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中国学者的人生观
中国学人的思想，一方面承袭了中国儒释道各教的窠臼；一方面深中了西洋近代思潮的流毒，所以他们的人生观，都不足为国人遵奉的圭臬。前者，可以现在所谓「人文教」的宗师钱穆（宾四）先生和唐君毅先生为代表，可称为中国型；后者，可以吴稚晖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为代表，可称为西洋型。限于篇幅，兹略陈之。
一、西洋型
其一为当年胡适之先生所捧为人生观大论战的「押阵大将」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他领导所谓「科学的人生观」，代表一种极端的唯物论；认为人生并没有什么灵魂和精神，只是一种机械的「质力的反应」。质言之，人类和动物，并无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因此他认为必须「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的元素」，否认灵魂的存在。其次，为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所谓名满中外，望重仕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首领胡适之先生。胡氏的人生观，乃是自然主义的、无神主义的，实和吴稚晖先生异曲而同工。他认为「宇宙万物的运行，皆是自然的」；「好生之德的主宰」只是一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他又「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和生一只狗，一只猫，有什么分别！」质言之，胡适之先生的「人生观」，根本不是「人生观」乃是「兽道观」！这乃无啻沦人类为禽兽！现在举国上下，正在协力反对不合天道人道的无神主义和唯物主义；而对于这位鼓吹无神的、唯物的「兽道观」的学者，竟惑于其在学术界之所谓声望，提议要为其建造铜像，正不能不为中国思想界叹惜。
二、中国型
这可以钱穆、唐君毅二氏为代表。钱唐二氏和吴胡二氏，立说异趣；他们反对唯物思想，强调天道人道，他们也谈上帝，灵魂，而且忧心世道人心，珍视宗教价值，表面看来，较诸吴胡，似胜一筹。惟是他们既标榜「人文教」，他们的境界，只限于人文，在他们心目中，自是「天道远，人道迩」。他们虽「风闻」有上帝，却没有「亲眼看见上帝」（伯四二5）。「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罗一20－23）所以他们一方面把上帝视作平常，不必敬畏；一方面又以为上帝虚无渺茫，无从认识，因此也无从相信。于是把一位自有永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我们的「生命之主」，和「自然」，和「宇宙」，和「真如」，和「涅梁」，和「天」和「地」和「道」乃至和「己性」、「我心」，混为一谈，等量齐观；使真活的上帝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哲学的名称。如果他们真信有上帝的话，他们的上帝乃是照他们自己的形象所构成的概念。此皆古今中外的学者所同有的偏差，因为他们的灵眼未开，未受天启；一切未从圣灵重生的自然人，自「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林前二14）。作者对二氏敬业乐道的精神，向所敬爱，余皈主以前，创办江南大学，且曾聘其分任教务长与院长，历年为其恒切祈祷，每至涕泪纵横，雅不欲对其所见，加以深论。兹仅就其著述，恭录数节，以见其对于人生了悟之境界。
钱穆先生论「人生之路向」说：「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也不偏向物，也不屹然中立。他们只说尽己之性，然后可以尽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他们有一个远远的向往，但同时也可以当下即是。乃是一种现前享福的人生观。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因此儒家不走宗教的路，也不想建立一个上帝」（力生谨按：上帝乃自有永有的造物主，断不容被造物来把他「建立」，如果说「建立一个上帝」，那等于说作一个四方的圆形，乃是一个矛盾的名词），又说：「他们只说性善，说尽己之性，如此则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里。」（力生谨按：《中庸》说：「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天命之谓性」。可见人若不知天「上帝」，便不能尽己之性。譬如一人，若无镜子，便不能照见其本相之丑恶与否。关于此理，余另有专书论列。）因此钱氏反对基督教，认为「由于精神之向外寻求，而安排了一位上帝，创立宗教，完成教会组织」，（力生谨按：上帝乃造物之主，非由人「安排」；基督教乃是上帝的启示，非由人「创立」，不是「世上的小学」；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人间的组织。）「然而上帝和宗教，也会向人翻脸，也会回过身来，阻挡人生，吞噬人生，禁止人生之向前」！（力生谨按：上帝仅向罪人掩面，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六37」何谓「禁止人生向前」？上帝乃是人类生命福乐之源，他是我们的牧者，一生一世，必有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参看诗篇二十三篇，上帝乃生命之主，何至「吞噬人生」？）钱氏又论「人生目的和自由说」：「一切人生目的，既由人自由选择，则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该有高下是非之分，爱散步，便散步，爱看电影，便看电影」；甚至说：「自杀寻死，也是人的自由」，「你看电影也好，自杀也好，全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法干涉，而且也不该干涉」。（力生按：儒家主张「人皆有是非之心」，何以「不该有是非之分」？又谓「非礼勿视」，是则电影不可滥看；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可见自杀不是大德。钱氏所论，乃自反其所信的儒道，究将何以自解？）钱氏在上文中又说：「人类分别善恶的标准，也只有根据人类所希望获得的人生自由量之大小上出发」；「恶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事，没有好的可挑，只好挑次好的，没有次好的，只好挑不好的。当其没有次好的以前，不好的也算是好的。……人到了吃不饱、穿不暖……人类社会开始回复到自然人生境界线上去，到那时，人吃人也竟可能不算得是恶！还是一种人类自由的选择呀！」 诚如钱论「恶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事」，而不是伦理道德中的事；甚至以「人吃人，不算得恶」，则不仅与「饿死事小」，「明明德止于至善」的教训与道理，大相迳庭；而且摧毁了一切是非善恶之绝对标准，以及伦常礼义的崇高精神，而彼杀人「吃人」，残民以逞者，也正大可援引钱氏之说，曲自辩护；而钱氏「自由选择」之说，将成为不择手段，为非作恶的护符！则钱氏对其自己所倡导的「人文教」，又将何以自圆其说呢，一言丧邦，可勿戒慎！
其次，唐君毅先生在其近著《哲学概论》第四部「人道论」中说：「在旧约中，述说上帝每创造一物之后，都说上帝看来，如此是好的；人最初亦即生活于乐园之中。直到现在，传教士仍时以人之有机体构造之灵巧，及种种万物之足以养人，来证明上帝之存在，及其对人之恩典，与此世界原始之善。譬如说，人与生物，皆生于地球，今假定地球，如再近太阳一百里，则人类与生物皆将热死；再远一百里，则人与生物皆将冷死。……又人与生物之有机体之构造如此灵巧，其中如丧失一部，人亦即不能存在。……此岂不证明上帝造世界之原始之善。此上所论上帝之一名，如改换为自然，结论仍然可以一样。即自然中所生出之人与生物，能与其所在之地球之气候环境等相和谐」。他把「上帝」当作「一名」，故可「改换」为「自然」，认为「仍然一样」。是则宇宙万物，既无造物之主；世界人类，亦无生命之主，一切都是决然混然，「自然」的产品！失诸毫厘，谬以千里；这便使他的人生哲学发生根本偏差；把人生的本末完全「颠倒」（语本唐氏）。他这一个「颠倒」，第一乃在天人之际，不分本末；重人道而不重天道。他不但把天道人道等量齐观，认为「天人之际，相对相望，相辅相成，相依并进」；而且认为「天道不足，须由知人道以知天道；人生除一切知天道之事外，仍另有其立人道之事实之本身，以补天道之所不足」，殊不知即依照孔子的教训，天道乃为人道之本，「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他第二个「颠倒」，乃在生死之道，「敬死者」，而不敬真神。他把生命之主，复活之主，道成肉身，永生神子，耶稣基督，列在「死者」行列；所不同者，仅在其「情在天下万世」，「故孝子贤孙，以其诚敬，祭其祖宗，则其祖宗之鬼神之情得其寄；一乡之人，以其诚敬，祭其乡贤，则乡贤之鬼神之情得其寄；一国之人，以其诚敬，祭其忠臣烈士，则忠臣烈士之鬼神之情得其寄；天下之人，以其诚敬，祭仁心悲愿及千万世之圣贤，则圣贤之鬼神之情得其寄。而凡一家之人，一乡之人，一国之人，天下之人，一切足以直接间接上应合于死者生前之所愿望者，亦皆足以成死者之志，而遂死者之情，足以慰其在天（力生按：恐非「在天」！）之灵。是皆非徒文学上渲染及姑为之说之词，皆为澈通幽明死生之道路之实理与实事，而为吾人之直下依吾之性，顺吾之情之所知，而可深信而不疑者也。」因此，唐氏主张「敬死者」、「敬鬼神」（力生按：他把鬼神并称），人「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人类崇拜的对象，乃为死人，不是真神。
其三，他第三个「颠倒」，乃是昧于祸福之辨，并斥罪人悔改，皈依救主，乃为一种「人生观之高级颠倒」。唐氏认为「视人之生命心灵与精神所求之无限无穷之真理美善神圣之价值，皆超越外在于人之上，以属于天国或神或上帝，而为人之自性中所本来无有者，此乃原于人之将其自性中实本来具有之无限无穷之价值，皆全部推让于超越而外存之天国上帝与神而生之颠倒见」。「而不知由自觉其内在之光明之源泉，直接求超化其内在之黑暗，以自开拓其光明，此即为一高级之颠倒」。这乃显然是一种狂妄亵渎，扬己抑神的强烈的「自我神化」（Self-deification）思想，或变相的无神主义！
其四，他第四个「颠倒」，乃是昧于「恩」「义」之分，「圣」「罪」之别，徒尚慈悲，（不讲公义）要使天堂地狱互相妥协。唐氏说：「西方有诗人柏莱克者，尝作诗名天堂与地狱之结婚，盖谓此人间，即天堂与地狱结婚之所。窃谓天堂如父，地狱如母；地狱生子，还以天父为姓，以住人间。然天父若不能如佛之住地狱，而起大悲，又乌能生子？」殊不知唯独天父上帝，才是「恩」「义」兼备，他爱世人，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众生之罪，被钉十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代受地狱之苦，使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不受地狱永刑，反得永生福乐。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死在过犯之中，却因信奉他的名，就有权柄作上帝的儿女，叫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参看约三16，一12；腓二6－8；弗二3－6）。唐氏认为「人如何可致自身之清净，由邪生以成正生，由枉生以成正生，此其道无他；即去一切人生之颠倒见，颠倒相，而拔一切颠倒性之根，以使人之具无限性之心灵生命之自体，复其正位。」但如何去其颠倒，「复其正位」，唐氏并未提出有效的办法，而却说：「去其一切颠倒，实难乎其难。」其言适足证明壮士不能自学其身，罪人深陷罪中，力难自拔其「颠倒性之根」；只有圣父自己道成肉身，为我们舍身，流出宝血，洗净罪孽，才能使众生「因信称义」，「去其颠倒」，「复其正位」；从「可怒之子」成为「神的儿女」。关于此义，须待专书，兹勿深论。惟有一言，不能不警告世人者，诚如唐氏所言：「由人生之颠倒，以观人生，实大皆为邪生而非正生，亦枉生而非直生，此亦即人生之所以可厌、可叹、可悲、可怜之故。」「人生于世，实无往而不可自陷于颠倒；而实亦时时处处，皆生活于种种颠倒之中……于颠倒者视为正，则此本身，实已是颠倒；而世之学者，更多不能免此！」「人之欲免于颠倒者，乃恒才出于此，又入于彼；前门拒虎，后门进狼。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危微之几，一念而天旋地转，上下易位，诚哉其难也。至于人之才智愈高者，其心思之所及者，亦愈博而愈广，愈锐而愈坚，其人生之颠倒相，亦至繁而至迹，愈强而愈烈，」卒至以伪乱真，以是为非，以祸为福，敬鬼渎神；重人道，薄天道；甚至以地狱与天堂合流，以地狱与天堂可以「相代，相错杂，而更无一念知其分别」。是乃因罪恶侵犯人生，所生之根本颠倒相。郎布罗梭尝举「无数西方天才的生活，来证明天才与疯狂同根」，此诚古今天才与哲学家之悲剧！吾人雅不欲有所论辩（以语论辩，当待专书），而实仅引其自道之言，藉资平心检讨耳。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一四12，一六25）「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看的人也少。」（太七13－14）人生的大道「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太一一25）「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人。……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赛五20－21）愿今之学者，如吴、胡、钱、唐诸氏谦卑痛悔，去其颠倒，认识真道；始能找到生路，认识天父。日夜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