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中文译本

   对早期的《圣经》中文翻译工作，许牧世有简要叙述：

基督教《圣经》在甚么时代开始有中文译本至今是一个历史悬案。目前我们知道的是：1625 年在陕西西安附近发现的那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的石板上有“真经”、“旧法”和“经二十七部”等语，因此推测早在第七世纪前半期，《圣经》或《圣经》的部分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可惜这些译本失传，究竟它是在哪一年代 、在哪种情形下译出的，是谁译的，都无从查考。

比较可靠的译经史要从十三世纪开始，但也不过是一些不完整的断片资料。元朝时代有天主教法兰西斯会僧侣望特柯维诺 (John of Monte Corvino) 到了北京。根据他所留下的一些信件提供的资料查考，望特柯维诺精通中文，曾翻译了《新约全书》和《诗篇》。明朝时代，利玛窦 (Matteo Ricci) 曾在 1584 年出版了一部阐述十诫内容的书，书名《琦人十规》。书里引用的经文究竟是由他本人翻译的，还是他采用当时已经存在的译本，颇难确定。约在五十年后 (1636 年) 李玛诺 (Emmanual Diaz) 出版了一部福音书的注释，书名《圣经直解》；不久他又写《天主教十诫直诠》，分上下两卷，於 1642 年出版。以上都是译经的鳞爪。我们可以说，一直到清初，汉译《圣经》是天主教圣职人员在中国的重要贡献之一。

 基督教 (新教) 在中国的译经历史通常从1807年写起，这一年，基督教第一位来中国的宣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从英国来到广州。那时候广州的环境不容许他公开从事布道工作，所以他移居澳门，在那里开始翻译《圣经》。[123]

   马礼逊所译的新约於1814年在广州出版；旧约的一部由他的助手米麟 (William Milne) 所译，经马礼逊亲自审阅，名为《神天圣书》的《圣经》全书於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又称《马礼逊、米麟译本》。与此同时，另一本《圣经》中文译本也告完成，是由在印度的英国浸信会牧师马殊曼 (Joshua Marshman) 和在澳门出生的信徒拉撒 (Joannes Lassar) 合译的，在印度塞兰坡 (Serampore) 出版，人称《马殊曼、拉撒译本》。据英国圣经公会1824年的年度报告记载，这两个译本都曾呈送一本给英国圣经公会；后者可能比前者早出版半年或一年。当代《圣经》学者发现，这两个译本的译文有很多相近之处，故断定它们皆曾以当时收藏在英国博物馆中的一部译稿为主要参照。这部称为《英国博物院稿本》的译稿是东印度公司职员贺吉逊（Hodgson）1739年在广州发现的；他把它带回英国，献给 司娄爵士（Sir Hans Sloane），后者转赠英国博物院保存。译稿包括大部分新约，译者不详，推测是在中国的天主教宣教士所译。马礼逊和马殊曼这两个译本出版后行销不广，却奠定了基督教译经工作的基础。[124]

   除了许牧世的《经与译经》(1983)外，现又有一些关于《圣经》中文翻译历史的专著陆续问世。[125] 本书不再冗述，只提及几点。随着西方基督教宣教士来华人数的增多，翻译中文《圣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和当务之急。于是，各种《圣经》中文译本纷纷问世。在二马译本出版后十几年，《马礼逊译本》的修订本正式出版。这个修订本是由四人完成的：伦敦传道会宣教士麦都斯 (Walter Henry Medhurst) ，普鲁士人、荷兰传教会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宣教士郭实腊 (Charles Gutzlaff) ，美国海外宣教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sions) 美籍宣教士裨志文 (E. C. Bridgman) 和马礼逊的长子马儒汉 (John R. Morrison) 。[126] 这个译本的新约部分叫《新遣诏书》，於1837年在巴达维亚 (Batavia, 今雅加达)出版；旧约部分几乎是郭实腊一手译成的，后来郭氏又修订了新约部分。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曾将六卷旧约经卷印发，称为《旧遣诏圣书》；新约方面，他们采用郭氏修译的《救世主耶稣新遣诏书》，但经文删改颇多。另外，他们还在经文后加上注释：

 例如《马太福音》四章“天国近矣”之下，有这样一段注解：“天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上有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故太兄 (即天兄) 预诏云，天国迩来。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造天地是也。”该新旧约两种刻本的封面上端，标有“太平天国癸丑三年新刻”字样，标题的两侧各刻一龙一凤图案。圣书的用途除了在礼拜时供信众诵读外，还被用作开科考试的题目。[127]

   在众多中文译本中，施约翰 (Samuel Iss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的译本非常特别。施约翰是俄国籍犹太人，后悔改信主，任美国圣公会的主教。他於1862年抵北京，住京十余年，学习中文。他参与了於1867年出版的官话 (北京话) 新约全书的翻译工作后，又独力翻译官话旧约全书，於1875年出版。[128] 1881年夏，他突然瘫痪。乘船去上海途中，他已奄奄一息。他的同伴为他念临终的祷文，但他勉力半仰，喊着说：“不要读了，我还不会死呢！”1886年回到美国后，他不仅修订了官话《新旧约圣经》，而且用他能动的两个指头，藉着打字机的帮助，耗费七个寒暑，用罗马拼音译成了浅文理《圣经全书》；1895年他重返上海时将它译成中文，於 1905 年在日本出版，人称《施约翰浅文理译本》；施氏则戏称为“二指版”。[129] 施主教不但从小熟谙希伯来文，后又多年学习他所喜爱的中文。对于施约翰，丁韪良 (W. A. P. Martin) 说：“当日说国语而能将成语应用自如的，没有别人可以与他相比。”“那《文理译本》的文体浅显通顺，为一般人士所能了解，但是他的文笔也很雅洁，即是对於那专事挑剔的文人，也能投合他们的爱好。” [130] 纪好弼主教 (R. H. Graves) 评论施氏时说：

他平生可以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神的道译成中文。他一切的勤学与努力，以及辛勤地学习许多文字与知识，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他单独工作，无论健康或病弱，终不少辍，他二十五年的身体的残废，若在别人，必定终止一切的工作了。他工作之时并不为世人所知，而那知道他的几个少数友人都尊敬他目标的伟大。日复一日，毫不中辍，勉力前进，尽他的能力致力於一件事，以致达到完全的地步。[131]

   对于施约翰主教的忠心不怠，神给予了丰厚的回报。在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出版前约二十年间，施主教的浅文理译本在中国教会和信徒中间是最受欢迎、最广为流传的一个译本。[132]

   为了让中国有划一的《圣经》中文译本，1890年，基督教新教在华各宣教机构联合在上海召开宣教士大会，通过了成立三组译委会、分别负责翻译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种译本的提案。当提案通过时，全体与会代表起立热烈鼓掌、高唱赞美诗；许多堂堂男子汉的眼中都噙着泪水。官话和合译本的翻译工作由二十七人承担，由北美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 S. A.) 的宣教士狄考文 (C. W. Mateer) 任译委会主席。狄考文牧师是哈米顿学院 (Hamilton College) 的高才生，在数学、物理和中文方面都很有修养；更重要的是，他忠于工作，天天工作，一共作了七年。1908年，狄牧师去世，译委会主席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富善 (C. Goodrich) 牧师肩上。富善是坚持主张用口语翻译《圣经》的人。他不仅有希伯来文、希腊文的基础，而且更喜爱中文，特别是北京话。他努力搜集和运用北京话的词汇和成语，使这个译本带有相当浓厚的北京话色彩。他有清教徒的敬虔，且为人谦和，平易近人。[133] 译经工作遇到常人难以想见的重重困难。译委会委员鲍康宁 (F. W. Baller) 原是位语言学者，曾担任中国内地会创办的语文学校校长多年：

  鲍康宁对译经抱极严谨的态度，他描写和合本译员的工作时说过一段话：“译文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由我们小心谨慎地审查，最后定稿须经过反复讨论，才能决定。译委会会议有时似开剧烈的辩论会，每日辩论好几个钟头，连续五六个月，往往到了大家筋疲力竭……”也许因为他对工作极端认真，因此他对别人随便发出的批评很反感。他曾经挖苦一些批评家，劝他们不如效法《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说的那领一千两银子的懒怠仆人，把他们那一大堆没有经过大脑的意见，像那一千两银子一样，包装起来，埋在地下。[134]

林振时在《富善》一书中记载了一件译经轶事：

有几个夏天 [译委会] 在烟台开会，狄考文和鹿依士两家跟富善家住在一起；几位牧师讨论了整整一个上午，讨论了十几节经文，吃饭时间到了，只好散会；但讨论并没有停止，在饭桌上仍争论不休。太太们看不过去，认为吃饭时间就该吃饭，把工作放下才合卫生；太太们自愿轮流大声朗读故事，让丈夫们边吃饭边听故事。她们念过一些书，其中包括《魔侠吉诃德传》(Don Quixote) 和大卫. 哈兰 (David Harum, by Edward N. Westcott) 这两本书。每逢读到精彩的地方，引得哄堂大笑，特别是狄考文前仰后合的姿态，更是令人难忘。狄考文是在纽约州北部长大的，当听到大卫. 哈兰买马的故事，卖马人说：“马很乖，不用拴也会乖乖地站着，就算女人也能像男人一样地驾驭。”结果，大卫. 哈兰用一百二十五块钱买了这匹马。第二天骑出村子，不到一里路，马停了下来，怎么也不肯走动，只等它高兴了，才继续上路。大卫. 哈兰这时想起卖马人的话：“马很乖，不用拴也会乖乖地站着”，才恍然大悟受了骗。这些话当然要引起狄考文的捧腹大笑。[135]

   经过二十七年的勤奋工作，排除了无数困难，国语和合译本於1919年出版，为中国教会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属灵工程。这工程竣工时，在当年的译委会成员中，仅富善牧师一人仍健在。“中国教会以谦恭感激之心接受这无价的礼物，永远不会忘记前贤的伟大贡献。”[136] 这译本通俗、却不庸俗，雅俗共赏；一般民众读得出、看得懂，不仅在教会内受到热烈欢迎，在社会上也引起巨大回响，有的学校用它当语文课本，对中国白话运动产生深远影响。不久，“《国语和合译本》实际上已取代了所有其他译本的地位，成为全中国教会采用的唯一译本，在中国译经史上是一颗灿烂的明星，不是以往任何译本所能相比的。这种成功连译委会的译员们也都料想不到。”[137] 《国语和合本》并不是第一部用白话译出的中文《圣经》，却“是第一部被全国广泛采用的白话中文《圣经》译本，一部很成功的译本。”[138] 赵维本从文化的角度评价了和合译本的巨大影响：

 《国语和合译本》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和贡献。在中国文化方面，它成了中国近代文艺复兴中白话运动的先锋。这译本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印行，在“五四运动”发生前三个月。因此，在白话文的使用上，它比新文学运动任何白话文的作品为早。一九二0年代的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就曾这样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之《国语和合译本》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确是中国最早欧化的文学国语；我又预料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此外，当时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如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喜欢引用《圣经》文句和典故，从这事上也可以反映出白话文《圣经》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梁启超还说他们当时都沉醉於宗教，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可见在新文化运动中，这译本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国语和合译本》不仅对新文化运动产生积极影响，在引起国民读书兴趣方面也贡献良多。虽然当时中国基督徒的数目，比较起来仍不算多，但自从白话文《圣经》面世后，国民的识字率提高了；特别在一九二0年代，全国推行文学大众化期间，《国语和合译本》的四福音，还在许多政府学校中，被用作标准的国语范本。

   另一方面，这译本为中国教会奠定了“基督教语言的本子”。《和合本》面世以前，中国南北各省教会使用的中文译本，有二 、三十种之多。《和合本》的出版，继承了所有早期中文《圣经》的脉络，集合了一百年来译经的精华，是无数中西学者的心血的结晶。译本有许多词汇，例如天国、弟兄、福音、使徒 、祈祷、得救 、罪、义等等，都是从马礼逊的译本来的。这些盛载神的道的文字，渐渐成为教会信徒属灵的语言，其含义决非教外人士所能深切体会。因此，《国语和合译本》早已不知不觉地成了信徒语言的本子，为信徒提供了在团契和沟通上切实和成熟的用语。[139]

《国语和合本》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到1919年底，该译本共印制了 17, 000 部，出售 16, 954 部；定单仍源源不断，只有等到第二年才能供应。[140] 从那时至今日，已近一个世纪，《国语和合本》仍深受中国信徒喜爱；虽然在《国语和合译本》之后，又有许多中文译本问世，但《和合本》迄今仍一枝独秀，拥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庄柔玉从当今译本的销售量的比较来说明这一点：

  八十年代，不同的白话文新译本先后诞生，《和合本》的销售数字是否仍然无可匹敌？马克正曾经统计过五个译本的销售量。根据他收集的资料，《和合本》在1981年的销售量共计 127, 673册；不同版本的《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新约》、《新约附诗篇》) 的总销量是 18, 040册；各种《新译本》(只有新约部分) (研经版 、精装 、袖珍平装 、大陆赠经版) 的销量合计为 2, 700多册；由天道书楼出版的《当代圣经》(包括精装 、平装 、新约版) 的销量合计 2,700多册；由亚洲归主协会和中国圣经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当代圣经》由于较少供应市面，销售数字不详。

   1981年以后，《和合本》在市场上仍然稳占优势。根据汪维藩的记载，1981年，基督教於文革后第一版的《和合本》新约全书在福州问世。在1981年至1990年底的十年间，国内出版了各种译文和版本的《圣经》共 551万册，当中除了有 24万本属少数民族的《圣经》外，其余的都是不同版本的《和合本》圣经。由此可见，八十年代以来，《和合本》是国内出版和印行的主要中文《圣经》，这也是对《和合本》权威地位的有力支持。

 另一个有力佐证，则见于香港圣经公会提供的《圣经》销售数字。1988 - 1997十年间，经该会印制及发行的《圣经》销售数字如下：《和合本》(不包括新约或单行本) 共 1, 689, 317册；《吕振中译本》共 7, 500册；《现代中文译本》共 281, 650册；《新标点和合本》共 312, 731册。这些《圣经》不独供香港教会使用，也发行到除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去。由此，香港圣经公会提供的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人基督徒的取向。这些数字显示，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市场对《和合本》的需求仍然是其他《圣经》译本望尘莫及的。[141]

   这种《国语和合本》在众译本中独占鳌头、历久不衰的现象，被学者称为“《和合本》权威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说《和合本》已尽善尽美、可以一成不变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语言的变迁，修订《和合本》的呼声一直在回荡。事实上，《和合本》初版后不久就被修订过一次；近年又出版了新标点《和合本》。1954年，刘翼凌已提出从词汇、文法、标点、使用新字等方面修订《和合本》的公开建议。[142] 近年来，《吕振中译本》、《现代中文译本》、《新译本》纷纷面世，这是可喜的现象。其实，不同的译本的译者都有从神来的感动，各个译本都凝结着译者心血，都各有的长、短处，可以优势互补，而不是相互排斥。赵维本指出，西国宣教士对中文《圣经》译本一直寄予厚望：

《国语和合本》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西教士在中文《圣经》翻译工作上，已达巅峰；另一方面也显示，他们把这重任移交给华人的时刻已到。其实，后者也正是宣教士的深切的期望。在这译本 [《和合本》] 出版后不久，译委会即透过宣教士饶永康 (H. B. Rattenbury) ，发表了一篇展望中文《圣经》译本前景的重要讲话。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总结部分的陈词：“总而言之，我认为西教士翻译的《圣经》，这应当算是最后和最伟大的译本了。……关于华人译员的资格，我想强调下列几点：(一) 必须擅长而乐于以白话文写作；(二) 对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有精湛的研究，不能仅有肤浅的认识；(三) 必须熟悉翻译技巧和具备有关经验；(四) 必须彻底委身於事实与真理。……那在指望中的华人译本，必须等待中国学者熟悉《圣经》原文和精通白话文写作后，才可以顺利完成。”[143]

   饶永康这番话已过去近一百年，今天读来仍使人动容。西国宣教士完成《和合本》后，还来不及庆贺，就留下了“遗嘱”，其内容之详尽，活像一位母亲不得不将自己出生不久亲生的孩子交托他人照管时，那种不厌其烦的“唠叨”！他们这种宏大的国度胸怀和谦卑的属灵品格，在任何意义上也不应成为后人，尤其是华人，轻看、贬抑《国语和合本》的口实。一个新的译本问世，被信徒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对新的译本广为宣传是必要的。但是，一个新的译本是否站得住，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被信仰群体所接纳，而不在于对其他已存译本的褒贬。

   英国《钦定本》的译者在序言中写道：

我们的计划不是要把一部坏的译本改造为一部好的译本，而是要使一部好的译本更好 (……not to make a bad one a good one, but to make a good one better) ，或从多数译本中修订出一部更接近理想的译本。……先前的译经者都是神为了建造和培养基督的教会而使用的人，他们的工作永远值得我们和后世的钦佩和怀念……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便是把神的话语用现代人所能领会的语言传达出来……从这一点说，我们目前的工作等于继续前人的工作，使他们所作的翻译不至于失效，却达到更完美的地步；因此，我们相信，假如先前的译经者还在人间，他们一定会鼓励我们，感谢我们。[144]

这是多么属灵的智慧言语、何等美好的合一见证！在英国，有《钦定本》修订本；在美国，有《标准版》修订本；在中国，人们祈盼着《和合本》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