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正统神学

      新正统神学 (Neo-Orthodox Theology) 是二十世纪崛起的另一抗衡自由派神学的主力。“正统”意味着，经过二百年的自由主义后，神学家开始重拾伟大的更正教的神学主题，如人的败坏、恩典超越自然、单单因信得救，尤其是神的全权和超越性。对新正统神学而言，神是“截然不同的他者”(wholly other) ；“新”说明它与正统信仰并不完全相同。该阵营的人不是都喜欢这个名称，他们更愿意叫“新改教神学”(New Reformation Theology) 、“辩证神学”(dialectical theology, 描述神、人之间的辩证关系) 或“危机神学”(crisis theology, 指出人透过危机来经历神) 。[29]  对新正统神学的看法，福音派也不完全一致。殷保罗认为：“新正统主义”虽然可说是‘新’的，但并不‘正统’”，“是对自由主义没落的一种反应”；“‘正统’(orthodox) 这个名称是不确切的，因为新正统神学虽然比之前的自由主义更重视《圣经》，但它仍保留自由主义的基础。”[30]  葛伦斯和奥尔森 (Stanley J. Grenz & Roger E. Olson) 的评论更详实一些：

   倡导此派的人与早先的自由主义的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新正统派的神学家和从前的自由派一样，视启蒙运动为理所当然，所以也和这些自由主义前辈一样，接受对《圣经》的批判。另一方面，这些年轻的思想家拒绝因强调自然神学而来的自由派基督教文化。令他们非常关心的是，复原教内的自由派太急于使信仰合乎现代思想，以致把福音都丢弃了。神的道 -- 那位超越者的声音 -- 不再向迷失在罪中的人如雷地宣告和好的信息。新正统主义尝试重申这些被遗忘的题目，因这个世界再度需要聆听神从上面所传来的话语。[31] 

      葛伦斯和奥尔森认为，祁克果的思想奠定了新正统神学的哲学根基：

   当巴特与其同阵营的人提出有别于自由派与更正教正统派的神学时，他们从祁克果找到了新正统神学的盟友。新正统神学家认为两派神学都沦为理性主义与德行主义的泥淖，所以要重新强调信心对正宗基督教的必要性。巴特反对将基督教等同于一套教义思想，不论是基于理性或启示，或是两者的结合。对他而言，相对于宗教，基督教是神与人的关系：圣洁的神从上面发言，而有限、有罪的人臣服理性所不能预期的奥秘，遑论可以理解了。祁克果主张“主观的真理”，为新正统神学奠定了哲学根基，重寻神话语的神学，将信心置于崇高的地位，只把理性当作神话语的工具。[32]    

      新正统神学的领军人物是瑞士的神学家巴特 (Karl Barth, 1886 - 1968 AD)。他出生于瑞士巴塞尔 (Basel) 一个属改革宗教会的家庭，父亲是传道人训练学院的讲师，与一群保守派人士的关系密切。巴特的家庭生活严谨而快乐。在大学攻读神学期间，他接受了立敕尔学派的自由主义。一九0八年，他被按立，担任改革宗教会的助理牧师。一九一一年，他迁到位于瑞士、德国边界的小镇沙芳韦 (Safenwil) 的一个小教区；在这里，巴特在神学界引发了革命。

葛伦斯和奥尔森认为，巴特与自由神学决裂的肇因很多，但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巴特发现，在他每星期向人们传讲福音的事工上，自由神学毫无帮助。于是他不得不努力研读《圣经》，发现了“在《圣经》中奇特的新世界”(这是他最早的一篇论文的标题)。从《圣经》中超越的话，巴特找到了当传的信息。第二，一九一四年，德国九十三位学者联名发表宣言，支持威玛 (Kaiser Wilhelm) 的战争政策，其中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神学老师。巴特感到，他的老师们的神学中必定有严重的错误，否则他们不会如此快地转而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理念。他决定从此不再接受这些老师们的伦理与教条、对 《圣经》的讲解和对历史的诠释；他感到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神学完全没有前途，他想要推翻它。[33]     

      在战争时期，巴特开始写《罗马书注释》(Der Romerbrief) ，并于一九一九年出版，对自由派神学提出尖锐的批判，掀起了一场风暴。在书中，巴特指出，神、福音、永恒与救恩这些伟大的真理不可能来自人类的经验或理性，而是神的启示。他呼吁，神学方法必须改革：要用“从上而来”的神学取代“来自下方”的、以人为中心的神学。在该书的第二版的序言中，巴特坦陈他受到祁克果的关于神、人之间存在的“本质的无限区别”思想和“神在天上，你在地上”这句既消极又积极的话的启迪：“我认为，这样一位神与这样一个人的关系，和这样的人与这样的神的关系，便是《圣经》的主题和哲学的本质。”[34]  巴特的这本书影响很大，也使他一举成名。许多学者认为，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敲响了自由主义神学的丧钟；一九一九年巴特出版《罗马书注释》则宣告了十九世纪神学的结束和二十世纪神学的开始。[35]  声誉鹤起的巴特从一九二一年起，应邀到德国数所大学教授神学。一九三一年，巴特深深卷入德国反纳粹的认信教会运动；一九三四年，他协助起草巴门 (Barmen) 宣言，宣告耶稣基督是基督徒唯一的主，公开批判德国基督徒高举希特勒 (Adolf Hitler) 至弥赛亚的地位；他在讲课时拒绝先向希特勒致敬，也不签名向希特勒效忠。因此，德国政府于一九三五年解除他的教职。他应邀回到故乡，任巴塞尔大学的神学教授，世界各地学子涌向巴塞尔。巴特在那里讲课、写作、证道、生活，终其一生。  一九六二年，七十五岁的巴特退休了，并立即开始第一次欧洲之外的旅行。葛伦斯和奥尔森指出，巴特一生的最后几年十分艰难，不仅健康退化，而且他发现从左翼到右翼，都有人严厉批判他。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九日晚，巴特在家中逝世。[36]

      巴特是多产的神学家，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是《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s) 。全书共四部十三册，四部分别为：神道的教义、神论、创造论，及未完成的复和论；第五部原为救恩论，可惜还未动笔巴特就去世了。[37]  这部著作的特点，除了篇幅大得惊人外，是没有传统的绪论。巴特刻意这样作的目的是向读者表明，真正的神学是“神话语的神学”，不含任何其他事物；他建立的神学不受任何哲学、文化体系的束缚。“若将神话语的真理立基于人的理性，无论多敬虔、真诚，都必然使神学臣服于属人的历史性思想，因此便成为‘人本神学’，而这是巴特竭力反对的。”[38]  巴特神学的另一个特点是，神学构架完全以基督为中心，使他的神学巨著成为一致、合一的系统。[39]   巴特神学的特点，是很突出的优点：他重新使神的话语成为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使神学成为研究神话语的不折不扣的科学，使耶稣基督回到基督教神学的中心。但是，真理跨过边界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巴特太强调神的话语，以致把它看成是神的启示的唯一方式，因而否定神藉着大自然和人类历史所彰显的普通启示；他拒绝用任何一种理性来判断神启示的真理，似乎把基督教信仰变成了神秘的宗教；他太强调以基督为中心，以致他撰写的基督教教义有变成“唯基督论”之嫌。[40]   比如，关于救恩论中的预定的教义，巴特认为，预定不是指人的结局，而是指耶稣基督：

   神的“否”不是对人说的，甚至不是对部分人说的，而是在耶稣基督里对自己说的。神在预定中发出“否”与“是”。但对巴特来说，“双重预定”并非指人的两种结局，而是指耶稣基督；祂是那位“被拣选与被惩罚的人”。“神永恒的旨意，是拣选耶稣基督；在此拣选中，神将 …… 拣选、拯救与生命赐给人，而将……责备、沉沦与死亡留给自己。”“预定就是从永恒中，神决定自己付出重价来赦免人。”这重价就是“神的儿子进入异乡”，以及在十字架上死于罪人手中。[41]

      简言之，巴特认为，双重预定是指耶稣基督的被拣选和被弃绝，从而使人在祂里面得拯救与生命。这是普救论吗？巴特似乎未予以否定。“有人问巴特，他传讲的可是普救论？ 他回答道：‘我没有这样教导，也没有不这样教导。’不过，他的拣选论里蕴含的思路，应该有普救论的意思。”但是，“在救恩论的最后，他留下余地，认为最后被拣选的‘人数’，与全世界所有活过的人的数目不一定相等。”而且，这个“数目”因神的自由与慈爱的缘故，是开放的。巴特不愧为辩证式的神学家，他不将这个问题完全锁定在理性的层面。[42]

      新正统神学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是巴特的“老乡”、同龄人卜仁纳 (Emil Brunner, 1889 - 1966 AD)。卜氏于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生在瑞士改革宗的发祥地苏黎世 (Zurich)。高中毕业后，他到苏黎世和柏林两大学攻读神学，后来又到美国的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他接受的是自由派的神学训练。他从一九一二年开始担任牧职。当巴特在一九一九年发表《罗马书注释》时，他热烈地响应，并成为巴特神学的主要阐释人。卜仁纳出版了《神秘主义与道》一书，入骨地批判了士莱马赫的神学，不久即被聘为苏黎世大学的神学教授。[43]   虽然巴特比卜仁纳更出名，但是把强调神的超越性的新的神学介绍给英、美等国的，却是卜仁纳，因为卜氏写作不仅用德语，也用法语和英语。二十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他在英、美两国作过一系列演讲；他的书有的比巴特的更早地被翻译出来，并广为流传，使他在英语神学家中成为辩证神学的早期领袖。卜氏也是多产作家，生前出版了三百多种书籍、文章，从神的属性到妇女选举，从现代爵士音乐到怎样处置德国，所涉猎的范围甚广，且雅俗共赏。[44]

      卜仁纳最重要的神学著作是他倾毕生心血写成的三卷巨著《教义论》。他与巴特一样，强调神的超越性；而且，他的启示观相当独特。卜氏认为，要了解启示的本质，首先必须区别两种真理或知识：对世上物体的知识是“它 -- 真理”(It -- truth)；对有位格的神的知识是“你 -- 真理”(Thou -- truth)；任何将这两重知识相提并论的神学，方向就根本错了。对卜氏来说，基督教的真理必须是相遇的真理：在神与人相遇的关键时刻，神说话、人回应，真理就在其中。所以，他称启示是“我 -- 你相遇”(I -- Thou Encounter)。葛伦斯和奥尔森认为，卜仁纳“的确高举这个看法，并尝试将一切都围绕这个中心，这正是他对现代神学的最伟大的贡献。”[45]  卜仁纳和巴特一起，整合了新正统神学。他与巴特、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1884 - 1976 AD) 被称为辩证神学的三巨头，但卜仁纳一直被巴特和布特曼更庞大的巨像所遮蔽。巴特的神学著作的分量逐渐使卜仁纳退居后台，这使卜氏相当灰心。“不过，许多神学家私下偏爱卜仁纳，胜于巴特，因为他的文笔清晰，对基督教真理的看法宽广。”卜氏对美国神学界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九五五年自日本归国途中，卜仁纳中风，此后，他的讲课和写作似已中止，并于一九六六年病逝于苏黎世。[46]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卜仁纳与巴特就普通启示问题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卜仁纳发表了《自然与恩典》的文章，认为巴特否认在自然界中有神的启示的观点是错误的。卜氏指出，人类虽然已经堕落，还是有神的形象；对神、对律法、对自己需要神的认识，或许非常模糊、非常扭曲，但毕竟是存在的；这是神的恩典的必要接触点，因为神的话语无法临到一个对神完全失去知觉的人。卜仁纳认为，巴特为反对自然神学，把与自然神学无关的真理也抛弃了。巴特非常愤怒，以标题简明的文章《不！》(Nein !) 予以尖刻的反驳。当时巴特正在德国教书，他看到许多“德国基督徒”都落入了纳粹的引诱。巴特认为这是他们对自然神学开放的缘故；他本人竭力抗拒这种引诱。他指责卜仁纳在支援那败坏德国教会、使之向纳粹理念投降的自然神学，甚至说卜仁纳在否定单单靠信心得救的真理，要回落到天主教和自由派的救赎论。他坚称，福音不需要任何接触点：圣灵就是接触点，圣灵会制造接触点！巴特的反驳过于激烈，也欠公允，使卜仁纳深觉受伤，多年不能释怀。他们两人的住家其实离得很近，只有数哩之遥。但他们的相互批评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来，他们的美国学生为他们安排了一次和好的聚会，使这两位神学大师在去世前不久言归于好。但是，葛伦斯和奥尔森认为，“他们所制造的裂痕 (巴特需负大部分责任) 将传至后世，成为当代神学最不幸、最反常的冲突。其结果之一，是卜仁纳竭力在巴特的神学中寻找任何异端的说法、潜伏的危机，而大肆渲染。”[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