复。因此，这些故事的形式便逐渐趋向具体化，经过无数次地反复申述，有关耶稣的事迹也就固定不变了。当保罗提到他已“领受”而又“传讲”的信息时 (林前15: 3; 加1: 11) ，他的含义是说，基本的核心事实是不能更改的。[56]

      人们应记住，口传传统是保存资料及教训的可靠途径。拉比学者们创立了一套复杂的记忆系统，他们珍视这系统比写下的记录更甚；这套系统可以一代一代地传递大量的资料，而丝毫不差。[57]   马可很可能是以初期教会的信息大纲作为红线，将他的福音资料的不同单元串联起来的。也就是说，《马可福音》所依靠的是“教会传统”而不是“个人传统”。其次，形式批判把福音书的内容区分为不同的文学形式，也有助于读者理解经文的信息。比如，关于《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至三十一节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学者们指出，这一类故事在犹太人的民间故事中是颇为普遍的；因此不能排除耶稣是引用当时流传的故事来作比喻的可能性，藉以说明今世悔改的重要性。如果这种分析是对的，那么单从这段经文来推测主耶稣或《圣经》对死后生命的看法，就须十分谨慎。[58]   再者，将福音书的信息与当时教会和信徒的生活处境相联系，同样有助于今天的读者理解经文的含义。

      但是，人们对福音书的成书过程仍知之甚少。形式批判所得到的推论，仅能作为参考，而不能当作最终的结论。藤慕理 (Merrill C. Tenney) 说：“当我们仍缺乏更多妥当证据的时候，便不应以为自己已得了一个最终的答案，也不应满足于一种纯粹自然主义的答案，以免与福音书的来源，或《圣经》的其他任何部分的教训不符合。”[59]   藤慕理的忠告是恰如其分的。现以几例说明。

首先，符类福音书成书的先后并无定论。除了形式批判的推论外，福音书成书的时间更应从福音书的内证 (即它们本身的记载) 去查找。其中，两个重要时间参照是圣城耶路撒冷陷落 (主后70年) 和使徒彼得、保罗的去世 (主后65 - 67年)。

弗吕家省希拉波立主教帕皮亚 (Papias) 在主后140 - 150年的著作 (保存于优西比乌的著作，Eusebius,EH 3. 39中)说：“马可，就是彼得的传译员，他准确地记录下他所能记得的、基督的言论和作为”；爱任纽 (Irenaeus, 130 - 202 AD) 在如今被部分保留的反马吉安主义 (Marcionism) 的《马可福音》的序言中说：“马可是彼得的传译，而当彼得离开后，马可在意大利的地区把他的福音笔录下来。”马可与彼得的特殊关系可以从《彼得前书》中彼得的“我儿子马可”(彼前5: 13) 一语得到印证。由于《马可福音》中没有明确提及耶路撒冷被毁事件，所以它的成书时间理应在在彼得谢世后和耶城被毁之前，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可能在彼得在世时已经写成，但不会晚于主后70年。[60]

《马太福音》中关于耶城被毁的事是以预言方式说的，可见当时尚未发生；因此，它的成书应在主前70年之前。   早期教父引述福音书的地方，舆《马太福音》最为相符；可见很早的时候，《马太福音》在安提阿已为人所熟悉。[61]

至于《路加福音》的成书，似乎有更多的参照。《使徒行传》一开始，路加说他已“作了前书”(路1: 1) ，从内容 (路1: 2 - 3) 看，这“前书”就是《路加福音》；也就是说，《路加福音》成书早于《使徒行传》。而《使徒行传》没有提及保罗殉道，当写于保罗受难以前；所以，《路加福音》应是主后一世纪六十年代上旬之作，[62]    这是其一。另外，《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引用经上的话“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学者认为是引自《路加福音》十章七节。[63]   这样，《路加福音》应早于《提摩太前书》(成书的时间是主后63到65年之间)。[64]

      如此看来，三卷符类福音书的成书时间可能非常接近，孰先孰后并不易确定。同时，藤慕理指出，形式批判的学者忽视了在福音书写作之前或写作期间，作者们相互接触、交流的可能性。在主耶稣出生时，马可的家已居耶路撒冷，直到主后44年，希律亚基帕的时代 (徒12: 12) ；其间，马太也可能曾住在那里，因为当司提反被杀及教会接着受迫害之时，使徒们仍未离开耶路撒冷 (徒8: 1)。所以，马可和马太完全有可能在耶城相交。稍后，路加与马可相识，因为他们二人的名字同时在《歌罗西书》(4：10, 14) 和《提摩太后书》(4: 11) 被提及。藤氏的结论是：“ 以上的事实，虽然不能肯定地证明符类福音书的作者在他们所记的事情上，曾事先商议过，却说明当时可能有一种共同的遗传，藉着个人的接触传予福音书的作者，而且被当作教会一般的信息传递下去。”   相反，至今没有发现“Q”这个假设性的文件，虽然在蒲草纸卷中发现过耶稣的语录，但没有确据证明这内容不明的纸卷的独立存在。[65] “M”及“L”来源的文件更无踪影。

      第二个例子是福音书信息的处境化问题。正如上文所述，了解当时的教会生活背景，有助于读者理解福音书的信息；但是，有些形式批判的学者过分强调“生活处境”(Sitz im Leben) 的作用，认为它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决定资料取舍、或“创造”资料的原因。这与福音书的信息并不相符。艾利克森 (Millard J. Erickson) 指出：

   将福音书与初期教会某个时期的已知“生活处境”加以比较时，就会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某些我们预期耶稣会提到的问题，却找不到：例如，应该会发现一些类似保罗在传道过程中对方言、割礼、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或祭过偶像的食物等问题的回应。如果耶稣曾经留下这方面的教导，应该对教会有相当的帮助，但是福音书却奇怪地对此保持沉默。相反，一些我们没有预期的教会的事情却包括在福音书里。在使徒的权威被建立时，人们并不期望看到不利这些早期教会领袖的记载。但是我们却看见一些似乎有损某些教会领袖地位的记载。例如，《马可福音》记载了耶稣对彼得的责备：“撒旦！退我后边去罢！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可8: 33) ；另外，它还记录了门徒缺少信心和能力 (可9: 19) ，争论谁为大 (可9: 34) ，门徒无法与主一同儆醒祷告及彼得胆怯地否认主 (可14: 26 - 72)。如果生活处境是决定题材取舍的主要依据，上述这些记载都不应该被纳入。[66]

      艾利克森的结论是：“另一种可能性是：不是生活处境决定哪些该被收纳，哪些该被删除，而是作者和传统的传人对可靠性和历史的准确性的重视。”[67]

      第三个例子是福音书的历史性问题。一些形式批判的学者认为：

耶稣的一些话语之所以被保留下来，就是为了应付教会的需要。在某种情况下，为达此目的，甚至会捏造出一些话语并将之归于耶稣。因此，现存的福音书并非全是耶稣的所言所行，而是教会对耶稣的宣扬。教会不只是会选择信息，也会为了适应当时的生活处境而创造信息。[68]

      他们得出这种推论的前设是：第一，耶稣当初发表言论的原始场合现已完全不可考，为了不使这些言论成为断简残篇，福音书的作者就要杜撰出一个骨架，把这些言论串联起来；第二，福音书关于耶稣的记载并不是从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的角度写的，而是从信仰的立场着笔，为要使人相信耶稣。[69]    但是，这两个前设很难站得住脚。这些学者断言福音书的作者杜撰耶稣当初讲话的场合是违背常理的。

首先，福音书的作者中，马太和约翰是耶稣亲自选召的十二个门徒中的两位，在耶稣传道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们朝夕与主耶稣相处；而马可和路加是与主耶稣同时代的人，且又与使徒们有亲密的关系。如果这四位作者没有亲自聆听过主耶稣的教诲、不知道他在什么场合下宣讲的这些教训，岂非咄咄怪事！而且，马太是一个税吏，并不是文盲，他随时记录下主耶稣传道的言论、场景也是十分合理的。若因为今天的读者不了解当初主耶稣言行的背景，就推论福音书的作者也不知道这些背景，实在不合逻辑。

其次，这些学者们以为，福音书的作者是从信仰的立场记载耶稣的言行，因此必不客观。这种说法，在概念上发生了混乱，从正确的前设导出了错误的结论。是的，福音书的作者不是旁观者，他们的写作有非常明确的动机，就是要人信耶稣；而且他们丝毫不隐瞒这个动机，毫不隐瞒他们写作的题材是有选择的：“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20: 30 - 31)。艾利克森指出，福音书的作者不会从对信仰没有重大影响的观点来描述耶稣。例如，人们并不知道耶稣的体形、他的眼睛、头发的颜色，也不知道他说话声音的大小、高低、快慢，不清楚他讲道时的手势如何，等等。显然，耶稣言行的记载是经过筛选的。[70]   何况，每一本福音书的作者的写作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彼此互补，使读者能从不同的侧面认识主耶稣和他的教训。

      福音书的作者有自己的信仰立场、对资料有取舍，就一定产生杜撰和捏造吗？二者并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本书的作者在写作时没有自己的信仰立场、不对素材进行任何筛选。狄拉德和朗文精辟地写道：

   历史和以录影机拍摄的记录片是不同的，其中有位历史学家，他必须为当代的人解释所发生的事。事实上，正如郝华德 (Howard) 所言 (1993, 30)：“唯有想将过去连贯起来的记载，才算‘历史’”，“所有历史作品都必然是‘具观点的’，甚至是‘主观的’，因为它的形貌要看作者任何选择题材、任何表达”(1993，35)。……事实上， 圣经历史不是客观的 (亦即，未经解释的) 历史，而是按神的旨意来叙述历史。…… 圣经历史并不是对纯粹人间事的客观报道，而是一份充满感情的记载，讲述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描写他如何在世上拯救他的子民。所以，它是“神学性”、“先知性”、“圣约性”的历史。…… 没有一部历史可以尽述其题材。如果历史学家的目的是要详述事实，那么，写一个事件，就比经历该事件要花更长的时间。因此，所有的历史都具选择性。…… 圣经作者无意保持冷静。……他们是神的先知，传达神给他子民的话语。他们是神的工具，传达神对他自己神圣作为的解释。[71]

      像任何一本书的作者一样，福音书的作者有自己的信仰立场、对资料有选择，是完全正常的。这并不等于他们就在虚构、杜撰。如果真是这样，形式批判学者岂不是在说，世界上任何一本书，当然也包括他们写的书，都是虚构、杜撰的么？同时，黄锡木从另一个角度指出：

  为什么“选段的起源和流传是因应当时信徒的需要”就必会产生“虚构”呢？在这点上，《圣经》成书的时间与所载事件的时间距离之近也许是我们更要注意的：主耶稣是在公元27 - 28年左右去世，而第一本成书的福音书《马可福音》，大概在公元60年间写成，当时同时代的见证人大有人在，难道早期教会的圣贤会容许某些来源的作者或《圣经》作者任意虚构 、把整个福音的信息建基在一些虚构的故事上？[72]

      可见，认为福音书作者有意虚构、杜撰的推论并没有充分依据，此推论既不合理，对福音书的作者和初期教会的信徒也缺乏起码的尊重。两千年之后，在福音书作者和见证人缺席的情况下，对福音书的这种指控是不公道的。今天，很多人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亲临者，也阅读过大量真实记载这一段历史的报纸、文章、书籍。如果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后，一批外国学者读到这些记载，他们不但百思不解，而且认为在二十世纪的科学、民主、人权的潮流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从而断定这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载全是虚构、杜撰的，请问，诸位除了付之一笑外，还需要对这些学者说什么吗？

      行笔至此，笔者想起一个小故事。一天，一个人开车到加油站去给车加油。当他到达加油站时，正好有一辆由一位女士驾驶的很小的轿车在那里加油，他只好在一旁等待。轮到他加油时，他不经意地看了一下加油站的油表，上面赫然显示着：25加仑！他心里一惊：前面那辆小车竟加了25加仑汽油！？那辆车的油箱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容量。他立刻作出了判断，加油站的油表一定不准了；这是否是加油站老板的生财之道？所以他加油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油表。奇怪，油表显示的加仑数和他平时在别的加油站是一样的！一转念，或许这油表只是在前一个人加油时偶尔出了差错！谁让前面那个加油的人那么大意呢，胡里胡涂就付了25加仑的油钱！他暗自庆幸自己凡事细心，才没有吃亏。此人的逻辑推论似乎无懈可击。可是，他并不知道，前面加油的那位女士是和她先生同来加油的，先生先加油，她后加油；油表显示的25加仑是夫妻两辆车加油的总和。只是，当后面这个人来加油时，那位女士的先生的车已经开走了。这样简单的一件小事，仅仅因为没有掌握全部事实，结论就错了。对于两千年前写成的福音书的成书过程，人们的知之甚少，学者们怎么可以徒凭推理就轻率地作结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