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灵）意释经法

寓意（灵）释经的定义

学者对“寓（灵）意释经(allegory)”的定义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这是一种不按经文字面的意思、致力于发掘隐藏在字面背后的意义的释经方法，基本视“寓意”和“灵意”为同等。陈济民指出：“至于‘灵意’，则是二十世纪中国教会流行的一个名词，有不同定义，基本上可说是西方‘寓意’释经法的中国本色化。”[i] 陈终道则指出，“灵意解经”是“按属灵的意义解经，实际上是指主耶稣和门徒们，引用被选记在旧约中的历史，按精义或灵意应用在新约的教训中。”[ii] 为论述的清晰，本书将采用“寓意”或“灵意”释经的第一种定义，即指那种寻求经文字面意思背后的意义的释经方法。

寓（灵）意释经的起源

寓意释经可追溯到古希腊。一方面，柏拉图认为，真正的实体是隐藏在人所看见的表象的背后的。这种观点运用到文学作品上，就暗示作品的真正含义是隐藏在字面背后的。[iii] 另一方面，这种解读法，对维护希腊古典文学是很有价值的。兰姆指出，主前第八、九世纪的希腊诗人荷马（Homer）和海希奥德（Hesiod）的宗教作品是希腊人极尊贵的传统，被视为希腊人的“圣经”。任何对它们的质疑，都被视为无神论者的反宗教行为。但是，在这些宗教作品中，有许多空想、怪异、荒谬、甚至不道德的内容，是希腊的哲学和历史的传统不能接受的。然而，由于荷马和海希奥德的崇高地位，没有人敢于批评或抛弃他们的著作。于是，寓意法应运而生：不按字义解释诸神的故事和诗人的著作，转而寻求字面背后的秘密的、真实的意义，从而缓解了希腊人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张力。有趣的是，希腊人宗教上的护教学和寓意释经法，出于同一历史根源。[iv]

主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356-323 BC）完成了征服波斯帝国的大业，他和其继承者在所有领地上强行推动希腊文化，使希腊文逐渐取代了希伯来文的地位，成为在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生活的犹太人的通用语言。希腊化犹太教（Hellenistic Judaism）在犹太社群聚集的埃及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蓬勃发展，试图将希腊哲学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约在主前285年，该城的犹太学者将希伯来文摩西五经翻译成希腊文，而后又翻译了整本希伯来《圣经》，史称《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简称LXX。按犹太的传统，此译本是由七十或七十二名学者译成的。[v]

如果说，希腊人面临的是神话、诗歌的宗教传统与哲学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所面临的，则是他们自己民族的圣书《圣经》与希腊哲学之间的极大张力。如何能使这两者和谐共存？在这种处境中，他们将希腊人的寓意法借来为自己所用，就再自然不过了。[vi]  在解释希伯来《圣经》方面，亚历山大城杰出的犹太思想家斐罗（Philo，20 BC - 54 AD）是寓意释经法的大师。他是一个彻底的犹太教信徒，相信希伯来《圣经》（七十士译本）比希腊哲学优越；同时，他又喜好希腊哲学，故努力调和二者之间的差异。不过，

斐罗并不以为，字面的意义是没有用的。他只是认为，字面意义还是处于理解程度不够成熟的阶段。字面意义是《圣经》的身体，而寓意乃是《圣经》的灵魂。按照这样的观点，字面意义是供未成熟的人读的，而字面底下的寓意则是供成熟的人读的。斐罗也不相信，采用寓意解经法必须否定《圣经》历史的可靠性。[vii]

斐罗认为，出现以下情况，经文应按寓意解释：经文中任何对神不敬的话；与其他经文有抵触的经文；或者，经文本身就是用寓意法写成的。[viii] 斐罗寓意解经的一个例子是对“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创2：10）的解释：“河”代表美善；“四道”代表希腊哲学中的四大美德 — 谨慎、节制、勇敢和公义。学者们认为，斐罗忽略了《圣经》观念和希腊哲学的真正差异，他对《圣经》的解释倚重柏拉图哲学过于倚重《圣经》本身。同时，他可能是古代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中，最具影响力的犹太《圣经》学者和神学家。[ix]

法拉尔写道：“在同样的环境下，异教哲学家解释荷马的方法，首先传给犹太人，然后又藉着犹太人传给基督徒。这种解释《圣经》的方法，在过去是闻所未闻的，可是一经采用，历一千五百多年，都未曾被动摇过。”[x] 兰姆也指出：“寓意解释的体系，由异教的希腊人兴起，被亚历山太的犹太人采用，接着又被基督教继承。到改教运动以前，这种解经体系，大体上主宰着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方法。”[xi]

教父时代

教父（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或Church Fathers）一词来自拉丁文patres（父亲），是指早期教会的领袖、教师和作者。[xii] 之所以称他们为“教父”，是因为他们在使徒以后的几个世纪，在《圣经》正典的形成和在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制定上，对教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教父时期”（patristic period）界定，并无共识。较多的学者视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 约540-604 AD）或西班牙塞维尔的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 约560-636 AD）为最后一位西方教父。[xiii] 因此，克莱因等人认为，从最后一位使徒（约翰）离世（约主后100年）起，到大贵格利于主后590年任第一任教皇为止，这一段时间被称为教父时期。[xiv] 但是，东方正统教不喜欢做太精细的划分；直到帕拉玛（Gregory Palamas）於主后1359年过世时，东正教会仍称他为教父及博士。[xv]

克莱因等人把教父时期分为使徒教父（约主后100-150年）、亚历山太学派（约主后150-400年）、和教会大公会议（约主后400-590年）三个阶段。[xvi]

使徒教父，或使徒后期教父（Apostolic Fathers），系指与使徒同期或紧继使徒之后的早期教会领袖和作家，有罗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a）、巴拿巴（Barnaba）、黑马（Hermas）、伊格那修(Ignatius)、坡旅甲(Polycarp)和帕皮亚(Papias)等人。[xvii] 虽然他们采用了几种不同的释经方法，但最喜欢采用的释经取向还是寓意法。一方面，寓意解释是当时普遍采用的文学方法，很自然会被运用在对《圣经》的解释上。[xviii] 另一方面，面对否定旧约《圣经》的马吉安主义（Marcionism），早期教父们坚持认为，旧约《圣经》是一份基督教的文献。寓意释经法，乃是他们把旧约《圣经》化为基督教文献的基本方法。[xix]

比如，按照《革利免一书》（First Clement）的解释，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妓女喇合与以色列人的探子约定做标记的朱红线绳，是预表主耶稣的血，探子选择那个记号表明，藉着主的血，救赎临到一切在神里面有信心和盼望的人[xx]：

称为娼妓的喇合，因有信心而又善待客旅，所以也得了救。当时嫩的儿子约书亚，差遣探子到耶利哥去，那里的王知道他们是来窥探他的国情，就派人去搜捕他们，要将他们杀死。这时善待客旅的喇合迎接探子们到家，把他们藏在楼上的胡麻梗里。随后就有王的差役来到，对喇合说：“那来窥探我们国情的人已经进入了你家，你要交出来，因为这是王的命令。”喇合回答说：“你们所寻找的人确实到我这里来了，但他们随即走了，现正在途中”，于是她指给他们一条错的路向。这以后，她对探子们说：“我实在知道主上帝将把这块土地赐给你们；在这国里的居民都畏惧你们而丧魂落魄。所以你们必要占取此地。但望你们救护我和我的父家。”他们回答说：“就照你的话行吧，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当急速集合你的亲属来到你家，他们必都得保全；若有外出的就必死灭。”他们随即给她一条朱红线绳系在屋前作记号，表明凡相信仰望上帝的人，都必靠主的血得救（参书二）。亲爱的人啊，你们可以知道这个女人不但有信心，还有先知的见识。[xxi]

  又如，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途中，第一个来攻击他们的是亚玛力人。当时，摩西命约书亚率军迎敌，摩西则在山上举手，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摩西举手被解释为是耶稣的十字架的预表：

再者，摩西书中，当以色列人被迫与异族交战时，为了提醒他们，他们是因为犯罪才被置于死地 -- 圣灵就对摩西的心说话，要他作十字架的代表，也代表那将要受苦难的祂，祂说，除非他们都信靠祂，他们必将永远忍受战祸。所以摩西在战争中，将盾牌叠成高台，在他们前头挺身站着，一直伸展他的双手，于是以色列人再次转败为胜；其后，每当摩西垂手之时，他们就告灭亡（参出17：8以下）。为的是什么呢？为着他们可以明白，要是他们不仰望祂，他们便不能得救。[xxii]

苏克指出，《巴拿巴书》（The Epistle of Barnabas）引用旧约经文达119次，其中有不少寓意解经的例子。该书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诗1：3）是指洗礼和十字架，“叶子也不枯干”表示敬虔的人可以为许多人带来供应和盼望。[xxiii] 不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亚伯拉罕的318位仆人的解释：

亲爱的孩子们哪，要充分学习所有的事，因为那首先受割礼的亚伯拉罕，行此是为了在灵性上仰望耶稣，从而领受了三字的教义（T I H）。因为经上说，“亚伯拉罕给他家里三百十八人都行了割礼”（创17：23，27；14：14）。那么，他所得到的知识是什么呢？注意他的话，先说十八人，略停一下，再说三百人。在希腊文，十八这数字是十（I）和八（H或h），而这两个字即是耶稣（!Ihsou'"）一语的头两个字母。十字架注定了有恩典，这就是T,即希腊文的三百。这样，他在I H 两个字母中指明耶稣，另一个字母T 则指十字架。那把祂的教训的恩赐安放在我们心中的神，也知道这一点。他知道我从未教导过比这更真确的真理，但我相信你们是配得这真理的。[xxiv]

  有时，寓意解经也延伸到有关道德的教导上。比如，关于食物的律法：不可吃猪肉的理由警告信徒不可与反复无常的人同伙，因为他们就像猪一样，“他们顺利时就忘记主，只是到了贫苦时才承认主”；不可吃鹰、鸦等，是教导信徒不可像这些鸟类那样贪心和懒惰：

摩西奉主的命，说过：“你们不可吃猪，或鹫，或鹰，或鸦，或无鳞的任何鱼类。”（利11；申14）。…上帝的律例并不是对食物的禁令，摩西所讲的是属于灵性的。他们提到的猪是为了这个缘故：它意为着你们不可跟那班像猪一样的人连在一起。这就是说，他们顺利时就忘记主，只是到了贫苦时才承认主，正如猪有吃的时候，不知其主人，等牠饥饿时，便叫喊；一旦得了食物后，就不叫喊了。“你们也不可吃鹫或鹰，或鸢，或鸦。”（利11：13-16）它的意思是：你们不可将自己变成这样的懒虫，完全不知凭其劳力流汗以得食，却用暴行掠夺别人的财物，贼眼窥伺机会，虽然他们好像不作坏事，只是四周观看，以便贪心劫夺，正如那些鸟类，全不为自己准备食物，懒处闲立，诇求怎样可以抢吃别个的肉，因而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行。[xxv]

  在亚历山太学派（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时期，主要是以一个重要的神学概念来解释所有的经文，即基督的位格。“基督的位格、基督的启示和基督所建立的教会实体，构成了基本的和必要的解经原则和方法，以便全面和完整地解释和明白以赛亚和其他旧约先知的预言。”[xxvi] 此时期寓意解经的两个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太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150-211 AD）及其继承人俄利根（Origen,182-254 AD）。格利免追随斐罗，教导经文有双重含义，经文像人一样，有一个身体（字面）的意思，同时隐藏一个灵魂（属灵）的意思。比如，在浪子的比喻（路15：11-32）中，他赋予这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以基督教的意义：父亲给归来的小儿子披上的袍子代表永生，鞋子代表灵魂得到提升，肥牛犊代表基督给信徒的属灵喂养，等等。[xxvii] 俄利根则进一步主张，像人有身、心、灵三部分，《圣经》经文同样具有三重意思：

俄利根认为，聪明的释经者必须从经文记载的的事件（它的字面含义），进而寻找隐藏在背后的基督徒生活原则（它的道德含义）和它的教义真理（它的属灵含义）。例如，让我们看看俄利根对罗得和他两个女儿之间的性关系（创19：30-38）的解释。根据俄利根的看法，经文有一个字面含义（实际发生的事情）；而它的道德含义则是，罗德代表人的理性思想，他的妻子代表追求享乐的肉体，他的两个女儿则代表虚荣和自大；第三个意思应用到人身上，就产生了属灵（或教义）的含义：罗德代表旧约律法，女儿代表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妻子则代表在旷野中悖逆的以色列人。[xxviii]

  在教会大公会议时期的教父中，奥古斯丁（Augustine，St. of Hippo, 354-430 AD）和耶柔米（Jerome, St. 347-420 AD）是最知名的。克莱因等人指出，奥古斯丁在他的著名的《忏悔录》（Confessions）和《论基督教教义》（On Christian Doctrine）中，“流露了复杂而微妙的解经取向”。他提出的一些正确的解经原则，深深地影响了阿奎那、伊拉斯姆、路德等思想家。[xxix] 另一方面，奥古斯丁起初是一个摩尼教徒。摩尼教运动始于主后第三世纪，认为旧约中的神格拟人法很荒谬，藉此贬低基督教。这为奥古斯丁理解旧约带来不少困难。[xxx] 故此，兰姆指出，奥古斯丁无法和寓意解经分手：

奥古斯丁之所以采用寓意法解释《圣经》，乃是他的属灵光景所致。当他正为摩尼教（Manicheans）粗鲁的字义解经所困惑时，安波罗修（Ambrose）所采用的寓意解经法，把整部旧约都为他照亮了。他对《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的解释全然错误，可是他就据此为寓意解经法辩护。他认为，这一节经文是指，《圣经》的真正意思是属灵或寓意，而字义只会叫人死。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奥古斯丁无法和寓意解经法分手。[xxxi]

此外，苏克也指出：

奥古斯丁认为，决定是否使用灵意的方式解经的最高准则是爱。若字义解释会引起争论不和，则应将该段经文灵意化。奥古斯丁强调解经者的任务是发掘《圣经》的意义，而不是将某个意思加于《圣经》。然而他却违反了自己所提出的原则，因他曾经强调“经文的意思不只一个，因此灵意解经是适当的”。他认为，伊甸园的四条河（创2：10-14）是四项主要的德行；始祖堕落时，用来遮蔽身体的无花果树叶代表虚伪，用来遮盖的兽皮则代表人必死的命运（创3：7，21）；挪亚的醉酒（创9：20-23）代表基督的受苦及受死；书拉密女子的牙齿（雅4：2）代表教会“将人夺离异端”。[xxxii]

中世纪时期（约590-1500 AD）

中世纪是教父时期和宗教改革时期之间的过渡时期，以大贵格里一世出任罗马大公教会第一任教皇为开端。[xxxiii] 释经者继续倚重传统性的解释，即许多世纪流传下来的教父的见解，主要是成文的《教父注释汇编》（catena，拉丁文，意为“链”）。但是，克莱因等人指出，值得留意的是，中世纪之前的教父注释汇编摘引了许多释经者的见解，而中世纪的版本主要收集的却是奥古斯丁和耶柔米重要教父的注释，表达的是教会认可的教义规范。麦尼兰（R. E. McNally）说，这个时期的“释经变得几乎与传统等同，因为优秀的释经者，就是把所领受的忠诚地继承下去的学者。” 在中世纪各种释经方法中，仍以寓意法为主。[xxxiv] 所以有学者称，中世纪是释经的荒漠时期，没有人对释经有任何新颖的创见。[xxxv]

主后第五世纪，中东有一位隐士（来自现今的罗马尼亚），名叫卡西安（John Cassian,约360-435 AD），在帮助西方建立修道院制度上有建树。东方教会把他视为圣徒。由于他在思想上属半伯拉纠派，西方教会未将他列入圣品。[xxxvi] 卡西安认为，《圣经》经文有历史的、灵意的、比喻的、和神秘的四重意思。“比喻的”即是道德意义，希腊字是“tropē”，有“转向”的意思：一个字转向道德意义。“神秘的”是指一种奥秘的、属天的意义，从希腊字“anagein”（“导向”的意思）而来。[xxxvii] 在中世纪流传的卡西安的拉丁文的四行小调是：

文字教导的是事件（即神和先祖的作为），

你所信的是灵意的教导，

你所行的是道德的教导，

你前往的是类推的教导。

有人将它改写为押韵的诗句：

字句教导已成就之事；

寓意教导你应信之事；

道德意思教导你应作之事；

属灵意思教导应盼望之事。[xxxviii]

据此，《圣经》的四重含义是：字面性（literal，或历史性（historical））、寓意性（allegorical，或教义性（doctrinal））、道德性（moral，或比喻性（tropological））和灵意性（anagogical，或末世性（eschatological））。例如，“耶路撒冷”的四重意思是：

字面：犹太人的古城；

寓意：基督徒的教会；

道德：敬虔的心灵；

灵意：天上的圣城。[xxxix]

寻找卡西安主张的《圣经》的这种四重含义，遂成为中世纪寓意释经的流行方法。[xl]

对寓意释经的评估

宗教改革时期之前，寓意释经法主宰基督教的释经学达千年之久。而且，时至今日，仍有基督徒继续采用这种方法，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同罢了。如上所述，基督教寓意法释经，最初是出于护教的动机，是为了化解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圣书之间的张力，为了对抗否认旧约《圣经》的马吉安等异端。教父们用寓意的方法，在旧约《圣经》中寻找基督，宣称旧约《圣经》是一份基督教的文献，新、旧约《圣经》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寓意释经者的动机是善良的，而且也确实维护了《圣经》的权威。其次，用这种方法解出来的“意思”，对现代的读者来说，似乎是毫无意义。但是，这些“陈词滥调”却不断提醒人们注意《圣经》的深度和复杂性。也就是说，《圣经》经文和名词的历史意义，是远离当代读者和他们的世界的；而《圣经》经文和名词的其他意思，却是触及现今的信仰生活的，如教会的治理、信徒的道德状况、属灵光景和末来的盼望，等等。[xli] 寓意解经法也起到了造就信徒的作用。

但是，寓意释经法的偏颇和造成困难，也不容忽视。首先，寓意释经缺乏真实的历史感，忽略了经文的历史因素。第二，寓意法强调基督是《圣经》的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但却对神的历史的、渐进的启示缺乏认识。因而，武断地把新约的许多观点读进旧约中去。第三，新约作者有时确实使用预表的方法去解读旧约经文的属灵含义（本书以后的章节将有详细讨论），但寓意法混淆了预表法与寓意法的区别，企图在旧约的许多经文中发掘属灵的含义。[xlii] 寓意法的滥用，使寓意变成私意，把《圣经》变成“蜡鼻子”（nose of wax），任读者拿捏、解释。[xliii] 兰姆尖刻地指出：

寓意解释的一个危机是，它使神话语的真意变得晦暗不明。要不是他们采用这方法解释《圣经》时，把福音真理放在中心地位，他们早已成为异端了。事实上，诺斯底派（gnostics）就是应用寓意法解释新约，成了异端。《圣经》若用寓意法解释，可以成为解经者手中的方便工具。在寓意解经的体系下，可以把《圣经》解成各种不同的教义体系。而我们又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判断，哪一种才是正确的。这也是诺斯底主义受到排斥的原因之一。当时的正统派人士希望，寓意法只用于解释旧约，而不适用于新约。诺斯底派的人指责，这样的解经方式，前后不一致。要把经文释义从寓意法所造成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唯一之途是回复到稳重的、合宜的、文字的《圣经》解释法。寓意法只是给主观的解经者一些方便，而造成的可悲后果是，把神的话语弄得晦暗不明。[xl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