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五经的经文批判

创世记对其写作所提供的线索为数甚多，远超过以上略举的数项，这是众所周知的。首先引起人注意的，是对神称呼的区别，以及有些故事表面看来似乎重复。一七五三年，阿斯突（J. Astruc）尝试用这些方法来将摩西所用的文献分类，到了十八世纪末，从研究者的观点来看，摩西这位人物日趋模糊，他们以一位不知名的编纂者取而代之。凡用神（Elohim）的经文，都归为「伊罗兴作者」（Elohist），简称为 E ；其它用主（耶和华或雅伟，Jahveh，Yahweh）则是出于「雅伟作者」之手（Yahwist），简称 J。不久即有人结论说，「伊罗兴作者」不止一位，后来便在 E 与 J 之外再加上 P（祭司来源，Priest source），以区分第一位和第二位伊罗兴作者。但在一八六○和七○年代，兴起了一次影响更深远的改革，革拉弗（K. H. Graf）以及后继者威尔浩生（J. Wellhausen），提出了一个主张，将 PEJ 的时间顺序颠倒，改成 JEP ──这一激变对五经其余部分的冲击，远超过创世记，因为它将利未的律法置于以色列历史之末尾，而非其开端。对创世记而言，一般视为写于被掳时期或被掳归回时期的 P，提供了最后的框架，在本卷书的前一部分，它将自己的数据与 J 交织在一起，于十五章之后，则与 J 和 E 交错。

一旦这种研究方式普遍被采纳，更多人从这些文献中发现可作为分类标志的特色，其数目甚众，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五经已被分割得体无完肤，甚至一节之内可以区分出两三种来源，也不足为奇，因为每一种来源都被认为有其独特的字汇、风格和神学。如果某个名词、动词或代名词有同义词，这两个字其中之一就几乎算是 J 或 E 的指纹，另外一个则属于 P 。凡是家谱或年代，就是 P 特殊的兴趣；若注重北方支派，则很可能是 E 的杰作。至于神学方面，在 J 中，神会直接与人说话，祂的个性表达极为明显；在 E 中，祂的信息多半透过梦或天使从天上传达；在 P 中，祂是伟大而超越的，策划事件的进展，以实现神主国度为目标。

这个理论的柱石为，有些故事具重复现象，有些则似乎是组合凑成。凡自称为与其它记载不同的故事，则被视为相同事件的另一版本；而一则故事被切割得如此细碎，又被如此巧妙地重新架构，以致原先只有一个记录的，变成了两个不同的记录，亦为常事。经过这些神奇的手术，几乎再也找不到亚当，就算有，也少了从他肋骨造出的夏娃，来成为他的配对。这技术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洪水与约瑟故事的分析，以下第八、三十七和四十二章中的增注部分将会讨论。

自此之后，五经的研究便岔成几个方向，近几年来最受注意的是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其宗旨在找出一个衔接而成的作品之著作单元，并尝试将其诠释为不同状况下的产品。结果，研究重点在强调各别著作所处的环境，因此， JEP 的观念受到修正；比方，大家不再视之为公元前第九、第八、第六世纪的当代各别产品，而认为是历代以来，在以色列各个不同的圈子中所保存并发展的传统记录，每一种之中都存有很古老的数据。

这一类方式打破了早期批判学的僵硬，因此，如班参（A. Bentzen）曾说（他以斜体文写）：「我认为我们必须不再提『文献』这回事」²，但是不论班参怎么说， JEP 的缩写仍广被采用，而且在大半场合下，仍代表那些编纂了各个传统的文献，与从前的看法雷同。甚至大体而言，过去认为这些文献所属的年代，也没有什么变动；还有零星学者继续用老方法将它们再分解，或再发掘从前未料到的来源。诸如，辛卜森（C. A. Simpson）³随从麦尔（E. Meyer）等人，将 J 分为 J1 和 J2；斐弗（R. H. Pfeiffer）⁴在 JEP 之外，添上他的以东文献「S」；爱斯费特（O. Eissfeldt）⁵分析出一份早期的「平民」来源（lay source），「L」；结果，五经文献的顺序成为 LJEBDHP。

事实上，虽然现在主要的学术兴趣已经转到其它方向，古老的五经著作分析法，至今仍被视为大致上是正确的，并且亦为绝大多数后期研究的基础。所以在此似乎仍需指出，这方法相当缺乏踏实的证明。

1. 神的名字并非区分作者的安全准则，虽然乍看之下彷佛有理，但甚至（实际上）文学批判者也不以为然。譬如，许多人接受 E文献的片段始于创世记十五章，可是该章「Elohim」一字全未出现，而「Yahweh」倒出现七次；有些注释家一厢情愿把含「Yahweh」的经节仍归于伊罗兴作者；所持的理由是，后来有位人士涂改了原来的证据。二十二1～14，是一段更当属于 E 的经文，其中「Yahweh」出现三次，「Elohim」出现五次，他们也以类似的方法解释。再有，十七1和二十一1下是属于 P ，却也提到「Yahweh」。若将这些以及其它异常状况全不予考虑，单说「原来这里必定是 'el……」⁶，则是只因不方便的缘故，就摒弃现有的证据。

这种情况亟需要更有弹性的研究方法，不仅容许可能来源有几种的假设，也要容许同一位作者可在某些经文中，有意或无意间选择使用较亲切的「Yahweh」或较一般性的「Elohim」；并且也应容许在神学上没有差异的状况下，凭着美感的直觉，或一连串沿用某一个词，或自由轮流使用的可能性⁷。其它古人的用词方式，充分支持这一点；如，在乌加列哈达字版（Ugaritic Hadad tablet）上，Baal 和 Hadad 这两个字可交相使用⁸，在伊克诺弗特（Ikhernofret）石碑上， Osiris 也有好些名称⁹，其它例子就毋需再举了。

反对这种自由改用名称的人，常举出埃及记三13以下及六3为证，指出在创世记中，E 与 P 不可能用 Yahweh 一名，因为从他们的观点看，在摩西蒙召之前，这个名字从没有人听过。可是这说法疏忽了这些经文的上下文。在出埃及记三14，神对「我是……」的解释，为三15所赐下的名作了导言，并且阐释了其含意；按照我们现有的书卷，这亦仍算是六3的上文。简言之，这名字第一次为人所知，按「知」的完整意义而言，是指它第一次得着说明；其实摩西本人母亲的名字约基别（出六20），就是一个与 Yahweh 组合而成的字¹⁰；这足以证明，就 P 本身而言，这名称早已广被使用。如，雅各布伯（E. Jacob，他接受 JEP 论）曾说：「……我们在出埃及记故事中，不是得到新名字的启示，而是一则对摩西已经知道的名字的解释；在那严肃的一刻，这名字被赋与的丰富含意，是他从未料到的。」¹¹

2.  其它语意学准则也同样难下定论。首先，正如卡苏特（U. Cassuto）¹²曾指出的，若一个观念有几种表达方式，就视为出自不同作者之手，这种方法常会误失了措词的微细含意差别。譬如，「订定」¹³约（cut）是将光圈集中在立约历史性的一刻，及其方式；「颁赐」¹⁴约（give）是强调主动立约之神的全权与恩典；「坚立」¹⁵约（establish）则是重在祂会兑现的信实。（附带一提，最后这两个词被允许同时存于 P 中；但岂不应成为再将它区分的准则？）再如，将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forth，J）强调他们得解放，而将他们带「上来」（up）（E）则是要读者注意他们的目的地，那应许美地。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区别。或者差别之处在于节奏感、轻重感，从选择代名词「我」的长形或短形（在批判学上将 'a{no{k[i^^ 归为 JE，将 '!!ani^ 识别为 P 的习标志），也可观察出这些原则。顺便一提，乌加列文与这两个字形相当的字，曾并排出现；如，在亚夸特三书（Aqhat III，vi. 21，23）中，它们在两行之内同时出现¹⁶，而这份文件没有双重作者的问题。

第二方面，许多这类用法的例子为数太少，在统计学上不具意义，或是限定得太过微细，不容作者有自由的余地。爱斯费特（Eissfeldt）对 J 和 E 中两个字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是在应许之地的故事中， E 使用「亚摩利人」一名，而 J 则用「迦南人」¹⁷。但只有两段 E 的经文可以找出这一点，而十五21同时提到「亚摩利人、迦南人」二者，却被略而不提，尽管它非常靠近所被引用的十五16。爱斯费特的另一个例子，是将同指「使女」的 s%ip{h]a^ 和 a{ma^  视为分别属于 J 和 E 。然而，这推理显得极不自然，因为如此一来，拉结在 E 中向雅各布提出要把使女给他（三十3），却在 J 中实际如此行（三十4）。爱斯费特推论，形容这些妾的第三个名词\cs16 pi^leg{es% ，暗示还有另一种来源，即另一个 J，但这一说仍难令人信服这种研究方法¹⁸。

3.「重复记述」更不能成为证明，因为只要有两个故事相像，就立刻理所当然被假定为重复。若事件相当接近，便被视为毫无可争议之处；若内容差异较大，则只证明传统的分歧何等大。这种假定的例子，由夏甲两次离家的标准分析法可见一斑。冯拉德（G. von Rad）以及大部分批判学者，将十六章与二十一章视为 J 和 E 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夹杂着 P；他注意到这两个故事的对比在十六章中，亚伯拉罕处于被动，个性柔弱，二十一章中却是他在负责；第一个故事中，夏甲骄傲又冲动，第二个故事中她却是牺牲者；十六7记载天使遇见夏甲，但二十一17却是从天上呼叫她，等等。

这些的确是两者非常引人入胜的区别。可是它们明明自称是两回事，但这种可能性却被默然否定了。可是，十六章夏甲轻看不能生育的撒拉，以及二十一章她的儿子戏弄¹⁹那使他失去身分的孩子，这两种状况绝非不能并立，更可说是自然的延续，反映出十四年来这个家庭中暗藏着的紧张、纷争。亚伯拉罕对这两次危机的态度，也可由此说明，因为在第二次时，他已经有前车之鉴，必须三思，因在头一次类似的情况中，夏甲得到神的命令，要她回家（十六9）。（亚伯拉罕和艾萨克将他们的妻子充当妹妹的前后两件事，也可作类似的评论；参见二十六章开头的注释。）

对于圣经本身前后毫无矛盾的记载，或是不予讨论，或是对它的解释说明（如二十六1上）断然拒绝，视为后人的调和笔法，实在是出于偏见，不是按理推论。

4. 有些故事乃经复杂的交织而组成的，这一说法能否成立，尤其值得怀疑。从编辑手腕的角度而言，没有一例可与之相比（最初提出此看法时，我们对上古近东文献的接触尚少，未能提供原则以约束各种猜测），而尝试解明原初设计的分析方法，却又奠基于那行不通的呆板著作风格观，前面第\cs161、2段已经说明。第八、三十七与四十二章的增注中，会举出更多例子，并作评论²⁰。

• 2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2（Gad, Copenhagen, 1952）,II, p.31。又见 C. R. North 在 H. H. Roaley（编者）, The Old Testament and Modern Study（O. U. P., 1951）, pp.48-83；E.  J. You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Tyndale Press, 1964版）, pp.107-154。
• 3 IB, I, pp.192以下。
• 4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2（A. and C. Black, 1952）, pp.159以下。
• 5 The Old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Blackwell, 1965）, p.239。
• 6 C. A. Simpson，二十二14的注释。
• 7 观察这些名词在约拿书中的分布，份量不重，又发人深省。亦参在五经以及旧约其它部分，对神的名字的用法所作的研究，U. Cassuto, The Documentary Hypothesis（Magnes Press, 1961）, pp.15-41。这本书是 La Questione della Genesi（Florence, 1934）的节译本。
• 8 G. R. Driver, Canaanite Myths and Legends（T. and T. Clark, 1956）, pp.70-72.
• 9 K. A. Kitchen, NBD, p.349a, 经文在 ANET, pp.329f。
• 10 参 H. Bauer, ZAW, LI,1933, pp.92f。
• 11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Hodder and Stoughton, 1958）, pp.49f。亦参 J. A. Motyer, The Revelation of the Divine Name（Tyndale Press, 1959），等。
• 12 所引过的书，pp.42-54。
• 13 据称是 JE 的字，见于十五18，二十一27，32，二十六28，三十一44。
• 14 被归于 P；见于九12；十七2。
• 15 也被归于 P；见于六18，九9、11、17，十七7、19、21。
• 16 经文在 G. R. Driver，所引过的书，p.56。
• 17 Eissfeldt，所引过的书：p.183。
• 18 同上。
• 19 见二十一9的注释。
• 20 见增注：洪水、第三十七章增注、第四十二章增注。