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社会改进的徒劳

我们并不否认古往今来，各国志士仁人改进社会的企图与努力。他们悲天悯人，困心衡虑，千方百计，救偏补弊、欲挽既倒之狂澜，救人类于浩劫；要「为天地立性，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惟其志虽属可嘉，其效却大可疑。兹分教育、文化、伦理、道德、经济、政治各方面，加以分别的检讨。

一、为致力于教育的发展，以及科学文化的进步

社会学权威苏鲁根氏（Dr. P. A. Sorokin）认为这乃重蹈始祖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覆辙，其结果势将摧残人类自己的生命。箫伯纳氏（Bernard Shaw）一生崇拜科学，结果也痛切忏悔，坦白承认他所迷信的科学，现已宣告破产。他说科学本想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千禧年国，但现却在导演人类自杀的悲剧。氏本反对宗教，妄想消灭千千万万宗教信徒的信心，孰意现在他回身看到无神主义者的大悲剧，也不得不废然而返，放弃他对科学的信心。是可证教育文化的推进，并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

二、为致力于伦理道德的重整

此派的失败，乃在未务其本，致道德失其至圣至善的基准，尤无推动实践的动力。例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本末倒置，误以道德为宗教的基础，从而以道德取代宗教的地位；结果，道德卒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诚以圣洁公义，乃为上帝的属性；道德的律法，应以上帝为其至高的立法者。且「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肉体里面犯罪的律，常和上帝的律，交战反抗。虽想「诸恶莫作」（佛家语），结果反倒去作，虽想「众善奉行」（佛家语），却是力不从心（罗七14一18）；终究不能达成「知行合一」，「天人合德」（儒家语）的境界。藉曰人能存心养性，修身明德，惟世人之义，终非至圣至善，在神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赛六四6）；绝难「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合于上帝公义的标准，配作天国的子民（彼前一2；彼后一4；太五20）。是可证道德重整，亦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

三、为致力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造，国计民生的改善

此派认为「衣食足，知荣辱；仓凛实，知礼节。」以民生之康乐，衣食之均足，乃社会生活和谐之基因。殊不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太四4）。物质生活的进步，不能解决人类精神道德的问题。据专家统计，自纪元前五○○年至一九二五年间，战争之发生，乃在物阜民富之国家；而自一八○○至一九一四年，欧洲社会经济改善进步，远胜往昔；其国民之生活程度，且提高百分之二至五，而却发生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二十世纪，科工之进步，人类物质生活水准之提高，允称空前，史无前例；惟革命政变，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兴，世界人类，反无宁日；而盗窃、自杀、神经失常、精神痛苦，情况严重，更为空前。最可注意者，欧美物质文明为最进步，而自杀率反较落后国家为特高；美国平均每二分半钟有一人企图自杀。日本国民经济在亚洲为最繁荣，而其自杀率亦为最高！是可证经济改进，亦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

四、为致力于政治的改革

自法国卢梭倡「民约论」，民主自由，几成天经地义。惟是：「人民权力，苟无限制，乃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人类行施其权力，不可漫无限制。只有上帝方是无所不能，因为只有他的智慧公义，才能和其权能，互相平冲。」准斯而论，民主自由，如果脱离上帝，乃是非常危险的，并非国家之福。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如再予以极端的自由，势同与虎添翼，任其放纵私欲！例如现在美国人民，离弃圣道，放任自由，人心陷溺，学风窳败，少年犯罪，情势严重，即其明征。且稽诸往史，各国政制，无论其为君主，抑为民主，仅为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根本无关宏诣。查上述纪元前五○○至一九二五年间，战祸频繁，其在民主国家和君主国家，初无轩轾。在比较民主的国家，如希腊、如英、如荷，平均每五·四年，七·九年，八·一年，十二·一年，有一次战乱。而在君主国，如罗马、如拜占廷、如德奥、如俄国、如西班牙，则平均每七·五年，六·一年，五·九年，五·八年有一次战乱，可见任何政制，都不能安邦定国，臻于洽平。是又可证政治改革，也终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

因此，社会学家苏鲁根氏（P. A. Sorokin）认为人类今日之危机，其症结乃在感官文化之解体；乃在科学、哲学、伦理、宗教……彼此无谓的冲突。苏氏认为任何人为的制度，都没有绝对的价值，只有超越向上，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先求荣耀上帝，人类一切冲突，才能归于冰释。因此他强调理想社会的建设，不能枝枝节节，仅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作俘表的粉饰，而当从根本上求价值观念的更张、纯化与提高，以精神代替物欲，以上帝代替物质；这才是使神人和好，使国家社会和平康乐之基本要道。他又以史实证明，一切战争，从未止制战争；而一切革命改造运动，也从未实现理想的社会。人类一切改造社会之企图，结果只是心劳日拙。因此苏氏主张，唯一有效的消弭人类社会灾祸之道，厥为求一切宗教、道德、科学、哲学价值之合于至道。易言之，一切都应以天国崇高的道德价值为基准为指标；否则一切政治社会的更张与革命，非仅无益，且反有害，适足为魔鬼利用，成为人类毁灭的厉阶。苏氏并指出这个唯一有效的消弭社会祸乱之道，二千年前主耶稣早已晓谕，便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人类如果离弃了天国的道理，则人类命运，只见灾祸危机，相逼而来；痛苦烦恼，永难自拔。综氏所论，近代社会的根本病症，乃在低级的感官文化之发展，脱离了天国的理想；挽救之道，唯在求一切文化道德的价值与天国的大道相合一。苏氏之说，如用我国的成语来表达，可说是一种「天人合一」论。他的道德，自比一般世俗学者为高明，因此辄被他们所讥嘲，吾人对于这一位学者的苦心，自深表同情，今春作者面晤苏氏，亦相与谈及斯义。惟尤有进者，倘苏氏于天国的奥秘，福音的真理，能作更亲切的阐扬，他的「天人合一」论，庶不致有我国儒家和一般「自救论」（Auto-Soterism）学者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